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政治文明的最終標準，都基于對現實中的人的權利的判斷。婦女的法律地位最能表明文明程度，在人權的時代，在文明的政治狀態下，婦女理應享有和男子同等的人格尊嚴、同等的地位和同等的權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聯合國機構已通過若干有關保護婦女權利的公約和宣言，比如《婦女政治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在非常狀態和武裝沖突中保護婦女和兒童宣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等。在1993年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上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中，“婦女人權”這一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現，這標志著婦女人權概念正式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接受。現在，婦女地位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有關婦女自身利益的問題，而是提高到關乎“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的高度來認識。

一、國內外研究情況

“婦女人權是保障婦女的尊嚴，發展婦女的人格，實現婦女的價值，在道德上、社會上、政治上、法律上，應當得到承認或已經得到承認的平等的、自由的生存權與發展權等一切權利的統稱。”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婦女人權逐漸成為人權領域的熱點。國內關于這方面的著作，筆者了解的主要有：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95北京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叢書編委會編的《95北京非政府組織婦女論壇國外論文選》，李明舜、林建軍主編的《婦女人權的理論與實踐》，董云虎、張世平主編的《中國的婦女人權》，信春鷹主編的《婦女與人權》，林建軍著的《婦女法基本問題研究》，劉伯紅主編的《中國婦女研究年鑒2001-2005》，肖巧平著的《社會性別視野下的法律女性與法律》，榮維毅、黃列主編的《家庭暴力對策研究與干預——國際視角與實證研究》，譚琳，杜潔等著的《性別平等的法律與政策——國際視野與本土實踐》等等。內容涉及婦女人權為什么會提出，婦女人權的發展現狀及趨勢，國際婦女人權的保護，中國婦女人權的保護等各方面。國外學者的著作，筆者了解的主要有：朱莉•莫特斯（JulieM-ertus）等著、社會性別意識資源小組譯的《婦女和女童人權培訓實用手冊》，美國阿斯金、科尼格編的《婦女與國際人權法第2卷》，美國凱利•D•阿斯金、多蘿安•M•科尼格編，黃列、朱曉青譯的《婦女與國際人權法：第1卷婦女的人權問題概述》，加拿大麗貝卡•J•庫克編、黃列譯的《婦女的人權國家和國際的視角》，內容主要涉及婦女應該享有的權利，世界范圍內對婦女權利的侵害，影響婦女人權的共同的人權問題等問題。關于婦女人權的中文期刊，筆者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婦女人權”為篇名，從1993年到2010年，共檢索到84條結果，包括報道、評論、學術論文以及學位論文，從文章的分布時間來看(見下表)，對婦女人權的關注出現了三個高峰期，并且研究和關注的側重點各有不同。時間22155高峰期是在2000—2001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是國際上第一個全面、系統地專門規定婦女權利的國際人權公約，它“為婦女的國際人權保護提供了必要的、充分的法律基礎。”。1999年的12月10日，在這個人權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任擇議定書》在聯合國大會開放，以供簽署、批準和加入。該議定書的通過和開放簽字無疑是國際婦女運動的重大成就，是國際社會關心婦女人權、承諾保障婦女人權的又一體現。這引發了人們的關注。這一時期的文章主要是圍繞這一婦女人權的新發展，并闡述其進步意義。第二個高峰期是在2005—2006年。自2005年12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止案)(以下簡稱《修止案》)開始施行。由此引發了對《婦女權益保護法》修正案的討論熱潮，進而聯系到國際婦女人權的發展。通過對這一階段現有學術論文的整理，筆者認為，關于婦女人權相關問題的闡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國內關于《婦女權益保護法》修改案看我國婦女人權的發展。有的作者認為，從總體上看，這次《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改，在政治權利方面、文化教育權益方面、勞動和社會保障權益方面、財產權益方面、人身權利方面、婚姻家庭權益方面加大了對婦女人權保護的力度。此次《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改和通過是全國廣大婦女政治生活、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充分反映了我國對婦女權益保護問題的高度重視，同時也標志著我國政府對婦女人權的尊重與保障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有的作者認為，《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改和通過，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法律的上述變化和進步，同時，也帶給我們對它的一系列理性思考，包括：《婦女權益保障法》是一般法還是特別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與其他法律之間的和諧統關系；《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實體權利規定和程序權利規定的關系；《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所體現的公法與私法的兼容關系。

其二，涉及婦女人權的具體方面，比如反對家庭暴力、性人權保護，以及提高婦女參政權。有作者說家庭暴力的存在，嚴重侵害的婦女的人權。和諧社會理應包括兩性關系的和諧和家庭關系的和諧。要構建和諧社會，反對家庭暴力刻不容緩，應從思想觀念、法律制度及社會工程等方面著手。有作者認為我國應當通過制定專項反家庭暴力法、明確警察機構的職能、對婚內強奸進行明文規定、設立民事保護令制度以及在法院開設家庭暴力專庭等方而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對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更好地保護婦女的基本人權。有作者說實實在在依靠法律，就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公民自身和整個社會的傳統觀念，遏制對婦女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的滋生，保證婦女的生命權、人身權、安全權、以及其精神和身體的完整等基本人權的真正實現。有作者說加強制度建設，為婦女人權提供制度保障。

其三，關于婦女人權的國際保護。有的作者列舉了國際人權法在保護婦女人權方面的缺陷，比如婦女人權的國際保護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保護婦女人權的國際、國內立法未能有效地銜接；保護婦女人權的國際公約在內容上的缺陷等，有作者認為婦女歧視依然存在，列舉了婦女歧視在參政、受教育、勞動就業婚姻家庭領域的表現，有作者認為國際法注意對婦女公權利的保護，而較為忽視對婦女私權利的保護，國際法的命運由男性掌控，保護婦女人權的國際法的執行機制存在問題。關于完善婦女人權國際保護的措施，有作者認為要正確理解和處理婦女人權與其他權利的關系，確保實質平等，使法律更客觀、公正，加強對國際人權公約的監督；有作者認為要采取強制措施，提高婦女在聯合國任職的比率，同時提高她們在聯合國決策層的比率，強化聯合國婦女組織的地位，修改有關的公約，使其更能體現婦女的要求，更好地為婦女服務。第三個高峰期是在2008—2009年。這段時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國婦女人權的發展，我國婦女人權的保障，婦女人權的國際保護，除此，對婦女遭遇家庭暴力也有集中研究。作者們對家庭暴力的定義進行了探討，分析了其產生原因，解決方式的特殊性，對于制止家庭暴力的舉措，有作者提出加大執法力度，加大宣傳力度以提高婦女的反暴意識，援助和保護受害者。

二、筆者觀點

1.對婦女人權研究的基本評價。目前，我國的婦女人權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其一，大量學者對于婦女人權的關注和探討，使得婦女人權走入了我們的視野，獲得了更多的關注，這對于在全世界范圍內提高婦女地位，實現婦女權利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其二，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國完善對婦女人權的保護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有助于推動國家在婦女人權方面的立法。

作者：孫杰單位：長春金融高等專科學校文化基礎部

女權主義烏托邦對文學的影響

烏托邦思想與女權主義思想有著共同的目標—重構人類文化。在運用女權主義思想或者烏托邦思想進行作品的創作過程中，二者的共同策略就是把顛覆父權社會與重構人類文化結合在一起。美國學者指出:“烏托邦主義所倡導的重構人類文化正是女權主義寫作的目標”。傳統的烏托邦作品只是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憧憬，反映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因為真正的兩性平等在歷史上從未存在和實現過。

女權主義者就在作品中構建一個沒有性別壓迫，甚至是兩性平等的社會女權主義烏托邦作品，反映女權主義思想，展現烏托邦精神，關注女性和人類未來。女權主義烏托邦作品把女權主義思想與烏托邦精神結合起來，以喚起被壓抑的集體記憶，致力于新的社會文化建構，討論主體性、女性屬性、身體欲望和個體差異，借助想象在作品中營造著女性和人類的精神家園，對父權社會進行全面的抵制和顛覆。

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烏托邦”一詞出現后，女權主義烏托邦的觀點被眾多的文學批評家引用和發揮，而且成為女權主義文學評論和烏托邦文學的又一個重要的切入點。20世紀后半葉，女權主義烏托邦小說和反烏托邦小說再度興盛，小說創作從以男權文化的現實主義批判轉向了對女權文化的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的展望。即他們在承襲西方主流烏托邦小說模式的同時，融入鮮明的女性主題。女權主義者設想了一個與現實社會形成鮮明對比的美好世界，表現出對男權社會的不滿和批判。這種超現實的追求促進了社會的變化和發展。

女權主義烏托邦在中國

1989年弗朗西斯•巴特庫斯基(FrancesBartkowski)在《女權主義烏托邦》(FeministUtopias)一書中首次使用了“女權主義烏托邦”一詞。目前國內對女權主義烏托邦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對女權烏托邦理論的譯本和研究專著，只有少量的對西方女權主義烏托邦小說的研究專著和相關論文。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國學者對女權主義文學整體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然而國外對女權主義烏托邦文學的研究是空前繁榮。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從全新的角度—女權主義烏托邦思想，對一些英美文學作品進行全新的解讀。

在19世紀以前，在早期的英美文學作品中，幾乎所有的烏托邦作品都出自男性作家之手。盡管如此，在一些文學作品當中，我們還是能看到女權主義烏托邦的存在。莎士比亞(WilliamShakespeare)在《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具有極大社會諷刺性的喜劇。我國學者對這部小說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作為一部經典的作品，《威尼斯商人》的思想內涵可以從多方面進行闡釋。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虛構了一處地圖上不存在的類似于女權主義烏托邦式的小島:貝爾蒙特島。島上的鮑西婭就像女王一樣，獨自掌管著一個城堡。這個寧靜、祥和的小島與威尼斯的以金錢為主導的社會形成鮮明的對比。鮑西婭的父親在去世之前就已經規定了她選擇丈夫的方式，但是她以自己的方式掌握自己的命運，成功選擇了最佳的伴侶—巴薩尼奧。

【論文摘要】秋瑾所生活的年代處于中國文化轉型的重要歷史階段，她的文學創作印證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矛盾與融合。她前期的創作以詩詞為主要形式，集中在贊譽古代女英雄的主題上；后期成就最高的是賦有啟蒙思想的白話文創作。對她前后兩個時期文學創作的考察與評價，可以管窺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某些特質。

[論文關鍵詞】秋瑾；創作；傳統；現代；轉型

秋瑾所生活的時代(1875—19o7)是中國新舊思想更迭、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沖突與交融的時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隨夫北上，成為她生活與創作的重要轉折點。論文百事通據此，秋瑾的文學創作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在主題與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異。這種文學創作現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變化，也彰顯出近代文化轉型期文學所必然發生的變異。

一、秋瑾詩歌的主題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聰慧，加之少時在私塾中接受的傳統教育，助其成為精于詩文的典型的傳統社會才女。1892年，秋瑾隨父親秋壽南遷至湖南，開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國幾個重要的人生階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時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變與飛躍，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和創作主題。l896年，秋瑾遵從父母之命在湖南與富商子弟王廷鈞完婚，這是她居湘期間由閨秀到人婦的生活轉折。王家優裕的物質生活使秋瑾無衣食之憂，并有讀書、交友、賦詩之閑。秋瑾赴京之前的創作形式以詩歌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這時的秋瑾與傳統社會的大多數女子一樣，被阻隔在社會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達她們閨中寂寞難耐的苦楚。她曾以“閨內惟馀燈作伴”、“一點無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詩句表達自己孤獨寂寥的情懷。這類詩歌與大多數古代女子常見的主題相同。

然而，秋瑾天生與眾不同的秉性，使其大量詩作與那些“必然流入‘自娛’與‘閑吟’的私人價值范疇”的“閨秀文學”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古代詩詞有借物詠懷、托物寓意的傳統，在秋瑾這一時期的詠物詩中，傲霜斗寒的松、梅、菊等意象十分常見，她通過吟詠這些雄健、剛毅的文化意象，闡釋了自我“英風傲骨”的性格與品質。在“嶺梅開候曉風寒，幾度添衣怕依欄”這樣常見的有感于季節變化的詩句中，寄予著秋瑾“殘菊猶能傲霜雪，休將白眼對人看”的人生志向，與她對花木蘭、秦良玉等古代女杰的崇拜心理相契合。

對古代英雄女杰的歌吟與贊譽，是秋瑾這時期詩歌創作的中心主題，《(芝龕記)題后八章》可堪稱代表。這首詩創作于入湘之初，有感于清人董寅伯所作之傳奇《芝龕記》。《芝龕記》記載了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事跡，她們的功績成為秋瑾抒發自己人生理想的媒介與載體。此后，花木蘭、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形象不斷出現在秋瑾的詩作中。

[論文摘要]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傳人中國。在歷經20多年的理論研究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在此期間，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不斷地被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們源引、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現當代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推動中國女性文學的研究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西比較；吸納；新變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當時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7期)等文。

一、生態女權主義概述

生態女權主義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之中，20世紀90年代達到高潮。生態女權主義首先出現于法國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發表于20世紀70年代的兩部作品：《女權主義或死亡》和《生態女權主義：革命或變化》。弗朗索瓦斯·德奧博納號召女性發動一場生態革命來拯救地球，這種生態革命將使兩性之間以及人類與非人類的自然之間建立起新型的關系。

生態女權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西方文化中在貶低自然和貶低女性之間存在著某種歷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關系”。生態女權主義者S.格里芬等人強調女性身體功能和自然接近，認為女性比男性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國學者伊內斯特拉·金把生態女權主義定義為一場女性認同運動，她聲稱：“我們為了忠于未來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這個地球而向父權挑戰。我們通過自己的性別特征和我們作為女性的經歷對此有著深刻和獨特的見解。”

生態女權主義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生態女權主義的首要內容是女性與自然的認同，是價值觀念與實踐活動緊密結合的社會運動。生態女權主義不僅涉及意識形態，也是一場為實現社會變革而興起的實踐活動，是女性為維護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區，反對由于父權社會、跨國公司和全球資本化主義而引起的惡性發展和環境惡化所進行的不懈斗爭，是理論與實踐的相互統一。

第二，生態女權主義的重要論點還包括對西方現代科學的批判，多樣化和統一性，對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沉重代價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等。西方現代科學、生活多樣化、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等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均是在父權社會觀念主導下，人類社會為了滿足物質豐盈或者追求國際地位所做的掠奪自然、破壞生態平衡的活動，這種掠奪和破壞的意識同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第三，尋求建立聯系的原則是生態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生態女權主義尋求建立一個平等、和諧、友好共處的關系，這種關系涵蓋了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女權主義與文學評論

近年來，隨著生態問題研究的不斷推廣和深入，其思想已經深入歷史、政治、哲學、文化等各個領域，生態女權主義也隨之而起，生態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以生態女權主義批評理論解讀含有生態和女性內涵的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新動向。

在生態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原則”和“生態原則”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新標準，凡是體現了對整體、相互關系和穩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著關懷、同情和“慈育意識”的文學作品會受到極力頌揚，相反，彌散著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擴張、功利性的破壞性話語，則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一、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中的女性形象

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真正登上了美國文壇。黑人女性文學不僅批判了美國的種族歧視制度，而且從獨特的視角探討了黑人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塑造了許多典型的黑人女性形象。

（一）早期文學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在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涌現了許多優秀的黑人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如赫斯頓的小說《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就塑造了一位勇于抗爭和吶喊的黑人女性形象———珍妮，童年時期珍妮感到內心壓抑，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16歲時珍妮嫁給了洛根，在家里珍妮沒有任何話語權，任何事情都需要他人安排，但珍妮并沒有喪失理想和希望，而是勇敢地尋找真實的自我。后來，珍妮嫁給了喬，喬是一個思想解放、視野開闊的男性，他給了珍妮很大的生活空間，但珍妮仍感到痛苦和壓抑。在喬死后，珍妮非常孤獨和寂寞，但她終于明白了，幸福和金錢多少、房子大小并無關系，她的不幸婚姻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權主義文化和不平等的夫妻關系。最后，珍妮嫁給了蒂，他們建立了平等、真誠的婚姻關系，珍妮也找回了迷失的自我。

（二）二戰后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二戰之后至60年代是美國黑人女性文學蓬勃發展的歷史時期，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反戰運動、女權主義運動等蓬勃發展，這促進了美國黑人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這一時期的布魯克斯、馬歇爾等黑人女作家從不同角度塑造了許多生動的女性形象。如布魯克斯的《穆德•瑪珂》塑造了鮮明而生動的女性形象，描寫了黑人女性細膩而復雜的情感世界，展現了美國主流文化對黑人女性的影響；在《褐色女孩兒，褐色石頭》中，馬歇爾描寫了不同環境中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了社會文化對人物性格的塑造。托妮•莫里森的小說《寵兒》中，主人公賽斯勇于反抗，她控訴了這個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并且將你宰殺、蹂躪與玷污”，揭示了種族歧視的社會現實。［3］

（三）當代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世紀80年代之后，許多黑人女作家描寫了美國黑人女性自我異化的生存狀況，發出“黑人女性也是人”的呼喚，為黑人女性解放運動開辟了新方向。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莫里森的《爵士樂》、愛麗絲的《紫色》等。小說《紫色》中，軟弱、善良的西麗被繼父強奸，后來嫁給了有四個孩子的鰥夫，結婚后受到丈夫的百般虐待，而她總是默默地忍受命運的不公，在遇到莎格之后，西麗受到了啟發，她離開丈夫到孟菲斯開了個裁縫鋪，過上了獨立的生活，西麗的人生經歷啟示人們：黑人女性唯有獲得經濟獨立，才能獲得做人的尊嚴。生性倔強的索菲亞，不愿忍受傳統家庭觀念的壓制，也不肯對丈夫唯命是從，為了尋求真正的愛情，索菲亞勇敢地走出了家庭，卻被白人關進了監獄，最后她只得聽從命運的安排，索菲亞的不幸命運告訴人們：在種族主義和男權主義社會中，黑人女性的抗爭或許能在小范圍內取得成功，但是她們仍擺脫不了被奴役的命運。莫里森的小說《最藍的眼睛》講述了黑人小女孩兒佩科拉的悲劇命運，佩科拉出生于一個普通的黑人家庭，她的皮膚黝黑，為此父母經常打罵她，她也受盡了周圍人的歧視和冷漠，她渴望有一雙藍眼睛，這樣她就可以贏得他人的尊重。后來，醉酒的父親強奸了佩科拉，牧師邁克也欺騙了她，最后，佩科拉變瘋了，在夢幻中她終于擁有了一雙藍眼睛。

二、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研究現狀

隨著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的發展，許多黑人女性批評家走向了學術研究領域，她們積極倡導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建構黑人女性的主題精神，挖掘曾被人們忽視的黑人女性文學作品，從而推動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早期的黑人女性文學以自然性別、種族差異等為出發點，有著強烈的種族和派別的色彩，始終將“女性意識”“女性立場”“女性視角”等作為話語中心，但隨著女性文學的深入發展，“性別”代替“女性”成為黑人女性文學批評的話語中心，“性別”“性別視角”“性別立場”等詞匯廣泛出現于黑人女性文學論著中。

1970年，托尼•凱德編著了黑人女性作品選集《黑人婦女》，該書匯編了黑人女性作家創作的散文、詩歌、小說等，再現了黑人女性面臨的種族、性別等問題，表現了黑人女性在文學研究上的自覺性。而黑人女作家華盛頓的《黑人女性形象的創造者》《黑眼眸的蘇珊們》等也反映了黑人女性對文學研究的關注。1977年，芭芭拉•史密斯發表了《邁向黑人女權主義批評》，該文論述了種族、性別、階級等與黑人女性的關系，并將“種族”的概念引入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之中，推動了黑人女性主義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愛麗絲發表了論文《尋找母親的花園》，她挖掘了白人女權主義、黑人男性傳統的遮蔽下的黑人女性話語，厘清了白人中產階級女性主義和黑人女性主義的界限。黛伯娜發表了論文《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的新方向》，她分析了白人文學和黑人女性文學的差異，并將視野延伸到了黑人種族內部，拓寬了黑人女性文學的邊界。20世紀90年代，黑人女性主義作家將性別、階級、種族等引入文學批評中，進一步豐富了女權主義理論。此外，后殖民主義理論也推動了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發展。后殖民主義批判是研究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種族主義、文化身份、民族文化等問題的文學批評理論，它涉及移民、農奴制、性別、種族等社會問題。而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是種族主義、性別歧視雙重壓迫下的產物，它與后殖民主義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黑人女性與黑人男性一樣都承受著種族主義壓迫，都在為民族和種族的歧視而抗爭。其次，黑人女性不僅是種族歧視的犧牲品，而且要承受強烈的性別壓迫，這使她們飽受身心折磨，這使黑人女性處于社會的最底層，也使黑人女性作家有著獨特的思想情感與文學氣質。在后殖民主義者看來，文學作品的作者、讀者、評論者等都是從特定的階級、政治、種族、性別、文化等角度從事創作、閱讀和評論，他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都帶有強烈的“身份”烙印，這種文學理念啟發了黑人女性作家，她們常以獨特的視角探討黑人女性面臨的種族歧視、性別壓迫，揭示黑人女性的家庭和婚姻悲劇。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是美國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它展現了在種族和性別雙重壓迫下的黑人女性的生存狀態和悲劇命運，表達了廣大黑人婦女的心聲，對推進黑人民族和黑人婦女解放具有重要意義。

【摘要】我國對女性勞動及社會保障權益的保護也由來已久，隨著我國全面二孩政策的出臺，女性勞動者的權益備受關注。本文從女性勞動及社會保障權益的范疇出發，從女性平等就業、“四期”保護、生育保險及維權路徑方面分析女性權益保護的弊端，并從立法、地方政策、社會責任等層面提出解決對策。希望女性勞動及社會保障權益得到切實保護。

【關鍵詞】女性勞動及社會保障權益；弊端；完善對策

一、女性勞動及社會保障權益概述

女性作為與男性擁有平等權利的勞動者，具備一般勞動者的勞動與社會保障權益。如就業權、休息休假權、勞動安全衛生權、職業培訓權、勞動報酬權、社會保險和福利權、提請勞動爭議處理權、團結權、集體談判權、集體爭議權和民主參與權等。除此以外，女性還具有一些特殊權益：（1）禁忌勞動。如常年的礦山井下作業、國家規定的第四級體力勞動強度的勞動以及每小時負重6次以上、每次負重超過20公斤的作業，或者間斷負重、每次負重超過25公斤的作業。（2）四期保護。指為經期、孕期、產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提供帶薪生育假和設置禁忌勞動。（3）特殊保護設施。如單位建立女職工衛生室、孕婦休息室等設施的規定，妥善解決女職工生理衛生、哺乳方面的困難。

二、女性勞動及社會保障權益保護的弊端

（一）女性平等就業權利方面的弊端女性的平等就業權保護由來已久，但女性擇業時，仍舊會遭到一定程度的隱性歧視。企業在招聘信息中，雖然沒有提及“只招男性”的限制條件，但在接受到的簡歷中，很多企業默默的將女性求職者以各種非性別理由篩選出來，甚至在學歷能力明顯占優、面試表現也很突出的情況下，也被用人單位直接淘汰。

（二）女性“四期”保護方面的弊端1、“經假期”的探討仍在繼續我國上個世紀50年代之前只有女性勞動者的“三期”保護，隨著經期保護的產生，就有了“經假期”的探討，并嚴格要求按照醫院開具的證明確定休假。但發展至今，“經假期”仍舊沒有寫入立法，在各地出臺的政策中，已經有了“經假期”的先例，即根據醫院出具的證明，每個月給予1-3天的休假。2、產假期限各地長短不一目前法律對產假時間給予了更加寬限的規定，一般規定為98天，允許產前15天開始休產假。難產增加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一胎增加15天。但各地的產假時間長短并不一致，山東等省的產假標準最高達到了158天。可時間的不統一性，導致女性產假休假權因地域不同而產生差異，這種差異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3、以“四期”保護為借口的轉職降薪女性勞動者經常會因為“四期”的特殊保護而導致轉職降薪。“經期”、“孕期”有很多禁忌從事的工作，很多懷孕女性會因此被調離原工作崗位而去工作強度比較低的崗位，薪金也會因此變低；“產期”的女性在家休產假，產假結束后回到工作崗位，可能無法很快適應原工作，同時在孩子未滿一周歲的時間內還享受“哺乳期”特殊保護，工作時間變短，很多都直接被調換了工作崗位。4、“共同育兒假”未全面普及國家全面二胎政策實施以來，全國各地為了確保女性生育權，積極倡導讓男性分擔育兒責任。2018年6月1日，江蘇省開始實施《江蘇省婦女權益保障條例》，其中將“共同育兒假”首次正式入法。該條例中明確規定，鼓勵用人單位在女方產假期間安排男方享受不少于5天的共同育兒假。盡管如此，我國其他省市地區，雖然不同的工作單位都適當的允許男性因妻子生育而有一定休假，但都還沒有“共同育兒假”的相關法律規定。

（三）生育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障方面的弊端1、生育保險待遇過低我國女性的生育保險待遇包括孕期的檢查費、產期的手術費、產假期間的工資補貼以及其他費用等。覆蓋的內容比較多，但通過生育保險給付的費用比起實際發生的各項費用，都相差懸殊。2、全面二胎背景下的生育保險制度未有明顯變化全面放開二胎背景下，部分生二胎女性年齡較大，孕期各種檢查費用增多，生產時的手術花銷較大，生育后承擔的身體與精神壓力都較大，但國家在生育保險制度方面并沒有明顯變化。3、用人單位女職工福利設施缺乏上世紀50年代，由于女性生理期衛生安全保護的缺失，上海一家工廠爆發了女性“月經病”，從那時期，女性勞動者的用人單位就開始嘗試設置女性經期衛生室、女性哺乳室、女性休息室等。由于用人單位規模不一，這些女性福利設施不是所有的用人單位都有條件滿足。

[摘要]本文以國際上關于傳播媒介和人種學關系的論文為對象，通過對作者屬地分布、涉及區域、發表時間、相關媒介和主題域狀況等具體數據分析，概括出傳播人種學近年來的研究動向和熱點，以及我國傳播研究在這一方面的進展和前景。[關鍵詞]傳播人種學；媒介；方法論；統計Abstract:Wechoosetheinternationalsignifyarticlesontherelationbetweenmassmediaandethnographyastheobjectfile,andthenanalyzethedataconcretelyaboutthedistributingoftheauthors’workingplaces,theareas,thedates,themediainvolvedandthesubjectfields,etc.Wegeneralizethestudypulseandhotspotrecently,andtheadvanceandtheforegroundofourcommunicationresearchinthisfield.Keywords:CommunicationEthnography;Media;Methodology;Statistics作為人類學研究的一部分，人種學研究逐漸突破原有的格局，將視角延伸到包括發達國家社會的許多領域。本文即是對人種學與傳播媒介交叉的國際研究作分類分析，以反映該理路的研究狀況。其基本理論前提是，采用人種志的方法論，將傳播媒介研究納入對特定群體的觀照中，大到狹義的人種、小至某個具有相似特征的群體，從而獲得傳播理論新的視野和路徑。本文主要以ProQuestAcademicResearchLibrary(ARL)和EBSCOhost兩個國際英文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在PROQUEST數據庫中，輸入關鍵詞“theethnographyofmedia”；在EBSO數據庫中，輸入關鍵詞“media”、“ethnography”，兩詞用“或”邏輯連接，共搜索到從1990年到2005年7月關于傳播媒介和人種學關系的學術論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從中選取87篇以傳播人種學為主題的論文，作為分析研究對象。按照作者屬地分布、涉及區域、發表時間、相關媒介和主題域等分類，對這些論文進行分析，概括出近年來國際傳播人種學的研究動向和熱點。

一、基本分類分析1．論文作者屬地和涉及區域就論文作者單位所屬國家而言，美英兩國處于壟斷地位，美國占57篇，英國占14篇。從本文選取87篇論文所涉及的區域來看，有16篇以發展中國家為社會背景，占總量的18%，以美英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社會成為傳播人種學的主要研究背景。在描述發展中國家社會文化的16篇論文中，關于印度的研究表現了突出的連續性和活躍性，共有7篇；此外，關于玻利維亞的有2篇，關于其他國家的均為1篇，包括中國在內。這與人種學以非發達社會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刻板印象大相徑庭，表明傳播媒介與人種學結合的研究路向，已經將反觀自身社會文化作為核心。同時，表現出與人類學研究的總體格局的一致性：在經歷了對未開發的社會群落，對印度、中國、埃及等古文明國家社會，以及對發達國家自身社會研究三個階段后，人類學者更多地運用主位視角，將研究目光投注到自身的社會文化中。傳播人種學研究則以青出于藍的態勢，成為其中的一個亮點。面對政治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傳媒通訊的發展，媒介研究者借鑒人種志的方法論，通過對不同受眾群體的關注，展現大眾傳媒的社會影響力。由于發達國家學者研究視野的轉向，以及發展中國家研究力量和水平的限制，國際傳播人種學研究對于非發達社會的關注逐漸趨緩。在承繼人類學研究傳統的基礎上，關于印度的研究者經常在后殖民主義的架構下，與媒介研究結合，廣泛探究社會文化中的特殊群體問題。相比之下，關于中國的研究，卻沒能持續人類學研究第二階段的活躍性，表現出明顯的斷裂。在目標論文中，只有R.A.Litzinger的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是關于中國的[1]。通過清華大學中國學術期刊網數據庫引擎，搜索到關于傳播媒介與人種學關系的論文，只有日本東海大學研究生院顧寧的《人種學研究與數字化媒體》一篇[2]。2．發表時間分布從的時間來看，兩個數據庫搜索到的目標論文最早時間均為1990年。從1990年到2000年，共有35篇；從2001年到2005年7月，共有52篇。如圖所示：在1990年到1998年期間，傳播人種學論文每年都不超過4篇。從1999年起，數量開始呈螺旋狀攀升，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別達到11篇、13篇和19篇，占總量的50%。從時間分布來看，傳播媒介與人種學結合的國際研究大致在1990年代早期出現，并分為兩個階段：1990年到1998年是興起期，1999年至今為發展期，近兩年呈現逐漸升溫的趨勢。這表明，自20世紀末以來，傳播媒介研究與人種學結合的學術理路成為研究的一個活躍地帶，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人種學視角，分析傳媒影響，拓展傳播理論。3．涉及媒介類型從論文所涉及的媒介類型來看，專門研究報紙、雜志和廣播等三大傳統媒體的論文占6篇，計算機和互聯網占7篇，電視占8篇，新媒介占9篇，其他57篇均為泛指的大眾媒介。從上述媒介構成特征來看，傳播人種學不再把報紙、雜志、圖書、廣播等傳統大眾傳媒作為研究的重點，更多地把興趣轉移到因互聯網、數字技術和衛星傳輸技術促成巨大變化的媒介上面。電視作為大眾傳媒霸主，仍然對社會起著重要影響。電視受眾、商業形象和政治形象問題，仍然是人種學方法論比較便利而實用的切入點。順應新技術發展而產生的新媒介研究，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研究潮流。傳媒全球化及本土化、網絡平權等話題，都適宜大眾媒介與人種學的交叉研究。然而，更多的研究還是將特定群體放置于寬泛的大眾傳媒影響中，以混合媒介環境來探討受眾及政治、經濟或文化問題。由此可見，傳媒與人種學的結合仍處于拓展階段，在專業化、精細化、程式化方面尚待繼續開掘。

二、主題域分析從論文所涉及的主題來看，我們將這些論文分為一般理論、政治、經濟、社會和媒介自身五個方面。其中，為了突出全球化問題，又將政治分為民主政治和民族主義兩個部分；按照性別、青少年、種族和特殊“族群”等出現較為頻繁的問題，把社會部分進一步細分；為了突出大眾傳媒在傳播人種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把媒介報道和賽博空間專門列出。1．一般理論研究從多種視角探討傳播人種學理論的論文有18篇，在各種類型研究中占最多。其中有以具體事物切入主題研究的，例如，從聲音、建筑設計、交際舞、車間、超媒體等生活中熟知的東西，推衍出傳播媒介的人種學理論；也有運用語言學理論，從文本危機、符號交互、人種身份、他者敘述等闡發出新的理論觀點；更多的是從泛化受眾研究，演繹出傳播理論在人種學方面的理論空間和學術價值。2．政治問題（1）全球化、本土化與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話題一直是傳播研究的重要場域。自20世紀末期以來，媒介全球化趨勢促使霸權主義和民族主義向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敘事策略的轉變。侵略與抵抗在全球化語境中，生發出更為潛在、深沉、焦灼和無奈的隱憂。在所涉及的14篇論文中，全球化和本土化問題占8篇，而且集中出現在2000年以后。由此可見，該話題是傳播人種學一個方興未艾的熱點。TomBoellstorff在《配音文化：印尼男女同性戀的主觀性和人種學在已經全球化的世界》一文中，以印尼主流大眾媒介（而非西方同性戀媒介）對男女同性戀的看法為切入點，分析外國電視使用印尼語言配音，從而通過“配音”文化現象分析、批判全球化進程。[3]（2）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話題上，共有8篇論文涉及到了6個國家和地區。關于中國的那篇論文主要論述了城市流行文化與社會政治問題；關于埃及的，是一本《國家的戲劇：埃及電視政治學》的書評，評論者的文章題目為《媒介人種學》[4]；哥倫比亞大學的Short,JohnPhillip將時間推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探討圖書館對德國工人階級和帝制的影響[5]；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研究者通過對印度小城鎮的官僚腐敗，提出了“政府人種學”（ethnographyofthestate）的概念。作為媒體與國家、社會關系的重要方面，民主和政治問題始終是媒介研究的一個有效角度，尤其是中國問題，更容易得到國際學術刊物的青睞。3．消費對于消費問題的專題研究有7篇論文，涉及到MTV網絡、體育商業、音樂侵權等領域。在由大眾傳媒助推的消費主義浪潮席卷全球的當代，消費類型、消費群體與大眾傳媒、廣告的關系應該是與人種學相交叉研究的一個有效途徑。例如MacAloon,JohnJ.在《奧林匹克運動比較研究中的人種學要求》一文中，將大眾消費、體育商業、大眾媒介與人種建立聯系，從而獲得一種人種文化的方法論。[6]然而，這方面的專題研究不足總量的8%，是傳播人種學一個有挖掘前景的方向。4．社會問題（1）種族主義在多元社會中，種族主義經常是學術研究的活躍地帶，而且是比較易于運用人種學方法論把握和操作的領域。以美國和英國社會文化為背景的研究占主導地位：在9篇論文中，美國社會占6篇，主要討論了白人、非裔美國人、墨裔女孩與媒介環境、媒介形象等問題；英國社會占3篇，探討了移民與國際安全、足球流氓和孟加拉人暴力等問題。其實，中國社會的新疆人、河南人、浙江人、東北人等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體，及其在傳媒覆蓋下的形象問題都可以成為傳播人種學有價值的話題；作為一個逐漸融入全球化軌道的社會，中國人與外國群體的關系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媒體關注。這些問題，都為我們實現該領域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田野”素材。（2）性別作為分析媒介作用的有效方法論，女權主義一直占據著一席之地。關于性別的傳播人種學論文有12篇，而且擴展到同性戀、人妖、男性與拳擊等方面。關于印度社會問題的研究，在這一領域具有較突出的實力，有3篇文章將女權與后殖民語境相結合，有1篇探討了印度人妖在美國主流媒體中的形象問題。由于女性和同性戀群體在社會中的普遍意義以及女權主義的理論支撐，性別問題也成為傳播媒介與人種學對接的一個窗口。（3）青少年影響在媒介研究最具有現實意義的青少年影響方面，人種學方法論無疑能夠起到顯著作用。有8篇論文分別從以下方面論述了對青少年的意義：計算機使用、幽默劇、流行音樂等媒體影響，性、艾滋病和人際關系在傳媒作用下的影響等等。Milkie,MelissaA在《大眾媒介和青少年群體的性》中，通過一群在學校中自然形成的朋友群體以及基于大眾傳媒內容而形成的集體性性觀念，探討一種關于青少年群體受媒介影響的人種學方法論。[7]同樣，這些論文的數量也沒有準確反映傳播人種學在該問題方面的應有狀況，屬于有挖掘潛力的領域。（4）特殊“族群”這里所指的“族群”，是主體具有某種社會特征的相似性，從而成為一種值得關注的普遍問題。由于傳播媒介與人種學的交叉地帶屬于特殊群體，在探討這些問題時，該方法論彰顯出優勢和活力。9篇論文分別從厭食、吸煙、感傷癖、新兵、特殊犯罪等角度進行論述，使敘事新穎而又別開生面，為寫作論文出奇制勝提供了有益借鑒，也為傳播人種學的學科建設開拓了新的領域。DeSantis,AllanD.在《一群無所事事白家伙的閑聊》一文中，通過媒介對吸煙者的影響，分析男子的社會群體活動過程，并得出關于交往和傳播的理論假設。[8]5、媒介自身（1）媒介報道在這些論文中，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傳播人種學對于媒介報道者自身進行觀照，從逆向視角獲取媒介的群體意義。這些論文涉及到挪威的廣播報道、玻利維亞的民眾新聞、美國的西班牙語傳媒報道和肯尼迪暗殺報道等，將報道者作為一個群體，為傳播人種學研究提供了一種獨特的切入角度。（2）虛擬空間我們把賽博空間研究專門列出，主要考慮了互聯網在人類現實與虛幻環境的構建中所具有的影響力和潛在能量，以及人種學家由此對于“田野”范疇的擴展――互聯網已經將傳統意義的“田野”調查延伸到網絡的海量信息數據庫。雖然只有6篇論文對在線服務、賽博咖啡館、虛擬社區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我們認為，互聯網所構筑的虛擬空間，將對傳播人種學學科產生深遠的影響。

三、發表刊物在目標論文中，被SSCI收錄的共有9種刊物24篇（占總量27%）；關于傳播媒介研究的刊物共17種，涉及論文30篇（占總量34%），其中被SSCI收錄的期刊分別有5種9篇；關于人類學/人種學研究的共6種，涉及論文19篇（占總量22%），其中被SSCI收錄的分別有4種15篇。被SSCI收錄的目標刊物如下所示，括號內為發表篇數：關于人類學/人種學的刊物：ANTHROPOLOGICALQUARTERLY(3),AMERICANETHNOLOGIST(4),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3),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5)。關于傳播媒介研究的刊物：NEWMEDIA&SOCIETY（4）,JOURNAOFCOMMUNICATION(4),SOCIALSCIENCECOMPUTERREVIEW(1),CRITICALSTUDIESINMEDIACOMMUNICATION(1),COMMUNICATIONTHEORY(2)。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傳播人種學的國際在傳播媒介研究刊物上的較多，占1/3，而且刊物很多；發表在人類學/人種學研究刊物上的占1/5左右。所有87論文中，有超過1/3被SSCI收錄，而且在人類學/人種學研究刊物上發表的有80%被收錄。

四、結論1．國際傳播媒介與人種學結合的研究出現在1990年代初期，到20世紀末后逐漸升溫，近年來成為媒介研究的活躍地帶。2．無論從作者屬地和所涉及的地域來看，美英兩國都處于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的人種學研究不再是傳播人種學的焦點，對印度社會的論述保持著連續性，對中國社會的研究相對薄弱，并表現出明顯的斷裂性。3．寬泛的大眾傳媒是研究的核心，新媒介研究比較活躍，而對傳統媒介的研究相對冷淡，表明傳播人種學仍處于學術研究的邊緣地帶。4．主題域方面，一般理論、全球化/本土化和性別研究是熱點，種族主義、民主/政治和特殊“族群”研究可能是中國問題的突破區域。5．傳播人種學論文在國際刊物上的發表陣地很多，而且易于被SSCI收錄，尤其是有關人類學/人種學的研究容易被收錄。6．在國際傳播人種學研究逐漸升溫，而中國這一方面研究相當薄弱的情況下，針對國際刊物寫作關于中國問題的論文，既具有突破意義，又能夠帶來現實影響。注釋：[1]R.A.Litzinger.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Positions;Spring2001,Vol.9Issue1,p253.[2]顧寧：《人種學研究與數字化媒體》，《中華文化論壇》2003年第2期。[3]TomBoellstorff.Dubbingculture:Indonesiangayandlesbisubjectivitiesandethnographyinanalreadyglobalizedworld.AmericanEthnologist.Arlington:May2003.Vol.30,Iss.2;pg.225.[4]WalterArmbrust.TheEthnographyofMediaAnthropologicalQuarterly.Washington:Fall2004.Vol.77,Iss.4;p.819.[5]Short,JohnPhillip.Everyman''''sColonialLibrary:ImperialismandWorking-ClassReadersinLeipzig,1890–1914.GermanHistory;Oct2003,Vol.21Issue4,p445.[6]MacAloon,JohnJ.TheEthnographicImperativeinComparativeOlympicResearch.SociologyofSportJournal;1992,Vol.9Issue2,p104.[7]Milkie,MelissaA.Socialworldapproachtoculturalstudies:Massmediaandgenderintheadolescentpeergroup.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ThousandOaks:Oct1994.Vol.23,Iss.3;pg.354.[8]DeSantis,AllanD.ACOUPLEOFWHITEGUYSSITTINGAROUNDTALKING.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Aug2003,Vol.32Issue4,p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