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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確認識新形勢下的農村矛盾及其特點

目前農村矛盾甚多，小到家庭鄰里間宅基地等問題爭執，大到區域間土地、山林、水面權屬的紛爭；相對緩和如農民與一些干部關系冷漠、缺乏信任，激化如聚眾越級上訪甚至暴力沖突。農民收入比過去增加了，但與城鎮居民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農民文化素質提高了，但仍有很多文盲半文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是有利于經濟發展、農民增收的重大舉措，但一些地方卻在結構調整中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農民損失；中央一再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但一些地方還只是喊在嘴上落不到實處。至于先進思想與落后觀念的沖突，先富起來的群體與依然貧困的群體越拉越大的差距，封建迷信、“黃賭毒”等消極丑惡現象在一些地方泛濫與農民盼望安定祥和社會秩序的反差，如此等等，都是農村矛盾錯綜復雜的具體表現。中共湖北省利川市委組織部、政研室去年曾進行過一次農民到底想什么、盼什么、愿什么的農戶問卷調查，結果表明，農民現在想的是發展生產力，脫貧致富奔小康。具體包括要求有穩定的農村政策、尋找致富門路和項目、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科技普及力度、組織發展資金、開拓市場、有先富的榜樣示范等。農民現在盼的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具體包括要求狠剎賭博、封建迷信、宗族勢力干擾、大操大辦等不正之風、整治社會秩序等。農民現在愿的是農村基層干部求真務實，保持扎實的工作作風。應該說這一調查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心聲。然而，由于種種原因，農民這些理應得到盡量滿足的正當的愿望，在很多地方得不到較好的甚至一定的滿足，由此也就產生了不少矛盾。

在復雜的農村矛盾中，涉眾廣泛、對全局影響較大的主要是以下五種：

一是因土地承包和流轉關系處理不當引起的矛盾。當前乃至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土地仍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本。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時，許多常年在外打工甚至遠在海外的農民，都紛紛回鄉與集體簽訂二輪承包合同，足見土地對農民的重要性。穩定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關鍵是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但現在一些地方，未能充分認識到它的重要意義并做好有關工作，如有的土地延包政策沒有落實到位，有的隨意改變土地承包關系，有的以行政手段強迫農民流轉土地等。相當一部分群體性矛盾就是由此而引起。

二是因農民增收減負的經濟利益要求得不到較好實現引起的矛盾。增收減負是農民最基本的利益要求。在農村普遍經濟形勢好、農民收入增長較快時，農村矛盾相對較少；而在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較慢時，矛盾就有可能增多。從1997年至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增長率依次為4.6%、4.3%、3.8%、2.1%，增速連年下降，2001年情況稍有好轉，增長率為4.2%。目前農民面臨一系列難題，如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糧食、棉花、小麥等農產品“賣難”，入世后國外進口農產品的沖擊等，增收形勢依然嚴峻，這樣就很容易引發一些影響農村全局的矛盾。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是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增收的重大舉措，中央把它確定為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主線，卓有成效地推進之，必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農村矛盾。然而在這樣一項探索性事業的進程中，一些地方尚存在一些問題甚至失誤，亟待我們予以重視和解決。譬如，經濟結構調整需要農民具有相應的創新觀念、科技知識、市場信息等，也需要政府和基層干部為農民提供相關的服務。而現在一方面很多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不高，信息不靈，盲目從眾心理嚴重；另一方面不少基層干部不熟悉市場經濟的規律，缺乏帶領農民調整經濟結構的能力，加之一些地方政府職能轉變滯后，政府和干部難以甚至無法為農民提供技術培訓、市場信息等方面的服務，這樣，就會因農民有效調整經濟結構的要求實現不了而產生矛盾。至于有的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充當調整主體，不顧市場需求和本地資源條件，以行政手段強迫農民調整經濟結構的做法，更會因給農民利益帶來損失使矛盾增多和加劇。

農民的負擔過重是導致當前農村各類矛盾的焦點之一。多年來中央一再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是，由于主觀認識的偏差、鄉村將沉重的負債向農民轉嫁、上級“達標”“升級”的政績指標壓干部向群眾伸手、減負的政策措施不配套等原因，不少地方對中央的要求和政策采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很多農民的負擔現狀是“國稅輕，地稅重，各種攤派是個無底洞”，遠遠超過了能夠承受的程度。農民負擔過重，不僅嚴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影響農民增收，而且使農民產生怨氣，導致農村干部在征收農民稅費中出現矛盾甚至對立。為調整和規范國家、集體和農民的利益關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充分保障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和財產所有權，從2000年3月起全國部分省、縣(市)進行了農村稅費的改革試點，取得了明顯成效。今年進行全省試點的達到20個省份，湖南已全面推行這一改革。但應當看到，第

一、稅費改革還沒有在全國推開；第

二、根治農民負擔過重的這一場改革在一些地方也是阻力重重，舉步維艱；第

三、違反國家政策加重農民負擔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仍時有發生。因此，農民負擔在短期內不會有明顯減輕，由此而引發的矛盾仍將比較突出，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三是因農民的民主權利得不到落實而引起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對農民的民主權利作了一些明確規定，如實行村級政務公開和財務公開、村民委員會由農民直接選舉等制度。現在的農民，越來越懂得維護自己的民主權利，也越來越懂得監督干部。但在一些地方，村里的政務和財務仍然對農民封鎖，或者名義上公開實質上并沒有公開；村委會的選舉也存在思想認識不足、依法辦事不力、發揚民主不夠等問題，從而產生了不少矛盾，個別地方甚至引發了群體性事件，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

四是因精神文明建設相對滯后、社會文化和治安環境較差引起的矛盾。總體上說，改革開放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精神文明的進步。但毋庸諱言，由于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目前一些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相對滯后，社會文化和治安環境令人堪憂。譬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群眾的自主意識、競爭意識、效益意識、開放意識等增強了，不少農民的法制意識、民主意識也逐步增強，但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和腐朽文化的侵蝕，也使一部分農民理想信念淡漠、道德意識滑坡、精神生活空虛等問題比較突出，沖擊著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偷盜、搶劫等違法犯罪現象增多、封建迷信、“黃賭毒”泛濫、黑惡勢力橫行鄉里、社會治安形勢惡化的局面。鄉、村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在教育引導農民、建設農村精神文明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但一些基層組織和干部或由于對此重視不夠，抓得不力，或由于缺乏做好這一工作的本領，或由于自身不正，起不到帶頭示范作用等，沒有為此盡到責任，有的甚至起了負面作用。環境不良尤其是環境惡化，必然會引起農民群眾的不滿、產生和存在妨礙穩定和發展大局的諸多矛盾。

五是因農村基層干部素質不高、作風不正而引起的干群矛盾。農村基層干部是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和管理者，他們的素質如何、作風怎樣直接影響到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落實，影響到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影響到農村現代化建設任務的實現。我們誠然要肯定農村基層干部的主流，他們吃苦耐勞，任勞任怨，克服困難，扎實工作，為推進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維護社會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也需要看到確有一部分干部存在素質不高、作風不正的問題，并由此引發了不少矛盾。可以說，農村的大量矛盾，都在農民群眾與基層干部這一對矛盾上交匯。實踐證明，現在的農村基層干部，如果沒有較高的政治、業務素質，不能幫助和帶領群眾致富，就不會為群眾所擁護；如果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動輒強迫命令，就會換來群眾更強硬的態度；如果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就更為群眾所不能容忍。

農村現實矛盾雖然錯綜復雜，但通過觀察和思考可以把握其基本特點：第

一、現階段農村的所有矛盾，屬于歷史遺留問題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改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人民內部矛盾。只有立足于深化改革和加快發展，才有可能使農村的大量矛盾得到逐步解決。第二，農村矛盾沖突的對抗性增強。那些涉眾廣泛、對全局影響較大的矛盾一旦激化，容易引起連鎖反應，給農村社會乃至國家的穩定造成嚴重影響。因此，一定要從講政治、講大局的高度重視農村矛盾。第三，盡管農村矛盾復雜多變，但這些矛盾可預見，可疏導，可得到正確處理，有些還可以防止出現。能否達此目的，取決于我們是否有敏銳的洞察力，是否有正確的思路和方法。第四，利益矛盾特別是經濟利益矛盾是農村所有矛盾中最主要的內容，干群矛盾是眾多矛盾中的重點，農村基層干部是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方面。利益包括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三者雖有層次上的區別，但都為農民所渴望和追求。只有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尤其是農村基層干部扎實有效的工作，最大限度地滿足農民的利益要求，才能

二、以化解干群矛盾為重點，促進農村矛盾順利解決

我們認為，農村眾多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干群矛盾。農村基層干部既是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做好農村工作、疏導化解矛盾最重要的力量。因此，我們必須以提高干部素質、轉變干部作風為前提，著力解決干群矛盾，促進農村矛盾的順利解決。

村干部不列入國家干部序列，在各級干部中層次最低，一般認為他們沒有什么權力。其實對農民而言，他們具有很大的權力，而且權力如何行使與農民的利益息息相關，也與很多矛盾是否產生，是否能得到妥善解決息息相關。比如，村干部可以直接調整土地，而調整土地即是調整農民既得利益，如果村干部私心重，就會借調整土地之機謀取私利而引發矛盾；村干部可以支配集體財務，如果村干部民主意識差，重大事情不與群眾商量，辦事結果又不公開，必然要引起猜疑，造成矛盾；村民之間磕磕碰碰，自己解決不了就找村干部，如果村干部不熱心為群眾辦事，一推二拖，或者處理問題不能“一碗水端平”，就可能使一些矛盾擴大甚至激化；村干部執行征收稅費、計劃生育等公務，有的農民響應不積極，有的農民有抵觸情緒，本應按照政策，多做思想工作，如果村干部政策法律水平低，強行辦事，就會引起與群眾的沖突。至于極少數村干部貪污受賄，違法亂紀，橫行鄉里，欺壓群眾，則完全站到了群眾的對立面。因此，村干部是大量農村矛盾的發源地，是防止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線，對加強村干部隊伍建設一定要給予足夠的重視。

鄉(鎮)是國家依法設在農村的基層政權組織，是做好農村工作、疏導化解農村矛盾的重要陣地。現在鄉鎮控制能力弱化，使一些本該在鄉鎮解決的矛盾解決不了，既有體制上改革不配套的原因，又有鄉鎮干部思想和工作上不適應以及發生錯誤的原因。實踐證明，村干部違法亂紀，往往與鄉鎮干部違法亂紀或包庇縱容有關；村干部與農民的矛盾激化，往往與鄉鎮干部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有關；鄉鎮干部的服務意識、服務方式、服務質量與農民期盼的差距，是導致農民對鄉鎮政權組織離心傾向的重要根源。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化解農村干群矛盾，解決好村干部的問題是基礎，解決好鄉鎮干部的問題是關鍵。

面對上述現實情況，我們要想解決好農村干群矛盾，需要從多方面采取得力措施。其基本思路，我們概括為堅持“四個統一”。

1.堅持提高干部素質和嚴格干部管理的統一，增強做好農村工作、化解矛盾的能力。部分農村基層干部素質不高，既是一些農村矛盾產生乃至激化的根源，又是許多業已存在的矛盾得不到順利解決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化解干群矛盾，首先必須全面提高干部的整體素質。一是要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通過堅持不懈地、富有針對性地對干部進行政治理論教育，尤其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增強干部的發展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堅定理想信念，正確處理公與私的利益關系，提高為農民群眾服務的熱情。二是要提高干部的政策和法律水平。新時期農村的各項工作具有很強的政策性，需要基層干部把政策交給群眾，創造性地貫徹執行。創造性要求的是解放思想，從實際出發，尊重群眾的意愿和首創精神，不是胡搞亂來，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更不是用“土政策”強制群眾執行。現在農民意見大、反響強烈的一個問題，就是政策不落實，或者落實得不好。必須解決好這個問題。農村基層干部一定要認真學習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提高掌握政策的水平和執行政策的自覺性。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解決新形勢下農村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尤其是一些利益摩擦和糾紛，必須依靠法制。因此，農村基層干部還必須認真學習法律知識，增強法制觀念和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學會運用法律手段調解、疏導民事糾紛，化解農村矛盾。三是要提高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質。在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農民最需要得到技術、信息和銷售服務；在農村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中，農民也需要得到基層組織和干部的宣傳、組織和協調。這些都對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農村基層干部要順應時代要求，提高科技文化素質，增強為農民生產生活服務的本領。四是要轉變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培養和發揚求真務實的作風。農村基層干部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要從過去的直接行政指揮為主，轉變到為農民搞好服務；從過去的行政命令為主，轉變到善于同農民商量辦事，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推動各項工作。要培養和發揚求真務實的良好作風，防止和克服嚴重影響農民利益、損害黨群干部關系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腐敗滋長等歪風。

增強農村基層干部做好農村工作、化解矛盾的能力，既要提高干部素質，又要嚴格干部管理，二者不可偏廢。后者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用制度來規范干部的思想和行為。要建立健全干部學習制度、干部選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密切聯系群眾的制度等，促進干部練好內功、做好工作；探索和建立農村基層干部的激勵約束機制，鼓勵先進，懲戒落后，調動干部做好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解決基層干部人心不穩、作風浮躁、態度粗暴、方法簡單等問題；認真推行政務公開和財務公開、村民自治等制度，加大農民對干部的監督力度，基層組織要依據農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對干部嚴格管理。

2.堅持相信群眾和教育群眾的統一，切實貫徹群眾路線。新時期的農民確實有很大變化，但不是變得不聽話。把矛盾歸結為農民不聽話所致站不住腳，以此為由遠離群眾、害怕群眾更是錯誤。事實上，只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矛盾再多，也會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領導農民的要訣是了解農民的愿望和要求，實實在在地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善于發現和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相信群眾與教育群眾并不矛盾，只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貫徹好群眾路線。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群眾中都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三部分。堅持群眾路線，化解農村矛盾要正面說理，表揚為主，激勵先進，也要對不正確、不健康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剖析、批評甚至作出處理。依據農民最重實際的特點，教育群眾不能光講大道理，更要講小道理才能收到較好效果。譬如，既要講黨的富民政策使農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的道理，又要講生產和生活發展不平衡，講實際困難和為農民提供服務等方面的差距，講改革和發展只能穩中求進的道理。在講這些道理的時候，農民的正當要求必須得到滿足，一時解決不了的也要解釋清楚；向農民的各項承諾，必須不折不扣地予以落實。教育群眾還需對只講權利不盡義務、損人利己、封建迷信、大操大辦等問題進行批評，幫助農民認識和解決問題。在那些社會環境惡化、邪惡勢力橫行的地方，則必須在依靠群眾、教育群眾的基礎上，著力搞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該“嚴打”的絕不留情，從而優化農村改革、發展的環境。

3.堅持量力而行和盡力而為的統一，努力為農民多辦實事，辦好實事。發展才是硬道理。在農村，確保經濟發展、農民增收、農村穩定最重要。只有不斷把農村的現代化建設推向前進，使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很多矛盾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如減負問題、部分農民貧困問題，如果經濟不發展，即使所有負擔都取消，農民的生活質量依然不高，貧困農民依然解決不了溫飽。因此，化解農村矛盾，歸根到底要靠促進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推動社會全面進步，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基層干部堅持量力而行和盡力而為的統一。為農民多辦實事，辦好實事。

一方面辦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農村基層干部一定要將工作的立足點置于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把握上。在農村貫徹黨的每一項政策，部署每一項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了解和尊重農民的意愿，充分考慮農民的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不能不顧群眾的意愿和承受能力，急功近利，亂上項目，使當地財政和群眾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另一方面，量力而行與盡力而為不是相悖而是辯證統一的，盡力而為是指在客觀條件所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充分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動性，達到人們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堅持量力而行和盡力而為的統一，農村基層干部在為農民辦實事時，就要做到正確充分地估計地方財力、農民的承受能力、基層組織的凝聚力、農民群眾和干部的創造力，并使之在實踐中融合起來，發揮出來。大量事實證明，群策為之則無不成，群力舉之則無不勝。把農民的收入和承受能力估計過高，濫用民力，不切實際地辦這辦那，當然為群眾深惡痛絕；腳踏實地，奮發有為，事業興旺，盡管有這矛盾那矛盾，也一定能疏導化解好，得到群眾的擁護。

4.堅持解決鄉鎮內部問題和解決上級機關有關問題的統一，營造做好農村工作、化解矛盾的良好環境。現階段，鄉鎮內部和上級機關都存在一些問題，困擾著基層干部的思想和工作，產生了不少干群方面的矛盾，必須努力加以解決，為基層干部營造一種良好的工作環境。從鄉鎮內部而言，目前最需解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鄉鎮職能轉變問題，現行體制下，本應由財稅部門負主責的財政稅務工作成了鄉鎮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去抓，而其他工作則較少顧及。要以農村稅費改革為契機，切實轉變政府職能，使鄉鎮政府和干部能夠將精力集中到改善區域經濟的發展環境、為農民提供熱情周到的服務上來。二是鄉村負債嚴重的問題。來自2001年中國新聞網的資料顯示，目前全國鄉鎮負債總額已達2000億元以上，湖南省鄉鎮平均負債200-300萬元，村級集體平均負債為10萬元左右。鄉鎮負債嚴重，既影響干部的工資待遇，妨礙其工作積極性的發揮，又會導致一些債務向農民身上轉嫁，加重農民的負擔，引發干群矛盾。因此，要結合政府職能轉變，精簡鄉鎮機構和人員，清理超編人員，改變“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局面，提高辦事效率；要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對應的原則加大財稅體制改革的力度，進一步規范完善分稅制；要改變農村中小學教育支出基本上由鄉鎮負擔，實際上最終由農民負擔的現狀，使這種支出的主要承擔者由鄉鎮村轉為省和地市。新晨

化解農村矛盾，還需解決上級領導機關的一些問題。因為有的矛盾乍一看是“基層干部惹的禍”，其實根本問題還出在“上面”。譬如，有的領導干部“嫌貧愛富”，下來視察往往是看好的，不看差的；愛聽贊美之辭，不愛聽牢騷、困難。這樣就造成下面一些干部搞“花架子”，虛報浮夸。基層干部陷于文山會海，忙于迎來送往，難以抽出較多時間為農民辦實事，也與某些領導機關、領導干部直接相關。基層干部不能做到對上負責與對群眾負責的一致性，除了他們自身素質的原因，亦有上級機關下了過高的任務、指標的原因。因此，化解農村干群矛盾，理順農民情緒，首先要理順農村干部的情緒。該教育的要教育，該批評的要批評，該保護的要理直氣壯地保護，該處分的要毫不含糊地處分。因上級原因導致農村基層干部失誤，上級要勇于承擔責任，把自己的問題處理解決好。

總之，農村現實矛盾錯綜復雜，動態多變，其重點是干群矛盾。農村基層干部要認真學習、努力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團結和帶領農民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先進文化，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解決好這些矛盾，順利地推進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