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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特點

（一）因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所占比例較高因為證據不符合起訴條件而做出存疑不起訴的占不起訴總人數的71.6%；情節輕微作出相對不起訴占不起訴總人數26.6%；沒有犯罪事實的總人數1.6%。

（二）犯罪嫌疑人無罪供述比例高在不起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絕大多數做無罪供述，即使一開始作出有罪供述也存在先供后翻的情形，有的犯罪嫌疑人只陳述犯罪事實但否認構成犯罪。有的案件主要依靠主觀性證據定案，犯罪嫌疑人無罪辯解使得案件無法排除合理懷疑。

（三）案件退回補充偵查比例較高在近三年間不起訴的全部案件中，一次退回補充偵查及二次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占該類案件總數的13%和87%。

（四）案件訴訟周期較長由于經濟犯罪案件案情復雜、取證困難，公安機關大多待案件期限屆滿方移送公訴部門，在審查起訴階段因需補強證據，基本都要經過兩次補充偵查，且要延長審查起訴期限，甚至修改統一業務系統后臺，導致案件訴訟周期較長。

（五）案情復雜，往往形成多案并發、案中有案經濟犯罪案件事實一般比較復雜，往往涉及不同領域、不同犯罪，如職務侵占案中涉及合同詐騙、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串通投標等，涉及人數多，案件復雜程度增加。

二、原因分析

通過調研發現，對經濟犯罪案件作出不起訴決定的原因有諸多方面的原因，有偵查機關內在的原因，有案件自身的原因，也有公檢認識分歧的原因。從客觀評價經濟犯罪偵辦質量出發，不起訴案件原因分析應當立足于公安機關內在偵查機關自身的原因，只有深入分析研判每個不起訴案件背后的司法規律，才能在今后案件辦理過程中有的放矢，提高偵辦質量，減少不起訴案件的發生。

（一）偵查機關偵查取證不力，補查取證效果不佳偵查階段既是搜集證據的最初階段，也是黃金階段，在所有不起訴案件中，存在的普通問題是認定構成犯罪的證據不足，有的案件在立案之初，工作就開展不利，未能全面收集證據。有的案件在不被批準逮捕后，對偵監部門的補充提綱未足夠重視，進一步錯失收集證據的良機。有的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二次退查過程中，由于偵查機關不作為或者時過境遷無法彌補證據，或者補證后證明力明顯減弱，從而導致公訴機關認定案件事實產生疑問，無法根據現有證據認定構成犯罪。如李華合同詐騙一案中，李華以挖掘機作為抵押找到大樂公司辦理融資租賃業務并借款38萬余元。本案經過兩次補充偵查，涉案挖掘機是否為李華購買無法查明，沒有對日常使用該挖掘機的司機進行取證，沒有對全程參與簽訂合同的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取證，致使案件的事實存在疑點。

（二）立案標準低，未能準確辨明經濟犯罪與經濟糾紛經濟行為本身具有一定復雜性，合同詐騙與合同欺詐、合同違約等經濟糾紛交織一起、職務侵占與股東糾紛、墊資糾紛難以區分，成為困擾司法機關的老大難題。調研中發現偵查機關在一些案件中對合同詐騙、職務侵占入罪標準把握較低，存在將民間糾紛作為刑事犯罪立案偵查的情況。特別是在非法占有為目的認定方面，公安機關存在著標準不夠嚴格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是過度依賴報案人的陳述，沒有充分重視犯罪嫌疑人的無罪辯解；二是過于側重對主觀證據的審查，忽略對客觀證據如賬戶往來明細的審查。如張明職務侵占一案中，張明在任力園公司總經理期間將200萬元本票貼現后歸自己所有。公司法人趙明稱未經其同意，但200萬元公司會計有記錄，且公司欠張明個人借款200余萬元未還，該案是公司高管之間的經濟糾紛還是職務侵占無法查明。

（三）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之間存在認識分歧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處于不同的法律地位，承擔著不同的訴訟職能，在案件事實認定、證據證明力及法律適用方面都有可能出現不同的認識，從而導致對案件的處理結果。公檢二機關的認識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在確定行政違法行為還是刑事違法行為時，是否需要依靠行政部門出具行政認定；第二，在法律條文規定比較籠統且沒有相關司法解釋時，在具體案件中應用時是做嚴格限縮解釋還是擴大解釋。如王明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案中，王明龍以其經營的濟南黃金海岸有限公司名義，在沒有任何實物交割的情況下，與臨沂通科公司相互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額合計215萬元，對此情形是否構成虛開，王明龍是否具有騙取稅款的目的無法認定。

（四）片面追求案件數量，不該立案而立案認定是否構成犯罪一要看是否對社會造成實質危害，二要看是否造成了法益侵害，這也是《刑法》第十三條規定的構成犯罪應具有社會危害性及刑罰處罰性的要求，在調研中發現，不少案件中行為人雖然違反相關規定，但是造成的危害極其有限或者實際上并沒有侵害法益，本不該作為刑事案件處理而予以立案偵查，致使公民合法權利遭受極大威脅或者侵害，甚至對正常的經濟秩序造成干擾。如李巖對違法票據付款一案中，劉悅以空頭支票要求某村鎮銀行向張雨付款人民幣400萬元，李巖發現賬上無款遂退票，劉悅要求將退票理由改成印鑒不符，李巖再三拒絕無果修改后因機器故障導致退票失敗。該案中王瑩已發現票據違法并退票后因客觀原因退票失敗，其已盡到注意義務，情節顯著輕微。

（五）經濟犯罪案件收集、固定證據較其他刑事案件難經濟犯罪案件取證困難，不起訴案件中證據收集不全面、固定不到位情形很是常見，一方面存在當事人毀滅證據證據材料、證人或單位不愿意配合取證，一些客觀證據因時間過長湮滅無法取得等客觀原因。另一方面也存在公安機關認為沒有必要而怠于取證，或者出具情況說明敷衍了事等主觀原因。如王帥合同詐騙一案中，起訴意見書認定路橋公司采用偽造虛假種植土送貨單的形式虛報土方數量騙取萬科項目土方款41萬余元，但是萬科公司對收土籍用土數量沒有記錄，加上土方提供者病逝，進而導致土方的數量無法查清。

三、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端正司法理念，理性對待訴訟風險偵查機關是打擊犯罪的中堅力量，在追究犯罪的同時應當做到公正司法、保障人權，做到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并重。在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背景下，偵查機關應當轉變執法理念，針對實踐中存在不符合移送審查起訴條件就移送起訴的情況，偵查部門應當樹立正確的訴訟風險意識，樹立保障犯罪嫌疑人權益和保障被害人權益同樣重要的意識，不能為了保護被害人的不合理訴求而犧牲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偵查機關應當加強釋法說理工作，加強風險評估與化解，從源頭上化解矛盾，不能為轉移訴訟風險而將“帶病”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從而避免因當事人因為司法機關互相推諉處理不公而產生新的社會矛盾。

（二）強化證據意識，提高偵查人員取證能力偵查階段收集案件證據不力是導致案件不起訴的重要原因，公安機關應當嚴格按照證據標準收集固定證據，確保偵查過程依法規范，從源頭上提高取證質量，加強對客觀性的證據收集力大，重視客觀性證據與其他證據的相互印章，努力實現偵查工作中心從犯罪嫌疑人口供等言詞證據為中心轉移到客觀性證據為中心上來。同時偵查人員應當進一步強化證據意識，堅持證據裁判原則，通過開展專項培訓、經驗交流等形式，認真學習執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辦理經濟犯罪案件的若干規定》，多角度、全方位提高偵查人員偵查經濟犯罪案件能力和水平。

（三）建立健全協作溝通協調機制，共同提高案件質量公安機關通過建立雙向協作溝通機制，暢通案件分歧信息的分享路徑，一是加強外部協作，通過聯席會議、案情通報會等形式，與公訴機關、審判機關及律師就經濟犯罪存在的認識分歧及法律適用分歧等問題進行交流，逐步消除分歧，制定類案辦理指引，避免出現“各自為政”而偏離訴訟中心。二是強化內部溝通，通過內部協作，使得上下家偵查機關形成合力，發揮類案指導與個案匯報的作用，建議偵查機關法制部門加強把關力度，對明顯不構成犯罪的案件不予移送審查起訴，從而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

參考文獻：

[1]毛玲玲．經濟犯罪與刑法發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2]羅開卷．新型經濟犯罪實務精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陳伶俐、于同志、鮑艷．金融犯罪前沿問題審判實務．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王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