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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類謠言在網絡中傳播原因

（一）謠言出現不可避免1949年，香農和韋弗聯名出版《通訊的數學原理》，提出了傳播過程的數學模式，即后來成為傳播學經典模式之一的“香農—韋弗模式”。在這一模式中，香農將“噪音”的概念首次引入了傳播學。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被各種因素所干擾，從而導致一定程度的失真。因此，無論是依靠人際傳播的傳統社會，還是由互聯網搭建的信息社會，由于消息失真失實而產生的謠言，都是難以避免的。上世紀初，在心理學蓬勃發展的帶動下，謠言研究在歐美興起，特別是二戰時期的美國。被譽為實驗社會心理學之父的奧爾波特，其研究也是以戰爭時期的謠言為切入點。在其著作《謠言心理學》中，他和波斯特曼曾經總結出一個經典的“謠言公式”：R≈I×A。其中R即是“謠言”（Rumour），I和A則分別是指事件的“重要性”（Importance）和“模糊性”（Ambiguous）。[1]這則公式可以合理解釋大多數的謠言現象，兩位心理學家的研究表明，人類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在人們獲得認知的時候，會不可避免地摻雜進想象、評價和判斷的成分。在奧爾波特看來，凡是與人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事情，一旦沒有大眾媒體之類的可靠消息源的證實，官方又遮遮掩掩，那么很可能會使得謠言四起。回顧近幾年，無論是福島核泄漏引發的“搶鹽風波”，還是防治禽流感的“偏方”，亦或是層出不窮的“末日預言”，無一不是如此。

（二）個體判斷具有局限從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說”、維薩里發展人體解剖學開始，以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醫學以及化學為代表的一系列現代科學，逐漸從宗教枷鎖中掙脫。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進步，人類形成了前所未有、高度復雜的知識體系，從物種起源到宇宙規律，人類解開了一個又一個謎題。然而，就人類個體而言，科學發展并不能將所有事物的“模糊性”都一概解釋清楚。“不明的真相”也不會因為科學昌明而減少。相反，小到轉基因、量子力學，大到地震海嘯、世界末日，當謠言披上了科學的迷彩，大眾愈發真假難辨。曾任奧巴馬政府幕僚的學者桑斯坦認為，相信謠言的人并非是不理性的，相反，他們都處于理智狀態，人們無法分辨謠言，只是因為缺乏直接經驗或親身體驗。相對于網絡所承載的龐大信息量而言，不論每一個網民的媒介素養或教育程度如何，其科學知識終究是有局限的。就算是百科全書式的大學問家，也不可能像搜索引擎或維基百科一樣擁有海量知識，而且幾乎面面俱到。人們身處于洶涌的信息洪流中，每天需要處理大量的信息，而當謠言來襲時，人們缺乏足夠的知識支撐去分辨真假。特別在科學技術上，越是專業性強的領域，具備相關知識的人群就越少，例如霍金研究的“黑洞”，而且隔行如隔山，即使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在其他領域可能也只是門外漢水平，正如我們不可能要求霍金像袁隆平一樣了解水稻雜交。為了要讓自己在邏輯上說得通，人們會偏向于尋求科學的論證，會更容易相信學術權威，同時也更容易被捏造出來的假專家、假大師所蒙蔽。此外，意識形態、心理定勢和固有偏見，也在悄悄影響著每個人對于消息真偽的判斷。1934年1月，尼泊爾、印度邊境大地震，萬余人喪生。印度心理學家普拉薩德的研究認為：謠言不是用來增加恐懼，而是用來為恐懼辯護的。災區外的人無法解釋自己沒有受災卻也恐懼，為了給自己的恐懼找個理由，才產生了謠言。社會心理學家費斯廷格從此事件中獲得靈感，在50年代進行了一系列心理實驗，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假設，并在后續研究中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該理論認為人具有保持心理上認知一致的傾向，因此人類總是傾向于尋找與自己的看法、觀點、信仰相一致的資訊和信息來保持自己在認知上的協調。我們看到，極端的懷疑論者（如百度貼吧的“登月吧”）為了保持認知協調，始終不能接受“阿波羅計劃”和“嫦娥登月”的事實，而執著于相信早已被科學界辟謠，并且漏洞百出的陰謀論，還將所有反駁者統統扣上“網特”、“五毛”等帽子，不僅失去了真正的科學精神，也喪失了理性思維，變成了純粹的“為了相信而相信”。

（三）網絡核實責任轉移面對網絡謠言來襲，網民不但缺少直接從自己知識庫存中進行真偽判斷的能力，同時也來不及對信息進行逐一核實。正所謂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果殼網“謠言粉碎機”專欄成立3年來的謠言驗證帖多達503篇，幾乎每一次驗證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不僅要尋找中外文獻資料，甚至有必要還要親自實驗。但是，網絡謠言通常卻是以一種急切的態度迫求人們去傳播。比如Nibiru謠言：美國政府和NASA為避免地球陷入恐慌，隱瞞了太陽系第十顆行星（PlanetX）的真相，因為它會在2012年左右接近地球，引發巨大災難，如果不將消息及時轉發擴散，那么所有平民都將被政府所欺騙。面對“被刪之前趕緊轉”、“不轉不是中國人”這樣的要求，信息的接收者即使懷疑謠言內容，也會放棄主動質疑，而是采取推卸責任的策略，將核實真偽的責任交給“前一級傳播者”或“意見領袖”。不過，網絡意見領袖同樣并不可靠，就以微博來說，所謂粉絲百萬的“意見領袖”，多是經過運營方認證的名人、明星、企業家，借VIP的名氣擴大自己人氣和影響力。其實，以名人明星的知識程度，同樣應付不了微博上如此多信息的真偽驗證，同樣也會為了保持認知協調而在信息判斷上具有立場。因此就算是好心的“轉發求辟謠”，帶來的效果也常常適得其反，謠言越傳越兇，真相無人問津。娛樂明星一呼百應，而真正的科學家和專業人士卻大多關注寥寥，枯燥單調科學實證在眾生喧嘩中被淹沒，這使得“自媒體”的自我懷疑和自我糾正能力無法完全實現。此外，這些微博“意見領袖”盡管擁有比普通網民更多的媒體資源，但是一旦主觀上存在傳播虛假謠言的動機，則很可能利用謠言宣傳造勢，因此出現“秦火火”“、立二拆四”這樣的案例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群體壓力悄悄影響桑斯坦強調在謠言傳播中的從眾壓力，以及在群體心理作用下的極端化傾向，這與德國社會學家伊麗莎白•內爾•紐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論不謀而合。當謠言出現在某個群體內時，即使本身懷疑謠言真偽，人們仍然會選擇保持沉默，以避免失去群體內其他成員的好感，甚至是避免遭受敵視。在網絡媒介環境中，人們可以很容易感知自己的觀點是否會受歡迎，例如微博、微信、人人網的層層轉發機制，一旦確定自己屬于少數派，迫于壓力他們將更加不愿意傳播自己的看法，甚至轉而趨同附和。而如果選擇趨同群體，則信謠的行為又會與原來對信息的懷疑和不確定產生“認知失調”，為了使得自己的認知平衡，人們會動搖自己對于事物的原本認識，于是，個人的看法在潛移默化中被群體的觀念所影響、改變乃至決定。在由謠言引起的群體事件和網絡暴力事件中，從眾輿論的聲音常常將科學質疑和理性討論的聲音蓋過，信謠群體不斷螺旋上升，并且不斷極化。在日本核泄露危機爆發之后，盡管主流媒體上的報道十分謹慎，并且通過專家解答、文字圖表以及現場實況等方式一再辟謠，盡量避免受眾恐慌。然而，中老年大叔大媽作為搶鹽的主力軍，在“核輻射的危害”這樣的高科技內容面前，多數人的知識水平不足以直接判斷真偽。而此時，網絡上“碘鹽可以抗輻射”的謠言大肆流傳，有的微博“意見領袖”還出于善意勸告粉絲“多吃含碘食物”，使得原本對搶鹽不屑一顧的年輕人，在從眾壓力和群體恐慌面前，也開始轉發謠言，甚至改變原來懷疑的觀點，付諸實際的搶鹽行動，使得一時的搶鹽風潮，壓過了主流媒體的辟謠和澄清。

二、科技類謠言的傳播特性

（一）內容上突出災難性避免災難是人類的生存本能，政府和商家常常利用人類由此產生的恐懼和擔憂，將“訴諸恐懼”用作宣傳和廣告的技巧。同樣，謠言也利用人性這一特點，在內容上突出事件的災難性。如果從內容上細分，在科技類謠言中，所描述的災難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兩類。一類是突出災難對人類造成的影響，如“2012年12月12日世界末日”“、Nibiru小行星撞擊地球”這樣的謠言。第二類是利用災難恐嚇，勸慰人們以某些方式規避，例如在“3•11”日本關東地震、“4•20”四川雅安地震等大地震之后，微博上層出不窮的地震預報謠言。近幾年，每當禽流感疫情爆發時候，“服用板藍根可防禽流感”的謠言也是一再出現。由災難，或可能發生的災難而產生的巨大震撼力，足夠吸引互聯網大眾的眼球。末日審判式的災難，在素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傳統文化中，更是不乏啟示錄的意義：隨著人類科技迅速的進步，帶來的卻是道德淪喪、經濟崩潰、環境惡化、氣候異常、生物的自然規律被破壞。當然，其中也不乏諸如“飛機化學凝結尾（Chemtrai）l”、“人類登月系政府偽造”、“高鐵導致災害（張拾邁事件）”這樣的陰謀論和偽科學謠言。可見，對于現代科學技術，從轉基因技術到骨髓捐獻，從核能技術到登月探索，人類對于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帶有著“弗蘭肯斯坦”式的恐懼。同時，大眾對災難的心理恐慌，也更容易引發社會失序，比如日本核泄漏危機而引發搶鹽鬧劇。

（二）利用科學建立權威性巴黎高等商學院的營銷學教授卡普費雷在《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一書中認為，謠言是對權威媒體的一種回擊，迫使官方開口，其本質在于反權威。不過，謠言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權威，特別是對于科技類謠言，利用看似科學的理論、方法和實驗，是讓大眾信以為真的通常做法。正如莊子在千年之前的感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現代自然科學對于人們的知識要求極高，尤其是像天體物理、材料科學、量子力學、分子生物學等高精尖學科，幾乎是非專業人士所不能理解的。因此，當謠言中出現了冠以科學名號的理論、著作、論文，自然容易讓人信以為真。例如關于“張拾邁”的謠言，《高鐵———悄悄開啟群發性地質災害的魔盒》一文原本影射的是已故科學家黃萬里教授的網絡“釣魚文”，主人公“中科院西安地球環境研究所的張拾邁教授”至死不忘呼吁相關部門停止修建高鐵，雖然經過反復調查和中科院的辟謠，才確認不論是人物還是理論，全部都是憑空捏造的。然而，“夏爾謝夫力”、“斯蒂芬金效應”這些概念，類似于新聞消息源的引用，卻忽悠了數不清的中國網民，甚至《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在“7•23”高鐵動車事故的報道中，還直接引用了“張拾邁教授”及其觀點。

（三）科學理論自身的不確定性路漫漫其修遠，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幾乎每一項科學研究，都需要經過實驗、計算、推理等方式反復驗證，再在不斷的總結和修正中形成較為堅實的科學理論。如此長期且復雜的過程，既是產生科技類謠言的溫床，也是令不少科技相關的謠言長期難以辟清的原因，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基于科學的立場，對于某些事件確實無法定下絕對的結論。時下最為顯著的案例，當屬關于是否要推廣轉基因的爭論，特別相當一部分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如方舟子和崔永元），由于“確認偏誤”的作用，使先入為主的理念逐漸代替了理性判斷，因此，就算是業內專家出面解釋，也很難在公眾面前將轉基因的爭論全部化解，更有頑固者將科學家的解釋也當成是政府或商人的陰謀。羅素曾比喻式地假設道，如果他聲稱在地球和火星之間有個瓷制茶壺以橢圓軌道繞太陽公轉，只要他補充說明這茶壺實在太小，即使最強大的望遠鏡也無法找到，那么沒有人可以證偽這一主張。“羅素的茶壺”所描述的這個困境，也正是規避科技類謠言的一大難點所在。因此，科學理論在某些偽科學和陰謀論謠言的反駁上，是相當無力的，事例諸如“神州7號出艙造假說”、“登月造假說”、“鮮血有害健康說”、“高鐵輻射說”等不勝枚舉。這些說法的立論，用科學理論做不到完完全全的反駁，自然給了謠言更大的生存空間。

三、科技類謠言的應對策略

（一）面對謠言，客觀認識科學技術對知識的高要求，確實讓不少的科技謠言困擾著我們，也正是謠言如此難以處理，也無法徹底根除，才要求我們更加了解它，掌握其傳播的規律。面對這些謠言，我們首先是要以一種中立的態度去看待，撇除對謠言的刻板印象，使我們在謠言來襲時，不再盲目從眾，也不誠惶誠恐。遙言并非都是謬誤和謊言，而是如同一塊哈哈鏡，在不確定的信息背后，透射出的是社會狀態和人性弱點。面對謠言，官方和媒體應該更有作為。政府也應當遵從傳播規律，重視網民的質疑，提升政府透明度，有問就答，義正言辭；有求必應，言行一致。從汶川到玉樹，再到雅安，我們可以看到官方在及時作出回應、權威信息方面的進步。在網絡媒體上，官方需要提高自身的傳播力，信息時，要杜絕遮遮掩掩、支吾搪塞；謠言澄清時，絕不能模棱兩可、答非所問，以此將受眾對事件的“模糊性”降到最低。對于網絡上的惡意造謠和誹謗中傷，政府有必要通過合理合法的手段加以遏制，以凈化網絡傳播環境。作為互聯網海量信息的把關人，媒體本該是真相的陳述者，謠言的澄清者，但近年來，媒體失實報道反面案例很多，甚至成為了謠言的制造者。如《大河報》記者主觀地將面條能燃燒和食品添加劑聯系在一起，引起了不小的輿論轟動，雖然最終被證明該信息是不正確的，由于不科學的報道，長此以往勢必導致媒體公信力缺失。甚至本來正確的謠言澄清，也會讓網民難以信服，如此反復造成惡性循環，將難以彌補。面對謠言的挑戰，媒體應當通過真實信息消解網民疑慮，以科學、詳實和快速的報道厘清事件，還原真相。

（二）獨立思考，保持謹慎作為一名普通網民，作為信息的接收者，需要獨立思考的精神，作為信息的轉發者或傳播者，則應當保持謹慎，對自己的信息負責，做一名獨立思考、崇尚科學的網民。電腦技術的發展，使造假變得越來越容易，即使有些事情聽起來無比順理成章，即使有圖有視頻、有實驗有論文，也不見得就有真相，因此對于網上的任何信息，網民都應保持適當的懷疑心態。特別是對于網絡人際傳播，更需要網民保持謹慎。謠言通常會通過“FOAF”（FriendofaFriend）的方式在人際之間進行傳播，即這些故事通常發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或是他們的見聞。迪方佐和博爾迪亞認為，謠言“是在各種模棱兩可的情境脈絡中產生，突出表現了人們對于理解的心理需要”。這種“朋友的朋友”的開頭多見于網絡帖子或微博段子中，借有趣、恐怖或幽默的方式說故事，以滿足受眾心理需求，降低其戒備心，并傳播某種道德觀和價值觀。因此，無論是轉發還是原創，即使是熟人途徑獲得的信息，也不能全盤照收。當然，總有一些謠言會讓人無法探知到事件真相，比如有關外星人或預言式的謠言。世界末日、小行星撞地球這樣的謠言，即使當預言之日平安度過，也永遠都無法徹底說服陰謀論。那么，當網民自己無法直接求證的時候，出于對自己信息傳播負責任的態度，有必要將“疑似謠言”制止于自己，而非不負責任地轉發或引用。

（三）科學普及，任重道遠中國人的現代科學精神在之后得到極大啟蒙，然而在百余年之后，國民的科普之路依然任重道遠：由于對科學技術缺乏了解，使得網民態度常被封建迷信思想、意識形態所左右，也助長了科技類謠言的滋生。當前，我國的基礎科普教育尚不充分，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應當注重對國民的科學精神培養。只有普及科學，才能提高大眾在網絡上分辨真假是非的能力；只有開啟民智，才能讓大叔大媽也能主動破除迷信、反對邪教。如此讓反科學的陰謀論失去生存的土壤，讓偽科學、假大師原形畢露。在五彩斑斕的網絡世界，更需要“賽先生”發出聲音，告知真相。對于高度專業的科技人才和專家學者，在繁重的科學研究和實驗任務之余，也需要要將深奧的科學知識，用有聲有色的方式普及給網絡大眾。網絡科普媒體如果殼網、科學松鼠會，用生動有趣的語言吸引網民，以科學嚴謹的數據和例證應對謠言，值得其他科普工作者借鑒。對于媒體以及從業人員，其科學素養更是亟待提高。黃遠生百年之前就提出記者“四能說”，要求記者“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如今，許多記者、編輯出身文科，在數理化知識上本身就有不足，而對于日見增多的科技謠言的判斷，迫切要求著媒體人提升自身的科學素養。因此，現代記者更應該是通才、全才，需要對科學技術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判斷能力，在寫稿件時，也應當遵循科學規律，不能未經采訪實證，就隨意引用百度百科，更不能聽風就是雨，在謠言造成恐慌時，不經過考證核實就匆忙報道。

作者：曹珩單位：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