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被害人訴訟權利分析及建議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刑事訴訟中被害人人權保障的重要性

所謂人權，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每個人按其本質和尊嚴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進入文明社會以后，人權越來越受到重視，人們運用各種手段對人權予以保障，其中法律手段是最有力的工具。它通過制定法律法規，明確哪些行為為法律所禁止的侵犯人權的行為，并對實施該行為的違法者予以處罰，從而發揮對人權的保護作用；或者對違法行為所侵害的權利予以補償，從而使人權不受侵害，來實現對人權的保護。我國從自己的歷史和國情出發，對人權問題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并制定了相應的法律和政策，試圖通過建立和健全法治，通過法律手段來實現和保障人權。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憲法，是我國的人權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缎淌?a href="http://www.gaoruijun.cn/xzgl/rqlw/603308.html" target="_blank">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素有“小憲法”之稱，它不只是一部單純的程序法，而是與公民的憲法基本權利關系最密切的一部法律，是一個國家人權保障水平的試金石。因而，它在我國的人權保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詳言之，刑訴法的目的并不在于簡單的追究犯罪、懲罰犯罪，更為重要的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這當然既包括對守法公民的人權的保護，同時也包括對可能觸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權的保護。因而，刑訴法有必要重申和強調憲法規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把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有機地結合起來，并始終貫穿于刑事訴訟各項程序和制度之中，成為人權保障的有力屏障。自1996年刑訴法首次修訂以來，至今已有16年了。16年間，人權保障問題在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實踐中越來越受到重視，特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而與之相對應，被害人的訴訟地位雖然較之以前有了顯著的提高，但由于刑訴法在保障人權方面仍然偏向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護，因而對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始終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再加上被害人權利保護的一些立法規定本身就存在著許多問題，保障措施也相對欠缺，常常因執行不力而無法真正落實，導致司法實踐中被害人的權利形同虛設，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今年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的刑訴法修正案。該法在人權保障標準、犯罪控制能力以及提升訴訟效率等方面均有明顯的突破，其一大亮點就在于明確載入“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且新修訂的大部分內容也圍繞此原則展開，但令人遺憾的是，被害人仍處于“被遺忘的角落”。可以說，倘若在刑事訴訟中只片面強調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護，而忽視對被害人的人權保護，貫徹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就會大打折扣。因此，本文針對新刑訴法的相關規定并結合現行司法實踐，對被害人訴訟權利保障的不足之處進行分析，以期進一步完善被害人人權保障機制，真正落實刑訴法對被害人人權的保護，進一步推進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

2刑訴法中對被害人權利保障的不足之處

刑訴法中的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從廣義上看，包括公訴案件的被害人、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以及反訴成立的部分反訴人；從狹義上看，則專指公訴案件的被害人。當然，被害人的含義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本文所探討的刑事訴訟被害人僅指公訴案件中自然人形態的被害人。1996年刑訴法賦予被害人訴訟當事人的地位，并使其享有一些訴訟權利，其主要包括：①報案、舉報或控告的權利；②對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有權申訴，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③有權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委托訴訟人；④若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的，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⑤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不服，認為事實上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時，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⑥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⑦有權申請回避，等等。從本次修訂的內容來分析，新的刑訴法的確更加尊重人權，但仍傾向于圍繞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關于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幾乎與1996年刑訴法一樣，未加變動。從新法的立法規定和現有的司法實踐來看，我國對刑事訴訟中的被害人的權利保障仍然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被害人的起訴權沒有得到充分保證。針對人民檢察院不予起訴的情況，新刑訴法同1996年刑訴法規定的內容一樣。新刑訴法第176條規定：“對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決定不起訴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將不起訴決定書送達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決定書后七日以內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請求提起公訴。人民檢察院應當將復查決定告知被害人。對人民檢察院維持不起訴決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被害人也可以不經申訴，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這條規定，賦予了被害人在對不起訴決定不服時的申訴權和自行起訴權。這就引出“公訴轉自訴”的條件問題。新刑訴法第204條第三款對此作了詳細規定：“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也即如果當公訴人不立案或作出不起訴決定時，被害人可以啟動自訴程序，但該前提條件是“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即被害人負有舉證責任。從實踐上看，要使被害人“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的行為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刑事訴訟中采用“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司法機關憑借國家權力，尚難以證明被告人的行為是否已構成犯罪，更不用說被害人依靠個人的力量去收集證明犯罪的證據。因而，在司法實踐中，這一設計實際上難以達到救濟被害人權利的目的。

第二，抗訴請求權無法充分維護公訴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對于公訴案件被害人的上訴權問題，新刑訴法第218條規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的，自收到判決后五日以內，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笨梢姡蓻]有賦予公訴案件中被害人獨立的上訴權，而是只規定了請求檢察機關抗訴的權利。然而，這種請求抗訴權對檢察院不具有拘束力，并不必然導致第二審程序的啟動，其是否抗訴的決定權仍掌握在人民檢察院手中。

第三，關于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新刑訴法第34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或者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而在1996年刑訴法中相對應的法律條文采用的措辭為“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或者是未成年人，盲、聾、啞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辯護”。很明顯，相對于1996年刑訴法而言，新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對象的范圍，即將此適用對象擴大至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情形，而且，對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改為均“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即變成剛性規定，必須提供援助，并明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均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法律援助對象提供辯護的義務和責任。這無疑進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但令人遺憾的是，被害人一方仍然被排除在法律援助對象的范圍之外。

第四，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未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損害賠償范圍的內容，新刑訴法并未作改變。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有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要求損害賠償，但該請求賠償的范圍僅限于犯罪行為所直接導致的物質損害，而不包括精神損害。另外，即使被害人基于同一犯罪事實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精神損害賠償，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刑事訴訟被害人是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犯罪行為往往不僅使被害人的物質財產造成損失，更使其遭受難以彌補的精神損害。因而，單單對犯罪行為人處以刑事處罰，尚不足以彌補他們對被害人帶來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傷害。

第五，未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助制度。上文述及，無論新舊刑訴法，均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僅僅限于物質損失，而不包括精神損害。此外，在以往的實踐中，常常會出現被告人不能或無力承擔責任的情況，甚至惡意轉移財產、隱匿財產，而不對被害人進行賠償。雖然我國的司法機關也嘗試采取一定的形式對少數受到重大損害而未獲賠償的被害人進行司法救助，但是存在范圍過于狹小、實際效果不佳等問題。對此，新刑訴法增加了財產保全和調解措施，其第100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凍結被告人的財產……”相對于1996年刑訴而言，這無疑是一大進步，既通過財產保全措施可避免被告人惡意轉移財產等行為，也盡可能為被害人獲得損害賠償提供一定的保障。另外，新法第10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以進行調解，或者根據物質損失情況作出判決、裁定?！痹试S進行調解無非是希望通過調解促使犯罪人更多、更充分地對被害人進行賠償。以上制度，固然能盡量使被害人獲得賠償，但前提條件是被告人有經濟能力，倘若被告人確實無力支付賠償時，僅靠以上制度仍難以使被害人獲得充分的救濟。因此，我國有必要在健全社會救助的同時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助制度。

3完善刑事訴訟中被害人權利保障的建議

第一，建立對不起訴案件的司法審查制度。在刑事訴訟的公訴案件中，我國以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公訴機關代表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來追訴犯罪，并以監督者的身份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然而，公訴案件的被害人作為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顯然其指控犯罪的出發點與公訴機關并不相同，這就決定了公訴機關的訴訟主張并不可能完全代表被害人的訴訟主張。對此，立法者設計了“公訴轉自訴”制度，意在使公訴案件的被害人享有充分的起訴權，但是由于“公訴轉自訴”的條件過于嚴苛，導致這一制度設計實際上難以使被害人達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目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筆者比較贊同取消公訴轉自訴制度，在我國建立對不起訴案件的司法審查制度。具體而言，由被害人向法院提出書面審查申請，法院受理申請后向檢察院發出通知，由檢察院向法院提交不提起公訴理由的意見書及各種文件和證據物品，然后由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查。法院作出“不起訴不合理”的裁定后，可命令檢察院提起公訴。這樣，就把舉證責任完全交給了檢察院，不僅有利于被害人權利的保護，而且也不會損害到犯罪嫌疑人的權利。

第二，完善刑訴中被害人的抗訴請求權。對于公訴案件的被害人是否具有上訴權問題，學者們觀點不一。持支持論的學者認為，必須賦予被害人與被告人平等的上訴權。其主要理由是：我國現行刑訴法只賦予公訴案件被害人請求抗訴權，而未賦予其上訴權，明顯是以國家和社會利益為出發點，而忽視對被害人利益的維護，沒能使被害人擁有實質意義上的當事人訴訟地位，無法使其合法權益得到有效救濟和保護。再者，同為刑事訴訟當事人的被告人和自訴案件的自訴人都享有上訴權，如不賦予被害人上訴權，勢必導致當事人訴訟權利不平等和當事人權利保障的明顯失衡，有悖于司法公正。但是，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則擔心，若賦予被害人上訴權可能會出現例如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導致上訴案件數量大增，增加解決刑事案件的訴訟成本，降低訴訟效率，有損“上訴不加刑”原則等問題。在權衡利弊之下，筆者比較贊同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抗訴請求權的做法。通過具體規定以強化刑事被害人抗訴請求權的法律效力，增強上級人民檢察院的審查職能為重點，同時擴大抗訴請求權的主體范圍、行使范圍，并明確檢察機關及法院對被害人抗訴請求權須履行的義務。

第三，賦予特定被害人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已被聯合國《為犯罪行為和濫用權力行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則宣言》作為其基本要求之一。被害人作為犯罪行為的直接受害者，往往遭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打擊，某些被害人因經濟上的困難等原因無力參加訴訟的狀況也常有之，被害人缺失了專業性的法律幫助的權利，使其本來就不完善的權利更難得以實現。刑訴法作為保障人權的重要程序法律，有必要賦予被害人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對此，可參照為特定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做法，規定為弱勢的被害人（包括經濟困難，盲、聾、啞或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使被害人獲得充分的法律幫助，維護被害人權利。

第四，將精神損害納入法定賠償范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其本質上就是一種民事訴訟，既然在民事法律領域已經認可精神損害賠償，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則不行，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本來立法者設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目的，即在于通過一次刑事訴訟同時解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和損害賠償問題，以此減輕被害人負擔，節約訴訟資源。但若為了程序上的便捷而忽視被害人的權益保護，顯然違背立法本意，也違反了基本的公平正義理念，最終導致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不統一。因此，應當統一刑法和民法的法律規定，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損害賠償范圍，以便更好地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第五，建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在強調人權保障的今天，通過國家補償的方式對被害人予以公平的救助，已成為世界各國被害人權利保障的趨勢。從世界范圍來看，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已經開始實施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并制定了相關規定，例如德國、法國、日本，以及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等。結合我國的司法實際，借鑒國外的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筆者認為，我國應盡快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即國家對一定范圍內因受犯罪行為侵害而遭受損害的，且又無法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獲得損害賠償的被害人及其家屬，以公共基金的形式通過法律程序給予一定的物質彌補，并通過制定相關法律規定，以立法的方式對有關被害人補償的對象、范圍、原則、機構及程序等一系列問題加以嚴格限定。

4結論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新修訂后的刑訴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明確寫入了總則之中，改變了過去強調以打擊為主、保護為輔的刑訴法思想，體現了刑事司法更加注重人權保障的總體發展趨勢。新刑訴法修改的范圍、程度、規模、內容都比較大，極大地提升了刑事立法和人權保障的水平，使限制公權和保障私權得到了一定的平衡，從整體上應該予以肯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新刑訴法的修改內容仍然只傾向于完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制度，而針對原法中被害人權利保護存在的問題仍被忽視。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樣是刑事訴訟當事人，其權利需要法律的同等保護，只有同時對雙方訴訟權利的保障，才能構成刑訴法人權保障的完整內容。要強化刑訴法保障人權的功能，如果只是傾向于對被告人的保護，而不兼顧對被害人的保護，那么就會導致雙方權利失衡。這既不符合民意，也不利于社會和諧發展。因而，從利益均衡的角度出發，我們必須做到實現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障的平衡，才能真正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有機統一，從而切實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構建安定有序的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