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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知識創新是一個要受到各種因素影響的復雜過程,制度文化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制度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形成與發展受到傳統文化、社會政治經濟制度、道德規范、法律體系與社會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制度文化既帶有統治階層的制度意愿,也帶有深深的傳統文化痕跡。金吾侖曾在《創新文化的內涵與作用》一文中提出,制度文化是對創新起作用的外在文化,是創新活動所需的社會環境,也是創新活動的外在動力。那么,制度文化究竟是怎樣影響知識創新的,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術界將制度文化與知識創新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由于制度文化要受到國家的傳統文化及統治階級意愿的影響,因此各個國家的制度文化具有較大的差異,基于此,本文以我國現行制度文化為例,研究其對知識創新的影響,提出理論假設并建立假設模型,以期能夠為以后的相關研究開辟一個新視角。
2文獻回顧
2.1制度文化文獻回顧
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個層面,在這三個層面中,物質文化是基礎,精神文化是關鍵,制度文化是核心。所謂的制度文化是指一個國家在運行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為所有(或大多數)成員接受或共同享有的制度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包括制度倫理、制度信念和制度價值觀等,其核心是制度倫理[1](見圖1)。目前,國外研究中尚無制度文化的提法。國內對制度文化的研究大多側重于制度文化的內涵、對企業文化和企業管理的影響,如徐根興,江慶來,鄒子棟等學者。最新的研究是2009年馮天麗、井潤田從制度環境角度研究了制度文化與政治聯系的緊密性:制度環境越改進、企業規模越大則其政治聯系意愿越強,制度文化對企業管理的影響越大[2]。由此可見,學者們開始關注制度文化,但相關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2.2知識創新文獻回顧
國內外對知識創新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Schum-peter于1912年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從經濟學角度首次提出“創新”一詞,認為,創新是對循環流轉均衡的突破,是企業家實行“對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建立的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接著,Drucker、Amidon、Nonaka、Madhavan、Wiig、Leon-ard、張誠一等學者們相繼開始研究知識創新,到目前為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知識和知識創新的分類;(2)隱性知識的價值:隱性知識在組織中創造的價值最大,隱性知識轉移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核心和關鍵;(3)知識創新的機理和模型,較典型的是Nonaka和Takeuchi提出的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相互轉化的知識螺旋運動模型,即SCEI模型[3];(4)知識轉移:不同知識主體占用的知識資源不同,結果就造成了“知識差勢”的存在,而“知識差勢”導致了知識的流動,實現了知識轉移,較具代表性的觀點是王開明的知識轉移一般過程[4](見圖2);(5)知識共享:知識共享是一種溝通的過程,包括認知和行為兩方面內容,同時人們在共享知識的過程中還會創造新知識。綜上,筆者認為:知識創新是指在知識獲取、轉移和共享的基礎上,通過特定的認識活動對已有知識進行重新組合,其目的是創造知識附加值和獲取持續競爭優勢。按照創新活動中創新對象的不同,將創新分為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其中技術創新是知識創新的核心環節,知識創新是技術創新的源泉.知識創新主要體現在知識存量的增加,不管何種形式的知識創新,只要創造出新知識即認為是知識創新。
3我國現行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的影響分析
3.1理論基礎
我國現行的制度,盡管是在1949年以后隨著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歷史演變逐步形成的,但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還深深地鑲嵌在現行的制度文化中,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強調的等級和服從文化、“學而優則仕”與“仕而優則學”的“官本位”文化在現行的制度文化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在改革開放、加入WTO、成功舉辦奧運會和世博會的影響下,我國的制度文化開始融入到世界制度文化中,新增了“與時俱進、求實創新”等創新文化成分。基于此,本文借助Wallach對企業文化模式的劃分方法,將我國現行的制度文化分為官僚型制度文化、創新型制度文化和支撐型制度文化三種,其內涵及特點如表1所示。為了方便對知識創新的分析,將知識創新分為自主創新、模仿創新和合作創新,其內涵和特點如表2所示。
3.2影響分析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從世界范圍來看,創新已成為世界各國搶占21世紀經濟制高點的戰略核心。因此,我國必須構建集企業、科研、教育于一體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必須從知識創新開始,知識創新是國家獲取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但知識創新要受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因素的影響。由于制度文化是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研究現行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的影響是我國知識創新管理的重要內容。鑒于此,本文首先將我國現行制度文化劃分為官僚型、創新型和支撐型這三種制度文化,然后以此為視角,分別分析它們對知識創新的影響,并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綜合分析我國現行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的影響,最后得出理論假設模型。
3.2.1官僚型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的影響分析
任何制度下的政府機構都具有一定官僚組織結構的特征。馬克斯?韋伯認為,官僚組織結構具有以下特點:(1)公務運行具有一貫性和持續性,存在固定的、安排有序的規則;(2)職務的等級和審級原則;(3)形式主義的非人格化特征;(4)職務工作的專業化和技術化;(5)“公”和“私”的嚴格區分[5]。由于我國的政府機構都是從歷代政權機構的基礎上演化出來,難免帶有歷史的痕跡,也難免帶有傳統文化的色彩。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其強調的“等級分明、長幼有序”的等級制度是我國官僚組織結構的基本特征。我國現行的制度文化雖然在解放初期對歷代制度文化進行了去偽存真和脫胎換骨,但滲入的痕跡是不可能徹底根除的,因此,現行的制度文化仍帶有顯著的等級制度的特點。等級制度最大的特點是以等級作為管理的基本手段,該特點易引發言語權的不平等,滋生“一言堂”,容易產生“盲目屈從”的現象,阻塞人們的創新思維,抑制知識創新。同時,等級制度也容易形成知識資源配置的等級化,受等級制度的影響,知識資源的配置權明顯不公平,由上往下依次減少。而知識創新也是需要相當成本的,官僚文化固有的內部特征較難容忍知識創新過程中存在的模糊性,而且其對于創新的風險性總是過高估計,可能造成任何創新都會遭到依賴既有知識的人員的反對,因為這將威脅到他們現有的權利和地位,逼迫他們付出機會成本從事高風險的新知識的學習,從而可能不利于自主創新。我國制度文化一直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力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個人價值,追求等級是其具體表現,由此派生出“學而優則仕”與“仕而優則學”相互交融的“官本位”制度文化。“官本位”是一種以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為主要內容的思想意識,唯上是從就是這種思想意識的外在表現。不可否認,在科技創新領先者的示范影響和利益誘導之下,官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科研人員模仿學習率先創新者的創新思路和創新行為,吸取率先者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引進購買或破譯率先者的知識創新成果,不斷對現有知識進行模仿創新,從而以優異的科研成果打開通往“仕途”的大門,這在客觀上形成了科技型人才的競爭機制,加快了知識的更新速度,因此,這種文化有利于模仿創新的產生。我國官僚型制度文化強調程序化運作與共同合作,以統一指揮為基礎,團隊成員分工協作、各司其職,避免了成員之間相互推卸責任。這種制度文化以完成領導者要求的目標為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企業、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之間為了一個共同的創新目標建立知識聯盟,共享知識資源,共同創造更多的創新成果。另外,無論是企業,高等院校還是研究機構,其單方面資金不足,信息有限,但政府機構的宏觀調控就能解決這些缺陷,它們相互協調,分散創新風險和減少創新成本,共同創造新知識,進而使合作各方獲得最大的利益,有利于合作創新。因此,官僚型制度文化對合作創新具有正向影響。根據以上分析,本文預期可能有如下命題:H1a:官僚型制度文化對自主創新有負向影響。H1b:官僚型制度文化對模仿創新有正向影響。H1c:官僚型制度文化對合作創新有正向影響。
3.2.2創新型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的影響分析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鄧小平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的“與時俱進、求是創新”是我國創新型制度文化的組成部分。創新型制度文化的一個主要標志是知識擁有者崇尚創新,喜歡追求挑戰性的工作。大量的研究發現:挑戰性任務安排,會促進知識的創新。一般來說,人們對于重復性機械工作會產生厭煩感,挑戰性工作則能激發他們的創造熱情,產生更好的見解和創新思維,從而會促進知識創新。若工作缺乏挑戰性以及僅局限于狹隘的工作群體進行相關的討論,此時無疑會阻礙個人的知識創新能力。當然對于挑戰性的工作,往往都有一個合理的獎勵機制,用以反映各類人員的技能水平,激勵大家持續學習和創新。因此,無論對于個人還是組織,創新型制度文化對自主創新都是正向影響。創新型制度文化更加重視經濟主體的獨立性、個性和靈活性,提倡和保護具有個人沖動的“靈感”和獨創性,鼓勵不畏風險,允許嘗試失敗,對于知識和人才的尊重體現在最大限度地滿足知識擁有者的創新欲望。因此,創新型制度文化允許各種思想的“百花齊放、爭芳斗艷”,有利于促進制度文化的繁榮,豐富制度文化的多樣性。在這種以創新為主題的濃厚的制度文化氛圍下,作為對知識創新起決定性作用的人力資源,為了能更快地產生更多的創新成果往往會接受挑戰和冒險,模仿學習創新率先者的行為,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萌發新的想法或創意。總之,這種制度文化減少了知識創新的障礙因素,鼓勵創新者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創新,并充分發揮“場效應”的功能,有利于模仿創新。我國的七匹狼公司就是模仿創新的高手,它在模仿美國Polo和香港鱷魚的產品模式時,重塑男裝品牌神韻,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創新型文化對合作創新的影響表現在風險回避、合作創新制度及效果上。基于資源的觀點,知識價值的不確定性越高,建立合作創新聯盟的可能性就越大,這種觀點是建立在不考慮制度文化風險傾向的基礎上的。然而創新型制度文化的風險傾向性較高,這就使得即使面臨一定的知識創新風險,創新型制度文化的個人和組織尋求建立知識創新聯盟以進行合作創新的意愿也要小得多。再從合作創新制度和效果上來看,盡管創新型制度文化通過挑戰權威而促進了自主創新,通過接受風險模仿學習而促進了模仿創新,但是其刺激、挑戰以及冒險的特征不利于有效的合作創新制度作用的發揮以及知識信息的傳遞,容易引發團隊成員的沖突,不利于合作創新成果的產生,也不利于合作創新計劃的順利執行。因此,創新型制度文化對合作創新有負向影響。根據以上分析,本文預期可能有如下命題:H2a:創新型制度文化對自主創新有正向影響。H2b:創新型制度文化對模仿創新有正向影響。H2c:創新型制度文化對合作創新有負向影響。
3.2.3支撐型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的影響分析我國文化建設中強調的“以人為本”、“民主和諧”、“誠實守信”是支撐型制度文化的主要特征。支撐型制度文化,是一種支撐國家及其成員健康發展,支撐任何事業及機構穩定發展的文化。從創新構想的產生來看,在支撐型制度文化下信息的縱向和橫向交流比較多,價值觀以崇尚個人自由、成員間相互尊重的人性化為原則,這樣就能集思廣益,產生出更多的創新構想。其次,就機會確認來說,在支撐型制度文化下,個人和組織都愿意承擔一定的風險,創新項目的設置也有較少的障礙,這樣就有機會實施更多的創新項目,而不會受到保守思想的羈絆。再次,從提高個人發展來看,“以人為本”的支撐型制度文化,通過各種方式與渠道為知識創新活動提供一種良好的環境,這種環境有利于對知識的不斷學習、積累和生產,有利于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激發,有利于人的個性、潛能和創造性的釋放,從而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知識創新者不斷創新。最后,從沖突管理、參與管理和信息溝通來看,支撐型制度文化能夠更好地解決知識創新過程中遇到的沖突問題,為有效地實施參與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氛圍;能夠增強知識創新過程中信息的正式溝通與非正式溝通,為知識創新的順利進行提供良好的信息交流平臺。由此預期,支撐型制度文化對自主創新可能有正向影響。模仿創新是中小企業擺脫困境的捷徑,其本質在于,通過引進技術迅速有效地積累企業技術內生能力,并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實現集成創新,最終實現率先性的自主創新的突破。誠然,模仿創新模式是促進技術與經濟發展的理想路徑,卻也是知識創新最大的挑戰,因為模仿創新容易產生知識產權保護的狀態模糊或創新成果的權利邊界不清的問題。從法理上看,模仿除了正當模仿還有不正當模仿。一旦模仿不當,極可能陷入知識產權的糾紛,引發知識產權權屬與利益分享的法律問題。再者,有些科技人員鉆法律的空子,對已有創新成果進行非法占有、仿造、復制與使用,侵害了率先創新者的合法權益,結果受到了法律的嚴重制裁和道德的譴責,從而挫傷了其他科技人員試圖模仿創新的積極性。另外,從效果上看,一些企業的變相模仿創新實際上是創新的殺手。創新可能要花數十年,而剽竊可能只需要短短數十天,創新面臨著諸多困難與虧損,而剽竊享受著諸多的逍遙與贏利,也就是說,創新受到間接的懲罰而剽竊受到變相的獎勵。在如此扭曲和變態的投資營商環境下,創新的企業必然無法生存,創新的人才必然大規模流失,但是支撐型制度文化是不允許這種現象發生的。因此,支撐型制度文化可能對模仿創新有負向影響。支撐型制度文化倡導合作和信任、尊重和平等,注重交流和互助,這些特征決定了支撐型制度文化會正向影響合作創新。第一,支撐型制度文化的合作和信任特征降低了合作創新過程中的談判成本,也促進了知識的有效傳遞;注重交流降低了溝通成本和交易成本,也降低了合作失敗的風險。第二,尊重和平等的人性化特征,提高了人才的合作意識,有利于人才間的相互學習,能夠加強團結合作、集成創新;誘發各學科的交流和合作,提升知識創新層次;在一定程度上還能促使一些非正式組織的形成,通過非正式溝通促進知識轉移及實現知識共享,進而促進知識型企業、知識聯盟和學習型組織的建立。第三,在知識創新項目的實施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很多新問題或新狀況,尤其是那些復雜性、綜合性和系統性比較強的技術難題,而強調和諧的支撐型制度文化有利于克服和解決這些問題,削減出現的各種組織沖突,維持團隊合作的和諧氣氛,保證合作創新的順利實施。根據以上分析,本文預期可能有如下命題:H3a:支撐型制度文化對自主創新有正向影響。H3b:支撐型制度文化對模仿創新有負向影響。H3c:支撐型制度文化對合作創新有正向影響。綜上分析認為,要建立創新型國家,必須有與知識創新相匹配的制度文化,而我國現行的制度文化既含有合理的文化成分,也含有不合理的文化成分。現行制度文化中合理的文化成分有利于知識創新,應當發揚,如統一指揮,支持合作,尊重知識和人才,激勵創新,民主和諧,以人為本等;現行制度文化中不合理的文化成分阻礙知識創新,應當限制、摒棄或者完善,如嚴格的等級區分,官本位文化,不夠健全的法律體系等。也就是說我國現行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既有正向影響,也有負向影響。因此,得到以下命題:H4a:我國現行制度文化中合理的文化成分對知識創新有正向影響。H4b:我國現行制度文化中不合理的文化成分對知識創新有負向影響。
3.3假設模型
通過上述分析和所提出的11個理論假設,可以得到我國現行制度文化與知識創新的假設模型,如圖3所示。圖3我國現行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影響的假設模型
4結束語
制度文化是一個國家文化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塑造力和破壞力幾乎同等。我國現行的制度文化是知識創新所需的外部文化環境,對知識創新具有引領性作用。本文探討了官僚型制度文化、創新型制度文化和支撐型制度文化與自主創新、模仿創新和合作創新之間的關系,進而分析我國現行制度文化與知識創新之間的關系,提出具有實證意義的11個理論假設,為從理論上理解我國現行制度文化對知識創新的影響提供了一定參考價值。但是本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對我國現行制度文化與知識創新到底是正向影響還是負向影響以及作用強度的問題,并未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這為下一步工作通過設定代表性的指標實證分析兩者之間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因此,對我國現行制度文化與知識創新的影響問題仍待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