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公平貿易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論文關鍵詞：碳關稅，六重，不確定性

碳關稅是指對高耗能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目前雖然世界上沒有征收碳關稅的范例，但歐洲的瑞典、丹麥、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顛和魁北克已在本國范圍內征收碳稅。2009年6月22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征收進口產品“邊界調節稅”的法案，擬從2020年起開始實施“碳關稅”——對未達到美國碳排放標準的進口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鋁、鋼鐵、水泥和一些化工產品，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

碳關稅的不確定性，是指碳關稅在合理性、合法性、征收標準、操作方法和預期效果等方面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一方面這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決定的，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環境是復雜的，且具有不確定性；其二，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的有限理性決定了碳關稅實行前所設計的目標、實施速度、預期效果與世界貿易發展的實際情況存在出入。另一方面也會受到利益集團博弈的影響。利益集團的博弈，更可能會因為一些偶然的因素，影響進而改變“碳關稅”的合理性、合法性、實施進程與實際效果。

一、征收“碳關稅”是否合理的不確定性

“碳關稅”紛爭的核心在于，發達國家認為這是利用市場化手段解決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必需措施國際貿易論文，而發展中國家則認為“碳關稅”是借環境保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同時也違背了WTO關于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對“碳關稅”在WTO框架下的合理性提出了明確設想：認為“‘碳關稅’本質上是一種增值稅，是政府對市場所產生的扭曲——不考慮環境外部性的一種矯正，真正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應該看到這一合理性而對‘碳關稅’予以接納”。但是，在國際分工的固有框架下，國家間碳關稅的財富調節機制是將一部分收入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在沒有相應的稅收反饋、調節和補償機制下，發展中國家不但在碳減排方面得不到有效的資金援助，反而會因為碳關稅的征收直接影響到出口部門的就業、收入等問題，從而違背了人類公平發展的基本準則，使得碳關稅的合理性具有相當程度上的爭議。

二、征收“碳關稅”是否合法的不確定性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4條和《京都議定書》第10條都確立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肯定了在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方面，所有國家負有共同的責任，但是各國承擔的責任并不完全相同小論文。發達國家的碳排放是一種“奢侈排放”，有別于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性排放”和“發展性排放”，理應負擔主要的減排義務。而碳關稅是不區分來源國，對未達到美國國內減排標準國家的進口產品一律征收，無視附錄1締約方和非附錄1締約方國家的區分，有違“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另外，在WTO框架下，從GATT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來看，征收“碳關稅”也有違WTO的非歧視性原則和公平貿易原則。再看GATT第20條環境例外條款，其中（b）款要求該措施可以是“為保障人民、動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而有些學者據此認為碳關稅的目的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暖，符合“保護人民、動植物的生命健康”條件，但問題在于碳關稅也符合“必需性”的措施嗎？這一點現在無法證明，仍有其他合理可選擇措施的存在。此外，碳關稅是否適用第20條（g）款也存在爭議。從以上分析可知，碳關稅有不合法的理論依據，而實踐中國際貿易論文，又有曾經著名的“小蝦——海龜案”，當環境和貿易沖突時，在WTO法律框架下以保護環境為由而勝訴的先例，理論與實踐的反差導致了碳關稅的合法性具有不確定性。

三、“碳關稅”征收標準及其是否一致的不確定性

雖然美國和歐盟都沒出臺具體的碳關稅征收方案，但文獻中提到的碳關稅都是直接基于進口產品的所謂“碳含量”或者“內涵排放”的標準進行征收。“內涵排放”是指產品自此上溯到各個生產階段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總和。如果碳關稅的征稅基礎是貿易產品的內涵排放，則影響內涵排放的因素很多，比如能源結構、資源稟賦、技術水平等等，此相關信息需要根據各國采取的減排政策措施，定量計算出國家間政策的具體差距，這都需要獲得出口國政策的大量信息，這種信息還要細分到各行業、各產品，計算其內涵排放來確定稅基，同樣需要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大量信息，需要出口國政府的大量合作。而出口國政府是否愿意配合具有不確定性，就是即使愿意配合，征收碳關稅如此之高的信息要求能否真正做到也是未知之數。因此，征收標準的確定是個技術難題。最后即使碳關稅合理的征收標準確定下來，發達國家可能仍有權選擇自己的征稅標準，就像普惠制一樣，可以任由發達國家自己制定不同的普惠制方案，對發展中國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待遇。碳關稅征收標準的實施是否也會如此，同樣具有不確定性。

四、“碳關稅”操作方法的不確定性

如果碳關稅的征收標準確定下來，隨后面臨的問題就是實際中應該采取怎樣的方法去操作。不論怎樣的標準，都需要對國內產品和進口產品制定排放標準并計算排放成本，且進口產品的排放標準或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國成本，這需要統計各國工業部門細分行業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所有數據，上文提到了這樣高要求的數據幾乎難以獲得，而且如何計量和監測二氧化碳排放也需要標準和方法的統一。目前碳排放的計量方法日益多樣化，國內外碳排放相關標準大致有ISO/EC207/SC7、IEC/TC111、GHG Protocol、黃金標準、PAS 2050等等，這些標準雖然極大地提高了其核算的準確性、精確性和時效性，但是究竟選擇哪種計量標準和方法能更準確地加以統計，且不會引起各國的爭議國際貿易論文，仍需要較長時間的技術探索。

五、征收“碳關稅”能否達到預期效果的不確定性

作為實現《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規定的減排計劃的必要保障，在國際貿易中征收碳關稅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措施。由此看出，碳關稅的目標是以征稅為名達到保護氣候安全之實。然而，在履行《京都議定書》協議的實踐中同時卻會產生碳泄漏的問題，即指在只有部分成員參與的國際聯盟下，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采取的減排行動導致不采取減排義務的國家增加排放的現象。碳泄漏的產生主要源于國際貿易和投資構成的經濟傳導作用，通過能源產品的國際貿易、碳密集型產品的國際貿易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國際轉移三種渠道產生，進而增加了非減排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碳關稅的實施有可能偏離最初的減排設想，不同程度的破壞了全球減排合作機制，造成碳關稅目標與預期效果的偏離。

六、利益博弈影響“碳關稅”能否征收的不確定性

能否征收碳關稅還取決于各種經濟體之間的博弈，首先來自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利益博弈。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時代，雖然發展中國家產業的碳密集度普遍高于發達國家，但這主要是源于國際產業轉移及分工的結果。而且，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一直致力于節能減排和開發推廣清潔能源技術。因此，發達國家欲征碳關稅，發展中國家當然不會坐以待斃，相反會結成“反碳關稅同盟”，爭取國際輿論，利用有關國際貿易準則，共同反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對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的企圖，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小論文。碳關稅可以成為懲罰少數不履行溫室氣體強制減排義務國家的措施，但不能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手段。2010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召開前夕，12月3日，中國、印度、南非、巴西四國明確表示拒絕接受東道主丹麥提出的要求2050年減少全球一半的溫室氣體排放的草案。由此可見，新一輪博弈剛剛開始。其次，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內部，碳關稅能否征收還取決于國內利益集團的博弈。其內部分歧主要表現在：碳關稅是否是犧牲其他行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保護部分行業的一種做法，征收碳關稅是否顯然是安撫有關利益集團的一劑良藥。因此，歐盟內部少數發達國家一直在推動碳關稅議題，而許多其他成員國卻一直表示強烈反對。無獨有偶，2009年6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對眾議院法案獲得通過的消息進行評論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明確表示反對碳關稅。他說：“在當前整個世界經濟仍深陷衰退之中而我們已經看到全球貿易大幅衰減之時，我想我們對于發出任何保護主義的信號都應該非常謹慎地考慮。”“我想存在其他方式，最好有一個國際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碳關稅能否最終實施仍具有不確定性。

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世界經濟長期來看會轉向新的經濟增長點，對稀缺資源的角逐也會促使經濟走向低碳化發展的軌道。因此，“碳關稅只是貿易保護主義壁壘”的解釋不應成為中國對外貿易沉迷的理由。碳關稅將是大勢所趨，盡管最終能否開征還具有不確定性，但中國外貿沿著低碳化道路發展的選擇應是明確的，可持續發展的外貿戰略仍是當前的最佳選擇。為此，我們應改變粗放式的貿易增長模式，調整貿易政策向競爭力導向轉變；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并引導外資向第三產業傾斜；引導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淘汰部分落后產能；優化貿易結構，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努力開拓新興市場，以綠色技術創新為核心，實施綠色貿易增長戰略；積極參與國際碳交易，努力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第2篇

論文關鍵詞：碳關稅，六重，不確定性

碳關稅是指對高耗能產品進口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目前雖然世界上沒有征收碳關稅的范例，但歐洲的瑞典、丹麥、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顛和魁北克已在本國范圍內征收碳稅。2009年6月22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征收進口產品“邊界調節稅”的法案，擬從2020年起開始實施“碳關稅”——對未達到美國碳排放標準的進口排放密集型產品，如鋁、鋼鐵、水泥和一些化工產品，征收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

碳關稅的不確定性，是指碳關稅在合理性、合法性、征收標準、操作方法和預期效果等方面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一方面這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決定的，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環境是復雜的，且具有不確定性；其二，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的有限理性決定了碳關稅實行前所設計的目標、實施速度、預期效果與世界貿易發展的實際情況存在出入。另一方面也會受到利益集團博弈的影響。利益集團的博弈，更可能會因為一些偶然的因素，影響進而改變“碳關稅”的合理性、合法性、實施進程與實際效果。

一、征收“碳關稅”是否合理的不確定性

“碳關稅”紛爭的核心在于，發達國家認為這是利用市場化手段解決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必需措施國際貿易論文，而發展中國家則認為“碳關稅”是借環境保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對發展中國家不公平，同時也違背了WTO關于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對“碳關稅”在WTO框架下的合理性提出了明確設想：認為“‘碳關稅’本質上是一種增值稅，是政府對市場所產生的扭曲——不考慮環境外部性的一種矯正，真正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應該看到這一合理性而對‘碳關稅’予以接納”。但是，在國際分工的固有框架下，國家間碳關稅的財富調節機制是將一部分收入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在沒有相應的稅收反饋、調節和補償機制下，發展中國家不但在碳減排方面得不到有效的資金援助，反而會因為碳關稅的征收直接影響到出口部門的就業、收入等問題，從而違背了人類公平發展的基本準則，使得碳關稅的合理性具有相當程度上的爭議。

二、征收“碳關稅”是否合法的不確定性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4條和《京都議定書》第10條都確立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肯定了在保護和改善全球環境方面，所有國家負有共同的責任，但是各國承擔的責任并不完全相同小論文。發達國家的碳排放是一種“奢侈排放”，有別于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性排放”和“發展性排放”，理應負擔主要的減排義務。而碳關稅是不區分來源國，對未達到美國國內減排標準國家的進口產品一律征收，無視附錄1締約方和非附錄1締約方國家的區分，有違“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另外，在WTO框架下，從GATT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來看，征收“碳關稅”也有違WTO的非歧視性原則和公平貿易原則。再看GATT第20條環境例外條款，其中（b）款要求該措施可以是“為保障人民、動植物的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而有些學者據此認為碳關稅的目的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暖，符合“保護人民、動植物的生命健康”條件，但問題在于碳關稅也符合“必需性”的措施嗎？這一點現在無法證明，仍有其他合理可選擇措施的存在。此外，碳關稅是否適用第20條（g）款也存在爭議。從以上分析可知，碳關稅有不合法的理論依據，而實踐中國際貿易論文，又有曾經著名的“小蝦——海龜案”，當環境和貿易沖突時，在WTO法律框架下以保護環境為由而勝訴的先例，理論與實踐的反差導致了碳關稅的合法性具有不確定性。

三、“碳關稅”征收標準及其是否一致的不確定性

雖然美國和歐盟都沒出臺具體的碳關稅征收方案，但文獻中提到的碳關稅都是直接基于進口產品的所謂“碳含量”或者“內涵排放”的標準進行征收。“內涵排放”是指產品自此上溯到各個生產階段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總和。如果碳關稅的征稅基礎是貿易產品的內涵排放，則影響內涵排放的因素很多，比如能源結構、資源稟賦、技術水平等等，此相關信息需要根據各國采取的減排政策措施，定量計算出國家間政策的具體差距，這都需要獲得出口國政策的大量信息，這種信息還要細分到各行業、各產品，計算其內涵排放來確定稅基，同樣需要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的大量信息，需要出口國政府的大量合作。而出口國政府是否愿意配合具有不確定性，就是即使愿意配合，征收碳關稅如此之高的信息要求能否真正做到也是未知之數。因此，征收標準的確定是個技術難題。最后即使碳關稅合理的征收標準確定下來，發達國家可能仍有權選擇自己的征稅標準，就像普惠制一樣，可以任由發達國家自己制定不同的普惠制方案，對發展中國家采取不同的政策待遇。碳關稅征收標準的實施是否也會如此，同樣具有不確定性。

四、“碳關稅”操作方法的不確定性

如果碳關稅的征收標準確定下來，隨后面臨的問題就是實際中應該采取怎樣的方法去操作。不論怎樣的標準，都需要對國內產品和進口產品制定排放標準并計算排放成本，且進口產品的排放標準或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國成本，這需要統計各國工業部門細分行業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所有數據，上文提到了這樣高要求的數據幾乎難以獲得，而且如何計量和監測二氧化碳排放也需要標準和方法的統一。目前碳排放的計量方法日益多樣化，國內外碳排放相關標準大致有ISO/EC207/SC7、IEC/TC111、GHG Protocol、黃金標準、PAS 2050等等，這些標準雖然極大地提高了其核算的準確性、精確性和時效性，但是究竟選擇哪種計量標準和方法能更準確地加以統計，且不會引起各國的爭議國際貿易論文，仍需要較長時間的技術探索。

五、征收“碳關稅”能否達到預期效果的不確定性

作為實現《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所規定的減排計劃的必要保障，在國際貿易中征收碳關稅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措施。由此看出，碳關稅的目標是以征稅為名達到保護氣候安全之實。然而，在履行《京都議定書》協議的實踐中同時卻會產生碳泄漏的問題，即指在只有部分成員參與的國際聯盟下，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采取的減排行動導致不采取減排義務的國家增加排放的現象。碳泄漏的產生主要源于國際貿易和投資構成的經濟傳導作用，通過能源產品的國際貿易、碳密集型產品的國際貿易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國際轉移三種渠道產生，進而增加了非減排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因此，碳關稅的實施有可能偏離最初的減排設想，不同程度的破壞了全球減排合作機制，造成碳關稅目標與預期效果的偏離。

六、利益博弈影響“碳關稅”能否征收的不確定性

能否征收碳關稅還取決于各種經濟體之間的博弈，首先來自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利益博弈。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時代，雖然發展中國家產業的碳密集度普遍高于發達國家，但這主要是源于國際產業轉移及分工的結果。而且，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一直致力于節能減排和開發推廣清潔能源技術。因此，發達國家欲征碳關稅，發展中國家當然不會坐以待斃，相反會結成“反碳關稅同盟”，爭取國際輿論，利用有關國際貿易準則，共同反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對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的企圖，捍衛自身合法權益小論文。碳關稅可以成為懲罰少數不履行溫室氣體強制減排義務國家的措施，但不能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手段。2010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召開前夕，12月3日，中國、印度、南非、巴西四國明確表示拒絕接受東道主丹麥提出的要求2050年減少全球一半的溫室氣體排放的草案。由此可見，新一輪博弈剛剛開始。其次，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內部，碳關稅能否征收還取決于國內利益集團的博弈。其內部分歧主要表現在：碳關稅是否是犧牲其他行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保護部分行業的一種做法，征收碳關稅是否顯然是安撫有關利益集團的一劑良藥。因此，歐盟內部少數發達國家一直在推動碳關稅議題，而許多其他成員國卻一直表示強烈反對。無獨有偶，2009年6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對眾議院法案獲得通過的消息進行評論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明確表示反對碳關稅。他說：“在當前整個世界經濟仍深陷衰退之中而我們已經看到全球貿易大幅衰減之時，我想我們對于發出任何保護主義的信號都應該非常謹慎地考慮。”“我想存在其他方式，最好有一個國際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碳關稅能否最終實施仍具有不確定性。

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世界經濟長期來看會轉向新的經濟增長點，對稀缺資源的角逐也會促使經濟走向低碳化發展的軌道。因此，“碳關稅只是貿易保護主義壁壘”的解釋不應成為中國對外貿易沉迷的理由。碳關稅將是大勢所趨，盡管最終能否開征還具有不確定性，但中國外貿沿著低碳化道路發展的選擇應是明確的，可持續發展的外貿戰略仍是當前的最佳選擇。為此，我們應改變粗放式的貿易增長模式，調整貿易政策向競爭力導向轉變；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并引導外資向第三產業傾斜；引導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淘汰部分落后產能；優化貿易結構，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努力開拓新興市場，以綠色技術創新為核心，實施綠色貿易增長戰略；積極參與國際碳交易，努力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參考文獻：

①黃凌云，李星.美國擬征收碳關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J].國際貿易問題，2010（11）

第3篇

1 比較優勢

(1)繼續發揮外生性比較優勢的作用。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相當尖銳，未來政策重心在于充分就業，并注意開發小容量的細分市場。發揮外生性比較優勢的作用，需要完善市場機制，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低層次產品的飽和，意味著應當重新進行市場定位，把重點放在現有比較優勢的特定產業上，在發展新的投資項目時，以各個產業區段的技術結構為主;在改變現有的資本分布格局時，對缺乏比較優勢的項目引入資本，以彌補因資本價格高昂而帶來的自生能力低下的問題。 利用加工貿易，提高附加值，有意識地培養長期競爭優勢。

(2)將內生性比較優勢置于主導地位。隨著外生性比較優勢重要性的不斷下降，內生性比較優勢在貿易格局中越來越重要。內生性比較優勢是人為創造的比較優勢，其核心是通過政府和企業投資進行知識、技術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積累。在現代企業制度的指導下，在產權清晰的基礎上建立法人治理結構，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既可發揮垂直分工中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又可獲得水平分工中的技術外溢和管理經驗等好處，降低學習成本，提高學習速度，實現動態比較利益。

2 競爭經濟

(1)產業集聚。這是國際競爭優勢產業的一個共同特征，指經營同一種產業的一群公司在地理上集中在一起。這種空間產業組織形式，主要從四個方面獲取比較優勢：①整體的外部經濟效益;②內部空間交易成本的節約;③內部競爭帶來的學習與創新效應;④產業群的品牌與廣告效應。

(2)結構調整。競爭優勢來源于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結構，我國今后進行致力于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適應型調整。也就是說，充分發揮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明確進行有進有退的結構性調整，即重點發展已具備較強競爭力的行業，著力培育具有潛在競爭力的行業，積極放棄在可預見的未來難有競爭力的行業。由此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政府增加創新投入，強化人力資本積累，落實科技興貿戰略，利用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實現產業的跨越式進步。以產業升級帶動部分產業和企業的退出，以技術結構升級的調整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3 政府管理

(1)自由貿易政策。世界貿易總的走向是向自由貿易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WTO的背景下，政府制定合理有序的自由化時間表，執行貿易激勵政策。按照WTO規范賦予企業更廣泛的外貿經營權，實施經營資格登記制度，逐步實現對各類企業進出口貿易的放開經營，讓國內具有競爭實力的生產和流通企業早日進入國際市場，也方便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面對因進口限制和出口支持大幅度降低產生的外部壓力，政府應當強化對交通信息等生產性基礎設施的社會投資，這是我國企業與產業贏得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外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