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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發性肝癌是臨床中的常見病、多發病,病死率較高。中醫藥在原發性肝癌的治療中可以起到協助和提高治療效果,緩解化療藥物副作用,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在特殊情況下可延長患者壽命的作用。為了對原發性肝癌的中醫治療做更深入的研究,對近現代10余位名老中醫在治療原發性肝癌上的特色診療經驗進行總結,發現名老中醫在原發性肝癌的治療中具有“原則性共識,個性突出”的特點,對指導臨床診療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名老中醫;原發性肝癌;臨床經驗

原發性肝癌在中醫學中一般被歸入“癥、瘕、積、聚”的范疇,中醫治療原發性肝癌具有較好的療效,為更好地繼承與發揚名老中醫的學術思想,筆者通過查閱文獻,對近現代10余位名老中醫在治療經驗上的個性及共性特點進行總結,以期為原發性肝癌的臨床中醫治療提供更多思路,現總結如下。

1治療原發性肝癌的經驗特色

1.1體用同調,不舍氣血

錢英教授曾師從秦伯未先生及關幼波先生,深得二老真傳。其“體用同調”思想是對秦老“體用不二”“體用一源”及關老“肝之病在氣在血”思想的繼承與發展[1]。結合二老思想,錢英教授在臨床實踐中發現肝體受損與肝用失常是肝病的基本特點,而原發性肝癌的基本病機則是“肝郁脾腎氣血虧,痰濕疫毒殘未盡”。肝郁脾腎氣血虧虛導致肝體不足,痰濕疫毒殘未盡致肝用失常。治療當以“補肝體”“益肝用”為總則,補肝體當補脾腎氣血,益肝用當復肝氣之疏泄,廓清痰濕疫毒所致之瘀結。錢英教授據此采用“槲芪散”加減治療原發性肝癌,組方包含槲寄生、生黃芪、丹參、郁金、白花蛇舌草、莪術、水紅花子等8味藥材,全方滋肝補腎、健脾益氣、氣血同調,在臨證治療中取得滿意效果[2,3]。

1.2辨治肝癌,不離經方

溫桂榮先生對仲景思想研究頗深,曾著《經方臨證心法》等書。在原發性肝癌的治療中溫老謹守病機,據經方化裁,如患者為胸脅脹滿、腹中痛、善太息者,辨其證屬肝脾不和之少陽證,依據《傷寒論》318、98條:“少陰病,四逆……或腹中痛……,四逆散主之”“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小柴胡湯主之。”故常選四逆散及小柴胡湯加減,以和解為法;但若病人口渴較甚,溫教授常以西洋參換人參,補氣同時益胃生津。證見黃疸嚴重、胸腹滿悶者,溫教授認為此乃濕熱內蘊之證,以茵陳蒿湯合大柴胡湯利濕清熱、疏肝利膽;而在病變過程中見肝癌疼痛放射至右肩背部時,溫教授據《傷寒論》太陽經病及《素問•筋萎論》,認為此時肝癌日久傳邪至筋,氣血瘀滯,不通則痛,乃太受病,故以桂枝加葛根湯合膈下逐瘀湯加減治療。溫教授認為原發性肝癌雖屬重疾、難疾,但只要病機相同即可異病同治[4]。

1.3祛“毒”為先,適時扶正

周仲瑛[5,6]認為“癌毒”是肝癌發生的根本因素,而“癌毒”則是在多種因素作用下,在臟腑機能失調的基礎上產生的特殊的致癌因素,具有猛烈、頑固、流竄、隱匿、損正等特性。所以對于癌毒的治療,周教授認為必須要不斷“祛毒”“祛毒即是扶正”,而單單的扶正僅是姑息治療,不能達到治病的目的,只有“抗毒”才是積極、主動的治療措施。而濕熱瘀滯化毒是原發性肝癌的主要病機,濕郁化毒,毒熱傷陰,治療應清利濕熱、化瘀解毒消癥,常用藥物有半枝蓮、茵陳、虎杖、垂盆草、白花蛇舌草、雞骨草、酢漿草、龍葵、八月札、水紅花子、苦參、莪術、腫節風等。

1.4扶正為先,適時驅邪

何任[7]認為原發性肝癌發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正氣虛衰,邪氣內侵,積聚變性形成腫塊,因此治療當自始至終“不斷扶正”。脾胃為后天之本,故何教授認為若要扶正治癌,益氣健脾當為首要之法,治療當以四君子湯、參苓白術散、補中益氣湯加減。除培補后天之本外,何教授認為腎為先天陰陽之根本,肝癌患者在晚期多見惡寒肢冷、大便溏泄等證,為腎陽虧虛之證,當溫補先天之陽,方選八味丸、右歸丸加減。除此之外,何教授還認為肝癌患者多素體陰虛,癌毒內結亦耗傷陰津,養陰生津也是扶正治癌的重要一環,方選增液湯、六味地黃湯、沙參麥冬湯等養陰生津。只有正氣充盛方可驅邪,若盲目驅邪難免徒傷正氣,加速病人死亡。

1.5中庸平和,帶瘤生存

鄧中甲教授在原發性肝癌的治療中既不急于求成,又不期冀畢其功于一役。鄧教授認為原發性肝癌治療當以減輕病患疾苦、延長壽命為基本原則[8]。輕率施以大劑量抗癌解毒之品,難免中傷脾陽,形成“絕谷者亡”之勢;放化療折損人體正氣,因此不宜長時間持續放化療,以免病情難以挽救。鄧教授在治療上多用益氣健脾、活血化瘀、化痰軟堅、行氣散結等法,對于抗癌藥物的選擇,鄧教授往往視患者的體質,小量短期運用,力求平補輕泄,主要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提高生存質量,延長壽命,帶瘤生存。

1.6未病先防,心理治療

《黃帝內經》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郝銘教授在原發性肝癌的治療中非常重視未病先防,先其時而治之[9]。在我國,原發性肝癌多由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發展而來,郝教授認為定期進行影像學檢查及生化檢查,早期發現癌變對于高風險患者而言受益最大,同時由于情志因素對原發性肝癌的發生影響較大,與病患溝通,使其放下心理包袱,消除恐懼心理,對疾病的治療也十分有利;或早期中藥干預,施以綠萼梅、百合、佛手等行氣解郁之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防肝癌的發生。再者郝教授認為原發性肝癌多因正虛不能御邪而產生,故在慢性肝病及肝硬化的治療中,時時顧護脾胃,扶助正氣,也可防癌。而對于腫瘤標志物偏高,而未確診的患者,早期應用抗癌中藥,如薏苡仁、半枝蓮、白花蛇舌草等,有利于腫瘤生化指標的下降,起到防癌的作用。

1.7燥濕相混,癌病之本

王三虎教授認為中醫在癌癥的治療上之所以沒有重大突破,是因為癌癥的疑難性是由其病機的復雜性決定的。諸多學者對于癌癥病因病機有很多論述,如瘀、毒、痰、火等,但并沒有反映出癌病的基本規律。王三虎教授認為肝癌是一個積變的過程,前期雖有瘀、毒、痰、火,但僅是量變,燥濕相混才是促使質變的主要矛盾[10,11],其發病機制為氣機升降失調,津液分布不均。原發性肝癌患者常常腹水明顯,而又見面色黑青,形體瘦削,舌上少津裂紋深陷,甚至舌光紅如鏡,如豬腰,即為燥濕相混的表現,此乃肝腎陰虛至極,水濕濁毒雍滯,其治療當法仲景之豬苓湯,既通下濁邪,又顧護津液。

2名中醫治療原發性肝癌的共性規律

2.1肝脾腎同治,標實多同

原發性肝癌雖病位在肝,但往往病及肝脾腎三臟,其病性多為本虛標實之證,諸醫家在治療中均重視肝脾腎三臟同調,標實之氣滯、濕邪、熱毒、血瘀、痰濁同清。總結其治法有:①行氣開郁。以柴胡疏肝散、逍遙散加味治療。常用藥物有佛手、蘇梗、白梅花、玫瑰花,陳皮、枳殼、厚樸、郁金、醋香附、川楝子、八月札、萊菔子等;②健脾化濕。以柴胡舒肝散合五苓散加減,常用藥有太子參、茯苓、白術、白扁豆、蒼術等;③清熱解毒。常用藥有白花蛇舌草、半枝蓮、半邊蓮、山慈姑、敗醬草、土茯苓、苦參、虎杖等;④活血化瘀法。常用藥物有三棱、莪術、丹參、赤芍、蜈蛇、全蝎、土鱉蟲等;⑤補腎滋肝法。常選方六味地黃丸、一貫煎等,常用藥物有生地、沙參、枸杞子、石斛、黃精、知母、當歸、桑椹子等;⑥消癥化積法。常選用牡蠣、海藻、浙貝、夏枯草、鱉甲、穿山甲等。

2.2三期分治,正邪兼顧

《醫宗必讀•積聚》曰:“初者,病邪初起,正氣尚強,邪氣尚淺,則任受攻;中者,受病漸久,邪氣較深,正氣較弱,任受且攻且補;末者,病魔經久,邪氣侵凌,正氣消殘,則任受補。”何任、鄧中甲、李佩文教授均認為原發性肝癌早期邪氣正盛而正氣不虛,主要以攻為主;疾病中期,正虛逐漸顯現,邪氣積聚漸強,應攻補兼施;疾病晚期以正虛為主,治療當扶正為主,略加驅邪[7-12]。王靈臺[13]以“消、平、補”三法治療原發性肝癌三期,雖治則有所不同,但均認為在原發性肝癌的發病過程中存在正氣漸弱,邪盛正衰的過程,治療均以攻補兼施、正邪兼顧為法。

2.3中西醫結合治療

原發性肝癌是一種惡性腫瘤,具有發病迅速、死亡率高的特點,西醫的各種治療方法有強力的驅邪手段,但弊端在于損傷正氣,副作用大。中醫在增強人體正氣,延長壽命,緩解西醫治療的副作用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然而單純中藥治療效果不及西醫明確,中西結合治療是諸多名老中醫的共識。鄭偉達教授[14]認為單純巨塊型肝癌處于I、Ⅱ期,病變局限者適宜手術切除,未能手術切除的可選用介入治療和放化療;在術前可選用中藥扶助正氣,術后可長期服用中藥以鞏固療效,減輕放化療的毒副作用。吳良村教授[15]認為中醫治療可貫穿于原發性肝癌治療的各個階段,早期患者未經放化療者,可驅邪為主,扶正為輔;中期患者正氣尚足,可扶正祛邪兼顧;晚期患者經過手術、放化療治療,正氣虧虛,當以扶正為主。3結語綜上所述,名老中醫在原發性肝癌的治療中均具有自身特點及側重,通過分析比較名中醫的個性化治療特點,可以深入理解每位名老中醫的辨治特點,總結其共性可以全面把握名中醫對于此疾病的基本認識,這對于全面了解原發性肝癌的治療具有重要意義。此外,新的學術觀點是推動理論創新的原動力,是原發性肝癌中醫治療道路上的新步伐,對于提高原發性肝癌的臨床療效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李晶瀅.錢英教授辨治原發性肝癌學術思想及臨床經驗研究[D].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2015.

[2]李晶瀅,李秀惠,張寅,等.槲芪散治療晚期原發性肝癌臨床療效分析[J].中西醫結合肝病雜志,2016,26(4):204-206.

作者：張曉娜 章亭 單位：福建中醫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