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制度創新市場績效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高價倒賣火車票問題的解決辦法

每年一度的春運、暑期旅游期間，人們懷揣著一年的收獲與喜悅急于趕回家，與家人團聚，共享一年來的辛勤與歡樂；經過半年的辛勤工作，借助暑期的有限時間洗去半年的疲憊，以便更好地投入工作和學習。每當這時，火車票就成了絕對的稀缺商品，而且以春運更為嚴重！雖然我國整體經濟實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便利、實惠的火車來作為交通工具，買到一張回家的車票就成了許多人春節返鄉的一大難題，從各種媒體上我們時常會看到各個售票窗口前排起的長隊，一方面是票源十分的緊張，開始售票時間不長票即被售空；另一方面是在各式各樣的票販手中卻掌握著一定數量的車票。雖然鐵路公安機關每年都進行專項的打擊活動，可是這一現象始終沒有被徹底清除，造成了一定的社會矛盾，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一張從廣州到宜昌的火車票原價是95元，車票“黃牛黨”就敢賣到160元，轉手加價65元，加價率高達68%，而有些緊俏線路的車票價格幾乎翻了一番；據武漢晚報報道,靠著幾張假身份證和幾張偽造的單位介紹信35歲的湖南人尹某在去年春運期間倒賣火車票7548張，非法牟利高達18.8萬元；成都鐵路警方從打掉的一個倒賣火車票團手中一次就收繳了從成都到北京、上海方向的緊俏車票785張，票面總價值就達120453元。像這種類似的報道在各種媒體上屢見不鮮，為什么高價倒賣火車票現象會打而復生、生而復大、屢生率打、屢打屢生呢？看來既不是犯罪分子打不絕、趕不盡，也不是我們的公安鐵路警方打擊不徹底，而是我們有關火車票的管理制度有不完善和缺陷的地方，使得不法分子有隙可鉆、有機可乘，在高額利潤的驅動下才使得這一鐵路“毒瘤”鏟而不凈、打而不絕，加大了社會交易成本。諸如此類現象還有大醫院著名醫學專家門診掛號單的私下倒賣問題。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系列運作模式和相應的制度已被打破，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諸多規章制度還不夠完善和健全，因而在我國經濟建設大踏步地向前發展過程中，制度建設將顯得尤為重要，它將直接影響著市場經濟的運行績效，而類似這種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或是準公共產品、準公共服務的管理規制只能由政府這一特殊組織來提供和維護它的執行。

其實這種社會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現在的購票程序是零散火車票直接在各個售票窗口就可以交錢購票，大量的車票也僅需單位的介紹信就可以順利地掌握較多的票源，這種管理模式必然會給不法分子留有違法獲利的空間，暫且不論會不會有極個別的工作人員與票販相互勾結共同倒票的敗德行為發生。如果將車票的管理制度作一些修改和調整，高價倒賣火車票現象就可以得到徹底的清除。思路是這樣的：在旅客購買火車票時須報出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證件（身份證、軍官證、駕駛證都可以）號碼，售票系統將這些信息儲存在售票系統中或者火車票的條形碼中都可以，在檢票進站時核驗旅客的身份證件與售票系統信息或車票信息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將不予放行。試想不是自己的車票就不能正常完成旅行，又有誰會買高價票呢？沒有市場了，票販子必然無法再高價倒賣車票了。至于為那些自己不便于去買票的旅客提供服務的問題，則完全交于市場來運作，就像現在的機票服務公司的運營模式一樣，你打電話訂票，我幫你買好票后送到你手中后你付我一定量的服務費（當然須經有關物價部門審定其收取服務費的標準）、或是鐵路部門根據你的代售車票的業務量給與一定的業務傭金即可，這樣既解決了高價倒票行為，又可以延伸第三產業的服務鏈，還能一定程度上解決就業和增加稅收。

從可操作性上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規定：為了證明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工的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制定本法。我國第二代居民身份證已從2004年開始逐步換發，到2008年將全部結束。第二代居民身份證中具有非接觸式IC卡芯片，這種芯片不但可以存儲居民的有關信息，而且還具有視讀和機讀兩種功能，這就為售票、檢票進站、驗票出站全程信息化管理提供了可靠保證。關于新一代身份證的防偽問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印刷上采用了彩虹印刷技術，就是幾種顏色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一般的印刷技術不可能實現；另一個方面是加裝了防偽膜，也叫光面光存儲。而且第二代身份證的信息存儲方式是通過密要將居民的有關信息數字化后存于芯片中的，是一種密要算法存儲，只有在獲得解密密碼、算法密要及專用的儀器后才可以修改其中的信息內容。在具體的實施步驟上，由于還要增加一部分設備，我建議可以先就一些緊缺線路和較為發達地區開始實施，然后再逐漸完善全國的售票網絡系統，加快我國社會管理信息化過程，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管理社會公共資源的績效水平。其他一些具有稀缺性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管理模式可參照這種辦法來予以解決。

二、制度建設與市場績效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他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確切地說是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道格拉斯•諾斯）。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創新的主體一般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國家（其表現形式為政府）、團體、個人，其中政府出于三個層次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制度創新的最大供給者。政府組織本身就是制度的基本存在形式，它是制度的化身，其制度創新能力的高低將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發展與興衰。而社會供給的制度往往具有很強的地域性、非系統性和特殊使用性，一般情況下難以上升為一種普適性的制度，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認可與支持，社會供給的制度還會被少數人所破壞，影響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而政府是一個嚴密的組織系統，具有特殊的暴力潛能，具有有序的組織機制和實施規則的強制力，通過組織優勢來弱化外部性和一系列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從而達到推行制度創新的目的。政府在制度創新時具有很大的規模經濟性，交易費用得以大大降低，而且不需要承擔一致性成本，因為政府本身具有社會本位性的特點。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包括所有的法律、法規從其基本性質上看都屬于公法性質，并非介于公法與私法的中間地帶或者游離于公法、私法之外的某個領域，因其又具有明顯的社會性,并且以社會績效為本位的。而非政府主體的制度創新則要求一致同意原則，否則的話即使完成了制度創新，其執行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因此說即使在市場經濟運行的機制下，政府對市場的合理有效干預是市場機制得以高效運行的有力保證，政府是制度創新的主要責任者。

從制度創新的執行層面來看，政府具有天然的優勢，它可以通過自己掌握的資源優勢和權力優勢，迅速地在社會中推行自己的制度創新，使得這些制度被社會各方接受，減少交易成本，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國家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國家是一個具有暴力比較優勢組織，與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組織一樣，具有“經濟人”的人格特征，即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同樣會遵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在獲取收入的同時，為全體公民提供保護產權和維護社會公正服務。因此制度的思想創新、制定、執行等過程的所有費用均不需要政府來承擔，完全可以根據制度創新的利潤和受益者比率來分攤制度創新的成本。

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市場經濟調節下的運行機制是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一種形式，既然我們已經搞了二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建設，為什么還要政府出面干預呢？是否就否定了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呢？事實上并非如此，這是因為市場并非是萬能的，在它具有計劃經濟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具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局限性。例如:市場調節是微觀的、事后的，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市場機制本身不能解決外部不經濟性問題；市場機制不能保證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尤其是市場機制調節的生產過程、交易方式有可能使市場主體以犧牲他人利益的辦法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為市場機制是通過影響每個參與市場活動主體的經濟利益的增減來發揮作用的，在利益的驅動下，市場主體為使自己獲得最大利益而可能損害他人利益，而在市場機制自身不完善的情況下，如市場存在著壟斷、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制度體系的不完善等等，這種行為更加突出。因此，不能完全依靠市場解決一切問題，就如同不能依靠國家干預市場運行來解決一切問題一樣。這樣，在充分肯定市場的積極作用并實行市場經濟的同時，需要從市場以外去尋找一種彌補其缺陷、克服其局限性的力量，這樣一種力量就表現為國家對市場的適度干預。對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市場進出規則、市場交易規則、市場競爭規則和市場管理規則等環節進行制度建設和管理就是這種政府干預的重要方面。

兩者匹配降低交易費用，提高市場績效

加大交易費用，降低市場績效

兩者不匹配

圖一市場規則與社會資源相互作用圖

從政府制度創新和政府干預市場運行的原則上來看，主要是降低交易費用，促進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不斷得到提高，如圖一所示：在我們進行制度創新時，要首先分析研究社會資源各方的現實狀況，依據現有資源的實際情況，考察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出相應的市場規則。當市場規則與社會資源現狀、經濟發展狀況相吻合，能夠形成一種有機的運行整體，此時，市場的游戲規則已設定，只有按照此規則運營的人就可占據有利位置，促進資源向高效率的領域轉移，最終就可實現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的目的；反之，當二者不相吻合，沒有形成一種有機體時，制度的不合理設定會影響資源在不同領域間的流動，人們會利用制度間的空缺、間隙來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為手段。我們知道市場機制是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的，通過供求、價格、競爭之間的相互影響自發地調節經濟活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經濟具有高度社會化、高度市場化的商品經濟特點。比如市場秩序是市場經濟運行狀況的綜合反映，一方面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相聯系，市場經濟越發達，市場秩序的優化程度就越高，運行越加規范；另一方面和市場的制度建設（市場規則）相聯系，制度本身的狀況和制度變遷方式都會影響市場秩序的優劣，當制度創新符合市場發展狀況和資源現狀時就會促進市場秩序的建立與優化，制度變遷方式能被市場主體接收，就可以大大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快速地實現新舊制度的交替，市場秩序會平穩中得以不斷優化。可見市場規則是市場秩序的基礎，市場規則的主要功能是規范市場秩序，以確保市場經濟運行的績效，但市場規則并不等于市場秩序。

建立了合理的市場規則并不等于就可以建立起優良的市場運行秩序，這是因為人們對市場規則遵從的程度一般情況下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們對市場規則的認同程度，這一點決定著人們“想不想”違規的問題；另一方面一旦有違規行為、違規現象發生，市場規則對此的“懲罰”力度，這一點決定著人們“敢不敢”違規。只有當市場上的參與主體既不想違規，也不敢違規時，才會形成良好的市場秩序。規則形成秩序、并影響績效的機理是這樣的：規則影響著人們的預期，預期會引導人們的市場行為，有什么樣的行為就會形成其相應的市場秩序，從而決定其最終的市場運行績效。市場規則總是靠某種懲罰機制得以貫徹，沒有懲罰的規則是無用的，有懲罰性的規則會將人們的行為導入一種可合理預期的軌道，維持著一定的社會經濟秩序。因此在我們進行制度創新時，還要注重制度得以順利執行的保障條件，引導人們按照制度設定的意圖來規范自己的行為方式。正如博弈論中著名的兩囚徒困境的游戲規則設定一樣，作為具有“經濟人”人格特征的囚犯，必定從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出發，在信息不完全透明的情況下，囚犯個人理性的選擇只能是坦白，而不會選擇抗拒。因此我們在制度創新時不僅要與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具體狀況相結合，還要制定相應的處罰機制，以確保制度的有效實施。

三、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制度建設的動態性

我國的經濟體制轉軌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形成過程和運行機理有著諸多方面的不同：首先西方的市場經濟起源于原始的、原子式的產品市場，經過不斷的發展壯大和各種競爭階段而成為今天的市場經濟，我國的經濟轉軌是在1978年以后資源的配置方式逐漸由過去的全民計劃配置向市場配置的過渡過程；其次是制度變遷的誘因不同，市場經濟主要是由市場的利益驅動而導致的制度的不斷完善，我國的經濟轉軌是以政府主導型的漸進式制度變遷；第三，發展的階段不同，西方市場經濟已經過許多年的運行與變革，無論是市場規則、還是市場的完善程度、商品化程度、市場秩序的有效性等方面，都已發展成為了一種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而我國從開始推行經濟改革以來才不過二十多年，在有些領域已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和建設，但還有些領域的建設跟不上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一點在市場制度的建設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因此說，我們在進行制度創新時，一方面要學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先進經驗，另一方面更要重視我國經濟發展現狀、資源狀況和社會發展階段，而且還要根據情況的變化作相應的調整，因此說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建設工作具有動態性的特點。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一個基礎性的制度變遷過程，事實證明這個過程需要、而且必須有國家的強力參與，不論是原有國家權力在新經濟體制下的重新分配，還是國家重新確定自身在新體制中的地位以及拋棄舊規范認可新規范，都需要政府的參與。可以說，政府自身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決定著整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進程。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制度創新具有顯著的動態性，即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完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斷的轉變，其制度創新的重點也會發生改變。改革啟動時政府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會使用某種方式的行政力量對市場化進程進行干預，轉型國家推進市場化進程肯定會受到來自行政力量的逆向干預，這些干預力量或者是出于維護既得利益，或是源自舊有的思維方式。市場力量不僅因為尚不夠強大，而且與行政力量相比總是弱小的，因此至少在市場化初期難以發揮作用。經濟要獲得不斷的發展，以強大的行政力量為市場發育掃清制度障礙，是轉型國家市場化進程的必然選擇。當社會經濟決策主要由市場自主來決定時，政府的職能主要不是經濟發展職能時，行政力量作為市場化進程保護者的角色才會明顯淡化，這時政府的重要職能將會轉移到為市場經濟提供相應的管理規則，并維護這一規則的嚴肅性。另外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對抗來自其他國家的以國家力量為后盾的市場力量也需要轉型國家充分利用自己的國家力量。在整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職能會由推動改革、影響改革、再促進經濟轉型深化向提供制度創新、制度實施和維護產權尊嚴轉變。

四、結論與建議

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已取得很大的成績，但在市場規則（制度）的建設方面還有一定的缺陷，為了推進改革促進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我們有兩條建議：

第一，國家要加強制度創新與制度實施機制的保障，在這方面政府將責無旁貸；

第二是在制定具體的市場規則、管理制度時，切實考慮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各個階段的特有特點，注重制度建設的有效性和完善性，包括相應監督保障規則的建立與運行，而具體的運性由市場機制來完成，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將直接影響到制度創新的社會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