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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財產保全措施的完善

針對刑事財產保全制度的不足，筆者建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有針對性的加以完善：

1.通過立法或出臺司法解釋賦予偵查機關及刑事附帶民事原告人以外的被害人財產保全的申請權。與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相比，刑事訴訟在立案后、審判前的時限較長，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判決前轉移財產以逃避附帶民事賠償的案例不在少數。偵查機關雖然可以對涉案財產進行扣押、查封或凍結，但無權對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財產進行先行控制，而對犯罪嫌疑人財產的有效控制，直接關系到財產刑能否執行，被害人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因此，筆者建議賦予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一樣的申請權。偵查機關既可以告知被害人，并征詢其是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可以對有可能妨害偵查、轉移財產的行為，主動向法院提出財產保全的申請，請求法院對其裁定，并及時的采取查封、扣押或凍結犯罪嫌疑人財產的保護措施。此可以有效的遏制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轉移財物、逃避執行的惡劣行為，從而為被害人權益的實現提供保障。另外，應擴大刑事財產保全的申請主體，被害人不僅包括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被害人，還包括無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的被害人，如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情形中的被害人。財產型犯罪的被害人和人身型犯罪的被害人一樣，法益都被犯罪行為侵犯，尤其是一些涉案人數眾多、涉案金額巨大的案件，其危害性不次于人身型犯罪，此類犯罪中的被害人身家性命全系于此，如得不到賠償，極易引發其對社會的怨恨以及司法的不信任，成為社會的隱患，影響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因此，建議同樣賦予財產型被害人財產保全的申請權。

2.建立刑事訴前財產保全制度。所謂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是行為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后的稱謂。因此，也就是說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財產保全屬于訴訟階段的財產保全，而沒有對訴前財產保全予以規定，這樣會產生以下問題：在行為人還沒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前，法院無權對財產進行保全，因為在此時一方面公安機關沒有財產保全的申請權，其無權對犯罪嫌疑人的財產進行查封、扣押或者凍結；另一方面因為被害人還沒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還不是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不滿足提起財產保全申請的主體要求，也就無權申請財產保全，而財產的轉移或者變賣一般都發生在偵查階段。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52條規定：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因情況緊急，不立即申請保全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失，可以在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前，向被財產保全所在地、被申請人居住地或者對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采取保全措施。申請人在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15日內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解除保全措施。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第3條規定，司法解釋應當根據法律和有關立法精神，結合審判工作實際需要制定。①筆者以為，最高人民法院對刑事財產保全的司法解釋雖然結合了審判工作實踐的需要，但卻違背了法律和有關立法精神，在立法沒有規定訴前財產保全的情況下，通過任意擴大解釋的方式將事實上的訴前財產保全納入其中，屬于超越權限的擴大解釋，不符合立法原意。根據立法權大于司法權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是對程序法定原則的背離，同時也超越了立法權限，違背了位階原則，等同與為了規避立法缺陷而強行設置的一種保全類型，殊為不當。我國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適用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也就是說，同樣是對財產保全進行規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參照《民事訴訟法》而來的，我國新《民事訴訟法》對財產保全進行的規定，在涉及到“情況緊急”如何規定財產保全時，《民事訴訟法》第101條明確規定：利害關系人因情況緊急，不立即申請保全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前向被保全財產所在地、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對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采取保全措施。申請人應當提供擔保，不提供擔保的，裁定駁回申請?！睹袷略V訟法》對財產保全進行了完整的闡述、詳細的規定，既有訴前財產保全，也有訴中財產保全，但新《刑事訴訟法》僅規定、認可訴訟階段的財產保全，并沒有涉及訴前財產保全，如果通過擴大解釋，無異于是對立法的一種違背，對此，筆者建議在再次修訂《刑事訴訟法》時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對訴前財產保全予以明確規定，可以在第100條中加入：因情況緊急，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可以在訴前提出財產保全的申請。

3.完善刑事財產保全的對象、范圍、擔保、申請程序、監督以及期限。建議制定刑事附帶民事專門的司法解釋，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方面的財產保全予以明確規定：第一，刑事財產保全的對象。對于財產保全適用的對象，筆者以為，不應該加以限制，既可以包括加害人的動產，如車輛、存款，還應該可以包括不動產，如房屋，但前提是與案件有關聯。第二，刑事財產保全的范圍。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2條規定，保全限于請求的范圍，或者與本案有關的財物。筆者以為，對于刑事案件，應該擴大財產保全的范圍，既包括物質財產，還包括非物質財產，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妥善解決，對于撫平被害人及其家屬的創傷至關重要，且有利于修復社會關系以及減輕被告人的刑責，符合被害人、被告人的雙方意愿，如果人為的對其償還措施加以限制，無疑不利于當事人之間協議的達成，也不利于雙方利益的實現、矛盾的化解，對當事人以及社會都是一種損害，因此，必須予以反對。第三，刑事財產保全的擔保。由于我國刑事案件采取保全措施，適用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而民事訴訟法規定，訴前財產保全必須提供擔保，那么，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否也需要提供擔保呢？筆者認為，刑事案件中，對財產保全需要有所改變，被害人尤其是人身權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往往經濟上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刑事被害人多為社會弱勢群體，經濟條件有限。①如果還要求其對財產保全提供擔保的話，可能難以實現。筆者建議，對之應區別對待，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提起的財產保全，要根據案情、被害人的經濟狀況、保全的對象、范圍進行具體規定，要求被害人提供20～50%的擔保，以規避被害人濫用財產保全，從而對被告人的正當財產造成損失。畢竟在案件進入審判階段之前，法院對案情的了解并不全面，對財產保全的申請采取的是形式的審查，一旦錯誤，會不適當侵犯一方的權益。法院對此要公平對待，既要考慮到被害人的利益，還要保障被告人的正當權益，避免不適當的造成任何一方利益受到侵害。當然如果被害人的經濟條件有限，而又有財產保全的必要時，可以由法院主動采取財產保全，對之則不需要被害人提供擔保。第四，刑事財產保全的申請程序。筆者認為應區別對待，在由被害人提起刑事財產保全申請時，如果是在偵查階段，既可以將刑事財產保全的申請提交給偵查機關，也可以直接提交給人民法院；在由檢察院提起刑事財產保全申請時，需直接提交給人民法院。第五，刑事財產保全的監督。刑事財產保全適用得當，既可以有效的保障被害人權益，為刑事判決的執行提供保障，還可以有效的懲治被告人，尤其是非法牟利型被告人，消除其再次犯罪的物質基礎，切斷其與不法分子之間的金錢聯系，祛除其“犧牲一個，幸福一家”的妄想。但適用不當，則可能會侵害到被告人正當的權益，影響到其公司的正常運轉和生活的持續進行，因此，必須由檢察院對之進行嚴格的監督，這樣方可將財產保全的效用發揮到最大化。第六，刑事財產保全的期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47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在刑事案件立案后及時提起。雖然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立案后告知被害人，但對告知的期限卻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偵查機關在立案偵查中，對被告人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證據收集，直到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鏈方告知，否則，容易打草驚蛇，影響證據的收集，并且許多偵查過程都是秘密進行的，一旦告知，可能還會危害到相關人員的安全，因此，筆者以為，對財產保全啟動的時間應區別對待，檢察院啟動財產保全的起始點為立案時；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申請財產保全的起始點為偵查機關掌握實質證據，告知被害人、征詢其是否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時。綜上，檢察院申請財產保全的期限為立案之日起直到執行完畢，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申請財產保全的期限為偵查機關告知被害人征詢其是否申請財產保全時至執行完畢。

4.賦予刑事財產保全的申請主體優先受償權。新《刑事訴訟法》第100條規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適用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但民事訴訟法關于財產保全的申請人是否具有優先受償權規定不明，因為確定債權人是否具有參與分配的資格僅僅在于其是否取得執行依據以及是否已經起訴，與是否申請財產保全沒有關系。但正是由于刑事財產保全申請人的申請，才有法院對被告人財產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保護措施的行為，也才能為被害人權益的保障奠定基礎。如果對刑事財產保全申請人是否具有優先受償權不加保障的話，將會鼓勵行為人怠于行使其權利，或者“搭便車”，亦可能導致個別刑事財產保全申請人在付出較大代價的情況下卻不能得到有效的補償，畢竟財產保全人可能需要為財產保全提供保證金，要付出一定的風險和代價，有義務而無法得到相應的權利，致使權利、義務脫節，極易引發司法不公以及公眾質疑。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不足及完善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不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設立對于彌補我國刑事法律制度的漏洞以及完善反腐敗、反恐怖刑事立法體系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對于保障被害人的權益以及我國與世界接軌具有重要意義。但作為一項新制度，此規定亦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加以完善，此規定的不足之處，具體表現為：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沒收程序的適用范圍過窄，僅限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沒收程序地域管轄存在不足；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沒收程序的訴訟時效、證明標準以及對違法財物的處置機制規定不明確；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沒收程序的申請主體過于狹窄，對被害人權益保障不利，尤其是在檢察院怠于行使申請權時，被害人沒有保障自己權益的有效手段；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被告人權利救濟途徑有待完善。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之完善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不足，筆者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完善：

1.在司法實踐中，要擴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范圍。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適用的范圍限定為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但除了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外，是否還包括危害性與之相當的罪行？筆者以為，其范圍不僅僅限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否則，一方面立法不需要在此兩類犯罪的后面再加一個“等”字來畫蛇添足；另一方面，貪污賄賂犯罪以及恐怖活動犯罪在我國的立法中并不屬于罪行最嚴重的犯罪，危害性比之更強或者相當的罪名亦有許多，而且許多罪名也涉及到財產的違法所得沒收問題，此外，該規定的重心在于“重大犯罪案件”，只要符合此條件，都應納入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當中。因此，筆者以為，其范圍不限于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在適用中，應擴大沒收程序的適用范圍，具體包括以下幾類案件：（1）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2）犯罪；（3）貪污賄賂犯罪；（4）有組織犯罪（包括恐怖組織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和其他給公眾安全造成嚴重威脅的團伙犯罪）；（5）嚴重損害公眾生命健康的《刑法》分則第6章規定的犯罪。①另外，違法所得的對象應該既包括具體的財產，也包括抽象的財產，如基金、股票、期貨、存單等，違法所得的對價物也包括在內。

2.擴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地域管轄的范圍。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針對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違法所得，而違法所得既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動產易于控制和處置，對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影響較小，但對于不動產，由于其價值大且無法移動，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動產所在地與其居住地、犯罪地不一致的時候，對其異地管轄不僅會造成司法成本的增加，而且會嚴重影響案件的訴訟效率，不利于對被害人權益的保障。筆者建議，可將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管轄法院設置為犯罪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居住地或者違法所得主要財產所在地的法院。這樣便于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違法所得進行調查、核實、控制。而且我國刑事財產保全措施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財產的先行控制的管轄法院之一即為被保全財產所在地，因此，將違法所得主要財產所在地的法院設置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地域管轄法院，可以快速確認涉案財產的權屬，有效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財產進行先行控制，從而減少司法成本，提升訴訟效率，并且也可以更好的銜接財產保全措施與違法所得沒收程序。

3.明確被害人不受半年訴訟時限的限制，可以在宣判前提供證據。參加庭審的被害人只要在宣判前提出參加庭審的申請，并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涉案財產為其所有，即可參加庭審。這是因為，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是刑事特別程序，沒收程序中的公告期間與民事訴訟中的除斥期間或者訴訟時效有本質區別。②而且在裁定生效后，如果有證據證明裁定有錯誤，尚且要適用執行回轉，予以糾正，更何況還沒有生效的情況下更應該賦予其參加訴訟的權利，此既可以有效的節約司法資源，還可以充分的保障被害人的權益，促進社會的和諧。

4.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證明標準采用“優勢證據”標準。采用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一方面是因為沒收程序針對的是物而不是人，本質上是對物的處理，是民事方面物的權屬的認定；另外，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還將公告作為必經程序，而公告程序本來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的重要程序，我國刑事訴訟法將其引入，可見也是將此看做是對物的處理程序；另一方面訴訟雙方處于同等的位置，通過雙方的舉證，可以更好地查明違法所得的歸屬。而且，如果對舉證設置過高的證明標準，無疑對處于檢察機關相對方的利害關系人極為不利，而且亦增加了檢察機關的證明責任，對于訴訟雙方都是一種負擔，不利于涉案資產的追回以及利害關系人權益的保障。另外，我國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是在借鑒《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公約以及英、美等國有關法律制度的基礎上設立的，而這些公約和法律中規定的特別程序都體現出適用優勢證據標準。③將違法所得的證明標準設置為優勢證據標準，與民事案件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明標準相一致，在當事人的能力范圍之內，利于維護其權益。另外，由于是對物的一種處置，即使錯誤，也可以通過救濟途徑——執行回轉，對其進行補救。

5.建議擴大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申請主體。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與被害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直接關系到被害人權益能否實現，但新《刑事訴訟法》關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的規定卻沒有對被害人的權利加以保障，僅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并對檢察權的運行缺乏監督，當人民檢察院因種種原因怠于行使申請權時，被害人的權益很可能受到侵犯，因此，建議擴大沒收程序的申請主體，將被害人也納入其中，一方面可以保障被害人的權益，另一方面還可以對檢察機關的申請權予以監督，以真正的實現程序公正乃至實體公正。

6.建立多渠道的救濟程序。其一，在沒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財產確有錯誤時，應適用執行回轉，對其財產予以返還、賠償；其二，加強人大、媒體的監督，在檢察院怠于行使申請權時，對其問責及監督；其三，完善指定辯護人制度，由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案件中，被告人缺席，在此情況下，易于發生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的行為，因此，對沒有利害關系人的情況，建議由法院指定辯護律師，對檢察機關的指控進行辯護，以合理的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其四，建議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案件全部公開開庭審理，新《刑事訴訟法》第281條第3款規定：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滿后對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進行審理，利害關系人參加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此規定的言外之意：若沒有利害關系人參加訴訟，就不是必須開庭審理。由于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本就是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審判，極易引發社會公眾的質疑，如果審判過程還如此不公開，缺乏透明度和監督機制，勢必會授人以把柄，為了更好的保障當事人的權益以及促進該程序的不斷完善，建議對該程序審理的案件一律公開審理。

7.保障善意第三人的權益。當第三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交易時一方面支付了對價；另一方面并不知道交易財物為違法所得，則此第三人為善意第三人。為了保障公眾的正常交易，保持公民財產的穩定性，維護現有的法律關系，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財物不應當沒收，其已取得財物的所有權，可以申請對違法所得沒收的財產主張所有權。被害人權益的保障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響到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并同司法為民的理念密切相關，因此，必須不斷完善被害人權益保障的刑事立法，以真正的實現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的統一。

作者：石魏單位：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