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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六期

一、群體性事件的影響因素

(一)經濟利益因素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新舊體制交替、利益格局調整的重要時期，利益沖突是人類社會一切沖突的根源。馬克思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關。”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各個群體利益之間的調整，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社會壓力。比如:因征地拆遷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由于土地被大量征用為建設用地后，土地的征用補償、環境和生活質量以及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等得不到相關政策的落實，影響了群眾的生活保障、生活安全。由于我們國家的經濟制度還不夠完善，保持和諧穩定是非常困難的，這就促使了群體性事件的頻發。

(二)政治制度因素公民利益表達機制不完善，政治參與的渠道缺乏，窮人最缺少的是政治系統的主要性能是不完美的。近年來，一些基層政權部門軟弱無力，比如:信訪制度自身存在結構設置不合理，不能確切反映弱勢群體的利益，造成民眾在公力救濟不暢通的前提下采取的私力救濟，政治效能不佳導致部分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以及腐敗現象嚴重，干群關系逐漸緊張。當弱勢群體失去在政治渠道和政府行為模式的信心，他們會把他們的不滿情緒爆發。“政治穩定取決于系統和參與率，如果想保持政治穩定，提高政治認同，將公民政治參與相對提高的同時，社會政治制度的復雜性、政府主權的自治性以及各種制度改革的適應性和內聚力也必須隨之提高。”所以，國家應該注重保障民眾的權利，提供充分的政治參與機會，以此來實現民眾維護自身利益的訴求。

(三)社會因素“任何改革舉措是對各種利益的重組，因此，一些不滿于目前的政策也在情理之中。問題的癥結，可以從制度層面上給予發泄不滿的人提供順暢的渠道狀態，事實證明，如果執政者一味地通過采取高壓手段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不會保護人民的利益，結果是人被暫時結束，或引發更大規模的非理性的憤怒方式。無論哪種方式，還是怎樣的具體形式，最終的結果必然是矛盾激化，危及穩定”。我國在這一重要戰略機遇期，各種矛盾和政治、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大大增加了突出的問題，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迅速發展和完善經濟機制有消極影響，使社會建設相對于經濟發展而言處于滯后狀態。比如:教育、就業、住房、醫療衛生以及社會保險等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沒有更好的落實到每一個人，使社會矛盾逐漸累積，造成了社會上一些人民為了獲得這些基本的保障權利而組合的群體性事件，對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因此，在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下，執政當局一定要把問題和影響人們最關心的社會保障問題的解決好，把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以及維護公共安全的隱患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

(四)文化心理因素民主觀念和主體意識增強，民主、自由、平等的觀念使公民可以自由的發表對事物的看法，當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時，比如:企業拖欠職工工資、農村土地征用、城市拆遷改造、環境污染等，社會上的不公正現象得不到糾正或自身利益得不到補償時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是公民維權意識增強的表現及對政治信任度下降的表現，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曾斷言，“所有的方式欺騙老百姓不信任。”群體性事件參與主體的心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而表現出的，比如:認為社會的不公平而產生的“行為主義、合理主義”的心理、對社會和他人進行報復的“報復社會心理”、從人們的慌張和秩序的混亂中尋找樂趣的“隔岸觀火心理”喪失責任心，失去理性，不考慮法律約束力的“法不責眾心理”。由這些原因而組成的群體性事件是一種沖動的行為，對社會的和諧造成一定的消極作用。

二、解決群體性事件的路徑

(一)建立利益表達機制、維護群眾利益隨著政治透明度的擴大，政治透明度的實踐形式必須走向多樣化。第一，一個完美的機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代表，堅持弱勢群體反映的熱點、難點和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專題工作相結合;第二，鄧小平曾經指出:“信訪機制存在許多問題，有許多上訪者，往往是因為我們的工作跟不上，做得不好造成的，要使各利益群體都有平等的權利進行公開的協商、對話，使信訪機制的職權更具有制度化和規范化;其三，不斷開辟新的利益表達渠道，建立和完善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讓人們積極參與社情民意反映愿意表達自己對社會公示制度，重大問題的社區聽證制度的代表等，所以說，要加強鄉村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加強民主建設，堅持民主執政，將矛盾和問題解決在基層、消滅在萌芽狀態，保證人民當家做主。

(二)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工作的透明度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與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對群體性事件處理得好，可以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處理得不好，就會導致社會動蕩，影響社會的穩定和和諧發展，因此，“系統是可以信賴的，取決于他們是否正在形成的結構，使他們可以借助其構成規則的推理，在那些沒有繼續采取這些法規到位，普遍的信任基礎就會弱化。“為了人民的利益，如何為群眾辦好事，群眾將如何改善政府信任權威的建立，如何減少干部和群眾之間、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例如，海口三江鎮的土地征用問題就必須有一個復雜的征求意見、討論協商和最后公開表決的過程。顯然，對政治透明的發展直接導致了公眾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反過來促進政治透明的發展，人與政府之間的和諧相處對社會安全的穩定發展有促進意義，不僅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基層執政能力，還有利于增強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為社會安全治理提供基層保障。

(三)加強法治建設，運用法律手段總書記曾指出的:“要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堅持依法辦事、按照政策辦事，既依法維護群眾正當權益，又依法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對于依法治國的提出具體內容以及法律規則的全面推廣、使用，積極探索社會管理創新，這也為群體性事件的解決提供了法治途徑。歷史經驗證明，解決群體性事件，要逐漸從“人治”向“法治”方向轉變，運用法律手段對危害群眾利益的群體性事件進行追究其行政、民事或刑事責任，無論上到高官還是下到平民百姓，法治的建設對他們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良好的監察作用，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運用法律手段處置群體性事件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需要，也是促進經濟建設健康發展的需要，更是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需要。

(四)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制社會公共服務體制是緩和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的保障，在我國，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導致群體性事件和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不平衡密切相關，包括就業，醫療保險，住房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尤其在農村都沒有很好的體現出來。因此，只有將改革公共服務體制、完善公共服務體系與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視為一個系統工程，發揮公共服務在社會利益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保障社會公眾基本生活需求的所有成員，有助于縮小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公平，有助于減少絕對貧困，并給窮人提供低收入，對社會的安全和穩定提供體制保障。

(五)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素養公民政治文化素養的提高，是通過對社會生活的各種實踐活動以及各種文化教育而逐漸培養出來的，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素養和文化素養普遍提高，就會使自己在做任何決定前都保持理性的頭腦，不會損害他人的利益，有利于社會的和諧以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城市文化質量的提高是一個文明的中國建筑的前提，所以在決策的理性政府，只有充分了解公眾的意見，以確保科學，民主和透明的決策，增加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使公民充利用自身的文化知識理性合理的判斷群體性事件的嚴重性，進而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生，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

作者：潘麗 錢亞妮 單位：西華師范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