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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樣本選取與研究設計；實證檢驗與分析；結論與啟示，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國A股上市公司在單項長期資產（長期投資）上的減值會計行為，通過對2001-2005五年總共2324個長期投資減值觀測值進行分年和混合截面線性回歸，本文發現，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減值計提一定程度上確實考慮了以資產獲利能力表征的質量因素、減值受資產質量因素影響的證據，同時，也驗證了減值受盈余管理因素影響的主流文獻結論，相對而言，盈余管理因素比資產質量因素對長期投資減值的影響更為顯著、文獻回顧、理論分析、描述性統計分析、回歸分析、資產減值與經營業績下滑之間存在聯系，根據長期投資的特征所選擇的資產獲利能力變量GIi,t，在減值幅度相對較大的兩個年度（2001年，2005年）和混合截面回歸中都跟減值比例顯著負相關，表明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減值確實在相當程度上考慮了資產的質量。⑵盈余管理會計因素對長期投資減值的影響。配股和回避ST的盈余管理動機顯著影響了長期投資的減值比例，檢驗結果與前期文獻關于整體資產減值的結論一致，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本文探討了中國A股上市公司在單項長期資產（長期投資）上的減值會計行為，通過對2001-2005五年總共2324個長期投資減值觀測值進行分年和混合截面線性回歸，本文發現，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減值計提一定程度上確實考慮了以資產獲利能力表征的質量因素。本文的研究補充了減值受資產質量因素影響的證據，同時，也驗證了減值受盈余管理因素影響的主流文獻結論，相對而言，盈余管理因素比資產質量因素對長期投資減值的影響更為顯著。

【關鍵詞】長期投資減值；資產質量；盈余管理

一、引言

資產減值的各項經驗研究表明：影響企業資產減值會計政策的主要因素分為經濟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其中，經濟因素主要是指由于行業和企業自身經營環境的不利變化而導致企業資產的價值損毀；盈余管理因素主要包括經理人變更、利潤平滑、大清洗等(戴德明等，2005)。由于減值計提的原因與資產類型存在密切聯系，上市公司會利用不同的資產進行盈余管理(蔡祥，2004)，而且長期資產減值缺乏確認的標準，更接近國外文獻中關于“操控性減值”的概念。因此，本文通過考察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減值計提的會計行為，試圖回答如下的問題：長期投資減值信息是經理人向市場傳遞資產質量降低的公允披露，還是盈余管理的機會主義行為？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回顧

由于本文的樣本期間與國外研究中缺乏具體準則規范階段的自愿減值研究具有類似制度背景，因此，重點關注該階段自愿減值研究中關于會計選擇行為特點和動機的文獻。該方面大部分研究在肯定資產質量毀損對企業計提減值的時機與金額具有顯著影響的同時，都發現資產減值被用于盈余管理的明顯證據。其中，達成共識的結論是管理者變更(StrongandMeyer，1987)，其他盈余管理動機包括大清洗或利潤平滑(ZuccaandCampbell,1992)，以及債務契約(ElliottandShaw,1988)等。但是也有文獻認為，特定資產的減值是管理人員對企業所處經濟環境變化的正確反應,并非操縱盈利的行為(Francisetal.,1996；Rees，GillandGore,1996)。國內實證文獻一致認為，虧損公司存在利用資產減值進行大清洗的證據(肖星，2004；戴德明等，2005；趙春光，2006；薛爽等，2006；王建新，2007)；資產減值的主要盈余管理動機是規避或迎合證券市場的政府監管政策(王躍堂，2000；李增泉，2000；蔡祥等，2004)。

（二）理論分析

資產的質量通常與其產生的收益和未來期間的現金流入存在正相關關系，因而資產的減值相應與之存在負相關關系。據此，本文選取了兩個直接反映長期投資獲利能力的會計指標度量資產的質量：

1.利潤表所報告的投資收益是企業進行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所取得的，短期投資的損益主要在當期實現，而長期投資的損益是跨期實現的，投資收益對凈利潤的貢獻越大，說明投資的獲利能力越強，則減值比例就相應越低。

2.現金流量表所報告的投資活動現金流入主要來自企業的債權、股權投資，以及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的處置，下期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占當期資產的比例越大，說明資產獲取現金流的能力越強，則減值比例就相應越低。本文假定長期投資產生的是未來現金流量，而短期投資產生的是當期現金流量，因此，在下期短期投資和當期長期投資之間分配下期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①。為了檢驗經濟因素對A股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減值的影響，本文提出假設H1-1和H1-2：

H1-1：長期投資取得當期投資收益的能力與長期投資減值存在負相關關系。

H1-2：長期投資取得下期現金流入的能力與長期投資減值存在負相關關系。

影響資產減值的另一因素是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會計因素。王躍堂(2000)的研究表明，證券市場的監管政策對管理者的自愿性減值抉擇具有顯著作用，李增泉(2001)發現，當被強制要求執行資產減值政策時，具有扭虧動機、配股動機和處于臨界邊緣的上市公司一般會選擇增加當期收益的資產減值政策，而具有大清洗動機、經理人變更和利潤平滑動機的公司選擇增加未來期間收益的減值政策。為了檢驗盈余管理會計因素對A股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減值的影響，本文分別從扭虧(包括大清洗，規避ST/PT，保牌)和配股(包括臨界，配股和增發)兩個角度提出假設H2和H3：

虧損公司的扭虧動機：

H2-1：上期虧損，當期也虧損，從而當期被ST的公司具有大清洗動機，會更多提取減值，與長期投資減值存在正相關關系。

H2-2：上期虧損，當期扭虧，從而在當期規避ST的公司，會更少提取減值，與長期投資減值存在負相關關系。

H2-3：上期虧損且上期已經被ST，當期扭虧，從而在當期摘帽的公司具有保牌動機，會更少提取減值，與長期投資減值存在負相關關系。

盈利公司的配股動機：

H3：當期實施配股、增發，或者具有配股動機②的公司，會更少提取減值，與長期投資減值存在負相關關系。

對于國內外文獻所歸結和驗證的其他減值影響因素，以及常規上需要控制的一些因素，本文選擇了其中主要的部分作為控制變量，包括企業經營業績③、企業規模④和管理者變更⑤。

三、樣本選取與研究設計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選取2001-2005年年報信息中，長期投資減值準備賬戶的期末余額、本期增加數(計提)、以及本期轉回數中的任一項不為0的公司為初始樣本，剔除以下公司：(1)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2)數據缺失以及數據異常⑥的公司。最后得到在2001-2005年總共2324個長期投資減值準備觀測值。數據來源于Wind資訊數據庫和CSMAR數據庫。統計軟件為EViews5.0。借鑒前期文獻，本文以2001-2005年每一年的截面數據(式1)和五年的混合截面數據(式2)分別進行回歸。

WDi，t=α0+α1GIi，t+α2CFIi，t+1+α3ST1+α4ST2+α5ST3+α6PGi，t

+α7ROAi+α8MEXi，t+α9SIZEi，t+ε(1)

WDi，t=α0+α1GIi，t+α2CFIi，t+1+α3ST1+α4ST2+α5ST3+α6PGi，t

+α7ROAi+α8MEXi，t+α9SIZEi，t+α10YR01+α11YR02+α12YR03

+α13YR04+ε(2)

被解釋變量：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1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顯示，樣本的長期投資減值比例均值2005年和2001年最高(3.7%)，而跟資產質量相關的兩個變量——長期投資獲利能力與獲取現金流能力也是2005年最高（分別為24.6%和61.6%）。對于2005年的這種相悖現象，可能的解釋是，即使股市處于五年的熊市周期，同一時期的中國經濟卻不斷增長，國家宏觀調控，股權分置改革，人民幣升值，QFII進駐，都給上市公司創造了持續的發展機會，雖然被投資公司的市值隨著股市的整體走勢下跌，但是這并不妨礙使用權益法進行長期投資核算的公司確認在被投資企業的權益增長。這說明，鑒于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在長期投資的公允價值計量上應用市價并不比應用未來現金流的凈現值更公允。對于盈余管理因素的4個變量，各年樣本中配股、增發（PG）的盈利公司數最多，而在規避ST的三類扭虧公司中，回避ST的（ST2）的較多，大清洗的（ST1）次之，摘帽的（ST3）最少，四類公司占總體樣本的比例在5年間無明顯變化。在當期實現扭虧的公司是ST2和ST3，混合截面中二者相加不過0.087（0.072+0.015），只占總體樣本的8.7%，因此，在長期投資上，虧損公司的減值行為并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總體特征。

（二）回歸分析

表2對減值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顯示，除了CFIi,t+1以外，各變量系數的符號與預期完全一致，檢驗結果再一次驗證了現有主流文獻關于規避和迎合監管政策的盈余管理動機影響資產減值的結論，在資產質量毀損經濟因素影響減值方面，本文找到了更多的支持證據。⑴資產質量經濟因素對長期投資減值的影響。本文驗證了資產減值與經營業績下滑之間存在聯系，根據長期投資的特征所選擇的資產獲利能力變量GIi,t，在減值幅度相對較大的兩個年度（2001年，2005年）和混合截面回歸中都跟減值比例顯著負相關，表明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減值確實在相當程度上考慮了資產的質量。⑵盈余管理會計因素對長期投資減值的影響。配股和回避ST的盈余管理動機顯著影響了長期投資的減值比例，檢驗結果與前期文獻關于整體資產減值的結論一致。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考察了長期投資減值的兩類影響因素：資產質量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在單項資產上找到了資產獲利能力和規避與迎合市場監管共同影響減值計提的證據。我們的研究補充了減值受資產質量因素影響的證據。在我們考察的5年間，2005年值得特別關注，該年無論在減值金額還是減值相對比例上均是樣本期間內最高的年份，公司之間在該年亦存在極大差異，描述性統計顯示該年出現了資產減值與資產獲利能力相悖的現象，而回歸結果顯示兩類因素對資產減值計提存在混合的影響，這也說明，我們順應會計國際協調趨勢應用公允價值計量資產的同時，對于單項資產減值跡象的認定需要考慮資產的特征與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資本市場環境。

【參考文獻】

[1]王躍堂.會計政策選擇的經濟動機：基于滬深股市的實證研究.會計研究，2000，（12）.

[2]李增泉.我國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政策的實證研究.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01，（12）.

[3]蔡祥，張海燕.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追溯與市場效應.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04，（12）.

[4]戴德明，毛新述，鄧璠.中國虧損上市公司資產減值準備計提行為研究.財經研究,2005，（7）.

[5]王躍堂，周雪，張莉.長期資產減值：公允價值的體現還是盈余管理行為.會計研究，2005，（8）.

[6]StrongJ.S.,andJ.R.Meyer,1987,AssetWritedowns:Managerialincentivesandsecurityreturns,TheJournalofFinance,Vol.42(3):643-661.

[7]ElliottJ.A.andShawW.H.,1988,Write-offsasaccountingprocedurestomanageperceptions,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Vol.26: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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