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循環累積因果論與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引言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的考察，以及推進知識和技能的普及以縮小不平等差距的建議，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但他的研究存在數據分析充分、理論分析過于簡單的傾向，尤其對制度是如何影響分配和經濟增長的理論說明存在明顯不足。綜觀國內學術界對該著作的研究，以下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王峰明考察了《21世紀資本論》和《資本論》的根本區別[1]。周新城批判了皮凱蒂離開所有制談分配的理論傾向[2]。邱海平則較全面地評析了《21世紀資本論》的學術貢獻和理論缺陷[3]。但是這些論文都是基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沒有涉及國外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流派的理論和看法。20世紀70年代，在國外出現了許多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流派，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法國調節學派（FrenchR佴gulationSchool）。該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米歇爾•阿格利埃塔（MichelAglietta）、羅伯特•博耶（RobertBoyer）和阿蘭•利比茲（AlainLipietz）等。該學派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學理基礎，吸收了凱恩斯經濟學的部分思想，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概念體系和分析框架，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其影響波及政治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以及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4]。更為重要的是，法國調節學派與皮凱蒂在研究對象上基本一致：都聚焦于當代資本主義，在分析方法上也相類似：都強調對資本主義進行歷史的、空間的、制度的分析。但與皮凱蒂不同的是，雖然法國調節學派也注重對歷史數據的分析和歸納，例如對美國建國以來200多年雇傭勞動關系的分析，但更側重于從理論上對資本主義的考察，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概念體系和分析框架，其中的循環累積因果論（theprincipleofcircularcumulativecausation），闡明了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辯證關系，有助于加深對不平等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解。同時，皮凱蒂雖然重視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但并不屬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流派，且對新古典經濟學派進行的挑戰是暗示性的；法國調節學派則從創立之日起，就宣告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以繼承和發展馬克思經濟學為己任，公開聲明要破除新古典經濟學派理論，創立新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5]。因此，從法國調節學派的理論對《21世紀資本論》進行剖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不同于國內學術界基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進行的分析，本文將從法國調節學派這一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出發，對《21世紀資本論》的學術貢獻和存在的不足進行剖析，以期加深對不平等及其解決對策的理解。

二、《21世紀資本論》的學術貢獻與存在的不足

學術界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21世紀資本論》的學術貢獻進行了梳理。本文從其對資本主義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的分析視角，對其學術貢獻做如下概括。第一，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集中的歷史變化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察。皮凱蒂認為，財富（即資本收入）的分配經常比勞動收入的分配更集中，無論什么時代和什么社會，前10%的階級都占有財富的大部分（大約60%以上，也有達到90%的），中間40%的階級占有5%~35%，底層50%的階級占有5%~35%[6]。從圖1可以看出，19世紀末期，最上層10%階級占有的財富達到了最高點，大約占國民總收入的80%~90%，20世紀70年代以后有所下降，占55%~65%，21世紀初又開始上升，占國民總收入的60%~70%，但仍與19世紀末期有很大的差距。第二，皮凱蒂對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集中的多樣性特征進行了分析。從圖2可以看出，以德國和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型國家的不平等狀況在二戰后呈現緩慢上升的特征：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福利型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平等狀況在二戰后呈下降趨勢，但20世紀90年代以后開始上升；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安格魯•撒克遜型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平等狀況在二戰后呈下降趨勢，但70、80年代后開始上升，并在20世紀初和21世紀初都出現了高度不平等。皮凱蒂認為，上述多樣性特征與各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有關，例如英、美兩國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后，“保守主義運動”帶來了對高級管理層超高報酬的更高容忍度。不過，這兩個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與其他國家的社會規范不相契合，并不適用于其他國家[7]。第三，《21世紀資本論》對不平等的未來發展趨勢進行了預測。從表1中可以看出美國2030年的總收入分配狀況：統治階級（最上層1%）的財富和收入將占國民總收入的25%，富裕階級（其后的9%）將占國民總收入的35%，中產階級（中間的40%）的將占25%，最下層階級（最下層的50%）將占15%。進而，皮凱蒂根據最近20年遺產繼承額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預測出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如圖3所示）。他指出，考慮到資產所有權與遺產繼承相關的稅率的變化，遺產繼承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各國都傾向于上升，不僅安格魯•撒克遜型資本主義國家如此，而且法國和德國亦如此，可以預測新的世襲社會即將來臨。而且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雖暫時還可以對遺產繼承進行一定的限制，但可以想象最終也會出現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放緩的趨勢，因此這些國家的財產繼承問題，與現在歐洲先進國家相比具有同樣的重要性。總之，《21世紀資本論》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進行的考察，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資本主義的不平等。但是必須指出，與皮凱蒂充分的數據分析相比，存在著理論分析過于簡單的傾向，尤其對制度是如何影響分配和經濟增長的理論說明存在明顯不足。接下來本文將從法國調節學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出發，對《21世紀資本論》存在的不足進行批判性分析。

三、法國調節學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

循環累積因果論是指諸多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強化的關系，這些因素的變化是并行的、累積的[9]。該理論并不是法國調節學派創立的，它起源于老制度經濟學派的開山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倫（ThorsteinBVeblen），他在1899年出版的《有閑階級論》中第一次提出“累積因果”（cumulativecausation）的概念，以進化的思想考察了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即私有制產生和有閑階級制度）之間雙向互動的因果關系[10]。1928年，楊阿林（YoungAllyn）利用這一概念，對兩個經濟因素（即收益遞增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循環因果關系進行了考察[11]。194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岡納•繆爾達爾（GunnarMyrdal）在《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中，第一次提出了循環累積因果論，并運用這一理論說明了“黑人歧視問題的惡性循環”，認為“黑人較低的生活水平”和“白人的黑人歧視意識”之間存在相互依存、互相強化的關系[12]。1957年，繆爾達爾在《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的著作中，提出了“回波效應”（backwasheffects）和“擴散效應”（spreadeffects）這一對概念，對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進行了說明[13]。“回波效應”是指受收益差異的影響，經濟活動擴張地區會吸引周邊地區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流入，從而加快該地區的發展，降低周邊地區的發展速度，導致地區間差距擴大。“擴散效應”是指當經濟活動擴張地區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擁堵、資本過剩等原因使其生產成本上升、發展速度放緩，導致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向周邊地區擴散，具有縮小地區之間差距的效果。盡管這兩種效應會同時起作用，但繆爾達爾認為，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回波效應總是先于和大于擴散效應，在連續累積的作用下會帶來惡性循環，使經濟在空間上出現“二元經濟”結構：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不發達地區。為此，他指出，政府應該采取可以提高擴散效應的政策，例如實施土地制度改革、建設社會保障制度、推行平等主義的社會政策等，推動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縮小地區間的經濟差距，“使惡性循環發生逆轉”。

20世紀70年代，法國調節學派對上述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做出了貢獻，主要表現在把制度因素的分析引進到了該理論中。他們在闡明經濟變量之間雙向互動因果關系時，重視制度對經濟變量的調節作用，把使惡性循環發生逆轉的對策稱為“制度性調節”。如圖4所示，法國調節學派把勞動生產率上升到需求增長的路徑稱為“需求體制”，把從需求增長到勞動生產率上升的路徑稱為“生產性體制”。需求體制是由“收入分配”和“支出”兩個階段構成的。在“收入分配”階段，主要受工資制度的影響，在“支出”階段主要受國家稅收制度、金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的影響，例如工資的支出受個人所得稅、利潤的支出受公司稅的影響。生產性體制可以分為“生產設備調整”和“雇傭調整”兩個階段，前者主要受技術創新制度等的影響，后者主要受雇傭制度等的影響。法國調節學派強調，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環節，制度都發揮著調節經濟主體行動的作用，本文以圖5所示的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的形成機制為例進行說明。二戰后，工會在工資的集體談判中開始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它促使資本家同意把因勞動生產率提高帶來的一部分利潤分配給工人，在此前提下，工人接受了枯燥的、高強度的泰勒主義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了勞資之間相互妥協的工資制度（即工資指數化制度）。之后，形成了“勞動率上升寅工人實際工資增加寅消費增長寅投資擴大寅經濟增長寅生產設備擴大寅雇傭增加寅勞動生產率上升”的良性循環，在累積因果關系的作用下，資本主義出現了長達三十年的“黃金發展時期”。然而，上述工資制度一旦發生變化，有可能帶來經濟危機。20世紀80年代之后，伴隨新自由主義政策對工會權力的削弱，工會在工資集體談判中的作用不斷下降，工資指數化制度被瓦解，工人的實際工資出現停滯。同時，公司普遍采取了工人持有股票的激勵制度，從而形成了新的勞資妥協關系。當股票升值時，工人預期到資產的未來收益上升，在實際工資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通過借貸甚至金融杠桿以增加消費，并導致企業擴大投資，帶來了經濟增長，使美國從“福特主義增長體制”過渡到“金融主導型增長體制”。但是，這種增長體制不具有可持續性，股票一旦下跌，工人的債務必然增加，但由于實際工資長期停滯而無力還貸，必然引發債務危機，這就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出，工資制度的變化影響著經濟主體（工人、資本家）的行為，并通過循環累積的因果關系，影響著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模式。當然，除了工資制度之外，各個環節中的制度都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例如稅收制度和金融制度對支出的影響、技術創新制度對生產設備調整的影響、雇傭制度對雇傭調整的影響等，這些構成了法國調節學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的重要內容。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詳細展開。但是從中可以看出，與《21世紀資本論》側重于說明“是什么”的研究方法相比，法國調節學派不僅要說明“是什么”，更側重于在豐富而精致的理論基礎上說明“為什么”，而這恰恰是《21世紀資本論》所欠缺的。

四、基于循環累積因果論的不平等分析

在皮凱蒂的理論中，既沒有顯示出社會經濟系統中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也沒有顯示出各種因素在變化中的累積因果關系。那么，如何在理論上揭示收入和財富向上層階級集中的機制？為什么知識和技術的普及有利于縮小不平等的差距？《21世紀資本論》并沒有給予系統的論述。為此，有必要在法國調節學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的基礎上，對此進行說明。首先，基于法國調節學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本文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和收入向上層階級集中的內在機制梳理如下。財富向上層10%的階級集中，乃至向最上層的1%階級集中寅這些階級通過積極地參與政策制定，使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得以通過，使資產稅率得以下調寅r躍g（r代表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以總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經濟增長率，即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寅上層階級的財富進一步增長，這個過程與經濟增長率的降低、人口減少、繼承稅稅率下調等融為一體，促進了世襲資本主義的回歸。同時，伴隨收入向高級經理人集中寅公司治理結構發生變化寅決定報酬的慣例也隨之變化寅高級經理人的報酬急速上升寅最高所得稅稅率和遺產稅率降低寅r躍g寅出現了新的資本家和富二代。也就是說，在r躍g這樣的資本主義長期歷史經驗中，琢=r伊茁（資本主義的第一基本規律，這里的琢為資本收入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茁為資本/收入比）表示的資本分配率和國民經濟中的資本/收入比重的關系，呈現累積的因果關系。茁的上升帶來琢的擴大，琢越大，資本積累就越快，導致茁進一步上升。茁（資本/收入比）作為國民經濟漸進的、長期的、動態的結果，依賴于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的關系：茁=s/g（資本主義的第二基本規律，這里的s是儲蓄率），經濟增長率越低，資本的重要性就變得越高，顯示出明顯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

其次，基于循環累積因果論，對擴大“擴散效應”和縮小“回波效應”的政策，即皮凱蒂提出的推動知識和技術的普及以縮小不平等差距的建議進行分析。皮凱蒂指出，知識和技術的普及具有重要意義，“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全球層面還是國家層面的趨同，其主要機制是知識的傳播和擴散。換言之，落后國家是通過提高科技水平、專業知識與技能和教育水準來追趕發達國家的，而不是通過成為富國的資產。知識的擴散并不是上天賜予的甘露：是對外開放和貿易加速了知識的擴散（閉關鎖國阻礙了科技的傳播）。總之，知識的擴散取決于一個國家調動資金的能力以及鼓勵大規模教育和培訓投入的體制，這個體制同時還要確保司法系統的穩定，使得各類經濟主體能夠據此從事經濟活動。因此，這和實現一個合法而高效的政府息息相關。簡而言之，上述就是歷史教給我們的關于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不平等的主要經驗教訓”[14]。可以看出，這樣的觀點類似于法國調節學派對循環累積因果論的“需求體制”的論述，它說明了從生產率提高到經濟增長的傳導路徑。

同時，皮凱蒂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收益率長期超過經濟增長率，所以存在使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力量，而且知識和技能的普及作用也被扭曲和降低，結果導致不平等擴大。即便如此，他還是強調：通過知識的普及和勞動者的技能提升，修正了工資差距。在其說明中，皮凱蒂使用了“教育和技術賽跑理論”[15]。也就是說，勞動力的工資是由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決定的，從而又是由勞動的供給和需求決定的。從勞動的供給來看，最重要的是教育。從勞動的需求來看，最重要的是技術。因此，教育和技術進步之間存在著一場賽跑。很明顯，皮凱蒂關于促進知識普及和勞動者的技能提升以修正不平等的建議，類似于法國調節學派對循環累積因果論的“生產性體制”的論述，它說明了從經濟增長到生產率提高的傳導路徑。但是，在皮凱蒂以“邊際生產率”為基礎決定工資水平的理論，與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如出一轍，這受到了法國調節學派的批判。皮凱蒂自己也承認上述理論分析太過簡單，認識到不同社會群體（例如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力量對比，往往在工資決定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16]。關于此，法國調節學派在創立之初，就把雇傭勞動關系作為研究對象，把雇傭勞動關系定義為工作過程的組織、工人的技能等級、工人流動、直接和間接工資的形成、工資收入的使用等，認為它規定著勞動力的使用和再生產，是各種制度形式中最關鍵的制度[17]，同時指出勞資雙方的交涉和妥協（即集體工資談判）往往在工資決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再次，法國調節學派指出，北歐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推行的“彈性安全雇傭制度”（Flexicurity），是促使“教育和技術賽跑”進入良性循環的應有政策。從字面上看，彈性安全雇傭制度（Flexicurity）由靈活性（Flexibility）和安全性（Security）這兩個詞結合而成，其含義是在擴大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同時，確保雇傭的“安全性”[18]。“靈活性”是指政府放開勞動力市場，雇主和企業可以靈活地、有彈性地雇傭員工；“安全性”是指政府構建了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即使失業，也可以滿足工人對收入的需求，而且政府出資鼓勵工人參加再培訓和再就業，工會幫助政府經營失業保險和督促失業人員再培訓。同時，政府加大了對研發、教育（包括終身教育）、信息、通訊技術等新興產業領域的投資，滿足了市場對新技能的需求。這樣，北歐國家成功實現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同時有效地遏制了不平等差距的擴大[19]。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的第十三章“21世紀的社會國家”中，設想設計出某種政治體系，對如今的全球化承襲制資本主義進行公平和有效的制約。毫無疑問，法國調節學派已經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政策方案。

作者：呂守軍 嚴成男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 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 新瀉大學 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