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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文論重建；“中國化”“民族化”原則；“中國化”文論的重要資源；應用價值

[論文內容摘要]全書的關鍵詞是“中國化”，那么，重建一個具有中國化、民族化特色的新的文論體系，應是這一課題研究中頗值得參照的核心理念或方向。吳家榮教授在書中隆重推介并表述了自“五四”以來“中國化”文論的產生及其建樹，弘揚了一批早期共產黨人和進步的知識分子的文藝觀及其文藝思想的精華所在。這些無疑都是重建“中國化”文論體系的重要資源。然而，對當下文學現象及經驗的全面總結、對西方理論的合理“引用”和有節制地“拿來”，對中國古代文論中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某些精華進行現代轉換，都是構成“中國化”文論體系不可或缺的資源。資源或許是豐富的，取之不盡的，但“中國化”、“民族化”這根金線卻必須貫穿始終，唯有符合中國國情、文情、學情，重建的文論體系才有應用價值，才會走得更遠一些。有關傳統文學理論體系已經“瓦解”，新的文論體系亟待重建的討論乃至爭論，是文論研究領域近兩年來普遍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盡管人們對傳統文論體系已經“瓦解”說的意見或看法不盡相同，但對于文論體系需要重建的倡言及其論證，卻在不謀而合中達到一種共識。然而，究竟應該重建一個怎樣的新的文論體系，似乎又是一個十分復雜而又難以匆匆作答的問題。而吳家榮教授的論著《中國化文論的歷史進程》恰在這時出版發行，無疑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有所觀照，也有所啟悟。

滯后的文學理論已經跟不上當前文學實踐活動的步伐和要求已是不爭的事實。圍繞這一事實展開討論甚或爭論是有必要的，但爭論之中應當警惕形成新的“話語霸權”，即在眾語喧嘩之中突然冒出個什么“權威”——猶如老鷹入林，從而導致文學理論何去何從成為一“權”之言。在這場尚未終結了爭論中有一種聲音是值得關注的，這就是主張重新建構中國化的文學理論體系。這顯然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文學實踐活動發展了，變化了，文學理論也要跟上這個發展與變化，那種早已顯得疲憊不堪、了無新意的文學理論體系勢必要打破重來，這是當前擺在文學理論界同仁面前的一個最為迫切的任務。倘若這能成為大家的一個共識，少一些無謂的爭論，多做一些文論重建的實事，才是重振昔日文學理論一度擁有的衣袂飄飄或飛天之姿的有為之舉。當然，文論重建是一條復雜而艱辛的長途，對于每一個有志于斯的文論研究者來說都是一次肉體與精神的雙重苦旅。不過，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并且已經做出成績來的學者比參與這場爭論的學者多，他們寫出來的理論文章或專著雖然不能說能成為文論重建的范本，但起碼可以為文論重建提供一些可借鑒的理論資源或文學經驗資源。不久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再版的安徽大學中文系吳家榮教授的著述《中國化文論的歷史進程》，就是一部頗有參考價值的書。

一個時期以來，關于文學理論是否已經“瓦解”的爭論屢屢見諸報刊，一時間眾語喧嘩，異聲四起，以致文學理論界的各路“神仙”紛紛冒出“山林”參與這場爭論。從“瓦解”說者有之，斥“瓦解”說者有之，不從不斥乃至另立一說者有之，時下還遠遠沒算劃上句號。盡管那種認為文學理論已經全盤“瓦解”的觀點未免偏激，但有一個事實是不能回避的，這就是早已滲透在我們血脈之中的文學理論即便是當下大學課堂還在繼續講授的一些文學理論命題，究竟對當前呈多元走勢的文學實踐活動還有多少實際的指導意義？這無疑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吳家榮教授長期從事文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可以說斐然。前些年我曾認真拜讀過他的另一部著述《新時期文學思潮史論》，受益匪淺，于是在教學中就直接把這本書當作講授新時期文藝思潮課的第一手教材來用，竟然很受那些專升本學員的歡迎。在那本書里，作者雖以史為金線，但特別之處卻在于全書以金線串“雙珠”，這雙珠就是“文學理論珠”或“文學實踐珠”。作者站在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制高點上，俯瞰或梳理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活動在各個時間段里所迸發出來的浪花乃至急流，以極大的熱情和勇氣對理論思潮和創作思潮進行了相得益彰的把握與探討，比較客觀地總結了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活動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約的雙重發展的軌跡與格局，讓人對新時期文藝思潮的發展脈絡一目了然。這本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熔理論思潮和創作思潮于一爐，將兩者綜合起來加以研究，支撐起來的是新時期文藝思潮發展情況的整體構架，顯得全面、完整而不失之于偏頗。吳家榮教授對新時期文藝理論的來龍去脈以及文學創作潮流的風云變幻是十分熟悉的，可見他在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及其文學創作活動的研究與探討中，走的是自己認定的中國化的路子，注重對本民族文學理論生成之根的守望與挽留，而不像時下某些學者總是跟在西方學者的屁股后面拾人牙慧甚至不惜蹈空襲虛弄出一些花拳繡腿的東西。此一類所謂學者往往吃里爬外，動輒搬來一些嚇唬人的東西在那里虛張聲勢故弄玄虛故作高深，以圖“技壓群芳”，“獨樹一幟”。吳家榮教授是務實的，他始終把中國化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實踐活動當作自己研究與探討的目標，堅持遵循本民族的文化背影和文化特色去考察各個時期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活動的發展與變化，所以他的探索與嘗試總是事半功倍、收益多多，為圈內眾多同仁所看好。如果說他的《新時期文學思潮史論》僅僅是他中國文論研究之路中的敲門問路之作，那么這部《中國化文論的歷史進程》便是他在走中國化文論研究之路中修得的一枚正果、碩果，它們雖遠近大小各不同，但在中國化這一立足點上，卻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化文論的歷史進程》一書仍然保留了《新時期文學思潮史論》一書的本色，在“中國化”這一根本思想的指導下，從文學理論和文學創造活動兩個方面展開探討和研究,從早期共產黨人的文學觀的形成到新時期某些文學理論命題的確立，都貫穿在“中國化”這一綱領之中。應當說，文論中國化的倡導由來已久，但進入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里，西方文論或西方文藝思潮的大量卷入，加之國內某些研究機構和某些學者又不惜照搬照抄以致當作自己的看家本領，使得“中國化文論”一度變得暗淡無光，似乎成了時尚文化邊緣的一道“農家土菜”,自然不被那些以“文論西化”為時尚之流所青睞。當前，文論重建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且強調文論中國化民族化的聲音也不只是一蟬之鳴，多數學者在這一原則立場上是一致的，對重建中國化文論體系是充滿信心的。盡管我們已經承認原來的文學理論體系已不適應當前的文學創作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理論已經死了，不能更新了，再喧鬧再活躍再廣泛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終究不能替代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文學理論自有它存在的文化基礎和各種理由，只要文學不會消亡，文學理論就不會消亡，文學批評就不會消亡，那種認為文學行將消亡的看法或叫囂不過是一種“青光眼視力”所致，不必加以理會。人的存在是文學存在的理由，文學的存在是文學理論存在的理由，中國化文學創作活動的存在是中國化文論存在的理由；因此可以說，人是一種永恒；文學是一種永恒，文學理論也是一種永恒。西方文學和西方文論之所以能夠在世界文學的殿堂里熠熠生輝，就在于它們具有西方化或本土化特征；那么中國文學和中國文論要想在世界文學的殿堂里流光溢彩，我們就要堅持走中國化的文學創作和中國化的文論重建之路，唯有如此，我們的文學和文論才能成為世界文學乃至文論之林中的一枝奇葩。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所說：“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國之活動有利”（《魯迅書信集》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528頁）。文學創作是這樣，文論建構也是這樣，而文論重建的核心問題也正是要體現出這一點。

所謂文論重建要中國化，就是指文論重建要有中國特色，這既不排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指南的指導作用，也不排斥外來文學理論的有益補充，而強調中國特色就是要立足于中國的土壤、充分吸收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遺產，將我們血液里流淌著的民族精神和歷史文化精神融入到新的文論體系之中，并與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為我們所適用的部分熔為一體，同時也不妨有選擇有鑒別地引進外來文論中的有益成分，如此，重新建構起來的文論體系就不再是那種全盤“馬克思化”或那種動不動就冒出來一些嚇唬人的土不土洋不洋的東西。重建中國化文論體系，就是要在充分研究中國當前文學創作的潮流和發展潮流的基礎之上進行，全面總結和概括當前中國化文學創作活動的新經驗新方法新流派，解決文學理論一度甚至當下仍然無法解釋或無法面對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勇敢地面對西方各種文論和思潮的挑戰，大膽地將“中國化”這張王牌打出去，讓西方文論制造者們能從中看看中國化文論的新面貌和新風尚，從而能夠感受到中華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獨特魅力。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吳家榮教授的《中國化文論的歷史進程》中受到一些啟發和激勵。

吳家榮教授以“中國化”為這部文論專著冠名，就是要體現中國化文論發展的歷史進程，就是要強調中國化文論的價值和意義，就是要面對西方文論的挑戰捧出一道屬于中國化的“文化熱菜”；不僅如此，這部文論專著是正值文學理論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面世的，它的出現很及時，也正頂用，它既是堅持中國化文論建構的一個有益嘗試，也是為當前文論重建如何體現中國化民族化特色開啟了一個敲石問路之舉，不說為文論重建鳴鑼開道，但完全可以說為文論重建壯膽壯識，它啟示我們：走中國化文論重建之路，才是當下處于茍延殘喘之中的文學理論的最終出路。雖然《中國化文論的歷史進程》不能更多地解決和回答文論重建進程中可能遇到的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問題，但它把一種路數交了出來，這個路數就是一個錚錚作響的字眼：中國化。只要扎扎實實地在“中國化”這一綱領上做文章，文論重建就會旗開得勝，如得神助，就能健康地走出重圍，終將獲得“柳暗花明又一村”。進一步說，文論重建除了要堅持中國化民族化的原則立場外，還當從兩個方面確立其價值標準，一是新的理論資源，二是新的文學經驗，二者缺一不可。沒有新的理論資源，文論重建只能是一張圖紙；沒有新的文學經驗，理論資源也就無從談起。所以重建中國化文論體系，就要從總結新的文學實踐經驗及其成果入手，以便從中獲取新的理論生成因素。當然如何把古代文論加以改造使之轉化為當前適用的文論體系也是開發新的理論資源的重要一環。

編編篇篇都充溢著中國化民族化的脈動和氣韻，無論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探討，還是從作品到作品的剖析，都貫穿在中國化文論的歷史進程的這根主線上，——雖然這只是一個粗線條，但全書幾乎囊括了自“五四”以來的一些重要的文藝思想、理論亮點和為人所注目的文學現象，而且由遠到近，由點到面，整個進程都折射著中國化文論的強勁的生長力和可行性，縱有“山重水復”，然而它畢竟也是一條路，只有走下去，中國化文論重建就會筑就中西方皆可入席的大山和豐碑。毋庸諱言，《中國化文論的歷史進程》終究是一部論文結集，在理論上似乎缺乏了一點系統性，在文藝觀上缺乏了一點一致性，在序列上似乎也有某些不諧調的地方，顯得松散了一些；每一編雖有每一編的側重點，但論述不分章節，而是以“集束手榴彈”的方式拋出去東炸一坑西炸一坑，就不免出現一些裂痕和分割之處，這不能不影響全書總論點的系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