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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書院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古代官學的重要補充,是中國古代教育發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中華文化對外傳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文章以白鹿洞書院為例,分析江西書院文化傳播的主要因素,認為,政治為動因,經濟為杠桿,文教為結果,三者之間形成循環往復、互為表里的聯通關系,推動了書院文化的傳播和發展。
關鍵詞:白鹿洞書院;文化傳播;政治推手;經濟杠桿;文教展示
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與學術研究機構,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世界教育發展史上獨具中國特色。書院雖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但在現代社會仍具有重要的文化傳播價值。書院文化傳播是知識分子以書院作為傳播載體,主要通過教學授受、藏書刻書和祭祀等手段、形式進行文化傳播、人才培養、發展學術等活動,使人們認識書院文化,肯定書院文化價值,并在傳播中不斷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書院文化意義。然,傳播手段可以多種多樣,在當代社會,現代化手段,如虛擬現實技術等數字化手段亦可助推其文化遺產保護和進一步傳播。但觀其內核,推動書院文化傳播的諸因素值得深究,且更有意義。江西是中國書院文化傳播的重鎮,研究江西書院文化傳播的內在動因、諸多因素對今天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具有現實意義。江西白鹿洞書院作為中國古代天下書院之首,揚名海內外,其知名度提升除了眾所周知的人物、事件之外,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政策推動,并借助經濟手段促使書院教育繁榮興盛,廣泛依靠著名人士的文化及講學活動教化士人與民眾拓展書院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從而更好地為傳播政府的治國理念服務;觀書院內核,政治為動因,經濟為杠桿,文教為結果,三者之間形成循環往復、互為表里的聯通關系,成為古代書院存在發展和書院文化傳播的主要因素。
一、書院復興的政治推手
政治因素是古代教育首要考慮的問題,也是書院文化得以傳播的內在動因。因為古代中國王朝政治歷來重視政教合一的治理手段,在教化民眾的過程中,古代精英知識分子必須秉持這一核心的“政教”理念,尤其在古代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更是如此,江西白鹿洞書院雖起始唐代李渤兄弟的讀書之所,但那個時候白鹿洞書院大體只有一個文人的小眾的概念,離“成教化、助人倫”的治國理念相距甚遠,然至宋代以后,白鹿洞書院因為有官僚背景的精英知識分子的介入,逐漸由“私密性場域”走向“公共性場域”,儒學士子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念也在書院中得到完整體現。知識分子在此讀書可謂“獨善其身”,之后在此講學就可稱為“兼濟天下”,書院作為兩者的交匯地得到世人的廣泛關注。宋代朱熹《延和殿奏事》中有言:“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1]12從朱熹的這段言論中可以發現,他想復興白鹿洞書院首要的任務就是贏得執政者的支持,所以才有“乞賜敕額”的舉動,他為說服皇帝,列舉了以下的理由:首先是歷史維度,朱熹從歷史的角度闡述了書院建立的意義和價值,如他所云:“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游,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眾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1]12其次是綱常和現實教育需要的角度,他說:“夫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老佛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説,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郡至逾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絶,至于如此,則于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1]12再次是從先祖法度方面來闡述書院存在的必要性,他說:“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于《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圣及弟子像,又見于陳圣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于如此,則圣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1]12朱熹奏疏的上述幾條基本涵蓋了白鹿洞書院的歷史源流、綱常秩序、宋代先皇的舉措和社會現實的迫切需求,所提所想都符合當時的國家利益,因此得到執政者的支持。可想而知,無論是在政策理論層面,還是在實際操作層面,書院的復興都勢成必然。
朝廷或地方官員的支持、重視,對書院文化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以書院管理來說,書院實行以“山長”為中心的教育行政體制,山長一般由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或學術地位的人擔任,或為名儒宿學,或為退職官員。宋元間的山長多為各路學官兼其事,元代書院官學化,書院山長正式納入國家編制,由禮部、行省及宣慰司任命。到了清代,更加重視書院山長(乾隆三十年《上諭》改稱“院長”)的選聘,《上諭》要求凡充任書院山長者必須專任,對“教術可觀,人才興起”的書院、山長進行嘉獎。不僅有的書院由地方官員兼任山長,更有一些地方官員、告老還鄉的退休官員等創辦書院或者親自講學、交流。幸南容告老還鄉,創辦桂巖書院,聚徒講學;周敦頤辭官歸隱,在廬山北麓蓮花峰下修建的書堂里隱居講學,有了濂溪書堂;朱熹在知南康軍時,重建、復興白鹿洞書院;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期間,不僅在實際上主持尊經書院,還為書院生員講學,著名的《書目答問》就是張之洞的授課講義。此外,朝廷或地方官通過題(賜)額、置(賜)田、贈(賜)書、撥款等形式支持,對書院的發展及其文化傳播也起到了推動和激勵的作用。它甚至波及到海外,在朝鮮書院的發展史上,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就是“朝廷賜額”制度。朝廷賜額推動了書院在半島上的蓬勃發展,而這種制度的形成就是深受中國書院,尤其是朱熹與白鹿洞書院的影響。書院教育重要功能之一,即,為國取士。主要體現在,如何“選才”。書院文化的傳播離不開“人”這一核心要素,選人、用人、育人都成為歷代書院洞主、山長們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之一。《招舉人入白鹿洞狀》是朱熹為即將奔赴臨安參加省試的舉人辦的培訓班上說的,其中明確闡述了書院對科舉人才培養的宗旨:“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修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論策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于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山林閑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1]14在此,朱熹明確表示,利用書院舉辦這個培訓班,目的是想借此機會,以理學家講學修身的理念來修正世俗的科舉觀念,以期明了“國家取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待用”的真正意義。
二、書院運作的經濟杠桿
從朱熹《招舉人入白鹿洞狀》的最后一句“山林閑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1]14來看,他已經對書院的經濟問題有了不錯的安排,否則士子們在此地讀書的生活給養問題就無法解決,這也是書院辦學的命脈所在。而在宋代以前的南唐后主李煜時期,白鹿洞書院就有“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以給廬山國學”[1]404之說,亦可見各朝的執政者對于書院教育的重視程度;而且各地的經濟狀況可以影響到書院的發展,在經濟發達地區,書院的發展也明顯加快,尤其是贛江和湘江地區,該領域的書院不但數量眾多,而且影響力也很大。可見,沒有經濟作為強大的后盾支持,想要推廣文化,教化民眾基本是不現實的,因為在書院的講學、集會、藏書、紙張及日常管理各個方面都需要經費的支持,財力的厚薄程度直接關系到書院的生存,故明嘉靖年間江西督學副使鄭廷鵠有言:“嘗聞洞學聚徒之眾,每至數百人,吾道之盟可謂盛也矣。然往往以裹糧為艱,不及終業,雖有明道之志,隨即離師輔而反矣。故前賢思廣其用,買田相之,及文公置莊為業,共圖久遠”。[1]404從鄭廷鵠的言論中我們可以明確知曉士子們沒有書院的經濟依靠,人才自然風流云散,這就更談不上書院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播了,因此,沒有經濟作為支撐是不行的。我們在查閱相關資料時發現,明代對于書院的政策還有免除書院諸生徭役等,《優免差徭役》載:“嘉靖初年,撫按衙門議允,洞糧稅課已經通派,建昌縣不必扣除洞租,充納前項租銀盡該解洞供贍。此后洞租每谷一石,征糧二錢,以給洞生,雜泛差徭,照例優免。”[1]460相關政策的出臺更有利于學子安心求學。白鹿洞書院的《洞租給贍》一節載:“南康府諸生,每人月給谷一石七斗,該銀三錢四分;油二斤,該銀四分;四方及外府諸生,每人月給谷二石三斗,該銀四錢六分;油二斤,該銀四分……,月給谷七石,作米三石,該銀一兩四錢,油燭銀二錢,南康府按月給散。”[1]461至清代,巡撫蔡士英《示定洞規》又更為細致地核算了書院的開支:“主洞公費每月支銀九兩,一年共銀一百零八兩;副講每月支銀四兩五錢,一年共支銀五十四兩;每年會課諸生,約計六十名,供銀六兩,一年共支銀七十二兩……。”[1]275這些資料明確記錄了諸生和洞主的供給費用以及書院日常必要的開銷,而這些都是書院必要支出的部分,也因為制度的確立,上司視察不能有需索的行為。隨著政府的日益重視,書院經費的增撥可以擴充招生的數量,正是執政者的重視和經濟上的扶持,白鹿洞書院發展成集“精舍、號舍、憩館、貢院、射圃、倉厫、莊屋、坊橋之修葺,及洞主姓名、學規、祀典、書籍、田賦具載”[2]63的地方,逐步形成了一個較為獨立存在的社會圈層。
三、書院的文化教育與傳播展示
白鹿洞書院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推動下,最終以特有的中國文化現象展示給世人,它和我國其他書院一樣,在“為己之學”或是傳播儒家思想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宋明理學或儒學的種種風尚以及學派的推廣自然要歸功于書院的存在,這對于中國教育制度史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可以說,儒家學術的發達和薈集了許多杰出思想家的書院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個角度上說“書院是宋明以降儒學發達的制度上的保姆”。[2]2白鹿洞書院文化中最為著名的莫過于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該揭示是朱熹為了培養人才而制定的教育方針和學生守則,道出了古代教育的根本任務、為學的程序,指明了修身、處世、接物等之要。由此可看出,朱熹講學或教人為學的目的,是為了要人們按儒家經典,讀書窮理,修己治人,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自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一出,后世學人皆以此為重,成為封建社會后期辦學的準則。南宋書院以之為統一的學規,并成為元明清各朝書院學規的范本,影響到各級各類官學。王陽明對這個學規給予了高度評價,清知府李長春在《興復洞學看語》中也提出了延聘教師洞主的重要性:“……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害不小也……先之以人品,繼之以道學,又繼之以文章……。”[1]59傳統書院文化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它不同于官學的封閉式教育,具有某種開放性特點,也正是由于它的開放性促成了學術文化進一步擴散,普通平民也能受此影響,并且古代書院教育注重儒家經典,以經學為中心。在我國歷史上理學發展的高峰時期,作為全國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與理學三大派都發生了聯系,這使書院與理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所以胡適先生在1928年對廬山進行考察之后,認為白鹿洞書院代表中國近世700年宋學即理學的大趨勢;而鵝湖之會在中國教育史、哲學史上的重大意義已有共識,由此也可看出,書院的文教展示、文化傳播作用不容置疑。
在文教思想和中華文化對外傳播方面,書院文化傳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對東亞、東南亞的政治、文化、教育等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書院文化對外傳播開始于明代,更直接影響了朝鮮書院的發展,并成為韓國儒家文化傳承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能。朱熹與《白鹿洞書院揭示》對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影響很大。隨著書院文化的傳入,在注重祭祀的朝鮮書院,“奉祀朱熹的書院有25所,占到所有奉祀中國先賢書院總數的43.8%,位居第一,號稱至圣先師的孔子只8所,屈居第二。”[3]79而朱子學說的傳播更繼而成為指導李氏朝鮮政治的哲學思想。在日本,中江藤樹被認為是日本書院的首創者,他在創辦書院不久,便為書院制定了《藤樹規》《學舍坐右戒》等書院規條。這些書院規條幾乎全盤照錄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江戶時代,日本所有講授朱子學的藩校、鄉學、書院都將該《揭示》奉為圭臬。[4]展示了中華文化在文教展示方面的影響力和生命力。綜上所述,基本可以厘清中國書院發展的三大因素:政治力量、經濟手段與文教展示。它們是決定書院復興和文化傳播成敗的條件,更構成了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及文化傳播的主要推手。書院成為中國傳統官學教育之外的重要補充,書院教育也逐漸形成了“學術自由”、“尊師重道”、“重視德育”的特點,這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文化傳播途徑,同時闡釋其存在的文化意義。也讓世人看到,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人類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人類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更是我們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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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江藤樹.藤樹規[M].藤樹先生全集:第一冊.滋賀縣藤樹神社創立協會編,昭和三年.
作者:熊震;李昱 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