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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思想是近代中國各種社會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它發源于西方，被當時著名的進步思想家解讀并引進中國，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都產生了一定影響，加快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很多自由主義者都成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的新興力量的代表，他們的努力豐富了學術探討的內容，促進了當時中國學術的繁榮與發展。但是，由于近代中國的特殊國情以及當時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本身的局限性，自由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過程中遭受了多方面的阻礙，這些阻礙性因素使得自由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難以得到廣泛的支持，難以開展全面的實踐，并最終讓位于其他社會思潮。筆者從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民眾素質與心態、面臨的外患以及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自身的局限性這幾個領域，對自由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傳播中的阻礙性因素進行簡要分析。

一、近代中國的政治環境嚴重制約自由主義思想的政治實踐

在政治領域，自由主義思想反對政府專制，認為國家應當充分尊重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并對公民的各種合法的自由活動提供政治保障，認為公民應該平等地參與選舉、立法等政治活動。但是，近代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在晚清政府的專制統治之下，國家機器圍繞著皇帝運轉，統治階層的政治活動尚且受到君權的嚴格限制，普通民眾在專制統治之下就更無政治自由可言了。

晚清時期，雖然以嚴復為代表的中國第一批自由主義者翻譯了大量的有關西方自由主義學說的著作，并出版了《天演論》《論世變之亟》等探討自由主義思想的著作，但自由主義學說仍然處于清政府的思想控制之下。在當時初露端倪的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維新派學者也在這一領域積極活動、著書立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啟超所著的提倡自由主義思想的《新民說》。而從根本上講，當時的維新變法運動試圖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人獲得一定的政治自由，但是為國民追求自由權利的運動很快就在統治集團的高壓之下失敗了。在此之后，清政府出臺的新政策也在促進民眾政治自由方面做出了一些讓步，但是這些新政策還未廣泛執行，清政府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南京臨時政府也未能保護可能產生自由政治體制的革命成果，接踵而來的便是袁世凱等軍閥的帝制復辟運動以及長達十幾年的軍閥割據局面，各軍閥的專制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取代了晚清政府。而在這一時期，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雖然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仍然難以在軍閥專制的氛圍中占據社會思潮的主流。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后，雖然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在西方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反對激進運動，以及尊重人權的漸進式改革的政治理念，但當時的國民黨領導階層并未認真采納這些自由主義思想家所提出的建設自由主義政治的意見，轉而推行“訓政”，并加強對國民的思想控制，況且國民黨政權內部也存在爭權奪勢的情況，這些現實條件使得自由主義的實踐在當時逐漸變為空談。抗日戰爭爆發后，盡管自由主義者為實現憲政做了不少努力，但無論國民政府還是敵后的共產黨政權，都對社會各界的自由主義思想加以控制，使自由主義思想在政治上難以得到發展。在抗戰期間，自由主義者所依附的第三種力量的發展也缺乏穩定的政治同盟：他們一方面與壓制和摧殘民主、有害于抗戰的國民黨統治不斷發生矛盾，另一方面也在特定形勢下在需要作出讓步和妥協的問題上，與中共產生這樣那樣的分歧。這使得自由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被進一步孤立。抗戰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而國民政府也準備施行符合自由主義原則的憲政，但是國共內戰很快爆發，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政治實踐再次被阻斷。而隨后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自由主義思想遭到批判，其政治實踐更無從談起了。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之下，溫文爾雅、理性至上，講究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自由主義，自然得不到現實的青睞，只能落得個孤芳自賞的下場，甚至比這更糟［2］。通過以上歷史脈絡可以看出，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缺乏良好的政治土壤，難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實踐。

二、近代中國的經濟狀況使自由主義思想缺乏良好的經濟土壤

在經濟領域，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是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主張個人合法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個人有支配自己私有財產的自由。主張發展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過分干預。近代中國的經濟狀況總體而言是落后的：缺乏現代化的生產技術，缺少現代化的企業，缺少與之相配套的現代化管理理念與自由競爭意識，各種經濟組織仍有相當程度的封建殘余。而當時的政府對企業的發展也有一定的消極作用。晚晴政府時常以各種名義對企業收取苛捐雜稅，并在政策上對其加以約束，以限制其自由發展。國民政府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態度也是比較消極的。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需要強大的中產階級作為經濟支撐，但在當時的中國，與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的官僚資本相對于民間資本來說，占有壓倒性的優勢，這就極大地限制了中產階級實力的擴張［2］。從社會秩序的角度講，近代中國長期處于政局動蕩之中，戰爭不斷，加之各地頻繁發生災害，國人的私有財產很難得到有效保護，而當時有相當一部分國民生活在貧困線之下，連生存都成問題，更談不上個人的私有財產了。國民政府雖然在法律上對個人私有財產自由支配作了一定程度的規定，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經濟秩序相對混亂，法律并不能對個人的私有財產提供足夠的保護。在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根據地、解放區中，個人財產以及生產活動等不斷地被公有化，使得這些地區的經濟離自由主義經濟原則漸行漸遠。從總體上說，在落后的經濟環境下，近代中國缺乏實行自由主義經濟的物質與制度基礎，使得自由主義所提倡的經濟原則難以實行，也難以建立發達的、自由競爭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

三、中國民眾較低的文化素質及保守的心態阻礙了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

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體系源于西方，它是一個抽象、復雜的體系。一國民眾若要學習自由主義，建構相關的知識體系以及深刻領會自由主義的內涵，并形成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不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化素質是不行的。而在近代中國的民眾之中，文盲占了絕大多數，這些人尚不具備基本的識字能力，缺乏基本的政治、文化意識，更談不上學習有關自由主義的知識了。一些民眾雖然受過低層次的教育，但是他們并不關心國家政治局勢以及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現實狀況，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低素質民眾的大量存在使得自由主義在民眾中難以廣泛傳播，極大地限制了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力。在落后的政治環境與經濟環境的雙重影響下，近代中國民眾除了嚴重缺乏文化素質之外，還有濃重的、帶有封建色彩的保守心態，這種心態嚴重違背自由主義的原則。當時的中國雖然經歷了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多次現代化的沖擊，但是各種封建意識尤其是一些封建道德觀念并未完全被清除，而且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頑強地生存下來，繼續影響著普通民眾，而傳統的宗族觀念以及相關的家庭倫理道德就是當時典型的、控制民眾的最具代表性的道德觀念。大多數民眾在難以得到良好教育和獲得先進思想的狀況下，只能接受這些傳統的道德觀念，并以此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在傳統綱常倫理對人身自由的束縛下，當時的中國有相當數量的民眾逐漸對個人自由感到麻木，并呈現保守的心態。在這些民眾看來，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個人自由意識破壞了家庭及家族中的等級秩序，是不道德的，是不值得接受和推廣的。由此可知，民眾的愚昧與落后是自由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傳播的一大阻力，自由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實踐缺乏足夠的民眾基礎。

四、近代中國面臨的外患使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缺乏穩定的社會環境與思想環境

由于列強的侵略與壓榨，近代中國外患不斷。晚清時期，在每一次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背后，都伴隨著劇烈的社會動蕩；北洋政府時期，各軍閥也在各幕后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之下混戰不斷，致使各地民不聊生；抗戰期間，隨著大片國土淪陷，中國社會面臨崩潰的邊緣。在外患長期存在與影響之下，近代中國缺乏穩定的社會環境，人們的生存尚成問題，而自由主義思想所標榜的自由、平等的理念則更難變為現實。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國面臨的外患迫使國人更易于接受民族主義，排斥自由主義。當時擺在國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務不是爭取個人的自由和保障個人的權利，而是謀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所以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與民族救亡時代的主題始終顯得有些隔膜，也很難得到絕大多數國人的認同。在當時的激進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者看來，自由主義者只關注個人利益，忽視民族利益，而自由主義思想也難以使中國免受列強的壓迫，對中國的民族獨立事業毫無用處，甚至會產生阻礙作用。正是在這種思想動向的推動下，當時的中國產生了強烈的救亡心態，使人們認識到在當時的情境下追求富國強兵以解救國家危亡，要比實現個人的自由與尊嚴顯得更重要。而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富強方面，似乎是比較有效的，因而人們放棄了自由主義，并轉向其他更有效的主義。總之，在外患長期威脅之下，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饑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重視和尊重［5］。所以說，在當時中國遭遇嚴重外患的背景下，自由主義思想的力量尤其是其實踐力量是很微弱的，在更流行的救國思潮的影響下，自由主義思想難以成為當時中國的主流救國思想。

五、中國自由主義者群體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

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本身是存在缺陷的。首先，中國自由主義者在社會實踐中的局限性。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基本上是服務于教育、新聞出版、醫療衛生等“自由職業”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這些行業領域內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但超出這個領域范圍之外，他們的影響力就很有限了。從財力上說，自由主義者基本上是自由職業者，是工薪階層，除養家糊口之外，實在拿不出多少錢供參與政治活動之用［3］7。在對待普通民眾的態度上，當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具有精英情結，難以認識普通民眾的社會作用，對普通民眾以及民眾運動長期保持疏離的態度，這就使得自由主義思想很難深入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其次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建構并信奉的自由主義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在思想內容上，經濟自由主義極為薄弱，而相對來說，比較發達、比較有聲勢的是政治自由主義與文化自由主義［6］。在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內容的闡釋上，由于受傳統思想觀念的深刻影響，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往往對社會抱有烏托邦式的幻想，忽視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中消極自由的意義，忽視個人自由的重要價值。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當時中國的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仍然把西方自由主義思想附會于中國傳統文化，比如胡適在推動中國的民主運動時，隨時隨地不忘為民主、自由、人權尋找中國的歷史基礎［7］。這在事實上也對深刻理解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本質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在自由主義思想派系方面，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接受了歐洲大陸、美英等不同地區、不同派別的自由主義思想，這種龐雜的知識體系使得自由主義在理論建設上難以找到統一的主線，加大了中國本土自由主義思想建設的困難。可以說，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身多方面的局限性，是自由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社會傳播中所遇到的內部阻力。總之，自由主義思想在近現代中國社會傳播中表現出了多方面的不適應性，并因此逐漸衰落。這一歷史教訓對于我們是很有啟發的。歷史實踐證明：只有適合本國國情的思想理論，才能被國民廣泛接受，反之，就會與國民疏離，難以得到良好的發展。

作者：王凱 張曉武 單位：曲阜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