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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進協商民主的法治化，既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現實需要。推進協商民主實體內容的法治化、程序流程的法治化和渠道類型的法治化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法治化的內在訴求。

【關鍵詞】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治化；實體內容；程序流程；渠道類型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以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為核心，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法治化”。在這種背景下，積極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法治化就有其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及其法治化的內涵

學者們一般認為，“協商民主”一詞最早是由美國學者約瑟夫•畢塞特于1980年提出的，后又經羅爾斯、哈貝馬斯等人的發展，協商民主逐漸成為一種應對紛繁復雜社會矛盾挑戰的民主理論形態，它主張決策的合法性必須是基于平等、自由、公平基礎上的民主協商。雖然西方關于協商民主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但在我們看來，西方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論研究層面，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已經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實踐經驗。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民主形式，其形成和發展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程緊密相連，經歷了實踐——理論——實踐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我國的協商民主絕不是舶來品，而是在我國實踐過程中提煉和升華成的一種民主形態，我們只是借用了西方協商民主這一詞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內部各方面圍繞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努力形成共識的重要民主形式。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治化是指在黨的領導下，為保障協商民主正常開展，以立法形式和法律途徑為協商民主提供制度保障、程序認可、功能發揮等方面法律規制的過程。

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治化的路徑選擇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法治化可以從協商民主的實體內容、程序流程、渠道類型等三個方面著手，具體分析如下：

（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體制度的法治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體制度規定著“是什么”、“做什么”的問題，當前我國協商民主實體制度存在規定過于宏觀，在協商民主地位、協商主體、協商內容、協商原則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具體舉措。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體制度法治化，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去著手：一是明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法治地位。一方面要從憲法的高度來明確協商民主的地位。憲法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能夠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運行提供最為堅實的法治基礎。另一方面要從立法的角度提高協商民主權威。應逐步將黨中央、全國政協出臺的章程、決定、意見等上升為法律法規，扭轉協商民主權威性不夠、協商彈性過大的局面。二是明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協商內容與協商形式。關于協商內容，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凡是與人民利益相關的事情都要協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指出，協商內容包括“改革發展穩定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這些提法都過于宏觀和抽象，不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因此，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治化，應當出臺相應的評價標準。關于協商的形式，協商民主的法治化，要進一步明確協商形式的選擇標準，以及這些協商形式的具體規范和要求。在這兩個方面的具體實踐中，法律法規可以相應地賦予地方政府制定選擇細則的權限。三是明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中協商主體的權利與義務。主體平等是有效協商的前提。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法治化必須克服現實中官僚主義的影響，明確協商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并在此基礎上，保證協商各方在公平公正基礎上民主協商。四是明確協商民主的相關原則。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法治化，要進一步明確和規范協商民主應遵循的原則，處理好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治化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關系等。

（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程序流程的法治化程序的法治化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法治化的重要內容。注重程序立法已經成為各國法治實踐的大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講，程序法比實體法更重要。《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指出，要通過“制定協商計劃、明確協商議題和內容、確定協商人員、開展協商活動、注重協商結果運用反饋，確保協商活動有序務實高效”。因此，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程序與流程的法治化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著手：一是在制定協商計劃環節，要用立法的形式明確中央到地方各級協商議題和內容由誰提出、提出的方式方法、提出的時間，議題由誰來確定、確定的形式、確定的時間限制、通報的時間及形式等。二在確定協商人員環節，要用法律法規明確協商人員的確定依據、選擇方式、公示時間及方式等。三在協商活動開展環節，要將協商活動置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之中，善于把民眾參與、專家組論證、風險與成本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等流程確定為重大問題的決策協商法定程序。四在協商爭議處理環節，要通過發揮法律的剛性作用來裁決利益協商博弈中的不能通過進一步協商可以解決的分歧和爭議，同時對于違反程序、違背既定原則等的“假協商”，要運用法律程序取消協商結果，重啟協商議程。五在決策公開公示環節，要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完善決策的公示制度，以保證政府決策程序及結果的公開透明，為社會公眾監督協商民主成效提供渠道。六在協商反饋和監督環節，對民主協商得出的綜合意見、建議是怎么整合利用的，相關部門是如何采用和落實的，要及時反饋給協商主體和社會，如定期通報制等，利益相關方和社會要積極做好監督工作，以保證協商結果真正落到實處，提升協商實效。

（三）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渠道類型的法治化《中共中央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渠道主要包括政黨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大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7大類。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法治化理所當然地包含這七類協商形式的法治化。切實推進政黨協商的法治化。可考慮將政黨協商的形式（會議協商、約談協商、書面協商）和政黨協商的內容（專題協商座談會、人事協商座談會、調研協商座談會以及根據工作需要召開的協商座談會等），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制度，政黨協商保障機制建設（如聯系人制度、會議制度、檢查督導制度等）納入到法律條文中。切實推進政府協商的法治化。可以將“協商什么”、“怎么協商”等問題的解決列入法律條文；運用法律法規來規范和調整協商主體的權利和義務；運用當前已有的行政法律法規推動政府協商程序的法治化、完善協商流程等。

切實推進政協協商的法治化。可以制定政協協商方面的專門法律法規，來規范人民政協的地位，履職原則，組織機構，職能，政協委員的權利、義務等。切實推進人大協商的法治化。要依據人大制度性質和職權行使方式，緊緊圍繞人民當家作主來推進人大協商的法治化，通過法律法規來進一步明確人大協商的內容、規范人大協商的程序、完善人大協商的載體、強化人大協商的保障等。切實推進人民團體協商的法治化。通過立法來建立健全人民團體聯系群眾機制，完善人民群體協商的內容與程序，增強協商的廣泛性和代表性。還要充分重視政協專門委員會的作用以及人民團體同政府部門的溝通機制等。切實推進基層協商的法治化。推進基層協商民主的法治化，就是要運用法律法規來明確基層“四個民主”的程序和內容；將基層的協商嘗試，如“民主懇談會”等形式，逐步上升到法規或規章層面，甚至國家法律層面等。切實推進社會組織協商的法治化。在積極探索社會組織協商的基礎上，運用法律法規來建立健全社會組織的運作機制和溝通渠道，推動其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

作者：翟慶飛 單位：中共重慶市長壽區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