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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語境之下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的概念源于西方。從詞源上講，可以直接追溯至古希臘時期，當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用市民社會的概念指代一個城邦。至古羅馬時期，思想家西塞羅則指出“市民社會不僅單指國家，而且指業已發達到出現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體的生活近況”。①伴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市民社會的內涵在近代又幾經改變。17至18世紀以霍布斯、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契約論為代表的學者普遍認為市民社會是一個象征文明、進步、道德的理想社會②。雖然這一批思想家沒有給市民社會明確、清晰的概念界定，但受近代思潮的影響，思想家們為商品經濟尋求理論的根據，并試圖以它來說明國家的產生及其本質的時候，近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觀念實質上已經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概念主要是由黑格爾提出并由馬克思等人加以完善的。黑格爾在其《法哲學原理》中第一次明確地區分了市民社會與國家，把市民社會界定為“處在家庭與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將其理解為“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黑格爾稱為‘需要的體系’)及其保障機制”③。這是市民社會的觀念第一次被明確地表達出來。黑格爾的這一理解，將市民社會與市場經濟緊密地聯系起來，揭示了市民社會的本質。馬克思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市民社會規定為“物質的交往關系”，從而使市民社會主要是一個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的觀念得到了更為深刻的表達。中文使用“市民社會”一詞則是由英文civilsociety轉譯而來，是指眾多自愿結合的社會組織在個人同國家政府之間構成的一個巨大網絡空間。如鄧正來先生認為，市民社會是指“市民成員按契約性規則，以自愿為前提和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議政參政活動的非官方公域”④。學者秦前紅也指出，“市民社會是介于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非營利性領域”。

⑤中西方語境之下的市民社會概念雖然都肯定市民社會是介于公民與國家之間的中間組織或領域，但其內在差異性也是十分明顯的。首先，從經濟根源上來看，西方市民社會是隨著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不斷推進而進一步發展的。“市民社會是市場經濟的同構體”。市場經濟培育的獨立、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是市民社會平衡政府權力肆意膨脹的基礎。西方市民社會內涵的每一次更新和發展追本溯源都是商品經濟在其后的“鼎力”與“助推”;中國古代是漫長的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弱化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始終讓中國社會難以有形成市民社會的經濟土壤。其次，從政治條件來看，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的恰當分離是市民社會形成的重要標志也是關鍵性條件。西方社會隨著商品經濟而出現的新興資產階級具有較強的個人獨立意識，主張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強調對國家集權進行消解，并通過建立大量社會組織分散傳統社會以財產和人格作為權力源的單一層面;而反觀中國傳統社會，自秦統一六國以來便形成了統一集權國家，個人權利與社會便湮沒在國家強大統一的權力中，使我們的市民社會發育存在先天的政治不足。最后，從文化基因來看，市民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契約精神的培育，而契約精神的核心則是“強調主體之間的意思自治，排斥國家權力的非法和過分干預，其實質是一種“理性的平等精神，一種妥協的自治理念”。

二、從人的依賴關系與物的依賴關系說起:解析市民社會對中國憲政建設突破“公民—國家”二元結構的價值

馬克思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大形態:人的依賴關系、物的依賴關系、全面發展的人的自由個性。他說:“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⑥，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在中國傳統社會“人的依賴”關系中，個人將自己的命運與發展緊密聯系在自我生活的共同體中，這種完全依附的關系使個人喪失了自己的獨立與特色。在個體麻木的權威服從中，共同體不斷吸附個體的權利最終形成了力量強大、無力與其抗衡的權力;不斷模糊的共同體義務與個體義務邊界卻使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沿著“義務本位”的軌道漸行漸遠。而西方社會則迅速從“人的依賴”關系轉軌到“物的依賴關系”之中，在人與人之間物品、商品等交換關系中，個人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在人格獨立的前提下，個體的生存與發展更多強調個體自身而非共同體，他們需要的不是對共同體的“依賴”與“服從”，而是“承認”與“保證”，久而久之，這一努力被轉化為個體社會地位在政治上與法律上的確認。隨著個體“權利”的不斷要求，共同體“權力”的邊界不斷得到清晰與縮小，契約的作用不斷得到加強。

一言以蔽之，百余年中國憲政建設的通病便在于中國“公民———國家”二元結構中公民權利過小、國家權力過大，中間缺乏過渡、緩沖組織。而這一缺陷正好可以通過市民社會彌補與修正。首先，市民社會聚合了普通個體公民權利，為公民向國家表達利益訴求提供了渠道。單個的、分散的公民個體在社會生活中表達利益訴求渠道單一、力量有限、往往被國家層面的機構忽略。久而久之，積聚的社會矛盾往往因為得不到及時解決而引發群體性事件、大規模武裝沖突甚至戰爭，最終對現有的憲政體制安排形成沖擊甚至是顛覆。依靠市民社會，普通公民的利益訴求可以順暢上達到國家管理層面，為問題達到有效解決節約時間成本，為現有憲政機制的正常運作提供了保障。其次，市民社會承擔了部分國家職能，是減輕現代國家治理壓力的有效工具。現代國家不僅對外承擔著保衛、交往、維護和平等階級統治職能;而且還要承擔十分繁重、涉及面十分寬泛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國家通過現有的憲政制度體系設計將其部分社會公共管理職能以法律的形式授權委托給市民社會。一方面，讓市民社會組織與國家在法律體系上實現彼此的分離;另一方面，國家將其部分職能轉移給市民社會，減輕了國家治理的壓力。

其次，市民社會在疏通“公民———國家”二元結構中的某些作用是獨特唯一的。市民社會一方面通過國家的法律制度安排獲得社會管理權限;另一方面，市民社會組織涉及領域廣、組織方式靈活、運行機制效率高等是國家政府無法比擬的優勢，而市民社會正是通過其獨特唯一的優勢有效彌補政府在某些方面的缺位、解決一些政府解決不了的問題。最后，市民社會在公民和國家之間的角色定位不是單一的。一方面，它為個體公民“代言”;另一方面，它又為實現國家治理“說話”。而“市民社會倡導的溝通、協商、理解的方式整合了政府與公民的關系”⑦，所以說市民社會在“公民———國家”體制結構中更多的是起對話、橋梁作用，不是單線條的。以往西方學者主要根據西方市民社會發展的經驗歷史特點及思想歷史的遺產，比較強調市民社會制衡與對抗國家的作用，并認為這方面的作用是市民社會所獨具的最為重要的功能。但筆者認為從維護憲政體制的穩定來看，過分強調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對抗性、分離性，忽視其在公民、國家之間的整合性是極為片面的。

三、從中外憲政建設的差異中解構市民社會的憲政功能

同市民社會概念一樣，憲政也是舶來品，是中華文明在沖突困境中“嫁接”西方文明成果以求延續與發展的產物。我國的憲政建設從晚清算起到現在百余年的歷程中，經歷了無數困頓與挫折。縱觀中國百年憲政之路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與國外憲政建設的諸多不同之處。從制憲的目的上看: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成王敗寇”的強權政治一直被不斷得到認可與強化。統治者往往只是把法律當做確認其政權合法性的工具，法僅為“治之具”，普通大眾也從未想過得到法律的保護，這使得我國傳統社會的“法律虛無主義”“法律工具主義”盛行。加之自鴉片戰爭后，中國一直處于內憂外患、十分緊張的國際、國內環境之中，使得我們國家的憲法從一開始就與富國強兵、民族獨立等內容聯系在一起。而國外在立憲之初就把民主、法治、人權作為其核心因素，把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國家權力作為其目的。加之西方國家有成熟的市民社會組織，有健全的市民社會機制應對各種危機，在實用的憲法和市民社會“保駕護航”下，西方的憲政之路才會越走越寬。事實上，在法律虛無主義和沒有市民社會組織的消融與緩沖的危險境地之下，整個國家維持在一個不穩定的危險潛伏期中。我國憲政建設本身存在法律虛無和工具主義，加之市民社會本身的式微，最后憲政的結局就可想而知了。

從憲政的路徑選擇上看:中華民族延綿五千年的歷史進程，社會形態雖然經歷了諸如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歷史變遷，但中國的立法、政策、改革歷來都是由國家層面頂層設計然后迅速推廣全國即由上而下的推進模式。由于中間缺乏起緩沖、過渡作用的市民社會的消化，其大部分憲政活動易受外部或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強力干擾，造成憲政的滯緩或是夭折。而反觀西方，其立憲的形成背景多是在中間組織即市民社會發育成熟后，進而由下而上推廣全國。從時間效應來說，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推進模式可能優于群眾或是市民社會主導的自下而上的立法推進模式，節約了時間成本。但從行憲效果來看后者明顯優于前者。試想從晚清五大臣考察泰西之法，到康梁主張效法日本憲政，再到革命派孫中山主張學習美國、創設五權憲法。這期間的歷史跨度中，卻也制定出了幾部當時堪稱完美的憲法，為什么我們的憲政卻永遠只是“水中月”“鏡中花”，這也是原因之一。從憲政的內在因素來看:中國古代社會的宗法倫理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支配了社會生活和國家運行，而家族和家庭又構成了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各種社會關系的主體”⑧。在家族和宗族為基本單位的社會關系中，社會自上而下形成了嚴密的控制體系。“權威”與“服從”根植于社會成員中，這使得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自由”“平等”等因素先天發育不足;西方社會中，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主要依靠契約調節，個體與社會共同體之間有市民社會組織聯系與互動，在這樣的模式上，社會成員之間并沒有嚴格的等級秩序區分，“自由”“平等”這些憲政基本內涵的構成因子便可以得到充分發展。這使得我國和國外在探討“憲政”問題時往往處于不同的語境之下，自由平等因素的先天缺乏使我們和國外有著不一樣的立法基礎。

從上文比較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市民社會的先天發展不足對我國憲政建設的嚴重制約。從憲政目的來考量市民社會的功能即預設在法律虛無主義與工具主義的環境之下，市民社會作為公民權利的聚合體對國家權力失控的隔離弱化作用，它突出強調的是市民社會對立憲的重要性;從憲政的路徑選擇上考量市民社會功能即從憲政體制的上下演進順序中，看出市民社會作為一級中間緩沖組織對憲法運行過程的動態保護，它突出強調的是市民社會對行憲的重要性;從憲政的內在因素來考量市民社會功能即回歸憲法的內在因素來考量憲政的持久性問題，它突出強調了市民社會對護憲的重要性。當然考量市民社會的憲政意義與功能可以有多維視角和不同方法。諸如有學者將市民社會在政治方面的作用與意義劃分為兩個層次即“積極意義”與“消極意義”⑨。有學者從市民社會對憲政實現的積極作用所通過的要素進行考察，得出市民社會對民主政治、法治建設、保障人權具有十分積極的影響與作用，從而推導出市民社會的憲政功能⑩。還有學者通過揭示市民社會與憲政的互動關系，推導出市民社會對憲政理念、內在運行機理的重要影響和作用○11。這些觀念與見解無疑對研究市民社會對中國憲政建設的價值與功能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四、結語

“市民社會”與“憲政”這兩個概念是舶來品，都是根植于西方經濟、文化土壤而后被我國“嫁接”的產物。我國在借鑒與引用的同時，一定要注意結合我國特有的國情，充分考量我國傳統法律文化對憲政建設的深刻影響。從傳統文化基因入手，去審視市民社會與憲政建設的關系，從而在以后的憲政思想、制度安排上，多一份理性與智慧，少一份茫然與盲目。更加注重我國社會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權利意識、法治意識的培育，充分借鑒吸收西方完美的憲法制度設計與形式，我國的憲政之路必將越走越寬！

作者：李亞運 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