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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養生》2017年第11期

[摘要]文章從心理學的角度闡述了嵇康養生法的基本觀點、方法和原則的合理性，旨在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養生觀，規避錯誤的養生態度，指導正確的養生行為，進而通過此文引導國人的文化自覺和自信，重視挖掘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心理學財富。

[關鍵詞]嵇康；養生；身心兼修；心理學

嵇康，字叔夜，是歷史上將莊子理想的人生境界具體化、生活化的第一人，是魏晉時期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樂理大家。他為人氣度不凡、剛烈疾惡、痛恨權貴、從容淡然，文風過為峻切、評直露才、托喻清遠、未失高流（鐘嶸《詩品》），他是整個魏晉時期最有人格魅力的人物之一，是一代士人的精神領袖和模范[1]。嵇康的養生思想既是中國心性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中國傳統人生心理學的重要理論。他深受老莊哲學和玄學清談思想的影響，既關注對內心的修煉和覺悟，又努力探索如何將對心的體認具體化、現實化、意義化，主張向內養心，對外修身，認為養生只有兩者兼備，方可大成。因此，嵇康的養生思想較之前人更全面、更系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養生體系。從心理學發展歷史形態劃分，嵇康身心兼修養生觀的心理學思想既屬于常識心理學范疇，又屬于哲學心理學范疇。嵇康養生觀一方面是源于世俗生活日常經驗的個體化存在水平上的常識心理學，也是建構在社會文化心理常識基礎上，總結的社會化的常識心理學。另一方面，嵇康養生觀囊括在他諸多文獻典籍中，以清談為主的魏晉社會發展模式使其心理學養生思想帶有濃厚的哲學思辨色彩。[2]故而，嵇康身心兼修的養生思想是根植于生活實踐的哲學心理學養生觀，是具有現實價值和實踐意義的一套方法論，是人們改善心理和行為的有效干預和調節手段。例如，嵇康強調了養生重在于“養”，強調養而后生。而養包含了養心和修身，只有將心靈和身體修養兼顧，才可達到“貴生”的目的。這種身心兼修的養生思想對于指導今人正確認識養生、恰當修養身心仍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意義。

一、嵇康養生的“心主而形（身）輔”“身心兼修”基本觀點

嵇康認為“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養生論》）。精神對于形體，好比國家有君主。精神在體內急躁就會使外在形體喪亂，正如君主在上昏亂，就會使國家在下面大亂一樣。他強調精神對身體的指導性和依賴性，認為內部精神的變化影響人的外部身體變化。同時，心智精神不能脫離身體而存在，精神必須寄居在身體之中調節和指導身體行為發展。雖然嵇康著重強調精神功能，但他反對靈魂不死論，進一步論證了身體是精神的外在表現形式，即“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養生論》），說明身體必須服從心智精神的內隱領導，心智精神必須依賴身體才能夠得以外顯。因此，養生率先要養神，養神就是養心，養心有利于保身，世人困頓于心理疾病軀體化，軀體疾病社會化問題就可以憑借嵇康的養生思想得以解決。嵇康說明了精神是形體中的精神，心智是身體中的心智，形神兩者良性共生互動，這同現代具身認知心理學家（embodiedcognition）對身心問題探究部分契合。[3]嵇康關于養生的整體思想是建立在宏觀生態環境下的，受到生存環境、文化習俗的影響，強調個體身心發展的差異性。由此可見，嵇康已經具有將心智、身體和環境統一思考的初步認知。他的養生思想不僅是對于靈魂和肉體雙向關系的探討，更是強調了環境對于身體、心理發展的強大作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在學科大融合的趨勢下，現代心理學的主要基礎學科生理心理學以心理變化為自變量，生理反應為因變量，研究人的心理行為與身體行為的關聯性以豐富人的身體和心理相關性方面理論成果。現代心理學領域關于腦科學、教育神經科學以及具身認知等熱點領域的探究都能夠有力佐證嵇康“身心兼修”養生觀的合理性和適用性。[4]而嵇康“身心兼修”的養生思想以及在這一思想下對情緒情感、欲望、需要等方面的論述對現代健康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心理學科發展仍具有借鑒價值和實用意義。

二、嵇康養生法的主要內容（一）養身的方法

1.外在養身

在于運動（勞動）嵇康通過觀察發現“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雕，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又談“富貴多殘，伐之者眾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答難養生論》）。他將“貴者”和“野人”比較研究，發現“貴者寡壽”而“野人多壽”，其原因在于“貴者”生活水平較高，習慣養尊處優而缺乏鍛煉，失去了養生必要的外部基礎。因此，嵇康認為之所以能從個體體態體質的個別差異準確判斷和預測人的壽命長短，其主要原因在于個人運動量多少和鍛煉身體程度，而與個人生活水平差異無關。故而，嵇康重視體能鍛煉，強調運動健身，認為適當運動可以改善體質，強健體魄，提高身體素質，促進生理機制的發展，有效維護生理系統運作，增強生理功能。談及運動健身，今人率先想到的是去健身場所集中訓練。事實上，我們可以將運動健身的范圍和包容度擴大。古希臘最早的養生文化歸納出“保、活、轉、參、睡、調、聽”七字養生訣[5]，由此可見，身體、感官、心理甚至腦的活動都屬于運動健身，將運動健身融入到日常行為，將養生根植于生活事件中，才是最高的養生境界。嵇康養身的具體方法就是“鍛鐵”。“鍛鐵”是向外身體上的運動，是指體魄的強健。它不受教育文化身份、地位、背景等限制，它適用于任何群體和個人。缺乏運動器械的魏晉，嵇康便通過這種運動達到養生的目的。嵇康鍛鐵的運動養生方式給今人以思考，人們沒有必要為了鍛煉而鍛煉，或者是大張旗鼓地鼓吹各種鍛煉健身教程，將強身健體“矯飾化”“刻意化”“功利化”，工作生活中的細微舉動都是健身，日常舉止都是養生的一部分。科學健身應當源起于生活、集成于生活，刻意為之便違背了以自然而得的養生準則。隨著社會發展進程的加快，許多人因適應性差而產生了抑郁、焦慮等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根據自身需要，設計自己喜愛并且易于接受的運動，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加以鍛煉，能夠很好地提高身體素質和生命質量。東西方運動養生理念存在差異，東方偏好個人運動，這種運動是一種刻意為之的鍛煉方式；西方偏好集體運動，要求個體積極融入到社會生活中去，在有益的社會活動中達到運動健身的目的[5]。嵇康強調的運動是生態化、自然化、常態化，融于日常、見于細微的強身健體方式。相比于今人對健身場所的趨之若鶩，個體積極投身到志愿者、社工活動中去是一種更有社會價值和生命意義的運動方式。個體在活動中既能帶來社會效益，又能找到社會歸屬感創造自我價值，是對自身社會化的實現和自我的超越。

2.內在養身

輔養藥食受歷史生活背景局限，嵇康不能科學地驗證食物和藥物對于身體機能協調發展的有效性，但其根據生活經驗的積累，提出食物和藥物對于養生的三個重要觀點。首先，嵇康強調了飲食的復雜性。一方面，介紹了食物的功效，即攝取種類不同的食物后，其營養輸入到人體的不同區域對身體各部分影響程度存在差異，甚至可以左右部分機體情緒的變化，如“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養生論》）。另一方面，說明了飲食的特殊性，飲食養生要“分區而治”，要與地域特色相結合，與社會文化背景相契合，不同地區水土、氣候等存在差異，這就使得對人體機能的調節和營養的補充不可千篇一律，要區別對待，即“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其次，嵇康提出了食物的相對性。他提出“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養生論》）。他認為食物間存在著一種相生相克的內在聯系，若想養生，當“以食養食”，既可以巧妙利用不同食物的功效調節機體平衡，又可以結合不同種類食物的營養成分，均衡飲食，避免營養過剩和營養匱乏。據此，嵇康還在前人基礎上擴大了其對食療的研究范圍。他強調除了五谷外其他食物、水果對身心發展的作用和功效，極大地提升了人們對五谷外其他食物的關注。最后，嵇康強調了藥物的療效。嵇康在《養生論》中認同接受了神農“上藥養命，中藥養性”的觀點，強調：“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他反對過分夸大藥物的功效和價值，忽視藥物對于身心可能造成的破壞性作用，重視藥物輔養的作用。嵇康是食養思想的堅定追隨者，他清晰地闡述了藥物和食物在養生中的關系。他認為“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于初九，吸朝霞以濟神”（《養生論》）。嵇康認為上藥是極其珍貴而難以獲得的，普通人為了養命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借助食物達到養生的目的。魏晉名士喜食五石散，五石即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五種礦石配制而成的丹藥（《抱樸子•金丹》），后世研究者普遍認為五石散含毒，服后渾身發熱、興奮，需要散發，不宜出門，不能換衣。在魏晉，服食五石散是一種潮流時尚，當時的名士試圖借助五石散的功效達到玄學所倡導的超脫境界。無獨有偶，西方超個人心理學家對于心理和精神的探索與魏晉名士相似，他們嘗試進行“致幻劑研究”，認為致幻劑可以使人喚醒自己的內心意識，產生深刻而不同的內心體驗，并將致幻劑用于真正意義上的心理治療中。超個人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可以單獨或和親朋好友一起服用一定劑量的致幻劑，然后相互交流體驗。實際上，作為上藥的五石散和致幻劑作用相似，只是當下人們也看到了這種治療的危害，把握不好尺度不僅不利于生活中實際問題的解決，還可能造成身體上的傷害。常言道：是藥三分毒。個人如果每日通過服藥而求長生，有機體必會傷及根本。盡管嵇康服食上藥的觀點過于極端，但他的食養思想卻值得提倡和發揚。中國人喜食也善食，比如我們發明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八大菜系；比如千百年來人們努力將食物和藥物相結合，創造出了“藥膳”，既保持了食物的營養，又盡可能減少藥物的不良作用。實際上，我們一日三餐就是最基本的食養方式，食養可輔養身心，遵循嵇康“就地取材、因人而異、順其自然、因地制宜”的生態化食養觀，營養攝取不偏不倚，飲食上葷素搭配、果蔬均衡、粗細混雜，兼收并蓄，“可百年矣”。

3.“呼吸吐納”養身對呼吸法的探索

一直以來都是傳統養生思想的重要議題，嵇康倡導的“呼吸吐納”近似于瑜伽中的“呼吸法”[1]。他認為人可以憑借對呼吸的調控釋放內在壓力，減少焦慮，實現強身健體的目的。嵇康強調了人體的脆弱性，身體是蕞爾之軀并非草木，無法承受內外部不加節制的損害，飲食不節行為失范對身體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和創傷性，因此他反對劇烈運動或張弛無度的健身方式，超出人體承受限度的運動沒有給予身體一定的適應力和緩沖時間，他認為“速食化功利性”的健身方式是舍本逐末，得不償失。運動養生應主張以緩為主，長期堅持，對呼吸吐納法的探索實際上就是在探求生命發展的節律和規律，使呼吸吐納的頻率與生理機能發展達到和諧一致，既是對生理器官的發展，也能夠幫助人們更快更好地向內對精神和心靈世界進行探索。正如具有中國特色的太極拳，主張以柔克剛，以靜制動，輔以適當的呼吸吐納法，長期堅持必定有利于養生。

（二）養心的方法

1.表層養心情緒疏導

嵇康的身心兼修養生法著重強調了情緒對機體重要的生理喚醒作用，受科學發展局限，嵇康并沒能夠從科學角度（腦機制）分析情緒與有機體的關系，但根據已有生活經驗，他指出情緒對有機體具有動機功能，能夠激發有機體的生理喚醒水平，如“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養生論》）。這說明情緒的變化之所以能夠影響人的活動，原因在于情緒情感體驗能夠增強機體的內驅力，成為行為的強大動力。可見，嵇康在探討養生問題時已經意識到情緒與軀體系統之間存在著一定關聯。正因為意識到了情緒對機體的調節作用，嵇康在《答難養生論》中強調喜怒不除不足以養生，這與老子的“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思想極為相似，都強調了生命的延續和發展需要遠離內在情緒情感體驗帶來的困擾，這種觀點過于極端化，但若是恰當采用不失為一種良好的疏導情緒修養身心的方法。情緒調節作為養生的內在基礎，如何調節和控制人類共有普遍性的基本情緒，這是一個永不過時并具有社會研究價值和意義的問題。嵇康強調只有“除喜怒”方可“得長生”，而中國文化偏好于“過猶不及”，因此對于情緒調節和控制，應重在于“中和”“變通”而不能徹底地強調“除”。樂極而生悲，這就警醒世人對于情緒的調節和把握要在一個恰當的范圍之內，掌握好“度”，因此我們既要正確認識情緒，也要妥善處理情緒。例如，怒作為一種消極情緒，人類可以通過憤怒的威懾作用避免暴力沖突的發生，如此一來這種消極情緒實際上就轉化為一種有利于個人和社會發展的有益情緒。由此可見，任何一種基本情緒都有其存在的必要，人們無法徹底地根除它，只能根據外在的刺激反應去恰當地調節和修正它，卻不可能強行地壓抑它，徹底地摒棄它，否則聚少成多，無論是積極情緒還是消極情緒達到一定的臨界點而得不到舒緩，就會因為某個應激事件而崩潰，表現出不利于個人或社會發展的行為。故而，修養心靈首要任務是對于自身情緒的控制和疏導，情緒上良好的自我調節不僅能夠建立對待外界事件的正確認知，更能積極引導人們以正向情緒引導正向行為。前面已提到嵇康的“鍛鐵養身”的觀點。他還主張“音樂陶情”。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時代，嵇康桀驁不馴、剛直不阿的性格使他時刻處于矛盾焦慮中，現實性焦慮使嵇康通過音樂和鍛鐵宣泄情感，磨煉意志以減輕痛苦的情緒體驗。他將自身的不滿情緒轉移到社會所認同并具有社會意義的撫琴和鍛鐵中去，借助對具象事物的升華實現自我防御。嵇康是樂理大家，他創造性地提出了“聲無哀樂論”思想，他認為音樂是客觀性的存在，對音樂的情感體會源于個人內心主觀感受和心理環境的自主認知，與樂曲本身無關。但他強調養生必須要“綏以五弦”，嵇康喜撫琴，擅長借助琴音宣泄積郁的消極情緒，通過奏樂和觀音實現身心健康發展的目標，這就是嵇康的音樂陶情冶性法。從心理學角度看，無論是奏樂還是觀音，對于人的身心發展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奏樂能夠發展人的精細動作技能，觀音能夠提升聽覺的敏感度，豐富聽覺神經發展，深省體認自我內心感受，探索自我心理環境。因此，對音樂的賞評歸根到底都是作用于腦，都是對人腦功能的豐富和完善。

2.深層養心欲望節制

“欲”的劃分和欲望的探討是嵇康養生思想體系的核心和關鍵，是更深層面、更深意義的對于心靈修煉的指導。[5]詹姆斯動機本能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受到生物本能和社會本能的牽引，而嵇康把人的“欲”劃分為以“滋味不去”“聲色不絕”為主要表現的自然欲望和“名利不滅”為主要表現的人欲。自然欲望和人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人的動機，影響人的情緒，指導人的行為。嵇康強調嗜欲非人道，嗜欲與生命的關系就好比蟲子與樹木的關系，雖然蟲子生于樹木卻對樹木有害無益。同理，嗜欲對于生命的延續發展也是百害而無一益。由于“欲與生不并立，名與身不俱存”，嵇康根據兩種欲望對機體養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提出了具有差異性的節制思想和方法。嵇康重視生命關注自我，他認為“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動”（《答難養生論》）。他強調養生的主要困難不在于由“性”引起的自然欲望，而是由“智”引起的人欲。因此，他主張自然欲望要節制但不壓抑，他不反對口腹之欲的享受，但是強調要適度。“不慮而欲，性之動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余”，嵇康據此說明養生不需要過分關注和考慮自然欲望對身心的傷害，自然欲望是生理上的需要，人們不能壓抑最基本的生理欲望和沖動，這種違逆身心發展規律的做法會引起焦慮，而對自然欲望的適當滿足則能夠更好地維系生命，延續后代。但嵇康也強調了自然欲望的過分滿足，如放縱、饕餮等也不利于養生的發展，盡管如此，自然欲望的危害也遠遠不及人欲的危害更突出。人欲區別于自然需要，是人類特有的需要，是不同于自然饋贈的更高層次的需要。

嵇康養生思想中主要強調的人欲是名利富貴，他認為“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答難養生論》），一切禍患災難起源于人欲，人欲使人貪得無厭，患得患失，所以才會不擇手段，失其本心，使養生之道斷絕。因此，嵇康提出要摒棄人欲，因人欲會衍生私欲，私欲膨脹會引起禍患，不利于養生。由此可見，嵇康清晰地梳理了欲望、動機、情緒和行為四者的關系，即欲望引起動機，動機會引起情緒上的變化，而情緒的變化又進一步激活和維持行為，因此對行為變化產生最根本影響的是人的自然欲望和人欲。在如何摒棄人欲上，嵇康并沒有像老子一樣強調“棄智”，而是主張“意足”，即精神上的自我滿足。[6]他認為“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答難養生論》）。世界上最難以做到的不是獲得富貴榮華，而是心滿意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答難養生論》），即知足常樂。嵇康認為精神和心理上知道滿足的人即便簞食瓢飲，也足以養生，精神和心理上不懂得滿足的人，即便是供養給他世間萬物之精華，他也不能夠達到養生的境界。意足者不需要憑借外物，意不足者完全依托于外物，外物累心，累心傷身，傷身害命，所以追求名利、耽于聲色等都是精神上不滿足投射到軀體行為上的表現，不利于修心養生。對人欲的摒棄關鍵在于“意足”，這種觀點不能僅局限于養生框架里，它也有著極重要的現實價值。對人欲的追求我們可以看作是一種“癮”，如何戒除這種“癮”，西方偏好向外探索，借助外界手段強迫或半強迫式地矯正人的行為，這種方式短期會取得顯著的效果，但是在認知上并沒有真正做到不破不立。而嵇康主張的“意足”不同，它是向內發掘，它是要求人們從認知態度上真正看到某種行為本質，然后主動解決問題，戒除“癮”。許多負面社會事件發生就在于不知足，私欲過重，人欲太強。困頓于聲色犬馬之中，被富貴榮華迷蒙了雙眼，唯有鐐銬加身才幡然醒悟，悔之晚矣。種種不良社會現象折射出的是個體作為社會成員所存在的心理問題，而這些心理問題根源就在于個體縱容了人欲，喪失了天性，故而招來了禍患。由此可見，對人欲的反思和探討在當今不容忽視。

三、嵇康養生的原則

養生是個體通過保養自己生命以延緩自然壽命的舉措和方法，從系統論角度出發，養生思想包括：生理養生思想和心理養生思想。前者是對身體或生理方面的保養，后者是對精神、心理方面的維護及運用心理手段保養身體的思想。[7]嵇康提出了當時人們不善養生的四種方式，即“謂之不然”即不認同養生；“狐疑庶幾”即質疑養生效果；“半途而廢”即急功近利的養生；“流于形式”即抑情忍欲患得患失的養生。這些養生者多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因為渴望長生才努力養生，在養生的過程中又顧此失彼，身心發展不一致，使養生敷衍化、表面化，沒能夠固其根本。因此，嵇康提出他的養生原則，這些原則既適用于生理養生，也適用于心理養生。

（一）循序漸進，清心寡欲

養生是一件微妙深奧的事業，“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涂，意速則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養生論》）。嵇康反對急功近利的養生態度，他認為那些服藥一年半載因為看不到成效而自甘放棄的人是無法領會養生真諦的。他強調養生需要不急不緩，清心寡欲，在認知上真正做到摒棄急躁競爭之心，而不是偽飾情欲榮華，因此他提出“意速則不遲，望近而應遠。”欲望是在需要作用下產生的各種要求和愿望的總和，人的欲望對個人自身發展起到一定推動作用，但是欲望過分膨脹和無限滿足卻會阻礙個人心理積極健康發展。心理和精神的維護是一個由表及里、循序漸進的過程，首先要做到主動節制自身欲望，害止利為。

（二）持之以恒，不可偏執

嵇康認為養生需要始終如一的專心，不入歧途，不可荒廢亦不偏執，“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養生論》）。養生是一件復雜繁瑣的事業，善養生者需要意志努力，要具備堅定的執行力和抗挫折能力。養生不能三心二意，否則無法達到最佳效果。養生態度不能偏執，一方面強調身體和精神兼修，片面地追求養神或修身都無法延年益壽，同時養生也要避免誤入歧途，不能因為急功近利而身陷旁門左道，這樣不僅無益于延緩壽命反而容易自傷根本。另一方面強調是身心內外的平和適中，即個體在養生過程中，應遵循不偏不倚的原則為身心發展創造平和適中的內外環境，防止身心內外環境發展不協調，造成心理或者身體的損害。

（三）見微知著，防患未然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養生論》），嵇康根據當時人們對于養生的錯誤觀念和習性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養生態度。他說：“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養生論》）。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嵇康呼吁人們重視生活中的點滴習性，不可因小失大，要養生就要見微知著，“慎重險于未兆”，時刻保持警醒謹慎的態度。中國古代養生心理學思想堅持未病先治、預防為主，通過對自我身心健康發展積極有效的維護，提高身體免疫力和心理承受力，減緩身心疾病爆發的可能性。由此可見，養生應根植于生活，勃發于生命，而不該成為時下吹捧的高消費保養健身項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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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懷榮.竹林七賢學術檔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3]張再林.中國古代身道研究[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4]葉浩生.“具身”涵義的理論辨析[J].心理學報，2014（7）：1032-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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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肖劍平.嵇康養生思想略論[J].深圳大學學報，2015（1）：120-124.

[7]車文博.中外心理學比較思想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作者：劉國權；趙凱娜 單位：吉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