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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客觀上要求重構民事訴訟的目的論。重構當下中國的民事訴訟的目的論，必須考慮重構的內在理論語境。以權利文化為分析進路，可以認為民事訴訟的目的是對內含特定利益的特殊社會關系的整合。

關鍵詞:

治理現代化;權利文化;民事訴訟目的;社會關系

當下的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個從封閉性社會邁向開放性社會、從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邁向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從傳統型政治統治模式邁向法治型政治統治模式的劇烈社會轉型。執政黨所面臨的重要任務，是如何有效化解隨著社會轉型的加速和改革的不斷深入而產生的附帶性社會風險和日益凸顯的社會矛盾，進而實現社會的有序治理。因此，以習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明確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作為執政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這種背景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戰略舉措。原因就在于法治恰恰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途徑和模式，通過包含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在內的司法過程來化解社會矛盾并實現社會公正，是法治最根本的要求。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轉型時期以案件的形式匯集到司法機關的社會矛盾，大約90%是涉及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民(商)事糾紛。正如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檢察院檢察長楊克勤所指出的那樣:“從司法實踐來看，人民群眾反映司法不公的很多意見又集中在民商事訴訟活動中。”［1］之所以民事訴訟在實踐中出現這個問題，除了民事案件情況相對復雜，審理難度較大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個關于民事訴訟的目的論本身的理論定位。“將民事訴訟的目的作為民事訴訟法理論的出發點來加以議論所具有的實用性，在于主張將民事訴訟制度應實現的最高價值奉為解釋論、立法論的坐標。”［2］(P8)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民事訴訟目的論在我國并沒有得到充分重視。不同論者持有各不相同的理論主張，且相持不下，“糾紛解決說”無法取代“秩序建構說”，“私權保障說”也替代不了“程序正義論”。這種研究現狀，客觀上不利于指導我國民事訴訟活動的進行，也容易造成司法實踐的盲目和紊亂。因此，在理論層面探討民事訴訟的目的，重構出一種既能夠反映民事訴訟活動規律，又能夠適應并且助推當下中國治國理政戰略布局要求的民事訴訟目的論，不但能夠豐富訴訟法學理論本身，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重構當下中國民事訴訟目的論的內在理論語境

法治建設的核心要義是實現法的目的，將國家在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實踐活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在觀念上的主觀預設，轉化為社會現實。這種預設是國家按照其自身的政治需要，并以立法者對法的固有屬性的認知為基礎的。在這種理論視域中，民事訴訟目的作為民事訴訟立法和司法的邏輯起點，反映出立法者根據各種民事訴訟主體的需要、對民事訴訟固有屬性的一定認識和基于此認識對不同訴訟主體需求的平衡所進行預設的、以觀念形態存在的關于民事訴訟結果的理想模式。而民事訴訟目的論，與民事訴訟價值論、民事訴訟模式理論一同構建了民事訴訟法學的前提性基礎理論框架。對民事訴訟目的進行理論反思、定位和重構，既規定著民事訴訟的方向，也在客觀上為民事訴訟法律提供“指導方向”和價值定位［3］。重構當下中國的民事訴訟目的論，必須要考慮重構民事訴訟的根本理念及其目的之間的定位和選擇、各種立法目的之間的內部層次結構以及其內部邏輯銜接等。首先，分析重構當下中國民事訴訟目的論的理論語境，必須意識到民事訴訟的目的是一種立法者預先設計的有關訴訟結果的應然模式。立法者所確立的民事訴訟目的，不僅是民事訴訟立法的起點和終點，也是民事訴訟活動的內在要素和終極目標。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目的在形式上是主觀的，是主體關于自身活動的趨向目標，也是對自身行為結果的一種預設性的理想模式。這種理想模式或許與客觀的行為結果保持一致，或許與之偏離。具有形式主觀性的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與否，必須依賴于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途徑，并受到其實現途徑的制約。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本質上也是一個以司法實踐為中介，從主觀預設到客觀實現的過程。與此同時，還要認識到，民事訴訟的目的是一個既穩定而又動態發展的概念。不同國家、同一國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上，由于特有民族性格、文化品質、倫理價值觀念的差異，民事訴訟法的直接目的是不盡相同的、變化發展的。例如，在奴隸制時期及封建制時期，各國民事訴訟的目的更多的是糾紛的解決，而在當今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資本主義法治國家，更注重訴訟程序本身的正當性。所以，賦予民事訴訟目的一個動態的、發展的內涵，對于當前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重構當下中國民事訴訟目的論，應當注意民事訴訟活動的主體的多樣化，這決定了民事訴訟目的的差異性。事實上，不同的訴訟主體由于自身利益考慮的不同，在民事訴訟活動中必然有著各不相同的需求。作為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的首要主體，國家更多地是考慮如何通過民事訴訟活動來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從而維護私法上的秩序，最終追求作為法律價值層面的安全與秩序。而民事訴訟活動的當事人參與民事訴訟，更多的是為了通過保護自身的私法權利從而保護自身的利益，最終體現的是對公正的追求。立法者在制定民事訴訟制度的時候，不僅需要考慮不同訴訟主體的需要，還要進行利益衡量，這也是當事人程序主體性原則在預設民事訴訟目的的過程中的要求和體現。正如江偉教授指出，“民事訴訟目的并非僅僅是法院審判的目的，同時也是程序主體(當事人)參與訴訟的目的。立法上應充分兼顧當事人的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并賦予當事人充分的程序選擇權，其民事訴訟目的應當‘合當事人目的性’”［4］。所以，界定民事訴訟的目的，既要考慮作為立法者的國家的目的，也要關注訴訟主體的當事人之目的。當然，關注民事訴訟目的的“合當事人目的性”，并非否認民事訴訟法的國家意志的本質。民事訴訟目的應當“合當事人目的性”，要求立法者必須考慮作為訴訟主體的當事人的需要以及對所有民事訴訟主體需要的平衡，并以此為基礎預設民事訴訟的目的，最終上升為國家法律的形式。但是無論如何，預設和確立民事訴訟目的的行為主體仍然是立法者。其次，具有差異性特征的民事訴訟目的，具有多層次性。如前所述，一方面，由于民事訴訟具有主體多元化的特征，因此，訴訟目的也具有多重性;另一方面，對民事訴訟制度價值的不同理解，也會對民事訴訟目的產生不同的認識。事實上，民事訴訟目的具有結構性和多重性，這是訴訟價值多元化的反應。一般來說，人們是基于自身的某種需要來預設民事訴訟制度的目的。不可否認，通過民事訴訟制度來保護私法權利或解決糾紛，或者是保障訴訟程序和維護私法秩序，均是民事訴訟法的內在價值的體現。但是這種價值僅僅是法作為工具意義上的價值，即法的工具性價值。然而，法理學認為，法自身的價值，不僅僅指法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法律自身也具有特定價值。將法的目的又稱為法的價值目的或價值目標的學者，本質上是把法的工具性價值當成法的全部價值，這是片面的和不科學的。正是由于民事訴訟制度不僅具有工具性的價值，可以滿足人們的某種需求，同時還具有其自身的價值，以至于民事訴訟的目的存在層次性。事實上，立法者對民事訴訟的價值定位和價值選擇，本質上規定了民事訴訟法律的目的。民事訴訟目的實現的過程，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也是民事訴訟制度的自身價值和程序本位主義得以體現的過程。正是由于法的工具價值與本體價值的二元結構，導致了法的目的存在高低層次或直接目的與根本目的之分。就民事訴訟而言，通過民事訴訟制度實現民事糾紛的解決、私權的保護和私法秩序的維護，進而以此為基礎實現對政治統治秩序的維護，是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這些目的所反映出的價值，是工具性層面的價值;而民事訴訟活動中所體現的民事訴訟法律所內涵的公正價值，也隨之得以體現。這個過程就是民事訴訟法展開了對其自身價值的追求。民事訴訟對其公正這一自身價值的追求就成為了民事訴訟制度的高層次目的。

二、民事訴訟目的論的重構:特殊社會關系的回復與整合

國內訴訟法學界對民事訴訟目的的討論起步較晚，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并且研究的范圍以及研究的結論并未在整體上超越國外訴訟法學界(特別是西方訴訟法學界)已經取得的成果。而現有的幾種主要觀點也都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如以薩維尼(Savigny)和溫德海德(Windscheid)等人提出的私權保護說，認為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穩定而有序的統治，原則上禁止公民通過自力救濟來維護其私法上的權利。但是該學說往往忽視了訴訟程序的運作，忽視了訴訟當事人程序利益的保護，損害了訴訟的程序利益，也增加了訴訟成本。同時，私權保護說并沒有意識到實質權利與請求權的性質差異。而奧斯加•標羅(OskerBulow)提出的私法秩序維護說認為，當事人是否具有真正的實體權利，是處于不確定的狀態。民事訴訟的目的僅僅在于通過訴訟，消除這種實體法律關系上的不確定性，達到維護國家預先設定的私法秩序的目的。然而不難發現，此學說容易造成國家對訴訟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權利行使的不當阻礙和干預，忽視程序主體性原則賦予當事人的程序性權利，這與法治國家的憲法精神是相違背的。日本學者兼子一主張的糾紛解決說則強調民事訴訟的目的正是對民事糾紛的解決。但是，該學說脫離了實體法上的權利與利益的保護，也忽視了程序自身價值及其利益的維護，有違憲法對私人權利與利益保護宗旨之嫌。另外，英美學者偏好的程序保障說認為民事訴訟的目的在于維護當事人的程序主體性原則，保障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各項訴訟權利，力促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和法院中立局面的形成。但是同時也忽視了實體法權利與利益的保護也是立法者創設法律的目標之一，因而片面地定位民事訴訟的目的。另外，民事訴訟的擱置理論更是質疑對民事訴訟目的的本質進行研究的實際意義。事實上，人們難以對民事訴訟目的達成統一的認識，不如擱置此探討與爭議。在批判上述民事訴訟目的論的基礎上，筆者試圖通過權利文化的分析進路，來重構一種民事訴訟目的論。之所以選擇權利文化為分析進路，是因為實現公正是司法的首要任務。習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強調，“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①。而在2014年12月，以習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明確提出“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作為治國理政的戰略新布局，“四個全面”是執政黨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指導轉型時期中國的政治戰略方向和舉措。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這三個戰略舉措。其中，法治既是核心，又是重要抓點②。法治要獲得有效的推進，關鍵在于具備一套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來保證法律公正和有效地實施。在法律訴訟過程中，實現司法公正也是法治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障。而對于公正是什么的問題，《美國百科全書》指出:“公正是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相互間恰當關系的最高概念。它不取決于人們關于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也不取決于人們對自以為公正之事的實踐，而是以所有的人固有的、內在的權利為基礎的。公正就是建立個人權利同他人(社會、公眾、政府或個人)權利的和諧關系。由此可見，公正首先是以權利為基礎的。”［5］借助對權利的法文化分析所得出的有益結論，筆者提出不同于以往學界關于民事訴訟目的之各種學說的觀點，即:民事訴訟的目的，是通過民事訴訟活動，重新整合、回復當事人之間及當事人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原有的特定社會關系。對當事人于實體法與程序法上的權利與利益的保護、私法秩序的維護，均是特殊社會關系重整的法律效果。從權利文化來看，權利的本質是一種社會關系。權利是立法者所規定的法律主體享有的一種資格地位和能力，憑借這種地位資格和能力，法律關系主體能夠從事或者不從事某種行為，也可以按照法律規定或者契約的約定要求其他人作為或不作為。究其本質，權利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③。因為權利和義務總是相伴相生，不存在沒有權利的義務，也不存在沒有義務的權利。當人們基于法律而獲得某種權利時，實際上就已經在權利主體與其他義務主體之間塑造了一種社會關系，在這種權利義務關系中，權利人有權要求他人作為或不作為，或者權利人不受他人非法干涉。權利只有置于一個社會關系的語境中，才生成其內涵和社會意義。人如果是相互隔離而存在，就不享有任何權利。“他只能在進入社會之后才擁有權利，因為他進入社會就和其他的人們發生了關系。魯濱遜在他的孤島上就因為他是孤立的，所以沒有權利，當他和人類接觸到一起的時候才取得權利。”［6］(245)正是因為如此，在權利文化看來，權利是法律所認可的、以法權形式表現出來的特殊社會關系。而這種權利則是包含著某種特殊利益的存在。權利的賦予，是為了實現權利人的自身權益，即利益的實現。因此，權利可以進一步認為是包含有特定利益的人際特殊關系。在國家強制力的保護下，整個國家法律所建構的就是以權利義務為形態的人際關系和以此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秩序。而法律(尤其是訴訟法)的功能，就不僅在于維護這種包含特定利益的人際關系，并且還在于當這種人際關系遭受破壞后對其恢復，其效果則是保護糾紛當事人的權益，維護法律秩序，最終實現公正這一永恒的社會價值。需要注意的是，民事主體之間的這種特殊社會關系，不僅是內含實體利益的實體法上的關系，也是內含程序利益的訴訟程序法上的特殊社會關系。這種程序法上的特殊社會關系，就是以程序法制度所賦予民事主體的各項訴訟權利為表現形式，其根基是對訴訟程序價值的追求和對程序利益的保障。民事訴訟活動應當針對在民事訴訟過程中民事訴訟主體于訴訟程序上所形成的內含訴訟利益的特殊社會關系進行調整或整合，這樣，可以在保護訴訟利益的同時，維護訴訟程序的有序性，以實現程序法的權利與利益。通過民事訴訟而使當事人的私法權利受到保護，特定利益得以實現，私法秩序得以維護，糾紛得以解決，實質上都是內含特定利益的社會關系通過民事訴訟得以重整或回復的法律效果。這種特殊社會關系的確立，根本上也就實現法律“定分止爭”的目的。創造并維護穩定的、符合正義要求的社會秩序，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的根本目的之一。這就要求民事訴訟法與其他法律制度一樣，通過各自的直接目的來實現此根本目標，并且展開對民事訴訟高層次目的的追求。一旦作為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其他社會成員原有的這種特殊社會關系被非法擾亂甚至破壞時，一方面，當事人的特定的實質利益將受到損害，另一方面，原有的私法秩序也必將受到破壞。所以，有必要通過民事訴訟活動，重新回復或調整民事主體之間內含特定利益的社會關系。這種對特定社會關系的回復與重整，實際上就是解決民事糾紛的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任何民事糾紛的解決，都是民事訴訟主體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回復與整合，這種特殊社會關系的整合，不僅保護和實現了訴訟當事人于實體法與程序法上所享有利益，也在客觀上恢復了當事人之間、當事人與第三人之間原有的法律秩序，進而對社會秩序的穩定發揮巨大作用。

參考文獻:

［1］高鑫．專訪楊克勤:強化民事訴訟監督依法維護司法公正［N］．檢察日報，2014-03-11．

［2］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M］．林劍鋒，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章武生，吳澤勇．論民事訴訟的目的［J］．中國法學，1998，(6)．

［4］江偉．市場經濟與民事訴訟法學的使命［J］．現代法學，1996，(3)．

［5］肖述劍．對公正與正義內涵的辨析［J］．理論觀察，2007，(4)．

［6］萊昂•狄驥．公法的變遷，法律與國家［M］．鄭戈，冷靜，譯．沈陽:遼海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

作者：馬曉剛 柴亞桃 單位：北方民族大學 西安市臨潼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