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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4年第四期

一、個人對自身的責任

只有自我負責的人才能對集體負責，這是集體主義責任建設的內在前提。個人對自己的責任主要是指自身作為責任主體對自己的道德行為、道德使命應承擔的義務。個人對自己的責任主要有:個人生命責任。這一看似個人自然屬性的責任一旦進入社會領域就顯示出道德意蘊:生命存在是個人存在和發展的根基。個人的生命從一開始就接受了父母孕育，在成長過程中又經受著社會的塑造，因而具有深刻的社會性。個人行使保全和發展生命的責任實質是對家庭和社會集體負責，這是個人對自身和對集體負責最根本的條件。個人行為責任。“道德的第一個命題就是:一個行為要具有道德價值，其必須是出自責任而被做。”在康德看來，人是理性存在者，在道德領域可不受客觀經驗的束縛，成為一個自由的人;但這種自由不是不受限制的，而是表現為一種高度道德自律，“道德法則無非表達了純粹實踐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惟有在這種“自由的自律”的基礎上，人才能產生行為責任的自覺和實踐。薩特說:“(人)從他被投進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對自己的一切行為負責。”因而個人只有自覺增強個人責任意識，完善自身行為，并敢于承擔由自身行為失范而產生的不良后果，才能增進集體利益，促進個人和集體的雙贏。個人價值責任。人是肩負著一定使命的價值存在物，這種使命包括實現自我價值的使命和實現社會價值的使命。個人價值的實現既表征著個人對現實和未來發展的責任，也體現著個人對集體責任的擔當。人的本性就在于人的創造性和超越性，也正是在不斷超越和創造中，人對于社會的意義不斷彰顯;個人只有自覺肩負起實現本身價值和創造社會價值的雙重責任，才能在創造社會價值的實踐中真正實現個人價值。

二、集體對自身的責任

集體對自身負責實質上就是集體的自身建設，它是集體主義責任建設的內在價值訴求。它關系到作為責任主體的集體能否承擔起增進集體利益、個人利益以及推動集體和個人關系和諧發展的責任。需要做到:一是集體應著力推動自身結構的優化和功能的整合。現實生活中，集體內部結構的不科學和功能的不明晰制約著集體和個人利益的實現，主要表現為:結構過于松散，冗員過多以致人浮于事;分工不明確，權責模糊，部門之間相互扯皮，集體的整體功能得不到有效發揮;“小團體主義”以自我價值為標準，甚至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籬，根本違背了集體主義價值原則。基于上述問題，集體應經常優化內部結構，明確集體成員的權利和責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按規律辦事，按規矩辦事。密切關注集體成員利益訴求，合理化解集體內部矛盾，擴大集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基礎，推動集體成員價值的實現，增強個人對集體的認同度，提高集體運轉效率。二是通過集體中個人間的相互負責實現集體人格的價值塑造。在集體對自身負責的過程中，集體是責任主體，但集體這種責任主體是由多個個人通過有機結合所形成的集體人格而得以實現的。集體人格塑造的關鍵在于建立以互利互惠為目標的集體中個人對個人的相互負責關系。一方面要加強集體中個人的相互合作。隨著社會分工精細化程度加深，社會資源和生產技能掌握在不同的個人和群體手中，只有“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必然是一種集體力”，這種集體力能使個人在合作中找到自身的發展方位，取長補短，各得其所，在集體合作的實踐中獲得自身利益。另一方面要形成個人與個人之間權利讓渡和平衡機制。承認各自所擁有的權利，并竭盡所能為對方謀求合理權利而付出自身的責任。責任是一種主體性存在，個人對個人的相互負責有利于主體間保持一種內在張力，緩沖個人間利益沖突，增強個人間的有機聯系，成為集體的內在粘合劑，推動個人在密切合作和良性競爭中，不斷提升主體能力和素質，增強集體的凝聚力、執行力和創新力，逐步實現集體人格的價值塑造。三是集體應著力保障自身運行機制的完善和效能的提高。集體自身運行機制主要包括集體動力機制、集體決策機制、集體執行機制、集體調控機制、集體評價機制五個方面。集體動力機制是集體基于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和利益形成的開放性目標系統。集體在確定自身發展的需要和利益時，應對不同個體的需要和利益進行權衡比較，確立一個統合個人與集體利益的集體目標體系。集體決策機制是集體基于目標所做出的促進集體自身、集體與個人關系發展的戰略決斷系統。它直接決定著集體總體的發展路線和集體與個人關系的協調方式，是集體運行機制中的發動機和導航器，在集體主義的建設中具有價值引領功能。集體執行機制主要是指集體實現集體目標、貫徹集體決策，促進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有機結合的活動過程。落實高于一切，必須保持集體執行的一貫性、穩定性和有效性，避免在執行過程中偏離集體發展軌道的情況，杜絕執行過程中的大起大落，推動集體的有序發展。集體調控機制是指集體依靠內外監督機制對集體運行過程中諸多環節和方面進行調節、完善的過程。集體的內部監督主要依靠集體內部的個人監督、體制監督，集體的外部監督主要是指社會監督。通過二者的監督，集體在自律和他律中對各種不利于集體、個人及其關系發展的因素進行修正，推進集體價值協調發展。集體評價機制是對集體運行的環節、內容和效果進行審視和評判的活動過程。集體評價通過相應的效能反饋，對于重新審視集體目標、調整集體決策、把握集體執行環節以及深化集體調控效果具有重要意義，是集體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關鍵環節，也是更好地實現集體主義價值的必然要求。集體的五大機制構成了相互聯系、相互包容、和諧共進的有機整體，只有不斷增強其契合度和周延性，才能不斷完善集體自身建構，增強個人對集體和集體主義的認同度，為集體和個人相互負責提供內生動力。

三、個人對集體的責任

個人對集體負責，這是集體主義的內在要求，也是集體和個人共同發展的內驅動力。集體的存續和發展是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性條件，當人們基于自由意志和共同利益結成集體時，個人的整合和優化本身就孕育著一種個人所不具有的“新質”，而恰恰是這些“新質”能夠推動個人更好的發展。“當他成為這個偉大而強有力的機體的一部分時，他就覺得自己是偉大而強有力的了，在他看來這個集體就是一切，而單獨的個體同這個機體比較起來，是沒有多大作為的。”因此，個人應承認集體是在一定意義上高于個人的實體，增強個人對集體負責的主體意識，提高對于集體的歸屬感和使命感，自覺承擔對于集體的責任。個人對集體的負責不是盲目地“無條件服從”。應當把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對集體的負責”和最大限度地實現“集體對個人的責任”統一起來，建立利益平衡的價值結構，防止個人利益不堪集體利益的重負，防止集體總是不能滿足個人對于集體的預期，防止個人對集體安全感、責任感和歸屬感的挫傷與失落。新時期集體主義中“個人對集體負責”有其特定的評價標準。第一，集體利益是否正當。集體利益正當性有三個評價標準:其一，是否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要看集體利益是否代表整個社會的前進方向，促進集體整體的逐步優化和越來越多的個人利益的不斷增進。在這個過程中，集體難免會因主客觀復雜的原因而犧牲一些人的利益，甚至在極端情況下要求個人無條件地對集體負責，但這種對個人利益的暫時犧牲如果本質上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能夠從根本上推動社會的優化和個人利益的增進，就是一種正當的集體利益。由于認識的局限性，依據這個標準對集體利益的正當性進行判斷有時會有一定難度，這就需要人們保有足夠的敏銳性和預見性，不要局限于眼前利益和部門利益的暫時得失。其二，是否符合人性發展規律。馬克思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人在社會中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和利益，這是人性最基本的發展規律。要在不同時期都能從不同程度上滿足人性的內在訴求，避免人的正當利益長期處于“缺場”狀態，避免集體利益在生成和發展過程中與個人利益發生沖突，并充分考慮人性的價值承受力，讓個人在集體中找到自我發展的希望和訴求，追求個體對集體的廣泛認同。其三，是否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并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集體和集體利益的完善程度受社會發展程度的制約，必定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一定時期內，如果集體利益能夠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那么它的正當性就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大多數人的利益在一般情況下代表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彰顯了集體利益的公平性和公利性。在我國，集體利益成為大多數人利益的代表，核心表現就在于集體利益彰顯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體現了最廣泛的人民性本色，為集體利益保障個人的利益創造了條件。正如恩格斯所說:“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促進每個個人全面自由發展，是集體主義最鮮明的歷史期盼，也是集體利益的正當性不斷升華的價值動力。第二，集體利益是否崇高和重要。分析集體利益的崇高性和重要性，必須把它和個人利益加以比對來具體分析。這就需要合理界定“崇高”或“重要”的內涵。對集體利益而言，其崇高性或重要性主要表現為:集體利益的實現符合社會進步的客觀趨勢，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促進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對個人利益而言，其崇高性或重要性表現為能保障個人生命健康、合法財產、自由等最基本的生存發展利益，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比較分析中，主要牽涉四種情況:(1)當集體利益崇高而重大，而個人利益卻不那么重要時，個人應該毫無保留地犧牲個人利益而促進集體利益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對集體負責將獲得最大的效應，因為個人是以犧牲相對次要的個人利益為代價來換取集體的重大利益，集體利益的實現將最大限度地推動個人根本利益的達成，實現集體和個人的“雙贏”。(2)當個人利益崇高而重大，集體利益不那么重大時，不能一味要求個人付出巨大代價對集體負責，而要進行具體的權衡。如果能夠在保障集體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犧牲部分非重要的集體利益為代價實現個人的重大利益，不但能使個人利益得以保全，還能激發個人對集體歸屬感和忠誠度的提升，促使個人更好地對集體負責，推動集體更大利益的實現。(3)當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崇高度和重要性都不大時，如果兩者的利益都有利于推動二者更好的發展，就應當在保障個人對集體優先負責的基礎上兼顧個人利益的實現;如果其中一方的利益存在著不正當因素和傾向時，就應當毫不猶豫地要求不正當的一方對正當的一方負責，推動正當一方利益的實現。(4)當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都十分崇高和重大時，最容易造成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二難選擇。一方面，應首先保證個人對集體負責。因為如果崇高的集體利益受到損害，那么個人的重要利益必然遭受威脅。個人為集體無條件自我犧牲甚至是生命的犧牲具有價值超越性，是社會發展中最崇高的代價，這種代價從根本上推動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高度融合。革命戰爭年代，為了國家獨立和人民自由，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這種義無反顧的自我犧牲精神，換來了一個國家的崛起和數億人的解放，是最偉大的價值實現。另一方面，要盡量避免集體和個人利益的單一選擇，即使在最殘酷的境遇中，也應當千方百計促成雙方核心利益的保全，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年代，二者兼顧應當是基本的價值取向。個人作為責任主體對集體負責時，關鍵要強化三點:一是集體利益的優先性要有深刻的價值體認，增強維護集體利益的自覺意識和行動。二是既要敢于“自我犧牲”，發揚奉獻精神，又要善于權衡利弊，善于保護和增進自身的合理利益，保證自我犧牲的價值超越性。三是最大限度保障個人選擇的自由性，增強個人承擔集體責任的自覺性。

四、集體對個人的責任

集體對個人負責是集體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集體主義優越性的集中展示。在集體主義中，集體和個人在道德責任和道德權利上具有雙向性。在對待權利和責任的關系方面，道德層面和法律層面是不同的。在法律層面，權利和責任是對等的，承擔責任是享受權利的必要條件，享受權利是承擔責任的必然要求;道德責任和道德權利則存在不對等性，因為道德具有自律性和自愿性特征，即:“我雖應當關護他人，因為他人的召喚使我承擔責任，但在這里并不發生有來有往的相互作用。即我負責，卻并不需要問及別人是否報答。”事實上，道德責任和道德權利之間也具有一定的對等性，只不過這種“對等性”與法律層面的“對等性”有所區別。在法律層面，責任和權利的對等性在“質”和“量”上都是“對等”或“等同”的關系;而在道德層面，這種責任與權利的“對等”是“質”上的對等，而不追求“量”上的等同。因為道德行為出于主體高尚的自由意志，屬于主體超出底線倫理做出的有利于他人和社會的行為，必然要付出一定犧牲，這種犧牲出于主體對他人和社會的使命感;受動的道德客體給予施動的道德主體一定的道德權利也是基于自身內在的道德責任。“量化道德”把道德作為商品性的東西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符合道德本質的。因此，道德權利和道德責任的“對等性”主要依靠于道德主體和道德客體基于人本身的利他屬性而形成的道德責任與道德權利間的良性互動。但是，如果一個道德主體總是基于道德責任處于道德“施動地位”而得不到“道德回應”，一方面其責任意識會降低，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受益的客體道德責任的缺乏，這種道德“施受關系”本身是不夠健全的，最終必然要被另一種健康的道德責任雙向性的關系所取代。在集體主義中，處理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時，需要強調集體和個人在人格上的平等，在權利、責任上的“質的對等”，集體和個人都應當給予彼此相應的道德關照，而不是一方無休止地付出而另一方無原則地索取，這樣才能促進集體和個人在責任和權利上的雙向協調和多維選擇，推動集體和個人在交融互動中平衡發展。個人形成集體的目的是希望依靠集體的力量來滿足單憑個人力量而無法達到的利益，如果個人利益因為集體的不負責而長期得不到維護，集體的意義將大打折扣。因此，在肯定個人對集體負責的同時，必須強調集體要對個人負責。在集體主義中，集體對個人負責有其特定條件:其一，個人是否對集體盡到了應盡的責任。雖然個人和集體在履行責任和享受權利方面居于平等地位，但這種平等不是“絕對平等”，而是“有限平等”，當個人要求集體提供實現自身利益的空間時，必須要以承認集體利益的優先性為前提。個人只有對集體盡到了應盡的責任，為集體的共同利益服務，表現出對集體足夠的忠誠和奉獻時，集體才應該對個人負責;否則，如果個人一味地對集體提出“要求”，甚至企圖詆毀集體，這樣的“個人”就不應屬于集體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了，集體就不應當對這種“個人”負責。其二，個人利益是否正當。討論個人利益的正當性有兩個預設:一是必須納入同集體的關系中加以考察;二是預設了集體利益具有總體上的正當性。

在這種視閾下，個人利益的正當性有兩個層次遞進的衡量尺度:(1)是否損害集體利益。個人利益不損害集體利益，是個人利益正當性的底線要求。個人在手段上依靠集體的力量實現自身利益，在結果上與集體利益“價值無涉”。在這種情況下，集體需滿足個人的合理訴求，彰顯集體的人文關懷。如果個人在實現自身利益時損傷了集體利益，集體就有理由“放棄”個人。(2)是否有利于增進集體利益。個人在實現自身利益的同時，如果能夠增進集體利益，推動集體和個人的良性互動，則將促進個人利益正當性的升華。在這種情況下，集體應創造各種條件推動個人利益的實現和拓展，促進個人和集體雙向性責任機制的和諧運行。在集體對個人負責的過程中，集體作為責任主體應著力做到:首先，集體應踐行集體和個人間權利與責任的雙向性原則。集體作為社會關系共同體，集合了個人的力量，相比于個人自然居于優勢地位。但是，集體必須正確認識這種“優勢地位”，必須充分認識到個人是其力量和利益的深刻來源，沒有了個人就無所謂“集體優勢”，要自覺承認集體和個人在人格地位上的平等性，不能依仗所謂的“集體權威”遏制個人的生命力，而要最大限度地釋放個人的潛能，使其成為一種集體創造力，不斷鞏固共同利益基礎，成為集體與個人和諧共處和價值升華的主導者。其次，集體要增強對個人負責的針對性。每個個人都有獨特的需要，對集體充滿了期待，因而集體肩負著對每個個人各不相同的責任。集體在對個人負責時，必須深入了解個人的需要，理解個人的價值訴求，然后量體裁衣，對不同的人采取相應措施，自覺保護個人的健康個性。集體應當成為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各個個人之間不同利益的引導者和協調者，依據各種不同利益的輕重緩急、正當程度等基本標準，最大限度地推進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有機結合，提升個人對集體的滿意度。最后，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補償和激勵機制，推動集體責任的制度化建設。這種利益補償機制包括兩部分:一是物質利益的補償;二是精神利益的激勵。“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任何人都既是一個個體的存在物，又是一個社會的存在物———決定了人既有現實利益的需要，又有道德的需要。”

道德作為一種精神利益本身就是利益的一部分，與物質利益的親緣自始至終都統一在人性的內在機制中。當然這種“親緣”并不意味著道德和物質利益的等價交換，道德一方面需要保持其精神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又以物質利益為其健康存續的現實基礎。這種物質獎勵并非道德主體自身的目的追求，但應成為社會對道德行為的弘揚方式。鄧小平同志在闡述按勞分配原則時說:“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當然也同樣不能忽視精神利益的補償。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就在于人是精神存在物，有其內在的價值定向性，這決定了個人的道德取向和價值選擇。集體給予個人的精神鼓舞同樣能夠激發個人積極的道德情感和行為，發揮道德本身的利益價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然而，由于現今價值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導致部分價值評價標準比較模糊，個人的道德行為在部分情況下得不到社會的肯定，甚至還受到所謂“道德欺騙”、“作秀”等質疑，影響了科學道德激勵機制的建立。在集體主義建設中，必須優化社會道德環境，增強人們之間的道德互信，積極建立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統一的道德補償與激勵機制，不斷優化集體對個人負責的內涵，提升集體對個人負責的效能。

作者：張九童單位：山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