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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話說:上善若水，厚德載物，和諧養無限生機。在與時俱進的今天，黨和政府所追求并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尤為一提的是在構建和諧社會和中擺在首要位置的是“民主法治”，也就是說應當依法保障人權、依法構建和諧社會，這賦予“和諧”以嶄新的內涵。筆者只想就保障刑事法律中的人權問題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談自己粗淺的認識。需要指出的是構建和諧的社會首先要強調新世紀中國刑事法律應當以人為本，注重人權保障機能，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動態平衡，最大限度地發揮刑事法律的功能。因為只有化解了這一領域的沖突，保障了這一領域中的人權問題，才能在我國最容易產生不和諧地方創設出和諧的樂章。先回顧一下我們在這一領域所取得的成績。我國憲法和97刑法(下稱現行刑法難人權保護方面已做出了突破性進展，這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憲政基礎和法律的保障。20(抖年，人權保障問題被寫人憲法，這在我國法制史上是一個重大舉措，不僅為依法治國在刑法中貫徹人權原則提供了憲法保障，而且對西方社會攻擊我國“人權問題”也是一個有力的抨擊，同時為構建和諧社會帶來了無限前景與生機。總之，人權人憲是文明的標志，是法治進程的一個里程碑。現行刑法可以說在人權保護方面有著質的飛躍，是刑事法制乃至是整個法制進程中重大事件，在刑事司法中為各方當事人帶來了福音和人權方面的保障，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對公民人權的一般保護。首先是廢除有罪類推制度，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因為有類推制度的存在，就無法實施罪行法定，這極大地阻礙了我國的法治化進程的步伐，也不符合世界各國法治化的統一，所以刑法第三條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是法治的基本思想，這一原則不僅應當作為刑法原則，還應當成為憲法的原則，這為“疑罪從無”的人權保障提供了依據和基礎，有效遏止了司法權的濫用。其次是對刑法體系的調整，提高了對人權保障的力度。現行刑法所劃分的十類犯罪，除破壞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罪名之外，第四類就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而且較老刑法增加了許多方面的權利，這是很大的進步。再次是規范了“三大口袋罪”，將其分解并增加了具體罪名，有利于對公民人權的保護。這三大口袋罪分別是投機倒把罪、流氓罪、玩忽職守罪，因為罪名所規定的寬泛，導致其適用法時的擴大化適用，嚴重侵害了公民的人權，所以這像“筐”一樣什么都能裝的罪名已被規范。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二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第一，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刑法第四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一原則無異是對長期存在的特權思想和傾向偏差的糾正，這體現刑法公正的理念: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一視同仁地保護，對其犯罪行為一視同仁地科以刑罰。第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一條款不僅注重犯罪的客觀危害結果，而且還注重其主觀動機和態度，據此對其罪責科以相應的刑罰.這不僅是公正的，而且是科學的。第三，刑罰適用更加人道化。人道地適用刑罰是人權保降的一個窗口。現行刑法中從“管制”刑的適用可見端倪，這種限制人身自由又不剝奪人身自由的最輕的刑罰種類，被西方國家稱為刑罰處罰上的創舉。保留這一刑種能夠使犯罪分子得到家庭的溫暖和支持，得到社會的理解和信任，感化其早日成為自立自強的新人，這就營造了和諧的社會氛圍。刑罰適用的人道化還體現在對于死刑的態度。死刑只能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其原則是限制死刑和努力減少死刑，這有著積極的進步意義。譬如對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懷孕的婦女犯罪不適用死刑(包括死緩);又如對盜竊案中只有兩種情況可處死刑，即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或者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這些都順應了時代的需要，因為自二戰以后，西方國家在刑罰適用上更加趨于文明化，有110多個國家已完全或基本廢止死刑。我國現階段還不宜廢止死刑，但在立法和適用時已相當地謹慎，這是我國法治文明的標志，也是充分保障人權的體現。

三是對被害人人權的保護。具體體現在正當防衛制度上擴大了正當防衛的限度，即對于正在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犯罪，可以采取無限防衛措施，不負刑事責任，這對受害人的人權保護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另外，對于特殊群體的特殊保護力度加大。對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對于婦女、殘疾人等弱勢群體進行了特殊保護，有利于社會穩定和法律正義的弘揚，這也恰恰彰顯出刑法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宗旨。上述三個方面足以看出，我國憲法和刑法為人權保障和創建和諧社會提供了堅實的憲政基礎和法律保障。毋庸置疑，從人權人憲到刑法中多方面、全方位地對公民的人權、尤其是對犯罪賺艇人和被告的權利予以保護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應當說改革開放二十幾年多時間，我國刑事法律從無到有，從不完善到基本完善，特別是邢法制度從有罪類推到罪刑法定等原則的嫂變，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也毋庸諱言，畢竟我們依法治國的時間還太短暫，立法制度和司法制度還存在著許多無法銜接的斷層，歷史積淀許多財富的同時，也不避免地留下許多的執法理念上的偏差，如此等等，所以在刑事法律的立法及司法中還存在著與依法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生活在“和諧社會”的人最能體會“和諧社會”的幸福;經歷社會沖突的人更懂得“和諧社會”的可貴。而和諧社會的構建往往在沖突尖銳的地方更能突顯人權保障的重要。在刑事司法活動中，人權保護的重點當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因為他們是刑事司法系統的打擊對象，其中人權很容易成為打擊犯罪的犧牲品。的確，犯罪分子是對社會構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應當依法對其科以刑罰。但我們更應當把他們當作社會的“病人”一樣予以治療，因為畢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除少數死刑犯之外，都有救治的價值。如果因為他們犯了罪，就無視他們的人權，又何談社會的和諧?采取刑訊逼供、超期羈押等手段達到破案的目的的做法不僅是錯誤的，而且也是違法的，這就無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權，還很容易產生冤假錯案。所以以下兩個問題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真的不容忽視。

一、刑訊通供是人權保陣的天故

應當說刑訊通供在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絕不是我國所獨有的情況。只是由于我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制統治，一直沿襲著酷刑和以刑訊逼供定罪為合法手段的習慣模式，加之目前我國偵查技術較發達國家落后等多方面原因，刑訊逼供的問題的確是干擾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的音符。對偵查機關而言，對是否有刑訊逼供問題已進人了馗尬的境地。庭審中不少被告對自己在偵查環節的供述全盤否認，稱自己是在受刑訊通供下所為(當然不可能每一個案件都如此)，有的偵查機關也用心良苦，或者用錄音、錄相，或者讓犯罪嫌疑、被告人書寫來證明:自己沒有受刑訊逼供、偵查機關文明辦案等等，這一做法令人啼笑皆非。文明辦案、不刑訊逼供這本是辦案機關應盡的職責，又何須被告即被審查的對象予以證明:如此證明，豈不更有此地無銀之謙?下面這些令國人痛心的案件不堪回首:湖北佘祥林“殺妻”案。11年前他涉嫌殺妻被判處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張在玉突然現身，使冤案得以揭開真相。2(X)5年4月13日，佘祥林被判無罪釋放。再后杜培武“殺妻案”。杜培武，案發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替。1998年，其妻與他人幽會時雙雙被殺，杜被為首號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列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所幸真兇落網，20(M)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獲自由，刑訊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還有河北的聶樹斌一案正在調查。今天l月，一名犯罪嫌疑人交代11年前曾在石家莊郊區玉米地強奸殺人。然而聶樹斌作為該案罪犯，已于1995年執行死刑。還有海南的黃亞會、黃圣音涉嫌搶劫殺人被判死刑，緩期2年執行，后因真兇落網，而被宣判無罪釋放……面對冤案，社會嘩然;面對冤案，更需要理性的思考。有人說這幾案也許是特例，希望真的就是特例!如果是特例，為什么其背后卻隱藏著驚人相似的一幕?佘案中，他連續接受“10天11夜”的突擊審訊，又遭到毒打、體罰，這種施以肉體或變相的體罰以及連續10天11夜的審訊、肉體與精神的折磨，不是刑訊逼供又是什么?不僅如60此，其母四處申訴而被關9個月，被放出時已又聾又瞎，3個月后含恨而死;其兄佘鎖林為弟弟申冤被關41天……杜培武遭受毒打，屈打成招，其刑訊逼供不言自明，因為對杜實施刑訊逼供的人，已開庭審訊受到法律制裁……所幸的佘祥林、杜培武等人的冤獄得到昭雪。而聶樹斌在九泉之下又如何眼目?這冤案的背后是刑訊逼供的影子。刑事法律是對有罪的人予以追究，而對無罪的人予以保護。對于那些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監控后，無論其是否犯罪，已是“弱勢群體”，即便犯罪，仍有法律賦予的申訴權、辯護權和請求法律幫助權及獨立的人格權等項權利，更何況象佘祥林、杜培武等所謂的“犯罪嫌疑人”并沒有犯罪!即使如此，也一定要依口供定案，而不是疑罪從無;要么為什么會改死刑為十五年有期徒刑?試想，佘祥林“殺妻”一案中，他的妻子是回來了，而公安機關要偵查的那具女尸卻成了無頭案:她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2如果是他殺，兇手何在?在判決佘祥林死刑直到今天，真正的兇手豈不逍遙法外?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的社會，是公平正義得以申張的社會，如此辦案，豈能和諧?理性思考之后就是要正視刑訊逼供的后果及應對的措施。筆者認為，一是要在刑事訴訟規則上嚴格控制:首先應當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權，這是與世界接軌并有效保障人權的國際慣例;其次對刑訊逼供實施舉證責任倒置，應當由公安機關來舉證自己沒有實施刑訊逼供，以嚴格其責任;再次是要充分發揮辯護律師的監督作用，在訴訟程序的相應階段以合法的身份出現以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合法條件下接受訊問。二是要提高偵查人員的綜合素質，尤其是在偵查技術和手段上應當著力提高;另外對偵查的硬件措施也應當盡力完善。三是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關押機關與偵查機關應當分開，以保證關押機關與偵查機關之間相互監督，或者在分開關押后由檢察機關的監督部門對這兩個機關進行監督，避免僅憑口供定案而造成冤假錯案的蔓延。和諧的社會需要社會的穩定，需要正義的弘揚.就必須對刑訊逼供這一“惡性腫瘤”予以徹底割除。

二、勞動教養與人權保護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不是刑法中的刑罰，卻被西方國家稱為行政刑法，聽得有些刺耳，可結合實際，又不能不令人深思。勞動教養，原本是一種在特殊時期的特有制度，是一種安置就業的行政措施，在實施過程中卻早已遠離初衷，更悖離了現代的法律精神。

首先，勞動教養投有合法的、正當的程序。公安部規定審查和批準收容勞動教養人員的機構是勞教管理委員會，而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一家審查;另外，對于被教養人既不舉行聽證，也不允許其聘請律師進行辯護，幾乎近于沒有任何機會實施救濟權利，這嚴重影響了公民人權的實施。其次，勞動教養是不是刑罰，卻與刑罰一樣剝奪人身自由，且時間過長，甚至超過輕微刑罰的懲罰。勞動教養最長可達四年之久，較之刑罰中的管制、拘役和緩刑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人們常稱勞動為“二勞改”，有的甚至寧可被判輕微刑也不愿去勞教。再次，勞動教養所成為犯罪交叉傳染的基地，對這些本不構成犯罪的人卻被剝奪人身自由、有的竟長達四年，這已很不公平，而且這一場所中的人又都是社會的“病人”，時間越長，交叉傳染越嚴重，更何況這鐵門、鐵窗嚴格監管下，本來沒有太嚴重的問題，也會產生逆反和不自覺地效仿，所以，在他們勞教期滿后又會成為另一個新的社會問題。也就是說勞教制度與當代的法治文明思想是背道而馳的，也是我國刑法立法的重大障礙，同時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因素。所以，對勞動教養制度改革的社會呼聲越來越高。據悉，全國人大法工委欲將“違法行為矯正法”來取代勞動教養制度，并于今年4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我們希望在人權保障上能有所突破:一是其處罰的程度應低于刑罰，并與刑法規定相銜接，以保證法律體系的完整性;二是在程序上應當合法，給予受處罰人聽證、辯護權，應采用與刑訴法的相似程序，因為其結果可能會剝奪其人身自由;三是人性化管理與人文教育相結合。既然受處罰人不構成犯罪，是輕微違法，實際應當是行為的矯正，就不應像對待罪犯那樣用鐵「1、鐵窗完全剝奪其自由;同時應當為其提供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能培訓的機會，并與加強思想教育相結合，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勞動、反思。唯其如此，才能避免或減少逆反與交叉傳染，也才能充分保障他們的人權，也有利于他們將來回歸社會后成為社會的穩定因素，為構建和諧社會做一份貢獻。實事求是地說，在刑事法律中的人權問題還有許多，諸如“疑罪從無”原則為什么在司法實踐中總是被扭曲而變成了“疑罪從輕”?死刑核準制度本應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為何遲遲不收，如果早些收回，是否還會出現聶樹斌、佘祥林、杜培武等人的冤案?等等，在此就不一一贅述。

法律至上，人權至上，這樣的提法并不為過，在刑法法律中的人權保障可以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為弘揚民主法治、公平正義，除思想上要充分認識保障人權的重大意義，行動上加快立法、科學立法，還必須從觀念上牢牢樹立并強化依法保障人權的理念，特別是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這就要求司法機關不能再借用手中權力的強勢來彌補自身知識、手段、能力等不足的弱勢，讓佘祥林等人的悲劇不再重演，讓刑訊逼供等陋習永遠成為歷史，告別今天，遠離和諧社會。毫不夸張地說，刑事法律中人權的綠蔭蔥籠之日，就是我們的社會和諧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