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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染環境罪司法困境之原因探究

(一)、污染環境罪立案難困境的原因探究

根據前文關于環境污染糾紛的數據，我國目前關于污染環境罪的判例很少，行政處罰居多。之所以產生該情況，是否因為若干環境違法行為尚未達到追究刑事責任的危害程度呢?筆者認為不妨從本罪的結果要件分析，在刑法修正案(八)出臺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只要致使公私財產損失三十萬元以上的，或者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傷或十人以上輕傷的，都可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罪名修改后，如今污染環境罪入罪門檻降低，在環境污染糾紛總量依然龐大的前提下，按照邏輯，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理應增多，如今立案的數量不增反減。分析造成污染環境罪立案難困境的原因，一方面，環境監管失職罪的設立加強了對負有環境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監督和約束。另一方面，環境污染企業也確實對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增加就業機會作出了貢獻。

(二)污染環境罪定罪難困境的原因探究

1．結果犯加重因果關系證明難度

結果犯指不僅要實施具體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的行為，而且必須發生法定的犯罪結果才構成既遂的犯罪［1］。污染環境罪要求“排放、傾倒、處置有害物質的行為”必須造成“嚴重污染環境的后果”，屬于結果犯的范疇。但刑法將本罪定性為結果犯存在較大的弊端:加大了因果關系的證明難度和使數人事前無通謀的犯罪刑事責任劃分困難。首先，環境污染犯罪通常具有污染物積累時間長和后果難以控制的特點，除突發性環境污染犯罪較容易證明違法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存在因果關系外，積累性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鏈條復雜，危害后果的發生具有不確定性，如果從正面直接準確地認定污染行為是導致損害結果發生的原因行為，將會使很多環境犯罪游離于刑事法網之外［2］。其次，在積累性環境污染犯罪中，對數人事前無通謀的違法行為，因為污染物的多樣性，因果關系過于復雜，導致司法機關很難判斷誰應負責事故的主要責任或次要責任。

2．刑法未明確規定本罪主觀責任引發學界爭議，使共同犯罪的處理陷入困境

刑法修正案(八)對本罪主觀責任未作明確規定，學界共有過失說，故意說和混合說三種觀點，這直接影響著對共同犯罪的處理。持過失說觀點的學者認為本罪法定刑的立法例與其他過失類犯罪的法定刑設置并沒有區別［3］。若本罪主觀方面采納過失說的觀點，則污染環境罪無法構成共同犯罪。對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幫助他人實施污染環境犯罪則不構成本罪的共犯，只能根據各人的罪過形式和行為形態，依照刑法規定分別處理。持故意說觀點的學者則表示，從論理解釋的角度，污染環境罪的結果要件是行為的危險性和嚴重的損害結果，過失說已經承認行為人對行為的危險性是明知的，那么實害后果作為客觀的超過要素，根據張明楷教授“客觀的超過要素”理論，即使行為人對此并無認識，也可成立故意。［4］按照故意說的觀點，對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幫助他人實施污染環境犯罪，則可以成立污染環境罪的教唆犯或幫助犯?；旌险f主張本罪采用雙重罪過，不區分行為人主觀犯意而適用相同的法定刑［5］，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持該觀點的學者也難以自圓其說，在此不再詳述。

二、解決污染環境罪司法困境的若干建議

(一)改革舊的環保行政體制，實現上下級環保部門的垂直管理

司法實踐中污染環境犯罪之所以立案少、立案難，在于身負監管職責的基層環保部門并未依法立案，及時立案，上級環保部門不能對下級采取直接有效的處罰措施，這是我國現有環保行政體制的沉疴痼疾。從體制結構的角度看，我國的環保行政體制結構呈現出地方分權，中央與地方各自為政的局面，即在權責關系上呈現分級結構，地方政府對地方環境質量負責，直接管理地方環保部門;上下級環保部門之間沒有垂直領導關系，上級環保部門對下級環保部門只進行業務上的指導，不能對下級違法行為直接處罰，這種體制極易產生地方保護主義，不利于本地的環境保護。針對該問題，從行政方面，推動環保部門行政體制改革，提高上級機關對下級的領導和干預能力勢在必行。在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環保事權、基層環保部門主要行使環保職能執行權的基礎上，通過對人事管理、財政經費等體制要素的重新配置，將人員編制、財物經費歸于上級環保部門管理，環境執法監管的權威在基層單獨歸于市級環保部門［6］。

(二)適當提高污染環境罪刑罰刑期

適當提高污染環境罪刑罰刑期并非主張重刑化，而正是遵循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之體現。目前污染環境罪短期自由刑與嚴重污染環境的損害結果相比有過輕之嫌，適當提高刑期后，重大環境污染案件就可以本罪而不是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處罰，利于有效發揮出刑法對環境犯罪的震懾作用。

(三)針對積累性環境污染犯罪，采用多種因果關系證明方法

積累性環境污染犯罪因果鏈條復雜，危害后果的發生具有不確定性，難以從正面證明污染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使很多環境犯罪逃脫刑事制裁。建議控方采用間接反證法，疫學因果關系推定法等新型證明方法，合理分配控辯雙方的舉證責任，使各類環境污染犯罪得到法律的嚴懲。［7］

(四)盡早出臺關于污染環境罪主觀責任的司法解釋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修改后，污染環境罪爭議最大的就是該罪的主觀責任到底是故意還是過失，司法解釋遲遲未出使法官審理案件主觀隨意性較大，同類案件易產生不同審判結果，因此呼吁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盡早出臺關于污染環境罪主觀責任的司法解釋統一標準。

(五)將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單列一章，按照污染物的種類分別設置具體環境污染罪名

將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單列一章，有兩個方面的理由。首先，目前刑法將污染環境罪放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從法益角度看這種分類并不合適，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保護的法益是良好有序的社會秩序，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法益是國家和公民的環境權和生態安全，兩者并非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其次，將此類罪名單獨列章，有利于提高環境犯罪在刑法中的地位，更能顯示出國家打擊環境犯罪治理環境污染的決心。（本文作者：朱玲單位：鄭州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