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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傳奇即唐人所作的短篇文言小說，是受志怪小說、志人小說以及史傳小說影響再加以變革而形成的，與前代作品的最大不同在于傳奇的創作是作者有意識而為之的。魯迅先生曾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1］《李娃傳》可謂是唐傳奇中的翹楚，作品圍繞著鄭生與李娃之間發生的故事展開。鄭生是有權勢和富貴的滎陽公家的公子，作品對滎陽公家族的描述是“時望甚崇”、“家徒甚殷”這便可以看出其地位之高及財產之富。鄭生到長安應試之時，偶遇名妓李娃，對她可謂一見鐘情，千方百計的討好追求，在之后與李娃相處的一年中，花盡了所有資財，被老鴇設計逐出，以唱挽歌自給。在一次盛大的挽歌比賽中，鄭生聲情并茂的表演為人們所稱贊，卻不料被進京入計的父親發現，幾乎將他鞭打致死，被人搭救后，保住了性命卻淪為了乞丐。在行乞中被李娃認出，經李娃的悉心照料恢復了健康，并使鄭生功成名就。在鄭生將去任職之時，李娃卻提出讓他另娶士族之女，送別鄭生至劍門的途中巧遇滎陽公，滎陽公得知事情的經過，力主要鄭生明媒正娶李娃為妻，致使文章以大團圓結局:鄭生與父親和好，李娃與鄭生結為夫妻。在這樣一篇曲折但是不離奇的作品中，體現了濃厚的中國文化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傳統婚戀文化的審視;唐代女性意識、女性觀念的解放;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和諧圓滿理念以及作品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典雅”與“通俗”相結合的追求。文章將從這幾個方面挖掘其中的文化內涵。

一、對傳統婚戀文化的審視

我國的婚姻早在漢代就已經形成了門第觀念，唐時仍沿襲這種風氣，并未衰減。在唐代，兩家的姻緣結合并非是男女雙方的愛情，而是一種維系權勢的紐帶。士族之間的通婚，既是一種榮耀也更有利于雙方的前途發展。并且，在科舉制度大盛的唐朝，婚姻與仕途也密切相關，知識分子想通過科舉考試一舉成名的同時也盼望娶到名門望族家的大家閨秀為妻，以使自己的仕途更加暢通。知識分子的這種愿望在唐傳奇中有著廣泛的反應。如《枕中記》里盧生的“黃粱夢”，這就是日思夜想終入夢，體現了當時人們的婚戀觀念，帶有強烈的利益性。唐朝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唐太宗時的“貞觀之治”，唐玄宗時的“開元之治”體現了唐代的興盛繁華。妓女作為一種社會群體，隨著經濟的繁榮而不斷壯大。在唐代科舉中，王道成曾說:“進士及第，是一種很高的榮譽，當時人稱之為‘登龍門’。”［2］“進士在應試得官前后，狹邪冶游，征歌逐酒，是當時上層社會的一種淫佚侈靡風氣。”［3］這就將上層社會的士子與下層的娼妓聯系在一起。娼妓雖為社會的底層人物，但也分為三六九等，上等的娼妓，她們不但能歌善舞，而且精通詩書，她們往來于官宦、商賈、文人的宴會之中，為其演繹歌舞，增添興趣。士人與妓女的交往，多是金錢與聲色的買賣關系，但也有一見鐘情的情況，從而突破了這種買賣關系而產生真摯的情感。但由于唐代森嚴的士族婚姻制度，士人與妓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地位懸殊，因此他們的結局往往是悲劇的。

白行簡的《李娃傳》之所以被稱贊被褒揚，正是因為他對于結局的安排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作者沒有沿襲慣例使鄭生與李娃分離，而是促成了一個大團圓的結局，這個結局的存在是不合情理的。白行簡給予滎陽公的形象是封建士族家長的典型代表，他維護的是門閥聲譽，在他的觀念中門第與階級高于一切，包括父子之情。滎陽公的這種嘴臉是深入讀者心里的。作為一個極力維護豪門貴族家族禮儀的老古董怎么可能接受一個妓女來做自己的兒媳，他根深蒂固的觀念怎可能因為李娃對于鄭生有所幫助就輕易動搖。另外在《通典•選舉三》中記載:“唐代吏部，兵部銓選官吏，應選之人，事前必須將自己的姓名、籍貫、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齡形狀、罪譴刑犯等等情況，具狀交郡，由郡呈尚書省審核，并明文規定刑家之子及工賈殊類之徒，均不得應選。”唐代的選舉制度尤為森嚴，在應選之前被調查的范圍也非常廣，并且明文規定了“刑家之子及工賈殊類之徒，均不得應選”。妓女則屬于“殊類”，所以士子與妓女的戀愛婚姻，不僅阻礙士子的前途，甚至會對其后世子孫產生嚴重影響。然而，唐傳奇本就帶有虛構的成分，作者虛幻出的結局則更體現出了他對于團圓意識的訴求及對于門閥士族只重利益而忽略感情的政治式婚姻的批評。中國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審美觀念，即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等相互融合，追求理想以至于達到完美的人生境界。《李娃傳》中雖然描寫了李娃與士人鄭生的曲折的愛情故事，但最終有一個“光明的尾巴”，這就深刻地體現了古代文人一直以來對于追求人生完滿境界的意識。

二、新女性形象的描寫

封建社會的女性是無地位，無獨立人格的代名詞。她們沒有社會政治的參與權，甚至沒有家庭事務的決定權，需要依附于男人生活。如《霍小玉傳》中，小玉對李益的極度依托。歷史上的文學家對于李娃向來有兩種對立的評價，有人認為作品是否認歌頌真摯愛情，表現愛情的主題，李娃與鄭生只是郎“財”女貌式的聚合，他們之間并無真正的愛情。有人卻認為鄭生與李娃之間存在著一見鐘情式的真摯情感，出現這樣的分歧的原因是李娃這一人物形象的復雜性。整篇作品中，處處可見對李娃形象復雜性的描寫。作為淪落風塵的女子，李娃的出身注定了她必將不同于一般女子，這也將造成其生活、心理、人際之中宦海浮沉的命運。文章的開頭，以娼妓的形象來寫李娃，使鄭生著迷上鉤，在二人近一年的相處中，李娃漸漸對鄭生產生了愛情，然而李娃為什么又和假母共同欺騙鄭生?雖然背后的主謀是假母，但是李娃在前臺的表演，使鄭生成功被甩掉。因此，有理解說李娃只為財，不為情。然而，我認為，李娃這樣做也是因為她想讓鄭生早點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孫棨在《北志里》中說到:“大中以前，北里頗為不測之地”，并記有令狐滈曾窺見鴇母與妓女“共殺一人不瘞之室后”，次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幸而不死，告官追捕，“其家已失所在矣”。

李娃怕假母最終會奪鄭生的性命，故不得不做出配合假母計謀的行為。另外，李娃是理性的，她不像霍小玉和崔鶯鶯那樣感情用事，只考慮眼前而看不到以后。李娃清楚明白自己與鄭生的身份懸殊，這種差距使他們不可能有終生的相伴，因此她才如此決絕，她始終冷靜清醒地面對事情發展的過程。李娃再次與鄭生相遇時導致了她情感的升華，這時的鄭生已經淪為乞丐，他在大雪中連聲疾呼，李娃在閨閣中聞之，都能清晰的辨認出使鄭生的聲音，連步而出，見到鄭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后，李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李娃與鄭生分開時日已久，但還能清楚地辨識出他的聲音，這一連貫的出于本能的動作，難道還不能體現李娃深藏在心中的愛戀?這時的鄭生是破落的，而她卻義無反顧地抵抗假母，與其共處。當讀者正在感慨于李娃的真情意時，她卻對假母說:“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這句話，則又反映出李娃的復雜性，但正是因為作品充分、細致地描寫了李娃性格的復雜性，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實感人的藝術魅力。白行簡并未給李娃安排像霍小玉的癡情和崔鶯鶯的單純這樣的形象。李娃有愛情，但在情深意濃時，她仍然可以用理智來思考，她有惻隱之心，她的性格中也有善良的成分，但她也會考慮自身的利益，正是這種復雜性，使得故事多次轉折。再來看霍小玉和鶯鶯這兩個女主角在各自愛情故事中的行為，她們是被動的，感性的，心中只念愛情，深陷于情感世界，她們不曾了解科舉制度，更不會參與到其中，導致她們對愛情的追求成為對男主人公科舉仕途的束縛，最終漸行漸遠。男人的逃離，女人的哀怨，構成了一個個悲慘的故事。而白行簡筆下的李娃，再次遇到鄭生之后，她參與到鄭生科考的過程中。備書、出謀劃策等直到鄭生一舉成名，這樣的李娃是與士族的政治利益保持一致的。她的個人努力，是兩個人團圓結局的奠基石。李娃之所以養成這般的性格，與其風塵女子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她并不甘心淪落風塵，而始終懷揣著改變自身命運的決心，這在時尚風氣日盛的唐朝是極為正常的。人們必須理解李娃為改變自身命運所變現出來的勇氣與智慧，這是她與普通女性所不同之處。

三、“雅”與“俗”的兼容

“雅”“俗”觀是中國古老的文化觀念，對中國文學也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先秦時期的“雅”“俗”與政治相關，但無褒貶之義。到了戰國時代，隨著知識分子的崛起，“雅”“俗”便開始朝著崇雅斥俗的觀念發展，而到了漢代，“雅”“俗”觀念經過不斷演變并逐漸對立起來。“雅”成了文人知識分子階層特有的價值術語，“俗”成為市民階層的價值術語，兩者作為主流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審美理想的代表一直影響到今天。唐人以來，諸多文學家極力推崇典雅的文學觀念，提倡文以載道的文學價值。但是對于通俗文化的接受也一直沒有中斷。對于唐人而言，典雅的文化是合乎上層統治者的審美觀念的，深刻體現民間特色合乎民間道德規范的則是通俗的文化。這兩者并沒有嚴格的對立，而是逐漸朝著相互融合的趨勢發展。作為文學類型的唐傳奇自然也朝著這一趨勢邁進。它不斷投合了民間的審美文化趣味，另一方面又著重表現了文人知識分子以及上層人士的生活理念和審美價值觀。雖然典雅仍然是唐傳奇的主導部分，但是其顯示出的雅俗交融的現象卻給唐傳奇包括后來的文學創作以積極的影響。

《李娃傳》是唐代文人白行簡的作品，它既然是一部文人作品，就必然體現出文人典雅的情志。但正如有的學者指出:“《李娃傳》在情節結構安排與人物塑造上，有著鮮明突出的民間藝術特色”;“它是文人創作與民間創作相結合的產物”。［6］所以說，《李娃傳》是“雅”與“俗”相結合的典型的作品。關于《李娃傳》中典雅文化的體現，可以從其寫作形式，敘述方式以及對于李娃、鄭生等人物細致的心理刻畫來體現。就形式而言，《李娃傳》的行文筆調比較典雅，華麗而簡潔，文中時常出現駢辭麗句。譬如文中對于李娃與鄭生共同飲食的處所———西堂的描寫，其描述十分能體現文人的文采:“帷幙簾榻，煥然奪目;妝奩衾枕，亦皆侈麗”。此外，作品中的人物，除去鄭生，滎陽公這樣的文人之外，還有李娃、假母、侍兒等下層人物，但是他們的語言中卻也體現出較為文雅的特色。如假母的一段話:“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茍想得，雖父母之名，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這便是作者對于文雅的追求而有意為之的結果。再從敘述方式來看，《李娃傳》的結構異常嚴禁，節奏緊湊，筆法簡潔，深刻體現文人創作的氣息，全篇不足4000余字，但情節卻跌宕曲折，結構也甚是完整。從偶遇李娃到設計逐生，再從生被其父鞭打到李娃救助并陪讀，幾經周折卻一氣呵成，這是作者對于文章精心剪裁的結果。白行簡對故事的結構做了精心的安排，既將原民間說話《一枝花》中故事的曲折予以保留，又適應了文人的閱讀習慣和文學理念。這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文人對民間流傳故事的典雅化的改編再創作。傳奇典雅性的最大特色便是對于文章中人物的心里所進行的細致刻畫。《李娃傳》中對李娃形象的描摹是極其細致又合情合理的。開始將其刻畫成一個聰明細心又多情的女子，她能看透鄭生故意掉馬鞭的小心思但又不露聲色，這也能體現出她作為一個風塵女子的敏感。在文中的多處心理刻畫都是繪聲繪色的，這是作者對于人物的深刻理解。所有這些都鮮明的體現著文人創作的典雅性的特征。

《李娃傳》的通俗一面主要體現在題材、人物選擇、對現實生活的描摹以及對于大團圓結局完美訴求幾方面上。《李娃傳》的故事發生在下層社會中，這里描寫了許多底層人物所生存的場所，諸如妓院、兇肆等等，而其中的人物也是以出于社會底層的妓女李娃為中心。唐傳奇發展到這個階段偏向于一個趨勢，那就是在文人作品中更多地展示了底層人物的生活狀態和生存命運，也就必然的加強了本來以虛構為主的唐傳奇的現實性，也使得其在偏于文人典雅性的同時多了幾分通俗性。這與文人自己的審美訴求有關，也與當時底層百姓的審美觀念直接相關。《李娃傳》描寫了十分廣闊的社會現實生活，對許多底層民眾進行了深刻細致的刻畫，反映了他們的生活狀態，性格特征和心理特點。例如對于兇肆以及唱挽歌的描寫，就是對于當時民族風情的直接反映，而鄭生兩次遭難后兇肆伙計和旅店主人的極力相救但最終又無奈棄之則較多的反映了他們作為社會中小人物的善良和無可奈何的復雜心理。這些對于底層人物的刻畫是非常真切的，明顯的再現了唐傳奇通俗一面的審美觀念和價值理想。此外，《李娃傳》呈現的是理想化的大團圓結局，這與中國民眾普遍的審美觀念也是直接相關的，這種大團圓是普通民眾的愿望和心理意識的體現。多數的學者注意到，《李娃傳》這一類的佳話作品“大多歷經相愛、悲歡離合、大團圓三個階段，似受通俗文學影響較為明顯。”［7］傳奇對于這種結局的欣賞，也深刻地體現出其逐漸通俗化的傾向。

四、結語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李娃傳》作為唐傳奇的經典是值得大家咀嚼品味的。它不僅是內涵豐碩的文學藝術魅力，而且在體現中華傳統文化價值上也表現出了諸多豐富的涵養。當然，《李娃傳》中所蘊含的傳統文化內涵并不僅僅存在于以上所論述的那些，對這樣一部承載豐厚的作品，人們還需要繼續挖掘其中更為深層次的意蘊。

作者：朱夢靜 單位：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