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藝政策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文藝政策對文學批評的影響“方式”

近30多年來，黨的主要領導人提出，要適應時代特點和結合實踐要求，努力加強文藝理論建設，積極開展文藝評論，大膽進行文藝理論和文藝評論的創新，為我國文藝事業發展提供正確引導，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營造良好氛圍。［6］404由此，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都實現了角色及關系的現代轉型。1．由于致力于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文藝政策以時代、國情與實踐為基礎，積極參照了他國文化政策的優勢及經驗，不斷地更正貫徹于文學批評的“盲洞”和“誤區”，確立了它的“中國特色”。尤其是從1980年代崛起的批評家如曾鎮南、季紅真、黃子平、李潔非、孟悅、陳思和、王曉明、吳亮、蔡翔、南帆、朱向前等人，他們大量地接受了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方法，卻又能“為我所用”，綜合地創立了符合中國文學經驗又面向世界的文學批評方法、概念、范疇、價值、標準等等。尤其是雷達所創造的“中國化批評詩學”及其《廢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論》、《民族心史的一塊厚重碑石———論〈古船〉》等堪稱經典的“宏文”，林興宅的系統研究方法、魯樞元的生態學批評、藍棣之的癥候式閱讀，等等，都在對中國價值的倡導中彰顯了文學批評的民族作風與民族氣派。2．文藝政策更注重對文學批評的“引導”意義，如要具備博大的胸懷，容許不同的藝求風格與藝術流派的平等“對話”，倡導自主創新和構建個體化的批評詩學，鼓勵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升國家軟實力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文學批評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促進它與其他學科、其他領域進行交流，保持本體的生命活力。3．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建構了良好的彈性的共生機制。由于對文學規律的認識愈來愈深刻，對它的遵循也越來越具備深刻的使命意識，文藝政策基本上不對具體的文學評價活動進行“干預”，而是高屋建瓴地為文學批評拓展張力、空間與可能性，如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以及重釋古為今用與洋為中用、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等重要“命題”。如《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鄧小平)、《宣傳思想戰線的主要任務》()、《在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等中央文件就為文藝批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4．文藝政策的制訂者基本上都有著深厚的專業背景，能夠充分尊重當前的文學現實與批評實踐，在貫徹與實施方面努力憑規律“辦事”。特別是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無論是在理念、指向，還是在標準或者藝術性方面，都逐漸地走向“共同化”。如周揚、陳荒煤、王蒙、閻綱等人既是主管文藝的高級官員，又是成就巨大的文學批評家。盡管后來一些學院派批評家影響不菲，但是他們也在不同的崗位歷練，如吳義勤就從大學教授“變身為”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施戰軍擔任《人民文學》主編，等等，并多方面地推動著文學批評的“主潮化”，這樣的例子還很多。5．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都是與時俱進的，它們之間并無根本的利益沖突，而且還相互對象化并予以提升。總而言之，當代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已打開了各自的合作與共生之門，也為后來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二、文藝政策對文學批評的影響“內涵”

盡管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存在著不菲的審美距離，而且發生影響還需經過若干中介環節。然而，經過不同的“方式”，文藝政策還是深刻地影響著文學批評的“核心內涵”。特別是文藝政策與政治權力關系的此消彼長，更使文學批評主潮發生錯綜復雜的遞變，并通過熱點、關鍵詞或者文藝思潮等諸多因素曲折地表現出來。

(一)由于中國特色之意識形態的強大效應和潛在的權力推動，黨的主要領導人“有意識地”發表關于文學的綱領性文獻，它們不僅成了文藝政策制訂的直接依據和基本內容，也成為這個時期文學批評的“聚焦”和“先導”。如《祝辭》就“期待”著新時期文學批評: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要同各種妨害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斗爭;要批判剝削階級思想和小生產守舊狹隘心理的影響，批判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克服官僚主義;要恢息和發揚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培養和樹立優良的道德風尚;要努力評介和培養社會主義新人，要以文學創作是否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為評價尺度;要注重于文學作品的審美性、教育性和娛樂性，要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要鼓勵文藝題材和表現手法豐富多彩、敢于創新;要充分發揮“洋為中用，古為今用”之效益，不斷地借鑒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藝術、哲學及社會思潮之成就，努力提高自己認識生活、分析生活、透過現象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等等。“文藝論述”與《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等指導性文獻則弘揚了世紀末以來文學批評基本的藝術與價值取向，如為貫徹“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之精神，文學批評遵循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以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為標準，努力促進有利于倡導“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等等思想和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體現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鼓勵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和借鑒外國優秀文化基礎上的探索和創新，鼓勵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以及人民大眾的藝術趣味方向。［7］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文藝政策的闡述，往往也包括了對文學批評的多方面“訴求”。盡管具體的批評實踐是復雜多變又形式各異的，但這些“內涵”卻概略地反映了文學批評的“主脈”，也為我們深入地把握當代文學創作及其評價體系提供了有益的參照和借鑒。如《文藝理論與批評》的“批評家群”就對文藝政策的把握與實踐非常迅速與及時，影響也非常廣泛而深入。

(二)文藝政策的變動還會間接地影響著文學批評的形式。1．語言是文藝政策的“晴雨表”，文藝政策的遞減衰變，往往會首先在詞匯、言說方式及策略、語體與修辭等方面表現出來，如當代文學批評的關鍵詞就概括地反映了這種語言形態的“位移”或者變遷:新時期文學、主體性、向內轉、朦朧詩、新詩潮、后新詩潮、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重寫文學史、民間等屬于新時期文學批評范疇;日常生活、民族性、文藝戰線、寫真實、真實性、重大主題、世界性因素、底層寫作等屬于新世紀文學批評。［8］81這種概括并非全面，但卻透過“關鍵詞”的獨特視角，溯源了文藝政策與批評語言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潛在關聯。2．節奏是文學批評的神經末梢，文藝政策寬松與緊張、自由與專制，往往會直接地反映在文學批評的節奏上。總體說來，新時期文藝政策“撥亂反正”，逐漸回歸到“規律”軌道并構筑著面向世界的“視野”與“胸懷”，因之，文學批評的節奏洋溢著前所未有的自由、自信、自主，既有擁抱“文學性”的坦蕩詩情，又有崛起于“廢墟”的焦慮;既追求“陌生化”的抑揚頓挫，又不乏理性節制所形成的勻稱與和諧;既有細讀帶來緩緩的音樂旋律，又有辯證批判所掀動的如重金屬擊打似的探戈舞;既有來自于異域之繁復多變的“眾聲喧嘩”，也有平淡自然、韻味悠長的本土清音，等等。由于文藝政策所賦予的廣闊空間，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綜合了種種因素及其合力，構建了由節制走向開放的節奏體系，努力拓展著語言節奏的所有可能性。新世紀文藝政策更傾向于“軟實力”、主旋律，以及文化安全的總體戰略，因之也給予了文學批評更大的話語權。文學批評不但繼續深化著此前的節奏探索，更兼之與數碼技術結合，還有效地開辟著新的“無名”境界，如語言更講究節奏的迅捷、有力，象萬花筒般變幻莫測;在追求意義的“簡單”之時，通過節奏的高頻率化使形式走向模糊化;節奏固有的鏈條被有意識地打亂或者扯斷，在碎片化的效果中可以被無限地重新組合，形成狂歡化、拼貼式的后現代景觀;或者以“中國化”為核心趨勢，形成了新理性化的“規范”與“有序”，但并不“定形”。這種節奏無限“開放”，但總是遵循著“意義”的規律，在文學性、語言規則、陌生化等等因素的合力中前行。如果比較一下雷達等批評家們新時期之初與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無論從話語、概念，還是從價值取向等方面而言，都發生了“質”的變化。3．感應著文藝政策之歷史化的，還有批評文體的代起衰變。如新時期則大大地激發了批評文體的創造力，除已有的文體更新外，還與時俱進地出現了諸如謝有順等人的訪談錄、李陀和劉心武等人的書信體、張光年等人的日記體，以及編年史、圖像式、哲學體、選本類等文學批評樣式，并逐漸走向新世紀的跨文體/雜文體批評，或者是與科學技術嫁接的、難以歸類的邊緣文體批評。

(三)文藝政策甚至還滲透并變革著文學批評的思維精神。如新時期由于廣泛的思想解放運動，批評思維更追求時尚化與求異創新:系統式、靈感式、辯證式、審美式、形象式、經驗式、情感式、科學式、和合式、理性式和鏡像式等等思維形式爭奇斗艷，它們互相碰撞、融合，表現了高度的自由與主動的探索精神，也使文學批評前所未有地拓寬、深化了自身在“文學共和國”的本體存在。新世紀文學批評則繼續了這種勢頭，在思維領域開始走向綜合與理論化，思維不再把獨特性作為最高目標，更看重多種思維形式的協同創新及其總體效果，這就是當代文學批評學的出現，且方興未艾。———通過文學思維，文藝政策深刻地影響了文學批評的日常經驗及其存在。如早期林興宅等人運用系統論來闡釋“阿Q性格系統”，以及1990年代興起并成為熱潮的生態批評，如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王先霈的《圓形批評》，曾慶元、曾永成的《文藝的綠色之思》，以及曾繁仁、馮憲光、朱立元等人對文學批評思維的拓展之努力，等等，都是在領會了文藝政策的自由與放開之后對文學批評的突破。

(四)文藝政策也影響著文學批評的價值取向。概括地說，這種核心的價值體系先后進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弘揚主旋律、發展先進文化與和諧文化，增強文化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軟實力等等“主潮”轉換，總體目標則是構建高度繁榮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另外，它還包括大力弘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積極學習和借鑒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所有文明成果，博采眾長，厚積薄發，推陳出新，為人類文藝發展史添光加彩。如雷達等人提出的新時期十年文學批評的主潮是“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季紅真等人提出中國文學的“文明與愚昧的沖突”，以及陳思和等人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等命題，都是文學政策與文學批評的“共謀與活力”!總之，從學理意義而言，文藝政策對文學批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效果可能會有所差異，不過，相對于其他因素來說，這些因素更表征了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的深刻關聯及相互影響。

三、文藝政策對文學批評的影響“途徑”

文藝政策強勢地“影響”著文學批評的嬗變，那么，它究竟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來實現這種話語權呢?盡管聯系兩者的因素錯綜復雜，但就所起的作用大小而言，這些因素卻是深刻而基本的。

(一)權威性與感召力。文藝政策的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文藝或者文化的論述，黨的主要領導人對“革命與文藝關系”的正確理解及其設計，以及從實際工作出發所制定的有關文化活動的措施或者條例。由于他們卓越的理論修養及其經驗、崇高的國內外聲望，所代表的無產階級事業之合法性，特別是貫穿于“革命”并為之所確證的“真理性”，使這些文藝政策“無形地”具有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法律效應”:“法律所以能見成效，全靠民眾的服從，而遵守法律的習性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由此生成的廣泛“權威性”與感召力，深刻地“影響”著社會對文學的觀念及其實踐，甚至直接“引導”著文學批評的走向。如《祝辭》所倡導的文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本原則，《文藝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之“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以及先進文化方向和軟實力之說法，莫不對文學批評產生根本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和精神感召作用，批評者們自覺地把它們當作文學的“最高典范”予以引用。如在《第八次文代會第七次作代會上講話》提出:“我國廣大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培養和增進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堅持以最廣大人民為服務對象和表現主體，關心群眾疾苦，體察人民愿望，把握群眾需求，通過形式多樣的藝術創造，為人民放歌，為人民抒情，為人民呼吁。”這種號召大大地促進了“文學向下”，尤其在促進“底層文學”在面對現實、揭示苦難、提倡正能量等方面發揮了廣泛的作用和影響，也使“人民文學”重新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光彩，并使大批作家和批評家們自覺地匯入到這種潮流中來。

(二)權力效應。馬克斯•韋伯則把權力理解為在社會交往中一個行為者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其他行為者之上的可能性。比德•巴克拉克與莫頓•巴拉茲則提出權力的二維論，即權力既有公開和看得見的形式使用，又有隱蔽的一面，難以直接觀察到。①據此來考察文藝政策的制定及其執行，我們會發現，它對文學批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1．文藝政策通過設立文學獎、課題立項和提供指導方針，以國家意志的形式對文學批評發生實際和不容置疑的“導向”作用，如魯迅文學獎•理論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中國少數民族駿馬獎(理論獎)，等等，為理論批評樹立一種典型和標準。2．文藝政策也以“權力方式”為文學批評“保駕護航”，如20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的創新潮流、1985年“方法年”的出現，西方文學批評方法在中國的廣泛運用，乃至當今的中國化批評詩學之形成，都得益于文藝政策的開放、自由，以及對文學規律之探索和遵循的力度。3．文藝政策與時俱進所出現的新問題，限于“政策”形式的不完善，以及為未來發展的“預留空間”，都有力地孕育和促進了文學批評的“民間化”及“民間化”文學批評的興起，如對于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一些報刊雜志就從專業角度展開爭鳴，如對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現代派文學等文學形式，當它們剛開始興起時，都引起過巨大的爭議，文學批評家們就著力避免政治力量的“粗暴介入”，如對《廢都》的批判盡管非常激烈，甚至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傾向，但是并沒有誰打棍子、扣帽子，在不同意見的交鋒中，雷達等批評家對《廢都》作出了準確而又令人信服的學術評價。

(三)批評者的“話語權力”。這主要是指文藝政策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同時又是活躍的、有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他們從事文學評價活動，是把黨對文藝政策的理論探索化為檢驗“真理”的實踐。文藝政策通過他們的“身份置換”而對文學批評產生根深蒂固的“影響”，文學批評也幾成文藝政策的詮釋與理論演繹。由于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畢竟并非直接相等的關系，他們在進行具體的批評實踐時，也會努力依據自身的才情與感受力，對文藝政策進行有限的“突破”，但總體方面則是對它的“豐富與發展”;也會出現這種情況:由于思考換位的非徹底化，文學批評對文藝政策亦步亦趨，最終取消了自身的尊嚴與基本品格。新世紀以來，批評者雙重身份意識逐漸“淡化”，這種影響也就成為“政策制定者”與“批評者”的潛在互動了。如張炯、朱寨等人，他們盡管是以批評家的身份活躍在文壇上，但是他們也常常是中國文化、學術單位的負責人，也深度地參與文藝政策制訂，并又在批評活動中予以實踐之。文藝政策精神通過他們得到了很好的貫徹。

(四)價值取向。盡管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有著根本的區別，但兩者卻不乏共同的價值意識。文藝政策從宏觀與意識形態高度“規劃”著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文學批評則從微觀與“文學性”角度來確認這種“規劃”是否合理和實事求是。因之，文藝政策與主流的文學批評會有意識地尋求“內在的合拍”，如黨中央倡導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自覺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倡導真善美，鞭撻假惡丑，恪守職業道德，弘揚職業精神，專心致志，孜孜以求，努力攀登人生和藝術的高峰;要嚴肅認真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傳播先進文化，弘揚人間正氣，塑造美好心靈，風成化習，果行育德，為人民奉獻最好的精神食糧，努力以自己的作品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世界”等等，既是當今文學批評不竭的理論與價值資源，也聚焦并吸收了過往文學研究所形成的“真知灼見”。以實踐為契機，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不但理順了方向并拓展了價值共識，而且通過相互協調實現了螺旋式提升。如作家們與批評家們在茅盾文學獎的“評獎標準”方面取得共識即是鮮明的例子，如“獲獎作品應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有利于倡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導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導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對于深刻反映現實生活和人民主體地位、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作品，尤應予以關注。”

(五)實踐性。無論是文藝政策還是文學批評，都不是虛擬的“空中樓閣”，而是來自于當代文學實踐經驗、社會的發展趨勢和未來的文學理想等因素。通過實踐這個中因素，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實現了有效的“對話”。由于文藝政策是集體意志的產物，猶如歷史的合力，對任何個體都會發生積極和不容置疑的裹挾作用，文學批評由此潛在地滲透了諸多的“他者”因素;批評者也是主動并充滿了強烈的挑戰精神，與文學作品進行交流，并以鮮明的獨特性匯入文藝政策之“主潮”，由此策動著文藝政策的改變。盡管這種影響是非對稱的，但實踐卻能夠有效地化解文藝政策之“專斷”與文學批評之“偏激”及其所產生的誤會和風險，并以小的代價實現二者在技術層面的和諧，以及理論的高度提升。如新世紀文藝政策的大解放與文學批評的大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繁榮景象，無疑證明了實踐的不可或缺。如《文學評論》之“當代文學批評”，就力圖在文藝政策與個性化的文學批評、學術國刊與前沿評論之間找到合適的支點，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在文學評價活動中，文藝政策的因素是不可忽視的:既有力地引導并支持著文學批評的未來發展，又對它的權利實現有著程度不等的限制;既努力通過對話與之保持溝通與和諧，又始終無法避免雙方的矛盾與沖突;既在理論與實踐之間貫注了無限的張力，又不免因把握不當損害了各自的正當性及其活力;既不乏激烈的話語權的博弈，又充滿了錯綜復雜的利害關系，等等。不管是顯在的還是隱蔽的，文藝政策與文學批評都是不可分割的，也在相互的交流中不斷促進，共同地實現了彼此的推陳出新。

作者：任美衡單位：衡陽師范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