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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工、演員與導演:多面影人的多面影壇生涯

當時有評論這樣認為:“王雪廠的大哥，態度誠懇。看去確像一個孝子，但買了糖食，偷偷的孝敬老婆，老婆生氣不要，便拿去孝敬老母。導演者固然心細如發，他表演得卻也恰到好處。”［10］1927年，王次龍演出了《美人計》、《上海一舞女》、《馬振華》等片，尤以賣座片《王氏四俠》最為成功。在《王氏四俠》中，王次龍扮演了一位蓬頭垢面，面貌丑陋，但身懷絕技的俠客王五老。該片獲得了成功也讓王次龍聲名鵲起。該片“在民十六風行全國，由大中華百合公司出版，王元龍導演，王伯龍定名，王元龍、王次龍，王乃東，王征信四個姓王的分任主演，‘拷貝’至十五次之多，盈余的預算夠‘入超’兩字”。［11］“《王氏四俠》的成功，我們也可以說是扮演王氏四俠的王氏四俠的成功。因為這四位姓王的，在這張片子上，突飛猛進，人人有特殊的進步，尤以次龍的王五老表演得好”。［12］《王氏四俠》、《美人計》中老年人形象和俠丐形象的成功，展現了王次龍表演領域的延伸及其表演的可塑性潛質。1928年，21歲的王次龍演而優則導，開始了自己的編導生涯。在這一年中，他編導了影片《上海一舞女》和《清宮秘史》。兩部影片一古裝、一時裝，均由周文珠主演。《上海一舞女》講述了一位上海女子因與戀人發生誤會且被壞人操控，不幸淪為舞女并終被解救的故事。《清宮秘史》則是上海電影界較早制作的清代題材故事片之一，講述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一對京劇伶人夫妻因被王爺垂涎、謀害而不幸離世的故事。在這部影片的創作中，王次龍比較注重細節真實，利用自己曾在北京生活與擅長美術設計的特長，營造了較為逼真的清代生活景觀:“劇中人之服飾，均為旗式及翎頂袍褂，此等衣服，該公司系向一般遺老及古董鋪商購而得，所費不貲”;“布景泰半為皇宮中，雕龍鏤鳳，富麗堂皇，并有天堂地獄等景，或則祥云環繞，或則陰氣森嚴，為國制影片中前所未有，而革命軍起義，與清軍大戰一場，連天炮火，血肉橫飛，革命軍作戰之巧妙，及其勇敢之氣概，可于此中見之。”［13］在這一時期，他的創作多與其兄王元龍、女明星周文珠合作，形成了一個“金三角”的合作關系。周文珠的表演以細膩準確見長，且能飾演年齡跨度較大的角色，尤以演出《兒孫福》中年齡跨度數十年的母親形象為人稱道，是當時中國影壇廣受稱贊的演技派女明星。長期的合作，讓王次龍與周文珠產生了愛情，并結為伉儷:“次龍每以單調生活為寂寞，公司眾人，亦恒舉以調笑，次龍心有所動，不無求偶之思，果爾去歲次龍已擇定意中人周文珠，于心心相印中，宣告結合。”［14］王次龍在大中華百合公司的電影創作，經歷了銀海生涯最初的起步階段，在電影美術、表演和導演領域均進行了嘗試與探索，參與了大中華百合公司諸多名片的創作，涉獵了古裝片、都市倫理片等領域，為日后的創作發展打下了基礎。

二、聯華時期:步入輝煌的導演與表演創作求索

上世紀20年代末，大中華百合公司因電影制作市場回報不佳等原因陷入頓困。1928年，王次龍與兄長王伯龍、王元龍組建三龍影片公司，拍攝了《續王氏四俠》等片。1929年，聯華公司成立后，王次龍經過深思熟慮，放棄了與兄長王元龍的家庭公司式合作，選擇加入聯華:“以力重保守，愿惜羽毛，與元龍忤……改隸聯華公司，自領一軍，元龍亦另組龍馬公司。”［1］在聯華公司工作期間，是王次龍電影創作最成熟的時期，他獨立導演了倫理片《義雁情鴛》(又名《逃情的哥哥》，1930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發生之后，他與孫瑜、史東山、蔡楚生等一起，聯合編導完成了影片《共赴國難》，并擔任演出片中的華翁一角。1936年王次龍獨立執導了影片《孤城烈女》。該片被譽為“聯華適應時代需要的革命巨片”。

此外，他還以演員身份，與阮玲玉、金焰合作演出無聲片《一剪梅》(1937);與蔡楚生合作《聯華交響曲》之《小五義》(1937)和《王老五》(1937)。除了在聯華公司拍片之外，王次龍參與了其他公司出品的《還我河山》(1933)、《壯志凌云》(1936)的拍攝，這些影片在當時均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王次龍此時的電影導演創作，較之以往有了一定進步。如他的電影比較注重演員表演和細節刻畫，注重展現環境氛圍，在特定的環境氛圍和情境營造中突出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其時，有論者評論《義雁情鴛》時，便指出他的這一創作特點:“王次龍君拿他的特異的天才，豐富的經驗，縝密的心思，聚精會神地導演這部影片。所有重要的劇情，他固能導使諸演員深刻地表現出來，尤其注意諸演員的小動作，一絲不茍，認真非常，精神始終飽滿，真是難能之至，片中運用暗示法的地方很多。”［16］這一特點在王次龍導演的《孤城烈女》中也有突出體現，陳燕燕、鄭君里、洪警鈴、殷秀岑等人在片中的表演各具特色，且細節刻畫豐富。如片中村民乘船逃難時，殷秀岑飾演的胖少爺饑餓難當，發現地上有一個吃剩的玉米棒，想吃又不好意思直接撿起，先用腳鉤住玉米，然后慢慢移動，最后迫不及待撿起，一系列細節非常形象生動。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涌現的男演員群體中，不乏像王次龍這樣多才多藝的青年才俊。如吳永剛、馬徐維邦等人都曾客串或主演過電影。但當他們成為導演后，大多專注于導演工作，本人很少再涉獵表演領域。但王次龍卻不同，即便成為知名導演后，他對電影表演仍保有濃厚興趣，并以具有個人風格的表演立足影壇。這種對電影表演的興趣和追求，使王次龍十余年始終堅守表演領域，并成為抗戰爆發前中國影壇一位別具特色的知名男演員。影星陶金在談到解放前中國影壇的表演狀況時，曾這樣認為:“解放前，我們的影片在這方面很注意，演員的氣質和形象不重樣，不雷同，豐富多彩，各有特色。演員也是帶著各自的生活經歷、性格特點走進銀幕來的。……男演員中，有風度瀟灑的金焰，有壯如雄獅的張冀，有以氣勢功架見長的金山，有修飾精細的袁牧之，有快樂聰明的趙丹，有不溫不火，似壞又好的王獻齋，有工農型的魏鶴齡，有北京味兒的石揮，有厚誠老實的藍馬。還有像韓蘭根、殷秀岑、章志直、王桂林、尚冠武、李君磐、王次龍、關宏達等各具特點的演員，……老少高矮肥瘦各有千秋，配在不同的影片里，正如湯里的胡椒，藥里的甘草，增加趣味，豐富色彩。”［17］王次龍就是這樣似胡椒、如甘草的演員。他的外形不屬英俊偶像小生之列，但外形上的特點，也使他較少偶像明星個人形象的顧忌，為他提供了較大的表演探索空間，這種豐富的可塑性，讓他在30年代的中國銀幕上留下了眾多難忘的形象。《一剪梅》(1931)中王次龍扮演片中的白樂德一角。與金焰飾演的角色英武帥氣剛正不阿的性格特質不同，王次龍扮演的白樂德系喜歡追風逐蝶的脂粉將軍。在演繹這個角色時，王次龍賦予這個角色較豐富的形體動作，展現人物的性格基調。如白樂德在陸軍學校宿舍中登場亮相和白樂德初次拜訪胡家并發現胡麗珠跳舞時，王次龍均用豐富的面部表情，展現了他對女性的陶醉姿態，呈現了白樂德的脂粉本色。王次龍在吳永剛導演的《壯志凌云》中扮演了一位偽裝成賣藥的漢奸，這個反派人物的表演也很有特色，在有限的出場時間里，王次龍為這一角色設計了適合人物身份的形體動作及面部表情。片中漢奸出場，在廣場大力吆喝賣藥的段落，王次龍運用手勢和身體的形體動作，準確地展現了江湖販賣藥的吆喝、招攬生意的情境。在夜晚漢奸試圖煽動誘惑田德厚做內奸段落中，王次龍設計了豐富的形體和面部表情展現人物挑撥離間的過程，以不乏設計的表情和手勢，富有層次地展現出一個漢奸的陰險嘴臉，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影片公映后，有人這樣評價他在片中的表演:“經過那沉著老練的演技，把奸險刁毒的漢奸姿態刻畫得淋漓盡致，使人看了真會覺得他就是壞蛋。”

1937年拍攝的《王老五》是王次龍與蔡楚生、藍蘋、韓蘭根、殷秀岑等人合作的作品，無疑是王次龍此時銀幕表演的代表作。在這部作品中，王次龍一改此前在《壯志凌云》、《小五義》中的反派角色形象，扮演了一位善良、辛勞又不脫一定愚昧色彩的舊上海底層腳夫。《王老五》集中展現了王次龍銀幕表演的特色。如他表演注重細節和形體表現力這一特色，在片中得到了充分發揮。王次龍飾演的王老五注重展現王老五善良、天真、滑稽的總體性格基調。如片中前半段王老五因35歲還沒有娶老婆而哭泣的表演，具有滑稽的喜劇效果。王老五建好新房并準備搖籃后的害羞、被李姑娘用水潑出后照鏡子哭泣的內容，展現他天真質樸的一面。李姑娘父親去世后，王老五將房子讓給李姑娘時的表演，突出了其善良的一面。正因為王次龍對人物性格的出色刻畫，讓這個人物親切自然，鮮活立體，獲得觀眾的理解與認同。也為影片后半部分控訴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展現王老五一家貧苦生活與悲慘命運打下了基礎，讓觀眾為王老五一家屢受生活重壓的悲慘遭遇一掬同情淚。

三、民族主義電影創作旨趣、追求與國族觀念的公眾傳播

如果說王次龍多面創作涉獵廣泛是其顯著特色，那么，民族主義電影創作旨趣和追求則是其另一突出特色，這一思想觀念貫穿了王次龍的從影生涯。自20世紀20年代后期起，電影界關于民族主義的探討與關注日趨熱烈。葉秋原寫作了《電影上的民族主義》一文，1930年4月，《電影》雜志由盧夢殊組織編輯了“民族主義運動專輯”，發表了《中國需要有民族特征的影片》、《民族主義電影底建設》、《電影之民族性》、《中國應有底新興電影》、《民族主義與中國電影》等文章。這些文章，對中國電影應該承擔的積極發揚民族精神的使命進行了探討。①如盧夢殊在《民族主義與中國電影》一文中認為:“電影……是民族主義唯一的出路。因為，它不特在史實上，在個性上可以給人見到一國民族的特征，并且，在個性的方面的展露上，也可以給人見到一個民族精神的表露。”［19］秋苑在《電影上的民族主義》一文中指出:“文化的或藝術的民族主義底特征不僅是為政治的民族主義作宣傳;同時，它還映演民族的風趣，民族的生活，及民族的心靈。”

作為導演，王次龍的電影創作體現出較明顯的民族主義情懷。其兄王伯龍在談及王次龍棄學從影的動機時，特別指出王次龍對電影所具有的傳播民族思想與民族精神的認同:“慨于國內人民毫無民族思想，較之上古‘公家有難，國中罷市輟耕以共赴之’，不及遠甚，(次龍)遂棄其讀書生涯。”［1］王次龍本人論及自己電影創作觀念的文獻也印證了上述說法，他說:“平常的玩意兒盡多都是只有一時的娛樂性，至于影戲就不同了。我們看了影戲，對于戲中的善惡因果于不知不覺中，會受著很大的感動。有時候，竟可以改變個人的行為和習慣，所以，影戲對于多數人，當然更發生關系了，因此影戲在人群社會國家里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制造影戲者當然負有指導人群、改良社會、發揚國光的責任和使命。”

王次龍還認為:“我們四千年來遺傳著的，勤儉忠實禮義仁俠的天性，確可以造成不少慷慨激昂的戲劇。多少偉人，英雄的傳史，美人、俠女的遺事，其精神的崇美，大可作世界的表率，成人類的典型。這些有價值影片的材料，十年廿年也用不光，又何必定仿效外國影片的內容呢?……各國都想明白中國的情形，我們影界中人應該負起這個責任，趕快制造發揚民族精神的影片，教他們認識我們這個忠實和平的民族，現在我可以下一句斷語，如果國片照上述努力的前進，必定能使世界各國人士注意，更能在世界影片的銷場中占據一個地位。”［22］正是秉持上述觀念的緣故，王次龍的電影創作中不乏民族主義意識的表達。正如王次龍的兄長王伯龍所言:“王次龍的導演影片，是以民族主義粗線條的立場著稱在銀壇上。”［23］“試觀次龍歷經大中華、三龍、聯華、聯合、大長城諸公司，所導、演諸片，如《清宮秘史》、《王氏四俠》、《自由魂》、《還我河山》，當可推知其對于宣傳民族思想之努力。”［24］王次龍早在導演處女作《清宮秘史》的制作和宣傳中，便展現了他的民族主義精神氣質。該片廣告如是稱:“電影雖為游藝，但是不可不有主義……恐滿清的惡濁景象，能在新中國人民的眼睛里，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感想，故而把炮轟王宮革命成功的一段奮斗愛國精神插進去。名稱上雖是好像描寫清宮中的秘密穢德，其實主義是在懲惡除暴。把中華民國人民的革命精神整個的描寫出來，而且又假陰曹來懲罰奸惡的情形，用電影藝術描寫得活龍活現”

王次龍、王伯龍、王元龍三兄弟創辦的大長城公司拍攝的《還我河山》，突出體現了王次龍的民族主義意識。《還我河山》展現了在夷寇蠶食鯨吞中國資源的背景下，白蕉島土民在黃金龍、玉龍兄弟帶領下，經受夷寇金錢美女等考驗，合力御侮，不怕犧牲，終將夷寇驅逐海外，還我河山的故事。影片中多次表現島民奮不顧身奮力抗擊外侮的場景。片尾，片中的抗敵英雄黃金龍，雖然失去了自己的弟弟，自己也失去了一足，但他在島民祝捷宴上仍慷慨陳詞:“予弟雖亡，而國土完整，予體雖殘，而河山無恙，庸何傷乎?”該片的創作者如是認為:“一國的影片貴在能表現出一國的民族特性，《還我河山》的片名和內容，都帶有‘不二價’的意義，這適足表現出我國不屈不撓的勇敢的民族性。”［26］為拍攝《還我河山》，王次龍傾注了大量的心力，進行了大量的資料搜集整理工作。他說:“我為了要完成上述的宗旨，曾一度跑到東北，再跑到西南，費了七八個月工夫采取材料，現在倒能得到很好的成績。在這國難期中，除了東北與強敵頑抗的義勇英雄們外，在國內各地，沒有人注意到的，還有幾百萬強壯的健兒。……我在他們的周圍，看見他們那樣精壯神勇，團結愛護的精神，想到我們實在是個有希望，有力量的民族，真是使我精神百倍。所以我現在開攝的《還我河山》一片(原名《三勇士》)完全是在他們的地方實地取景。內容描寫他們勇敢的民情，述一次他們受鄰邦人士的侵略，他們的奮斗犧牲，可敬可佩的一段悲壯的故事。”［22］在致三哥王伯龍的信中，王次龍談及自己在廣東中山縣白蕉島拍片經歷:“此次拍片最感困難者，即土人指揮不易，語言尤不通，所用臨時演員千余人，忽來忽去，又加瀕海天氣，陰晴無定，比拍一普通片費時三倍以上，耗資更多矣。幸同人悉抱決心，為國難而奮斗，精神極愉快。”［27］1933年10月10日，《還我河山》在上海的北京大戲院、光華大戲院首映。該片在《申報》刊登的廣告非常明確地傳達了民族主義意識與愛國情懷:“發揚民族精神，提倡武力抵抗。”

“頭可斷，身可殺，志不可奪，國土更不可失。看片中一般熱誠愛國的民主，為著保持國土，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冒著槍林彈雨，男女老幼，肩并肩沉穩地站在最前線上，與暴敵拼命，這種激昂慷慨悲壯熱烈的情形，實足以驚天地泣鬼神”，［28］“獸性的日本帝國主義，張著爪牙殺向中國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將踏碎了我錦繡山河!日本帝國主義的鋼刀將殺盡四萬萬的同胞!同胞們!我們就此引頸受戮么?不，不，不!中華民族有了大無畏的精神!中華同胞有了大犧牲的決心!……《自由魂》乃系中華民族破天荒的革命巨片，深愿上海的民眾們!全國的同胞們!本《自由魂》的精神，打倒日帝國主義的壓迫!恢復中華民族的大光榮!”［28］這則電影廣告，滿懷激情，將該片主題做了淋漓盡致地發揮，凸顯了王次龍民族主義電影創作的特色。抗戰爆發前，有人總結王次龍的電影生涯時說:“把銀壇‘宿將’的頭銜放到王次龍的頭上，該是不會錯的。王次龍真是電影界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員，十幾年來，他始終是在努力著自己的前程，絕不因為‘后生可畏’而稍餒。”［18］抗戰爆發后，受制于時局與環境的影響，王次龍拍攝了諸如《中國泰山歷險記》等商業片，并前往香港從事電影工作。在香港他與妻子周文珠離異。①家庭的變故，加上事業上不順、個人嗜好等原因，王次龍在34歲時突然辭世，結束了其銀幕生涯。王次龍匆匆又有些悲涼的人生謝幕，令人不勝唏噓與感嘆，為自己，也為中國電影留下了遺憾。在王次龍去世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回望他15年的從影職業歷程，王次龍對中國電影美術、表演和導演發展做出的多向度的探索與努力，他的電影創作的民族主義情懷及其將民族精神通過電影傳遞給觀眾的努力，值得我們肯定與紀念。:

作者：徐文明單位：浙江萬里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