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述遠藤周作文學發展軌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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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有不少作家曾受洗成為基督宗教教徒，如正宗白鳥、國木田獨步、島崎藤村、有島武郎、志賀直哉等。他們都將在教會中的經歷與體驗寫入了自己的詩歌或小說中。然而，在少年時代就加入了西方教會的他們，最終卻還是選擇了回歸佛教或古神道的世界。真正將基督宗教（主要指天主教）與文學的關系視為嚴肅的課題并加以研究的是二戰后的一批現代作家，其中又以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最為著名。
遠藤周作屬于日本戰后文學的“第三代新人”。他起初是以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文藝批評家的姿態登上文壇，以后又陸續創作了許多涉及宗教議題的作品。縱觀遠藤漫長且精彩的創作生涯，探討天主教信仰的作品甚多，如：《白色人種》、《黃色人種》、《海與毒藥》、《我·拋棄了的·女人》、《沉默》、《武士》、《丑聞》、《深河》等。
1.1文學評論：遠藤周作文學的起點
遠藤在他登上文壇的第一篇評論《泛神與一神》中提出，日本人必須正視自己在接觸西方文學時所感受到的“距離感”，即“人”在東西方文學中不同的存在方式。他分析指出，西方認為人對世界擁有“能動的肯定”態度，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種與自然對峙的存在；相對于此，東方則認為人對于這個世界的態度是“被動肯定”，個體是整體（自然或泛神）的一部分，而整體則是個體的集合，二者不會產生與自然無法融合的問題。由此可以推論出，在西方，人們相信人和神之間有嚴格劃分的界線，人無法成為天使或神，并與之對立，但同時人也被賦予了一種自由，一種可以拒絕或相信神的自由；而在東方，人們則崇信人可以直接回歸自然或宇宙，是可能成為神的，因為兩者的存在在本質上并無不同，兩者也并無對立的關系。因此，對于天生具有“泛神血液”的日本人（東方人）而言，在面對以天主教思想為根基的天主教文學時，無法真正地融入與理解。泛神的血液以及文化上的差異所造成的“距離感”使得他們所閱讀的天主教文學成為了異己之物，一個“他者”。
這種文化與宗教觀念上的距離不僅給讀者帶來閱讀上的困擾，甚至也造成了受洗成為基督徒的日本作家們的信仰掙扎和崩潰。在另一篇評論《基督教與日本文》中，遠藤就提到日本近代文學的先驅們與基督宗教的關系，并嚴肅地剖析了他們輕易放棄信仰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與神的戰斗或抗拒，而是因為失戀等與信仰無關的緣故。遠藤認為，從此種現象不難看出，這些人接受洗禮時還相當不成熟，他們身為泛神與一神的對立的混血兒，并未意識到日本人內心所隱藏的反基督教感覺，因而其信仰終究無法成為真正的信仰。就遠藤自身而言，他在幼年時期受洗成為天主教徒，但進入青年時期后也同樣“發覺到自己內心隱藏著與基督相反的感覺”[1]，也就是說，遠藤發現日本人的感覺中有不能接受基督宗教的成分存在。出現這樣讓人迷茫的思維錯位，問題的關鍵是日本風土所培育的日本人的固執感性。與嚴格區分自然與超自然的西歐風土不同，日本的風土對本質上明確的、理性的實體感到厭惡，日本人的感性感受不到個別與全體的截然區分，也并不要求對立和被動，甚至可以說日本式感性所追求的正是“疆界與界限模糊的、曖昧的東西”[2]。這樣的感性除了成為日本傳統藝術與文學的基礎之外，更是深入到道德與生活的層面。因而，日本的泛神特性與西方一神風土不同，主張消除全體（神、自然等）與個別的界限，而全體就是個體的延長或集合。正如遠藤的代表作《沉默》所說“日本人無法想象出一位與人完全隔離的神，一個超越人而存在的神”[4]、“日本人把經過美化、渲染的人稱為神；但是，那并不是教會的神。”[3]在另一篇評論《父性宗教·母性宗教》中，遠藤認為在明治以來的日本文學家們的心目中，神是“對存在于自己心里無人知曉的秘密的裁判者”⑤這樣的懲罰性質的印象。因而，以這種形象聯想所代表的基督宗教，也就成了一個責備、嚴懲多于慈愛的宗教；同時，這些文學家們透過俄羅斯文學，例如托爾斯泰的禁欲主義所認識到的基督宗教，也是讓日本人有強烈的距離感的緣故。
日本人與基督教不能兼容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人對于神的無感覺、罪的無感覺以及對于死的無感覺。在西方，即使是無神論者，其立論仍然以神的存在為前提；然而日本人并不是這一類的無神論者，他們對神存在與否漠不不關心，也就是說，在日本人的感覺中，神的存在并非是必要的。
面對這樣錯綜復雜的現實，領悟到“自己內心隱藏著與基督教相反的感覺”的遠藤并沒有如他的前輩們那樣放棄西方的宗教，皈依本土的信仰，而是倔強地認為真正的信仰并非安住與長眠的地方，而是一個戰斗的地方。因此，日本人要在日本的風土之下接受基督教，因為“神所給予日本人的，是身為日本人的十字架”[6]。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以文學的方式解決基督宗教在日本的本地化問題，將接受信仰與身為日本人之間矛盾的挑戰作為自己終生奮斗的目標。
1.2小說創作：文學的實踐
遠藤的小說創作生涯長達43年之久且數量頗豐。在最早的作品《到雅典》、《白色人種》中，遠藤提出的議題是在擁有悠久之神的傳統世界中，神對白色人種而言有何意義，這與一般的西方宗教作品并無實質上的不同。到了《黃色人種》，情況則有所改變，遠藤將前述文學評論中的各種思想與觀點融入到小說的故事情節中，以設置復雜矛盾的方式探討日本人與西方人對神的接受、對罪意識的認識差異，以及日本人對基督教的距離感等問題。遠藤并沒有停留在對隔閡現象的羅列上，從《到雅典》中的法國女學生與日本人留學生千葉彼此之間的若即若離的關系，到《白色人種》中的混血兒主角對于白色的近乎癡狂而又憎惡的矛盾情感，以及《黃色人種》里面的背教神父都蘭與君子兩者的關系歷程與對比，他都直接地點出他所欲討論的距離感，已然不僅僅是文化上的差異隔閡，更多的是文化養成內涵的差距。
1958年，遠藤的長篇小說《海和毒藥》榮獲新潮文學獎和每日出版文化獎。這部作品同樣延續了其文學評論中的觀點，中心題旨是日本人罪意識的缺乏。遠藤在書中以不同角色的鋪陳來表達日本人在集體行動與社會規約下的迷思，對日本人是否真的缺乏罪意識，抑或是因為不承認神的存在而造成的假象，進行了相當深刻的探討。遠藤在本書中提出另一個具有超越性質的問題是：所謂神的恩寵在日本社會到底是什么。就一神論的基督宗教而言，神的恩寵必定是信仰的保證，它包括神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由神而來的倫理所構建的生命價值觀等。但對東方社會的日本而言，在沒有西方這種由神所構建的生命價值觀時，日本人所追求的生命價值觀以及因此而產生“罪意識”時，神的恩寵難以為這個社會帶來反省與超越。遠藤借此種現象指出，基督宗教在傳道中也應有自我否定的舉動。在這樣的思考底下，遠藤的結論是，上帝只有在沉默中、基督只有在耶穌殉難于十字架上，才能為人所理解。
接續《海與毒藥》的是《沉默》。這部遠藤里程碑式的小說以十六世紀時基督宗教傳入日本的歷史為背景，將焦點聚注于基督宗教信仰在日本的傳播和毀滅之上，其主題仍為天主教在日本扎根的問題、東西方文化之差異等。除此之外，這部作品最大的亮點在于遠藤發展了之前在《我·拋棄了的·女人》一書中開始提出的“母性形象”，進而提出了“母性宗教觀”、“弱者的復權”等將舊有主題進一步拔高的嶄新思考。他試圖結合日本傳統中的母性宗教觀來重新詮釋這一段時空的歷史，為宗教信仰的超越本質重新下一定義，以便能將基督宗教的象征向非基督徒傳遞。
到了晚期，遠藤的思考則是呈現了大轉折的態勢。在最后一部作品《深河》中，遠藤從原本“一神”與“復活”的基督宗教信仰思考觀點，突變到“類泛神論式信仰”與“轉世（生）觀念”等。這種表面上看似巨大的轉變，不僅使其創作從基督宗教教義中逸出，似乎也宣告了遠藤在其多年思索基督宗教信仰與個人生長風土的調和之后，已經得出了最后的答案。
2遠藤作品中的宗教議題
遠藤作品中的宗教議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2.1東西方宗教風土的差異
遠藤的思考點主要放置在因為東西方宗教風土的不同所發展而出的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一神與泛神；神、自然與人的對立與調和；宗教上的罪意識；不同宗教內涵所孕育的精神風土之差異性等。從這些論點不斷發展衍伸，已經不只限于純粹的宗教內涵的差異，并且拓展到在其中的人所擁有的文化養成背景，以及這些不同文化的區別與交會。
2.2基督宗教在日本的本地化問題
在思考東西方宗教風土之差異的基礎上，尋求基督宗教在日本的本地化問題。遠藤除了與佛教思想對話，也與身為日本人的自己身上所擁有的深層文化內涵對話，試圖尋找出一個可能的會通路徑。
2.3從父性宗教觀至母性宗教觀
不論是從天主教傳入日本的歷史及其后續發展來思考，還是從西方宗教對日本文學的影響來看，遠藤的探索是深邃而富有創造性的。經過多年不斷的探討，他終于找到了一個或許能解決心中所有疑惑的完美答案：日本所需要的是一個“母性的宗教”。出現在《沉默》中的這種“母性宗教觀”的內涵截然不同于西歐基督宗教式的對立與劃分，它的橫空出世在相當程度上震動了當時的文學界和宗教界。學者江藤淳曾經這樣說：像這樣地以給予無限寬恕的母性基督來詮釋父性原理的天主教，雖然是顛倒而特異的，卻很符合人性。特別對戰后母性充滿整個社會時的日本人而言，我認為這是很能打動人心的優秀文學作品。[7]同時，遠藤也認為必須注意到基督宗教對于西歐精神風土的影響，特別是對于西歐文學的影響，并以此為出發點，反思日本文學在這一方面的思考與發展。因此一方面遠藤針對天主教的傳入及其之后的脈絡與日本文化本身做了反省性的思索，另一方面對其所處時代的文學發展采取批判的立場，并嘗試著將他的“母性宗教觀”適用于日本的宗教文學。佐藤泰正就這樣認為：將那些因著人性軟弱而棄教的人稱為背教者并排斥他們，遠藤有著因為體諒而徹底的反抗這種思想的智慧。[8]這一從“父性宗教”至“母性宗教”的轉變，也使得之前所一直不斷探討的“一神與泛神”、“罪意識”與“惡”等議題，憑借文學的構作，掙脫了東西對立的型態，從西方基督宗教的意識議題轉變成為東方式的宗教議題。至此，遠藤希圖以文學的方式解決宗教差異的努力終于有了文學創作者和讀者都比較認同的結果，遠藤文學也終于破蛹化蝶，真正成為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流派。
2.4《深河》中所提出之論點
在《深河》一書中，遠藤不僅延續了上述的論點，而且似乎試圖為這些論點找到一個更趨宗教本質的終極性解答。最終，他有了一種類似“躍進式”的延展觀點，企圖打破制度上的局限，邁向根源式的思考。例如，在《深河》中，“神”一詞就從遠藤初期的基督宗教式的概念轉變到“偉大而永遠的東西”，是“愛的作用的集合”[9]，甚至神的名字也不再單單拘束于“耶穌”這樣的一個稱號，任何人皆可以用不同的稱呼將其命名之，甚至是“洋蔥”；又如，母性主題在本部作品中更是從宗教多元主義的思考出發，拓展到印度女神的概念與法國當地的地母神等；而最被基督宗教所批評者，則是其中所主張的“轉生”這一可認為是源自佛教的概念。當然，這些轉變雖然被稱為是“躍進式”，但是如果仔細地審視遠藤在《深河》之前的創作，仍可找到其發展的痕跡，只是這些蹤跡到了《深河》的書寫中，凝匯成了清晰的主題式的呈現。
3遠藤周作文學的互文性
遠藤文學中的評論和小說存在著明顯的“互文”關系。遠藤周作最初發表的文學評論之中，已經包含了遠藤后來的文學創作中反復探討的“泛神與一神”、“天主教作家的問題”等宗教性極強的議題。如果將遠藤的法國留學經歷視為其轉換身份，希冀以作家的身份在創作中思考并再現他所關心的議題，并且以創作的形式提供超越的向度之轉折點，則可以肯定的是，遠藤在評論中所關懷的議題，后來皆以小說的形式轉置至文學的書寫場域之中。遠藤在開始小說創作之后，仍不時地發表評論性的隨筆，在加深對之前問題的思考的同時，也提供一些在創作中呈現的新的問題讓自己和讀者共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