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審批管理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當前一些單位內部管理松弛、控制薄弱，從源頭上給舞弊，腐敗行為予可乘之機。同時造成了單位資產的流失，影響了利潤水平，從而降低了其市場競爭力。為適應加入WTO的客觀要求，在新形勢下加強單位內部控制是現代管理制度建設的首要課題。2000年國家先后了《會計法》及《內部會計控制規范（試行）》，從法律的角度對內部控制作出規定。意在規范會計行為，強化單位內部會計監督，提升單位內部經營管理效果，杜絕經濟違法行為于未燃。

內部控制是保證單位業務活動的有效進行，保證資產的安全和完整，防止糾正錯誤和舞弊，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合法、完整的政策和程序。其貫穿于單位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只要存在經濟行為，就需有相應的內部控制。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就是在單位內部的職責分工、責任制度、財務會計制度和財產物資管理制度等有關管理制度中，都應具體體現內部控制的要求。財務收支審批制度作為內部控制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設計得是否科學、完善，對單位的財務管理影響重大。

一、制定財務收支審批制度的必要性

內部控制制度劃分為內部管理控制制度與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兩大類。內部管理控制制度是指那些對會計業務、會計記錄和會計報表的可靠性沒有直接影響的內部控制。如企業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是指那些對會計業務、會計記錄和會計報表的可靠性有直接影響的內部控制。如由非出納人員每月編制銀行存款調節表。財務收支審批制度是內部會計控制制度的具體規定，其基本目的在于：通過這種控制，可提高現金交易的會計業務、會計記錄和會計報表的可靠性。保證組織機構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轉，保護資產的安全、完整與有效運用，提高經濟核算的正確性與可靠性，推動與考核單位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提高經營管理水平。

二、財務收支審批制度設計的原則

1、全面控制和重點控制相結合的原則。一方面，單位必須對所有的財務收支進行全面控制。所謂全面是指三個方面，一是全過程的控制，不僅包括經濟活動各個環節中涉及支出類業務的審批，還包括如銷售單、供貨合同等收入類業務的審批；二是全員的控制，包括單位領導在內的所有職工；三是全要素的控制，包括辦公費、投資、差旅費、業務招待費等所有費用項目。另一方面，在全面控制的基礎上，對諸如基建投資、兼并等重要的財務收支項目，應實施重點控制，嚴格審批。

2、事前審批和事后審批相結合的原則。審批制度作為控制財務收支的一種重要途徑，不僅包括事后的審批控制，還應該包括事前的預算審批。特別是對于一些發生金額較大或者重要的財務支出，必須進行事前預算。

3、不相容職責劃分原則。財務收支審批制度作為內部會計監督制度的重要內容，必須遵循不相容職務必須分離的原則。這也是內部控制制度的基本要求。《會計法》明確規定，“記帳人員與經濟業務事項和會計事項的審批人員、經辦人員、財物保管人員的職責權限應當明確，并相互分離、相互制約”。對一些小型單位因為職工人數少，絕對的職責劃分困難很多。但是應通過更嚴密的監督和復核，以彌補劃分的不足。

4、科學性和實用性相結合的原則。一方面應堅持科學性原則，盡量做到理論上的完善性；另一方面，應該從本單位的實際出發，使制定的審批制度盡量切實可行。如果重視科學性而忽視實用性，設計的制度只能作為“花瓶”而不具有可操作性，或者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相反，如果重視實用性而忽視科學性，設計的制度雖然簡單易行但卻“漏洞百出”，同樣達不到內部控制的目的。

三、財務收支審批制度設計的內容

依據內部控制的原則，財務收支審批制度設計中應該包括以下內容：

1、財務收支審批人員和審批權限。明確審批人及對業務的授權批準方式、權限、程序、責任和相關控制措施。審批人應當根據授權規定，在授權范圍內進行審批，不得超越審批權限；在確定審批人員和審批權限時，必須堅持可控性原則，即審批人員必須能夠對其審批權限內的經濟業務具有控制權。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審批人員能夠正確審批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合理性，提高審批質量。

2、財務收支審批程序。單位發生的各項財務收支，應該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審批和批準。在實際工作中，許多單位一般先由經辦人員在取得或填制的原始憑證上簽字，然后再據以向規定的審批人員審批，審批通過后交會計部門審核入帳或報帳。這種審批模式有許多不足之處。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審批人員的職位高于會計人員，先審批后審核，即使會計人員發現疑問已是“既成事實”，會計人員往往不會或不敢有異議，這顯然不利于發揮會計的審核監督作用。因此，在設計審批程序時，如果審批人員的職位高于審核人員，應實行先審核、后審批的程序。

3、財務收支審批內容。財務收支審批的內容主要是財務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具體包括：（1）財務收支是否符合財務計劃或合同規定；（2）財務收支是否符合《會計法》、有關法規和內部會計管理制度；（3）財務收支的內容和數據是否真實；（4）財務收支是否符合效益性原則；（5）財務收支的原始憑證是否符合國家統一會計制度規定等等。

4、財務收支審批人員的責任。財務收支審批制度必須堅持權責對等原則。在審批制度中，必須規定審批人員應該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具體包括：審批人員應該定期向授權領導或職工代表匯報其審批情況；審批人員失職應該承擔的責任等。

四、財務收支審批制度的基本模式

1、“一支筆”審批模式。這是指一切財務收支全部由單位負責人或其授權人員（總會計師或主管會計工作的副職）一人審批。符合《會計法》中“單位負責人對本單位的會計工作和會計資料的的真實性、完整性負責”的原則。其優點在于能夠克服多頭審批造成的監督失控或審批標準掌握不一等問題。但是，其缺點則是不符合內部控制的基本要求，容易導致腐敗。特別是有些單位負責人把“一支筆”審批錯誤的認為是一個人說了算，更是難有約束。再加之單位負責人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經營管理上，對各項財務收支也不可能事無巨細地進行審批。這種審批模式應當予以改革和完善。應加強民主理財建設，對于大型投資應經過領導集體會商，涉及職工利益事項應通過職代會表決等。

2、分級審批模式。這種審批模式根據業務范圍和金額大小，分級確定審批人員。單位領導副職（分管領導）或職能部門負責人在其主管業務范圍和一定金額范圍內具有審批權，但對于重要的財務收支或金額較大的財務收支，必須由單位負責人審批。金額巨大的財務收支，甚至需要通過單位領導集體審批。這種審批制度的優點在于避免了權力的過分集中，有利于形成對審批人員的約束和牽制；并且，由于審批人員一般是職能部門負責人或單位分管領導，他們對審批范圍內的財務收支比較了解，可以提高審批質量。

第2篇

對此，必需采取全局性調整、改善和充實、提高，才能促進機體恢復新陳代謝——機體的陰、陽、五行（肝、心、脾、肺、腎）、氣、血、營衛綜合性的動態平衡，并把它提高到新的、高一級的水平之上；那么，強身祛疲——健體強身、祛除疲勞、過度疲勞和過度訓練，以及機體機能恢復與提高的問題，便迅速地迎刃而解了。這早已為多年來眾多的治療實踐有力地證實。

關鍵詞強身祛疲陰、陽、五行、氣、血、營衛綜合性動態平衡

前言

當今世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個健康而強壯的身體，并且在進行各種工作、勞動，特別是體育運動之后，既能夠勝任，又能夠迅速祛除由于工作、勞動和體育運動而產生的疲勞。因此，強健身體，祛除疲勞（即強身祛疲）這個問題與每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

現在，由于許多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發生健康狀況惡化和身體衰弱的人確實為數眾多，到處都有。所以，有效地增進健康和強壯身體祛除疲勞便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長期以來，探索這個問題的解決一直是世界上康復醫學與運動醫學的重大課題。

“生命在于運動”。有運動，就一定促成機體新陳代謝性狀的動盪；有動盪，就必然加速細胞組織的分解代謝與機體內環境的演變，并進行新陳代謝同、異化作用對立統一關系的重新組合——綜合。在這種重新組合——綜合尚未達到完善——綜合性動態平衡之前，勢必出現原有的新陳代謝同、異化作用對立統一關系——綜合平衡能力與水平的下降、失調以至紊亂，發生機體能力與工作能力的暫時下降，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出現疲勞。這就表明，疲勞是生命運動的必然結果，是由于機體運動而產生生理性改變的客觀存在。當然，亦由此可知，沒有疲勞就沒有機體能力與工作能力的真正體現。所以，在運動醫學上就有“沒有（過度性）疲勞就沒有訓練”之說，這是因為（過度性）疲勞乃是機體能力達到超量恢復必不可少的激發前提；而機體若“沒有超量恢復就沒有機能能力的提高”，這就表明超量恢復與疲勞之間存在著特定的相關，亦即疲勞對于超量恢復有著特定的積極意義。然而，疲勞卻阻礙著人們機能能力與工作能力的發揮和延續，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由于機體生理負擔過重，則可能導致工作能力的嚴重衰退，甚至能危及健康以至生命，“積勞成疾”這個成語便是對此生動的寫照。因此，我們對強身祛疲的研究籍以推遲疲勞的發生，降低疲勞的程度和迅速地祛除疲勞，從而增進機體康復、強壯和提高機體能力便具有現實的生物學和社會學的意義。特別在體育運動中強身祛疲問題的意義則更為重大，長期以來一直是運動醫學的重大課題。

《強身祛疲》口服液乃是國家體委委管課題《強身祛疲丸》的第三代產品，它較之第一代的丸劑與第二代的沖劑更為廣大的運動員與各界人士樂于接受，美味可口，攜帶使用方便；更重要的是其成分有了更進一步的改善與提高，在療效上更上一層樓，它能夠相當迅速地促進體弱者、勞動者，特別是運動員祛除疲勞、康復強壯，提高機能與工作能力，提高運動技術水平與運動成績。本文的目的，主要就強身祛疲的有關理論問題進行討論。

2強身祛疲的辯證法

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特征是新陳代謝。新陳代謝乃生命活動同、異化作用對立統一的整體，人體生命活動的對立統一，就是新陳代謝同、異化作用綜合性的動態平衡。這種平衡狀態的好壞與否，乃是我們是否健康、強壯，是否發生病變的根本性制約和依據的所在。因此，要使我們的身體健康、強壯，就必須對新陳代謝是否綜合平衡這個生命活動的根本性問題予以充分的關注。緊張的工作、勞動，特別是運動訓練、比賽經常對人體的機能潛力進行生理極限和超生理極限的動員，便給機體新陳代謝的正常進行造成強烈的沖擊，并引起極大的波動極易破壞新陳代謝同、異化作用綜合性的動態平衡，使之發生下降、失調、紊亂以至衰竭。此時，僅僅依靠機體本身的代償恢復和康復能力，常常不能濟事，若長此以往，必將積勞成疾，導致各種運動性疾病的發生。因此，必須借助藥物——補劑等各手段來促進機體的代償恢復與康復（注意，此中不含興奮劑）。因此，密切地關注機體新陳代謝同、異化作用綜合性的動態平衡乃是增進健康、強壯身體、祛除疲勞，提高工作能力的根本關鍵所在。

如前所述，疲勞的標志是機體工作能力的下降，而工作能力則是人體各器系代謝機能綜合平衡總和水平的表現，它是由以下因素構成。

（1）神經——體液——反饋調節的能力。

（2）各種酶體系的活動。

（3）內環境的穩定性。

（4）各種能量物質的相互轉化與供能水平。

（5）細胞的代謝能力，特別是線粒體能量代謝能力與鈉——鉀泵功能。

（6）各器系機能能力的共濟作用的水平等等。

所以，機體工作能力的下降——疲勞，也就是機體各器系機能能力綜合平衡總和水平的下降，是上述諸因素的全局性機能減退，是新陳代謝同、異化作用綜性動態平衡水平的下降是同、異化作用相互關系發生下降、失調紊亂，以至衰竭的必然結果；因此，我們把疲勞、特別是過度疲勞與過度訓練視為新陳代謝機能綜合癥是恰如其分的。這個論斷要比關于過度疲勞是：1.體內能源物質耗盡的“衰竭”學說；2.某些代謝產物在肌組織中造成堆積的“堵塞”學說；3.血液PH值下降、細胞外液水分及離子濃度發生改變、滲透壓改變的“內環境穩定性失調”學說；4.按照巴甫洛夫學派的意見，當工作時大量的神經沖動傳至皮層相應細胞，神經細胞長期興奮導致“消耗”增多，為了避免進一步消耗，當消耗到一定程度時便產生“保護性抑制”的學說，以及疲勞使心肺功能下降的“心肺官能癥”；超限負荷造成內環境急劇改變致使體液調節發生紊亂的“內分泌官能癥”等學說，都來得更為全面和唯物辯證，更能夠最本質地揭示疲勞、特別是過度疲勞和過度訓練的機制。所謂機制，就是生物體發生的某種生命現象，在形態機能上本質的制約和依據。所以，要解決疲勞、特別是過度疲勞和過度訓練問題，就必須從新陳代謝同、異化作用綜合性的動態平衡這個生命的根本問題上采取綜合性的措施才是陽光大道，若試圖以“頭痛醫學，足痛醫足”的辦法來解決疲勞、特別是過度疲勞和過度訓練則是“羊腸小道”。于是，就產生了兩種顯然不同的效果，用“頭痛醫生，足痛醫足”的常規臨床法來治療運動員的過度疲勞與過度訓練則需要3——6個月以上；而我用《強身祛疲液》來治療過度訓練只要十天左右便可解決問題。例如，八六年江蘇省全運會期間，省田徑隊一個隊員發生過度訓練，他的800米和1500米成績分別是2’2”2與4’2”8，服《強身祛疲液》三天后赴鄭州比賽就提高到1’57”和3’58”的超（原最高）水平發揮，教練員和運動員都非常高興、深表感謝，在江蘇省十一屆運動會和86年全國田徑錦標賽上，凡服用者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中國礦院田徑隊服用后，在省大學生運動會上曾打破約二十項省大學生田徑記錄。——當然，不能抹煞教練和運動員的努力，但《強身祛疲液》確實大大地促進了成績的提高，使運動員達到了空前的競技狀況；而且，僅在幾天之內，實屬難能可貴，運動員的生理生化指標，在服液后均有極顯著性意義的改善和提高。

《強身祛疲》口服液這種綜合治療和調理的中醫學實質就在于使人體的陰陽、五行，氣血營衛獲得新的生機與綜合平衡，從而振興人身正氣——腎氣、脾氣和肺氣等人身元氣，腎乃先天之本、脾乃后天之本、肺主一身之氣，這三氣俱興則“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強身祛疲》口服液作為一種普遍運用的廣譜保健滋補飲料，是依據機體各器官在體弱和疲勞的狀態下可能出現的機能變化與機轉，以及彼此間的內在聯系，來選擇許多種不含興奮劑的保健、滋補及調理性的果品與良效中藥進行相須相使的連環配伍，形成食補食調與藥補藥調相結合的多元性復方。這種多元性復方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實用性，它既能夠適應機體新陳代謝局部失調的矛盾的特殊性，更能夠適應機體新陳代謝發生全局性下降、失調、紊亂以至衰竭的矛盾的普遍性。例如，在八六年“10月19日徐州——青島313次列車上動人的一幕，在列車將要到終點站徐州車站時，有一位旅客忽然昏倒，在我們的列車廣播呼救的情況下，……周春同志及時趕到，協助我們救護病人，……他拿出他新研制的藥品《強身祛疲》口服液使這位病人在昏迷的情況下很快地醒過來，得到了急時治療，脫離了危險。”（節錄徐青線第二包乘組體給徐州師范學院黨委的信）該液銷售以來，各方面人士、男女老少，各種體質的人一致贊揚該液是延年益壽、充沛體力精力、健康成長的佳美補劑，并且更對慢性肝炎等慢性病有明顯的療效，深受廣大服用者歡迎，產品供不應求。

這就表明《強身祛疲》充分做到，通觀全局、統籌兼顧、積極主動、扶正祛邪；陰陽五行、氣血營衛、綜合平衡、生機蓬勃（這是因為在體弱和疲勞、特別是過度疲勞的狀態下，新陳代謝經常是發生全局性下降、失調、紊亂以至衰竭）。所以，這使《強身祛疲液》具有廣泛而可靠的療效（特別是年老體弱者服后都明顯感到精神煥發、體力充沛、食欲旺盛、睡眠香甜，凡練氣功者服后10分鐘便可感到大小周天全身氣血貫通等等），它可以增進健康、強壯身體、祛除疲勞、提高機能和工作能力。

3《強身祛疲液》配方機理

3.1補氣：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發生氣虛乏力等癥侯。

3.2理氣：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易發生氣滯，亦乃補氣之需；補氣應理氣才能補而不滯。

3.3養血：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易發生血虛暈眩等癥侯。

3.4活血：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易發生血瘀，亦乃養血之需；養血應活血，才能養而不瘀。

氣為血帥，血為氣根，氣血相互依存，以氣血雙補，并輔以理氣、活血，既可以使氣血旺盛，又可使氣血暢通。這樣便可以防治體弱、疲勞者易發生氣虛血虛與氣滯血瘀。補氣、養血又理氣、活血，同時進行則可以大大加強肺氣的功能；肺主一身之氣，從而推動全身氣血運化，激發正氣旺盛。

3.5補陽：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易發生陽虛火衰，使機體運動功能下降；同時亦防治過勞傷陽和勞傷筋骨等癥侯。

3.6滋陰：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易發生陰虛火旺，使機體內臟受到損害等癥侯。

臨床實踐表明，凡氣虛者常兼陽虛，因氣屬陽；凡血虛者常兼陰虛，因血屬陰，故補陽、滋陰乃勢在必行。更重要的是因為“腎乃先天之本”，體弱與疲勞者，很易發生腎虛、腎虧，或是陽虛、或是陰虛，或陽虛陰虛兼而有之。陰陽互根、相生相長，補陽、滋陰同時進行便可以確保陰陽——內臟與軀體的綜合平衡，從而確保腎這個先天之本。

3.7溫里回陽：溫里回陽是作為一個保險安全系數而安排的，用以防治體弱、疲勞而較易發生命門火衰（如虛脫、休克等）用以確保命門，確保生命安然無恙。

3.8收斂固脫：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易發生汗淋滑脫與大汗傷陰等癥侯。

3.9利水滲濕：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易發生腎水不利和脾虛濕困等癥侯。

溫里回陽、收斂固晚脫利水滲濕是為了輔助補陽和滋陰，以進一步解決腎（氣）的問題，籍以加強腎這個先天之本。

3.10消導化滯，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易發生脾、胃不振、食欲不佳與消化不良等，此舉是為了解決好脾、（胃氣）——后天之本的問題。

至此，人身三元氣——腎氣、肺氣、脾胃氣均獲得改善、加強，從而振興人身正氣，“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對體弱、疲勞者便起到實實在在的強身祛疲問題。此乃是“通觀全局扶正氣，扶正同時又祛邪”；陰陽、五行、氣血營衛便得以統籌兼顧、綜合平衡。

3.11寧心安神：用以防治體弱、疲勞而易發生心神不寧、睡眠不良等癥侯。

3.12清熱解毒：用以防治因體弱、疲勞而易發生風熱、肝火等癥侯。

3.13調和諸經與藥性：用以調和十二經并使之順利通達，并使各種藥味藥性調和。

當然，這樣劃分只能是大概的，因為中藥都是一藥多用途，這許多種藥味結合起來又形成了多元的交叉相關，從而達到對機體陰陽、五行，氣血營衛得以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的目的。這是因為各種細胞可以根據自己的性狀對復合性藥味進行選擇性吸收，各取所需，各自滿足。這樣，《強身祛疲液》就能夠對綜合平衡已經發生下降、失調、紊亂以至衰竭的新陳代謝進行全面的調整、改善與充實、提高，不僅使新陳代謝恢復綜合性的動態平衡，而且把它提高到新的、高一級的水平之上。從而，相當迅速地達到增進健康、強身祛疲、提高機體和工作能力的目的；運動員則可以創造新的運動技術水平和運動成績。現將有關問題闡述如下：

（1）關于陰陽、五行，氣血營衛的綜合平衡

①陰陽平衡：是通過同時加強陰陽的雙方來達到：陰：是以養血、活血（血屬陰）、滋陰、利水滲濕（津液屬陰）、收劍固晚（可防治津液耗損）等方面來予以加強。

陽：是以補氣、理氣（氣屬陽）、補陽、溫里回陽、消導化滯（加強胃氣、胃屬陽）等方面來予以加強。

②五行平衡：這可以從藥味歸經上反映出來，以達到五行相生。

a肝經：液中有六味藥味入肝經。

B心經：液中有六味藥味入心經。

c脾經：液中有十二味藥味入肝經。

d肺經：液中有九味藥味入肺經。

e腎經：液中有七味藥味入腎經。

（注：該液共由二十味藥味組成）

③氣血營衛平衡、通過同時加強氣血營衛各個方面來達到。

a氣：主要以補氣、理氣等方面來予以加強。

b血：主要以養血、活血等方面來予以加強。

c營：主要以利水滲濕和消導化滯等方面來予以加強。

d衛：主要以補氣、理氣、補陽、溫里回陽等方面來予以加強。

一般體弱、疲勞者必為正氣不足、陰陽失調、五行紊亂、氣血營衛失常，對之采取陰陽、五行、氣血營衛綜合平衡的措施，便可達到強身祛疲的目的。

（2）關于《強身祛疲液》對臟腑的作用

①對心、小腸有：益心氣、溫心陽、補心血（陰）、安心神、清心熱、溫小腸等作用。

②對肝、膽有：清肝熱、濕肝寒、利膽等作用。

③對脾、胃有：補脾氣、濕脾陽、理中氣、祛脾濕、散胃寒、消食積等作用。

④對肺、大腸有：補肺氣、養肺陰、濕肺寒、澀腸止泄等作用。

⑤對腎、膀胱有：溫腎陽、利水等作用。

（3）關于《強身祛疲液》對各系統的作用

①對呼息系統有：祛痰、平喘等作用。

②對循環系統有：強心、擴張冠脈、降低血糖等作用。

③對消化系統有：助消化促進腸喂蠕動等作用。

④對肝、膽有：保護肝臟、利退黃膽、抗脂肪肝等作用。

⑤對血液有：增加紅細胞、血紅蛋白等作用。

⑥對泌尿系統有：利尿、祛結石等作用。

⑦對神經、內心泌系統有：鎮靜安神、綜合平衡等作用。

（4）關于《強身祛疲口服液》所含營養物質成份

①糖類：有葡萄糖、蔗糖、β——聚糖、淀粉、淀粉酶、糊精等。

②脂類：有脂肪油、亞油酸、鏇磷脂、麥角甾醇、β——谷甾醇等。

③蛋白質：有精氨酸、組氨酸等多種氨基酸。

④有機酸：有構櫞酸、檸檬酸、蘋果酸、茯苓酸、酒石酸等。

⑤維生素：有維生素A、B1、B2、C、PP等。

⑥生物堿：有生物堿、膽堿、生物醇、水蘇堿等。

⑦電解質：有鈣、鉀、鐵、磷等。

⑧微量元素：碘等。

⑨甙類：有強心甙、甘草甙、黃酮甙、菊甙、腺嘌呤等。

⑩粘液質、鞣質、揮發油等。

4討論

4.1《強身祛疲》口服液的今后展望

該液的今后展望在于它的群眾性和廣譜性，物美價廉（有益無害）、男女老少、四時皆宜。實踐證明，該液尤對體育運動、體力腦力勞動、文藝活動、體弱與疲勞和旅游者均有迅速地增進健康、強壯身體、祛除疲勞、提高機能與工作能力和延年益壽的作用，是有速效、高效、長效三性，無任何毒副作用與不良反應。進入市場之后深受歡迎，推廣之后必將產生現實的生物學與社會學意義。

4.2《強身祛疲》口服液研究工作價值

該項研究工作的價值在于我們把強身與祛疲辯證地結合統一起來，運用“綜合平衡”的理論，有力地證明統籌兼顧、綜合平衡和標本共治療效更佳，這是對“固體治標”理論的一個推動。同時，我們把疲勞、特別過度疲勞和過度訓練視為“新陳代謝機能綜合癥”，這是正本清源，是對疲勞機理客觀的洞察，對疲勞的研究具有開拓性意義。

第3篇

[摘要]：新媒體重組了人類原有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生態，也影響到了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認知邏輯。對新媒體發展所引發的種種社會變革進行人文精神向度上的多維考量與探究，不僅是矯正其發展弊端的必需進程，同時也是規約社會信息傳播與媒介哲學建構良性發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即以此為基點，分別從生態呈現、哲學審思、民主質詢、文化批評、倫理變革等幾個層面，對新媒體發展面臨的種種問題進行了思考與分析。

Abstract：New media with its super-media， non-linear， cross-time， high-interactive features of the communication， not only triggered enormous changes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ields， and also change the original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human society. Thinking and exploring a variety of social changes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on the humanistic spirit dimensions，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process of correcting the defects of new media’s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statute of the new media development in health. This paper fro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he democracy question， cultural criticism， ethical spirit changes， to think and analysis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 methods of the new media.

Key Words：new media; humanism spirit; criticism; reconstruct

麥克盧漢曾在20世紀60年代，闡釋電子媒介的發展及其影響時說：“借助電力和自動化，分割過程的技術突然與人際對話熔為一體了。人們突然成為游徙不定的知識采集者，這一游徙性前所未有，人的博學多識也亙古未有，從割裂的專門化程序中解放出來的自由也空前未有……媒介使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在全球范圍內延伸，使我們頃刻之間與人類的一切經驗互相關聯。”（2004：438~439）在這樣的傳播情境下，不同的傳播平臺，不同的受眾群體，不同的傳播領域和學科范圍，甚至不同的媒體管理部門，正逐步跨過原本壁壘分明的閾限界定，為人類搭建起一個觸角無限延伸、資訊海量集納、信息互動共享、環境彼此共生的“后傳媒時代”。而新媒體，無疑是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新媒體作為媒介革命的生態呈現

新媒體①是一個不斷發展且具有爭議性的概念，在一部分研究者看來，新媒體就是指一組數字信息，一種實現了“所有人對所有人傳播”的信息流，一種融合了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特點的信息呈現方式。這部分研究者認為，作為一個概念來界定，新媒體和傳統的廣播、電視、電影等媒體概念架構模式不同，它已經不再可能是任何一種特殊意義上的媒體形式；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和主要機構有美國新媒體藝術家列維曼諾維奇（Lev Manovich）、錫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新媒體教授凡克勞思貝(Vin Crosbie)和美國新科技雜志《連線》（WIRED）等。與這種觀點相對應，另一部分研究者則認為新媒體概念仍然只是對傳統媒體概念的補充和延伸，而不是對原有概念界定機制的完全悖反與顛覆。這部分研究者在吸收上述觀點思想成分的基礎上，順延了傳統的媒體實體性概念架構模式，從外延和內涵兩個向度上分別形成自己的新媒體界定。如清華大學新媒體傳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②、BlogBus.com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魏武揮③、微軟電視產品規劃經理/聯合網視技術總監鄭治④、鳳凰新媒體總編輯吳征⑤、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副總裁張大鐘⑥、博客中國發起人/互聯網實驗室董事長方興東⑦、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宮承波⑧、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蔣宏/徐劍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匡文波⑩等，他們均依據上述思路，各自做出了對新媒體的概念界定。

盡管在理論界定上，新媒體還存在著種種無法統一的爭論和分歧，但其作為媒介革命在信息傳播領域所引發的巨大變革，卻已是不爭的社會現實。這首先體現在新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所具有的超媒體性和超時空性傳播特點。新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單一線性的傳播模式，充分借助碎片化、偶發性的非線性排列組織形式，建構起了內容信息隨機觸發式的“網狀-鏈式”傳播新系統（見圖1）。在無線網絡和數字壓縮技術高速發展的帶動下，新媒體突破了信息傳播在地域范圍上的局限，實現了“零距離”、“零時間”和跨媒體的超時空性同步傳輸效果。在信息內容上，新媒體則突破了原有信息模式的實體化束縛，實現了高虛擬性和高互動性相結合的傳播特征。新媒體內容由于以“比特”（Byte/字節，最小的數字化信息存儲單位）為基本單位進行排列、組合和存儲，從而使傳播過程的參與者通過對比特排列組合順序的修改，方便快捷地變更甚至拼湊出事實上并不存在的音視頻及文本或圖片等內容變為了現實。在制造出一個逼真卻又虛幻的世界的同時，受眾通過文本信息中的鏈接指引，在即時的互動交流中方便地實現了對文本信息的選擇瀏覽、組織管理和存儲備用等隨機化操控作業（宮承波，2007：14）。第三個表現是新媒體在P2P技術基礎上，新媒體順利實現了對信息內容的高共享性和高個性化傳播。傳播者可以依據信息傳輸網絡上的IP地址、手機號碼、郵箱地址或即時通訊帳號等，向一個或幾個受眾發出精準的信息內容，而受眾也同樣可以借此向信息傳播者發出個性化的定制與檢索要求。所有的用戶，在信息傳播的網絡節點上，都可以實現各自所擁有信息的即時交換與傳播，也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對諸如博客、播客（Podcast/個人音視頻網絡廣播）、維客（Wiki/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允許多人協作完成某一文本內容的技術工具和信息傳播媒體）等自媒體內容進行個性化的修改與標識。第四是表現在信息內容的議程設置上，新媒體偶發性和碎片化的特征合力形成了新媒體連續的議程設置（continuous agenda-setting）功能。傳統媒體除了特別重大的報道之外，很少對一個議程進行連續的設置，新媒體卻不同，它借助“網狀-鏈式”的傳播特征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對每一個事件和消息的連續式議程設置功能。利用每一個傳播節點在跨平臺上的互動，新媒體將相關內容聚合在同一個議程之下，對內容和其影響力形成了多維度凝結、多層次提升與多次性并置，從而也達到了媒介議程設置前所未有過的穿透性傳播效果（魏武揮，2008）。在新媒體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運行模式下，受眾在新媒體中的參與性受到了最大尊重和拓展，他們超越了傳統媒體信息制作者和傳播者對內容的壟斷，在新媒體信息傳播過程中以“原生態的內容制作”取代了“專業性的內容制作”，以較少中間語言加工特征的傳播方式直接反映著自己的思想。如果用戶不參與新媒體的運作，或者說在其內容領域不貢獻、不作為，那么基于網絡傳播的許多新媒體樣態就將變成內容空殼。

隨著技術手段的持續發展，依據摩爾定律（Gordon Moore’s Law）11和吉爾德定律（George Gilder’s Law）12，新媒體傳播的參與者和傳播帶寬都將呈現出倍數增長或指數式上升趨勢，越來越多的人會在傳輸網速愈來愈快的數據傳送鏈上，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和接收者，需要受眾參與的新媒體形式，也都將隨之得到極大地豐富與提高。社會人際交往中的“六度空間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13，在新媒體信息時代，實現起來也將變得更為簡單和便捷。當整個世界被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新媒體形塑社會的力量也將空前增加。根據麥特卡夫的節點平方原則（Robert Metcalfe’s Principle），如果把新媒體傳播網絡上每一個發出聲音的位置都看成是一個話語節點（BBS也好，Blog也好，MSN也好，或者其它形式也好）的話，那么新媒體在社會文明領域所造成的傳播價值和社會影響，將會是這些節點數的平方（魏武揮，2008）。如此，那么新媒體對人類文明生態所將造成的影響，無疑將是規模空前地巨大調整，甚至改寫。

新媒體作為科技神話的哲學審思

在數字和互聯網技術的帶動下，借助可寫的網絡社會和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新媒體以信息傳播形態的變革為標志，不僅引發著媒介與信息傳播領域的巨大變革，同時也在以潛移默化地方式改變重組著人類原有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生態，波及并影響著人們的思考方式與認知邏輯（參見圖2所示結構圖，Patricia Holland，2000：12）。在新媒體環境下，通過數字化、超鏈接、交互式傳播，信息節點如神經元般向世界無限延伸，知識的創造性過程也被“集體地共同地延伸至整個社會”，并逐漸向“意識的技術模擬階段”（Mcluhan Marshall，1964：53~54）過渡。在新型的傳播關系中，傳統的“廣播”模式被任意的信息“拉取”模式所取代，電子商務、網上郵件、VOD點播、MSN即時通訊和RSS信息聚合取代（至少是部分取代）了傳統的實務談判、郵政傳遞、信息檢索和節目服務等日常規則，并進而將這種模式滲透到人們的社會交往和日常活動中去，不知不覺地整合進人們的邏輯結構圖式當中，普及上升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

在“文化—環境范式”（見圖3）形成的結構體系中，人既是生活在物理環境之中的靈長，也是生活在文化符號建構的意義系統之中的文明單子。文化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意義系統的歷史傳承鏈條，也建構了知識譜系穩固的生產方式；但新媒體傳播系統卻借助技術的力量，將這種與原生環境相互作用的知識生產與歷史延續方式進行了改寫。當一部手機或電腦，再加上有線或無線的網絡連接，頃刻就可以完成一個大千世界的建構的時候，當整個社會成員對這一切場景和生活方式習以為常的時候，新媒體的科技性力量已無處不在地統馭了世界。傳統的文化規約和實體情景的歷史延承在以新媒體傳播為座架的現代文明體系里，承受著來自科技工具理性的價值挑戰與理念改寫。在自我自足的符號空間和虛擬交往世界里，新媒體推拒了自我省思的過程，也喪失了歷史延承的場合，它讓傳播者和接收者享受著超越于現實情景之上的愛恨與歡愉。

在此情境下，與其說新媒體是傳播方式和信息知識的巨大解放，毋寧說新媒體是操作工業對探索研究理性的空前侵襲。“當科技的體系化理性建立起一座城堡，而且宣稱了主權之后，這使得在科技之外的任何事物與組件，都無可理解，也不需要理解（葉啟政，2006：309）。”媒體生態批評家尼爾波茲曼曾把人類社會的科技發展分為工具使用（tool-using）階段、科技制形成（technocracies）階段和科技復相體的塑造階段（technopoly）等三個時期。在他看來，工具使用階段中的科技進步與工具應用，還只是為了解決物質上特定且急迫的問題，如用風力、水力取代人力、畜力，以及用于建筑與藝術、儀式、宗教等相關的象征世界（大教堂、紀念碑、城堡……）等。此時的科技發明以其表現形式的完整性和文化模式的尊嚴性，還能做到與整個社會文化情境及其歷史延承性的深度融合，并為其所規約和指導，從而很好地服膺于人文理性的統攝之下（Neil Postman，1992：23）。可是到了第二階段的科技制形成時期時，科技的進步與工具的發明已開始掙脫文化情境的制約，不再屈從于人文精神的統領和號召——“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事與物都開始向以工具發明為導向的科技發展讓步，整個社會與象征世界變得越來越仰賴于工具性科技的發展，而不是再將其也無力再將其統合于既有的文化體系之內。工具理性與科技發展向原有的深具歷史傳承性的文化體系發動著挑戰和攻擊，迫使既有的傳統、社會公德、神話、政治、儀式和宗教等，不得不為著自己的生命延續而挺身戰斗。”（Neil Postman，1992：28）如果說在這個階段，傳統的價值理念和文化秩序還可以與科技工具理性分庭抗禮的話，那么隨著工業革命的進行和現代化洗禮的基本完成，傳統的價值理念和文化秩序已被逼迫退守至社會的狹小一角，以工具理性和科技進步為主導的世界文明新秩序和價值倫理躍變為主宰現代社會文化模式的絕對主人。科技制文化模式以極權者的姿態壟斷了整個文明世界的理念與形象塑造，文化世界、科技發展與經濟資本整合重構，以工具理性為社會文明“座架（Gentell）”的科技復相體世界無可避免地來臨。

在科技復相體階段，科技不再僅僅是一種促進效率提升的工具介體，而是演變成了當代文明世界文化蘊涵的設置體。在這個“座架”的支撐與支配下，內涵于自然世界的能量被解蔽開發出來，改變其形態，轉化其能量，輻射并配發于人類社會。經過科技洗禮過的自然，以一種貌似被人類所掌控和持有的方式，呈現著自己的能量和“可用”（海德格爾，1996：936~937）。然而在這個過程中，科技和自然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狀態，卻從來都不是人類可以自由把握的制造品。科技本身所具有的結構強制性（structual imperatives）特質“占用”了人，而人卻無法再依單純的意志和知識來控制科技的發展與走向。作為現代科技的兩個基本展現方式，限制與強求儼然已成為現代社會中人們無以逃脫的環境，處處影響并深度介入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新媒體即是在這一座架下，由數字和網絡技術合力催生出來的又一個神話。如法國思想家保羅維希里歐（Paul Virilio）所指出的那樣，現代科學正形成為一種技術科學，隨著技術性本質的進一步發揮，操作工具和探索研究的界限進一步被混淆。二者的交互作用，已經讓科技形成了一個能夠“自我組織、自我衍生、自我指涉且自我再制”的龐大體系（葉啟政，2006：308~310）。毫無疑問，以技術發展為支撐的新媒體也正成為這一表現形式的代表。

“任何一種形式的傳播總是隨著技術變革而演變，而傳播領域的技術變革又總是會引發一系列深刻的社會變化。”（艾倫格里菲斯，2006：1）由傳統文化和歷史場景積淀延續而下的省思和規約力量，在科技專業人所頒布的尺度下，不是遭遇著被俘與篡改的挑戰，就是接受著被裹挾與驅逐的歷史命運。新媒體技術在今天所觸及的，已不再僅僅只局限于穿越物質與自然世界工具性關系的層面之上，而是直逼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己之間關系的核心層面。然而，在與經濟體系緊密結合的情況下，新媒體科技與新媒體文化所形成的內在世界和結構理路對于大多數使用者來講，卻都已經內化成為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欣喜賞賜。在人們普遍缺乏對自我存在的省思能力及對社會歷史場景的識別習慣時，科技已經被人們深深指認為帶給人類豐富物質世界和幸福生活的源頭，唯科技至上的意識形態被頂禮膜拜，人類文明中的終極價值和源起神話，被科技新興的命運之神所解構、異化和取代。

新媒體作為民主意見生產機制的文化悖反

新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和在互動性上的高度完善，改變了傳統社會體制下的信息流動形式，似乎也打破了傳統媒介單向傳播模式所形成的話語壟斷霸權，新媒體以自我衍生、網狀-鏈式的傳播特質建構起意見生產機制的新型模式。在此模式下，借助技術和信息的力量，新媒體儼然已成為民主貨幣的制造源和集散地，仿佛可以為社會大眾孕育出一個“直接享有電子民主的年代”（Lawrence Grossman，1993）。果真如此嗎？正如美國學者艾弗里特E.丹尼斯（Everette E. Dennis）所擔心的那樣，在這里同樣有兩個問題無法回答：“一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使用這些技術革新嗎？還是僅僅有一部分人可以？二是技術真的落實了，我們是不是都知道怎么去使用它們呢（約翰帕夫里克，2005：287）？”

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交流、意見生產和反饋機制是以對技術的熟知和對其作用的了解作為前提的，與一廂情愿的民主烏托邦前景相比，主宰整個新媒體世界的事實上并不是為數最多的廣大受眾，而只是數量極少的技術精英而已。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還遠未終結，以科技作為社會發展動力基因源的思維邏輯也不可能在瞬間發生轉變，在此模式下所形成的，被哈貝馬斯稱為“專家統制（technocracy）”的現象，更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改變。以專家主義為表征的專家統制現象，最重要的蘊涵就是將科技的創造、修飾和詮釋權，收歸了少數專家所有，特別是經由他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諸如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各個專業學科、各類專業性的學會）所壟斷。對一般人而言，專家統制高度體系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實踐運作機構，使得其所外衍的社會效應，變得無以抗拒，也難以顛覆，轉而只有默默接受。美國商業部電訊與信息局在《被互聯網遺忘的角落：一次有關美國城鄉信息窮人的調查報告》中所提出的“數碼溝”概念，已經成為被普遍認可的事實，在新技術傳播條件下，它們正引發著信息劣勢階層的產生和新的社會不公。對于以新媒體為解決意見機制生產不暢和民主通道阻塞的研究者來說，他們忽視了受眾能夠平等地傳播和“接收”信息（何況事實上也并不平等），并不意味著能夠平等地“接受”信息這個事實。不同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不同的興趣愛好和使用動機，都會讓使用新媒體的目的、程度、自主性、切入點和辨識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各種微觀的興趣及能力元素都比較相近的人群或社區里，信息的傳播—接受才可能順利完成，數碼溝的差距也才可能逐步縮小直至填平。

而毋庸置疑的是，在新媒體時代，具有吸納性知識結構和相關知識積累的人，相比普通民眾是更容易成為信息傳播領域的專家的，他們的知識優勢建構了他們在新媒體世界里的主宰地位。如果說傳統媒介時代的意見生產暨傳達機制是單向輸出、話語權被嚴格掌控在媒體（含管理者）一方的話，那么在新媒體時代只不過是讓話語權轉渡給了技術官僚和專業精英而已。如史蒂文森所詮釋的那樣，躲在“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技術發展背后的主要結構性力量仍然是經濟，而經濟勢力也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特征（格雷姆伯頓，2007：235）。當人們普遍缺乏自我審思習慣和整個社會文化體制缺乏同步協調的情況下，新媒體建構民主通道的努力只能是一個虛幻的烏托邦神話，而殊難成為真切的現實場景。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新媒體的民主化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只是傳統媒體的拓寬與延伸而已。研究者在對英國的新媒體使用情況進行調查后，認為“新媒體并沒有很好地為政治和民主服務”。因為種種證據表明，“在最初的熱情過后，參與網上社區的人數逐漸下降，而社區內少數精英逐漸成為核心，主宰了社區的議程”（格雷姆伯頓，2007：237）。這也說明新媒體本身和任何技術與工具的使用一樣，并不會為民主模式的構建和政治觀念的革新進步提供自發的思想土壤和技術支持，人們對其參與的層級和領域所存在著的社會性差別，并不能僅靠新媒體的傳播力量便能得到扭轉。說到底，新媒體的出現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見論壇，而不是提供了一個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從媒介內部運作過程來看，在傳統媒介那里，引領和控制社會輿論進程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為公眾設置媒介議程，并以此架構公眾的認知空間和參與熱點——盡管很多時候，這些議程并不真正就是當前社會的主要問題和受眾最需要了解和關心的問題，媒體報道也并不能與真實生活很好地一一對應，——新媒體同樣保留了這一點。事實上，由于新媒體起步階段在傳播內容上的欠缺，其所最常用的手段往往就是和傳統大眾媒體進行內容上的合作和議程設置上的聯動，在思維定勢和結構布排上自覺不自覺地向其效行并看齊，從而勢不可免地要帶上傳統媒體的價值觀念與意志傾向。這一現象，隨著新舊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和監管機制的逐步完善，只會加強而不會削弱。一旦有了議程設置上的合作框架和協議默契，勢必就會有權力“遮蔽”現象的產生——無論這個權力來自政治層面、經濟層面，還是來自信息知識或專業技術領域。如果新媒體所傳遞的仍然只是傳統媒體已經傳遞過的東西，那么即使“重新傳遞”的過程與方式，會帶來短暫的驚喜與贊嘆，可從推進意見生產民主機制建設的本質層面上來講，它又會有什么助益呢？

退一步講，新媒體真的讓信息實現了徹底地自由傳播，那是不是就意味著民主真的來臨了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當受眾真的可以隨意拉取信息的時候，實際上他已經在潛意識中為自己設定了一個不易覺察的議程框架，在其中當然是快意地刪除掉了其本人所有不感興趣的內容。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受眾本身不感興趣的內容，卻未必就是事實上不重要或不應該關心的內容。受眾在傳統接受模式下因信息“偶遇”而產生的社會公共事務參與性，在這種信息拉取模式下被大大降低，甚至幾近于零。當閱讀什么內容的權力完全交到受眾手中時，由缺乏整體觀念和全局意識而引發的小群體思維模式，在宏觀意識淡薄而互動性又極強的傳播情況下，就會將受眾逐步引導到群體意識極端化發展的路子上去，小群體思維方式固有的偏向抑或偏見就會呈現出指數式放大趨勢（參見前文的節點論述），并最終將意見機制的生產導向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強制注意或極權主張）。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旦小群體思維出現、形成并傳播，那么言論市場必將被割裂，而割裂的結果就是大眾社會的共識被破壞，民主進程被延擱和懸置。

如昆德拉所說，“未來只是過去的繼續”，人類不可能利用傳播技術的發展制造出歷史的偶然性，新媒體必然要重復與現代性有關的一切特點，而不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原有的等級秩序和社會空間。盡管新媒體有可能促進平等交流和削弱科層化建制的鴻溝，但同時也存在著擴大社群集團分化和信息社會參與能力落差的危險。嚴重的無政府狀態抑或存在缺陷的技術官僚統治的加強，都并非不可能出現的白日夢幻，而是風險巨大的潛在力量。在新媒體網絡技術時代，“下層階級”已變為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和檢討的詞語，如媒介批評家格雷姆伯頓所說的那樣，“在網絡時代，這一概念是指那些無法獲得新技術——從而也無法獲得改善政治的和物質生活的機會——的人群。”（格雷姆伯頓，2007：238）技術的發展可能帶來民主的重建嗎？不會！“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征是工具高度完善而目標極度混亂，技術不會塑造價值，技術也不會產生理想……”（李永剛，2001：111）無論新媒體的發展是否為社會控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民主生活的新生總是取決于宏觀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而不是媒體傳播手段的單純變革。

或許在這一點上，批評家卡斯特的觀點才最具有歷史的辯證性和通過實踐檢驗的可能性，他否定了對新媒體二元對立式的直線式理解模式，而是從更為細微的層面和維度，探究了新媒體與民主社會之間的演進關系。在他看來，新媒體技術一方面加強了文化資本、社會等級和差異結構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展示舞臺。新的媒介平臺使得邊緣觀點、邊緣人群和邊緣生活，擁有了和社會主流公眾之間更多的接觸機會，也為雙方之間找尋到了增進了解和去除誤會的新的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臺（尼克斯蒂文森，2006：236~238）。而這，或許才是新媒體帶給社會民主進程的真正禮物。

新媒體作為社會景觀的倫理指向困惑

“任何科技形式都負載有一定的文化—歷史性，而這個文化—歷史性正是我們必須予以正視的對象”。（葉啟政，2006：332）美國加州大學電影與傳播學系教授馬克波斯特曾把人類社會的信息交流方式劃分為三個階段：口語傳播、印刷交流和電子媒介交換。人類的信息交流方式由于電子手段的出現和進步，而演變為了虛擬化的形式，交流過程中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成為一種發展趨勢。這種趨勢的產生不但深深影響著人們作為主體的建構方式、主體與世界關系的建構方式，同時也影響著整個社會文明的運行形態，產生并積蓄著深刻的倫理學意義（馬克波斯特，2000：12~21）。正如麥克盧漢所說的那樣，“一切傳播媒介都在徹底地改造我們，它們在私人生活、政治、經濟、美學、心理、道德、倫理和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致我們的一切都與之接觸，受其影響為其改變。”（李彬，1993：161~162）新媒體構造并呈現的現實世界，已經為當代生活中人們無以逃脫的現實環境，深深影響并重構著人們的交往倫理和日常生活，形塑著此岸貫通彼岸的思想氛圍與文化景觀。

新媒體將文本世界轉構為現實世界的虛擬化特征，割斷了傳統意義上的倫理形成鏈條，使人們日益成為從現實倫理世界實體中走脫出來的“漫游的單子”（ 樊浩，2007），個體存在的倫理確認也隨之開始聽命于虛擬世界的召喚與建構，而不再是現實場景下倫理精神的磨礪與聚合。通過社會教育、生活習養以及多年文化積淀才得以形成的“倫理風尚”在新媒體“自由、平等”的輝映下，被解構重塑為變動不居的“倫理時尚”，相對恒定的傳統倫理世界在失去原有的建構模式和生活語境后，演變為似沙的流動風景。以新媒體技術為支撐的媒介發展，在“分組細化”和“整合統一”的雙向路上使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間的溝壑愈趨明顯，趨于自我個性的傳播讓共同的話題和歷史書寫愈益減少；由共同觀看和大眾傳播所形成的慶典與儀式，在新媒體時代被零落的碎片拼貼和隨意調侃所取代。文化作為“人類突破異化（alienation）的網羅以獲得自由來證成自我的一種極其自然的表現形式”（葉啟政，2006：332），本是歷史傳承和未來發展相接榫的文明支點，但在新媒體形塑的文化景觀和技術工具理性構筑的環境里，它卻已被扭曲為失憶的文明碎片。

“在這樣一個強調以流行風尚的方式來消費象征符號的格局里，整個歷史場景變成是：人們必須把串起大片個別事件的整體‘事情’意義讓渡給片面的單獨事件，也把整體人格的認同讓渡給不時浮動的暫時差異。”（葉啟政，2006：363）“時間的直線性和連續性的本質使民族能夠想象它自身作為集合體系穿越歷史的過程，而這種本質正在被一種即時和瞬間傳遞的全球性時間所取代。”（尼克斯蒂文森，2005：159）在直線組合式的意義生產系統和循序漸進的認知邏輯被超鏈接跨媒體的傳播符號所代替時，歷史經驗不再是沉實厚重的時間與空間體認，而是時空的隨意布排和感知方式的倒亂組接。世界傳播學先驅、德國心理學家庫爾德勒溫（Kurt Lewin）在格式塔心理學路線14下，曾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現象提出過“場理論”的觀點。在他看來，人的行為（或生活空間）就是人和環境之間交互作用的函數，它會隨著個體和環境兩個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即“B=f（PE）”公式；其中，f表示函數，P表示生命個體，E則表示外在環境（黃希庭，1991：146）。無論在任何社會形態當中，基于歷史傳承和社群文化的共識體認，都是形成一個國家與民族倫理內涵和精神聚合的必備條件。但在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由于個體化作為思想意識的社會形塑作用，由于其所具有的“反集體”意味對整個社會運轉結構理路的滲透，維系社會整合的共識體認，在某個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出現了被架空的可能。人性對世界的本能反應是敘述性的，“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從個人歷史到國族歷史、從電視到電影，敘述性一直統治著我們認識世界的官能。但是新媒體將數據庫形式引入，其流程是并置的、而非線性的。數據庫的結構方式將世界還原成相關或不相關的并列群星……”（孫紹誼，2003：45）在這樣的敘述語境下，建構在共有生活經驗、歷史經驗之上的圖騰和穩定的民族理想，被新媒體信息世界和傳播技術篡改為與自我身份無大關聯的異質化身份認同碎片。雖然新媒體傳播環境還并沒有正式形成，公共文化領域的精確框架也尚未最后確立，但這種趨勢和現象的出現，卻無疑為個體迷離的文化景觀，積累了太多的和焦灼，增添了難以傾盡的欲望和渴求。“我們的感情瞬息萬變，難以捉摸；意志相互沖突，難以取舍；理智恍惚不定，難以抉擇；世界、生活、自我都在走馬燈般地亂轉，不再能被有效地把握”。（王曉明，1996：16）新媒體社會整合力度的降低，使人類品行逐漸向“平凡均質化”看齊，并造就了“例行的均值”與“例外的超越”的價值倒亂現象。

新媒體時代的受眾一邊提倡著新的生活方式，一邊自閉地使自我與其他文化團體保持距離，常態下的自我行動萎縮為紙上談兵式的空泛議論。以視聽取代行動、坐著介入生活的“極地惰性”蔓延滋長，新媒體在人們的交往世界里以“無重量”地互動方式，逃遁著其作為行動主體的公共責任和參與職能。“我們就如何消費和娛樂可以談得頭頭是道，但卻看不見全球貧困問題的殘酷現實。”（尼克斯蒂文森，2005：232）新媒體結構本身形成了一種自我衍生性質明顯的體系與格式，并日益成為占居統制性位置的新生霸權形態。傳統社會以“生產/消費”和“工作/休閑”為兩分范疇的生活場景，被新媒體磨平并模糊化，在消費社會的大背景下，新媒體的生產制作在消費領域中也成為一種象征符號。“很明顯的，一旦生產的內容已經不再局限于具體的物自身，而是以物（或只是圖像或文字）為介體之背后所意圖呈現的象征符號，這樣的生產形式所指向的，基本上即是人的互動與透過互動而經營的種種關系的本身了。”（葉啟政，2006：343）在此場景下，新媒體交往中的所謂互動，實際上已經成為被經濟化的對象，而其符號背后的文化意義也同樣被納入其中。

新媒體形塑出了一個以流行風尚為基調的結構形態，在這個生活形態里，“所有的事物（務）變成只是以一種相互關聯，但卻又是流動不居的方式來表現著。”當我們津津樂道于新媒體的技術改善時，更不應該忽視與之相伴生的想象力退化、創造性欠缺、標準主義盛行等雜亂叢生的思想流行病。面對行動力孱弱和靈性人格萎弱的現實，“假如人文精神是使得科技具備更自由、更富彈性之表現空間的契機的話，那么，情形應當是以人文來攜帶與引導科技，而不是讓科技無限地壓蓋著人文。”（葉啟政，2006：319）

建構新媒體人文精神運作理路的思想法則

保羅維利里歐說，“沒有視覺的局限，就沒有（或幾乎沒有）心靈的形象；沒有某種的盲目，就不會有可以持守的表象”。（Paul Virilio，1994：4）新媒體精確制導式的傳播世界不但將基于不確定傳播的實在世界劃分為了精確的信息格子，而且借助有線或無線的傳輸網絡為人們構筑起了一道道屏障和圍墻。無論就社會制度，還是就心理狀態，因應新生秩序進行規范與調整，打破“蝸居人生”和均質化趨勢流行的狀態，都是新媒體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相對的問題。重構新媒體運行機制中的人文因素，拯救新媒體科技所造就的人文困境危機，重新認識人文精神在科技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新媒體建設必須強調的內容。人文精神是什么？陳思和教授說，人文精神就是“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一種對于人類發展前景的真誠和關懷，一種作為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能承擔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崗位如何結合的總體思考。”（陳思和，1996：148）然而，在當下社會中最流行的一個現象也恰恰就是作為群體的知識分子的人格流失和責任廢棄。建構新媒體發展中的人文精神，首先就應當從知識分子的責任重拾入手。

如果說文化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精神與靈魂，那么以知識分子群體為代表的階層則是整個社會文化思想與精神狀態的鏡鑒與標識。當新媒體科技帶動著訊息符碼和缺乏深厚度的新媒體消費行為進駐生活中的時候，知識分子群體就成為歷史精神和文明長城的最后避難所和守護人。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群體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長期形成并代代傳承了道統、政統和學統三分分立的格局意識和身份認知，在對自我角色的定位和意義追尋中，恪守、踐行著作為社會發展進程中思考者的獨立批判精神。他們以深沉的家國意識和憂患情懷關注社會關懷人生，以無處不在的悲憫和最感人的入世精神堅守著自己的角色定位。但在變革性和現代性氛圍的統攝之下，由政治、經濟、文化結合成的三位一體的社會發展模式，卻深深改寫了這種精神得以傳承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并直接影響到了當代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狀態，造成了他們批判精神的萎縮。

由極“左”權力話語造就的犬儒主義和由商業主義造就的拜金時尚，讓很多知識分子的心靈變成了雜草叢生的荒蕪之地。經過歷次運動的汰選，從獨立思考到唯唯諾諾，從孤獨的崇高到均質化的“庸常”，知識分子群體逐漸放棄了人文精神的堅守和啟蒙者的鐵肩道義。在與權力和資本的共謀中，將道統、政統、學統來往交織成可任意裁剪的幕布，整個社會的符號營造和氛圍編織也從此走上缺乏文化氣勢的路子上去。越來越多的人躲進所謂象牙塔的高校體系里，一任社會人文格調與精神尊嚴被吞噬，既往理論先于實踐的啟蒙情懷被拋舍、遠離，知識分子所行使的職責由人文精神理性的堅守轉變為對飽含經濟意義之工具性效率與效益的追逐。新媒體帶來的文化生態的變革和精神領域的動蕩，在缺乏傳統知識分子階層監督、批評的社會語境里，幾無障礙地蔓延前行，將平凡均質化和庸碌俗常化演變播散為整個社會的集體性潮流。

可是如果一個社會缺乏了具備著厚度與深度的優質美感的話，那么這個社會的精神狀態與寂靜地死亡著又有什么區別？鼓勵并提倡知識分子重返社會，再拾啟蒙的傳統，雖然顯得不合時宜，但卻是為了拯救人類心靈的幻滅和減弱新媒體科技的沖擊而保留一份星火。我們的社會在轉型，媒體也在轉型，但也“唯其轉型”，才更需要有一種清明的理性，一種批判的聲音，社會和文化的轉型不是地球的自轉，社會轉向何處，文化轉成何態，都與人的操縱分不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膽識，在社會和文化轉型期，顯得尤其必要。自救于己方能施救于人，尋思人文精神，重構啟蒙理想藍圖是從反省和自救開始的。一旦知識分子的工作不再滿足于不停地詮釋和解讀世界，而是批判和付諸于行動，那么均質化的社會現實才可以被避免，而新媒體人文精神的建構也才可能得以付諸實踐并最終實現。

就傳播者和受眾個人而言，人文精神的建構則需要通過對現行教育運行機制及其內涵的反思與調整來實現。在現行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尤其是在國內一流大學的運行體系里，缺乏專業人文素養訓練的理工背景出身的管理者占據了多數決策者的職位。他們的教育理念、知識結構和時代成長印跡，決定了整個現行高等教育體制偏重于科技工具理性思維而忽視人文終極關懷的運行理念。當缺乏歷史感的技術中心主義觀念單極突飛猛進時，傳統教育運行機制中所強調的統諧感和非功利化思想，也不得不隨之成為了被淘汰廢棄的過時風景。假設傳統教育理念中所強調的統諧感代表的是一種矜持、穩健和成熟的話，那么現代工具理性指導下的功利性教育理念已經成為了與之背道而馳的商業風景。雖然現代科技教育理念以其永恒的創新意識使得這個世界顯得永遠年輕、進取心與可塑性逐浪高漲，但卻也同時使人類文明中原有的平衡機制與協調進程受到了嚴重地擾亂和威脅，在變動不居中人們像一根缺乏穩固根柢的浮萍一般，浮躁匆忙地逐漸忘記了人類心靈初發時的起航處與目的地。

最為重要的是，當由這種教育理念培養出來的科技觀侵入人類源起神話的建構層面時，人類文明源起狀態時的豐富想象性與天人合一的理念已被重新結構，假“去神話”之名，現代科技教育理念為我們建構起了另一個單薄扁平、缺乏想象力和人文精神的源起神話。人類源起神話的建構并不是任何具化的神話形象，而只是對人類文明源起歷史記憶艱難承接和秉持延續的價值理念。它是人類審美精神的最初源頭，也是人文理性的原始打造，是完全去除經濟力量和權力話語干涉的存在，實際上也更像是人們對自己本真狀態時的心靈記憶和情感珍藏。在內心深處，人們總是需要有一個豐富的集體記憶神話來膜拜和尊奉的。源起神話的尊嚴既是人類“畏天敬地”、“天人合一”自然觀和倫理觀的最高體現，也是人們對生命價值和終極意義的回溯與共享。在這樣的理念支持下發展起來的社會認知和身心結構才是健康、穩固和協調的統一體，也只有在這樣的理念下，人們才可能在混沌的利益場中，堅守住自己的處子情懷，轉化消減現代傳媒科技所布下的符號羅網和審美均質化傾向。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破解當代教育體制下的人文迷思，努力整合藝術與科技之間的界限，對新媒體科技創造者和應用者進行以歷史、藝術、語言為基礎的科技史觀再教育，無疑是當下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之一。或許也只有當我們把一味向外的實踐認知，對物質、能量、信息的無盡索取，真正轉變為反躬自省地自我審視之后，我們才可能真正建立起自由自覺的個體意識，并最終控制甚至消除新媒體科技野性發展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弊端。

對于新媒體的發展來說，人文精神的提出和建構，不必也不可能取消或淹沒商業社會的價值測度，它只是意味著給出另一種文化緯度，指明另一層可能的生存空間。人文精神的存在將會和商業的存在構成社會文明與經濟發展過程中必要的平衡，防止人淪為純粹的經濟動物沿著金錢和物欲的坡道越滾越快。“可以說，商業社會愈是發達，這種平衡的需求愈強烈，兩者之間的擺幅將標示出人們精神空間的寬度。”（南帆，1996：241）新媒體作為轉型經濟的代表，在激活中國風險資本、啟動民間投資和改變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關系上做出了貢獻，但市場卻必須“嵌入”在社會之中統協運營才行。媒體不應僅僅是一種擁有物理性意義并由此形成經濟意義的信息傳播介質和通道，而應當是涵蓋了經濟形象、技術形象和社會形象三重要素的文化綜合體（見圖4，格雷姆伯頓，2007：215）。新媒體作為公共文化事業的一部分，必須在市場經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完全依賴于市場自發調節的“脫嵌”的商業經濟不可能完美發展。在經歷了1990年代短暫地市場社會的夢魘之后，中國蓬勃出現的反向運動，已經出現的“社會市場”（王紹光，2008），都再說明著這一點。對于新媒體來說，也只有把市場重新“嵌入”進社會倫理關系環境和人文主義氛圍之中，才會形成均衡發展的局面，帶來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與成熟。這既應該成為新媒體經濟社會市場運作的法理原則，也應該成為新媒體發展商業規劃的指導思想。

[注釋]

①1967年，美國CBS廣播電視網技術研究所所長戈爾德馬克（PGoldmark）在EVR（Electronic Video Recording 電子錄像）商品開發報告中首次使用了“新媒體（New Media）”概念，用以指代和傳統印刷媒介不同的，基于電波和圖像傳輸技術的廣播、電視、電影等新興傳播媒介。可參考蔣宏、徐劍主編《新媒體導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介紹。

②熊澄宇認為新媒體通常就是指在計算機信息處理基礎上出現和影響的媒體形態，包括在線的網絡媒體和離線的其他數字媒體形式。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02/05/content_2550491.htm。

③魏武揮認為新媒體就是指“受眾可以廣泛且深入參與（主要是通過數字化模式）的媒體形式”，如各種網絡媒體等，LED和樓宇電視不算是新媒體。weiwuhui.com/92.html。

④鄭治認為新媒體即“能對大眾同時提供個性化的內容的媒體，是傳播者和接受者融會成對等的交流者、而無數的交流者相互間可以同時進行個性化交流的媒體”。blog.sina.com.cn/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⑤吳征認為新媒體就是“互動式數字化復合媒體”，是以個人性為指向的實現了全球化傳播的媒體，傳輸載體包括計算機網絡通道和有線衛星電視通道等。tech.sina.com.cn/it/t/66496.shtml。

⑥張大鐘在第四屆中國國際新媒體產業論壇上發言，認為新媒體就是“將數字技術、通信技術與文化產品、媒體傳播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產物”，新媒體不僅在內容產業上創新更生，而且推動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是廣電、電信、移動和技術應用及終端制造等跨行業協作的新型形態。tech.sina.com.cn/h/2008-03-17/1636605903.shtml。

⑦方興東在“中國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新媒體的沖擊》商界名家論壇發言中，認為新媒體是真正實現了社會傳播也就是所有人對所有人傳播的媒體，是讓受眾實現了由被動到主動過程轉變的媒體，如WEB2.0技術以上的博客、網站等傳播媒體。business.sohu.com/20060727/n244479094.shtml。

⑧宮承波認為新媒體在內涵上就是指“依托數字技術、互聯網絡技術、移動通信技術等新技術向受眾提供信息服務的新興媒體”，其具體的外延種類則包含了“網絡電視（Web TV）、網上即時通訊群組、對話鏈（Chatwords）、虛擬社區、博客（blog）、播客、搜索引擎、簡易聚合（RSS）、電子郵箱、門戶網站、手機短信、手機彩信、手機游戲、手機電視、手機廣播、手機報紙、數字電視、IPTV、移動電視、樓宇視屏（各種大屏幕）等”。參見其主編的《新媒體概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這個表述雖然相對清晰，避免了《新媒體導論》中前后交叉的邏輯混亂，但卻仍然存在著模糊處理新媒體和構成新媒體的硬件、軟件以及新的信息服務方式之間界限的問題。同時將移動電視和樓宇電視等在互動性上存在著明顯缺陷的媒體，也納入到新媒體的外延序列中，也是易引發爭論的地方之一。事實上，在筆者看來，移動電視和樓宇電視等媒體形式，都只能算是傳統電視在傳播空間上的延伸和補足，而不能算是以信息形態和傳播方式變遷為主要衡量標準的新媒體樣態之一。

⑨蔣宏、徐劍認為新媒體就其內涵“是指20世紀后期在世界科學技術發生巨大進步的背景下，在社會信息傳播領域出現的建立在數字技術基礎上的能使傳播信息大大擴展、傳播速度大大加快、傳播方式大大豐富的、與傳統媒體迥然相異的新型媒體”；就其外延則包括了“光纖電纜通信網、都市雙向傳播有線電視網、圖文電視、電子計算機通信網、大型電腦數據庫通信系統、通信衛星和衛星直播電視系統、高清晰度電視、互聯網、手機短信和多媒體信息的互動平臺、多媒體技術以及利用數字技術播放的廣播網等。”這個界定從數字技術的發展和傳播手段的進步入手，涵蓋了目前關于新媒體表述的方方面面，但同時也存在著混淆技術平臺和具體媒體表現形式的突出缺陷，在求大求全中將兩者并列，造成了層次不清和前后交叉的現象。參見二人主編的《新媒體導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

⑩匡文波站在互動傳播的立場上認為，新媒體應表述為“數字化互動式新媒體”，其“新”也應該從時代和國際范圍內來理解和應用，而不應僅僅局限于國內，如車載移動電視、列車電視等，在國際上就早已出現，已經是“舊媒體”而算不上是“新媒體”。他認為新媒體可以界定為指“利用數字技術、通過計算機網絡、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服務的傳播形態”。在具體的外延上，則包括了網絡媒體、手機媒體和網絡電視三種類型。參見匡文波在《“新媒體”概念辨析》（《國際新聞界》2008年第6期）中的論述。

11 Intel公司創始人戈登摩爾1965年根據大量數據統計得出的計算機發展理論，認為計算機能力與時間呈現出指數式上升趨勢，即集成電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和性能每隔18—24個月提升一倍，但價格卻會同時下降一半；也就是說，每一美元所能買到的電腦性能，每隔18——24個月將會翻兩番。

12 美國未來學家、經濟學家喬治吉爾德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網絡帶寬發展預測，認為在未來25年內，主干網帶寬每6個月將增加一倍，增速為摩爾定律CPU增速的3倍。

13 哈佛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蘭姆1967年提出的人際聯系網理論，認為世界上任何兩個陌生人之間都可以通過六個人建立起聯系。

14 即完形心理學，1912年發源于德國，該理論主張在觀察現象的經驗時要保持現象的本來面目和整體觀念，反對將其析解為獨立封閉的原子構造主義式的單個感覺元素，同時它也反對完全以物為本，不及心理感受的純客觀分析，即著名的“非心非物”主張。

[參考文獻]

[1]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 宮承波．新媒體概論．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

[3] 魏武揮．新媒體啟示錄之二：特征．魏武揮博客網．weiwuhui.com/91.html．2008-08-06瀏覽．

[4] 魏武揮．新媒體啟示錄之三：支柱定律．魏武揮博客網．weiwuhui.com/90.html．2008-08-06瀏覽．

[5] Patricia Holland. The Television Handbook(2nd edition). Routledge. 2000.

[6]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second edition). McGraw Hill Company. 1964.

[7] 葉啟政．社會理論的本土化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8] 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9] （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下）．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1996．

[10] （英）艾倫格里菲斯．數字電視戰略：商業挑戰與機遇．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

[11] Lawrence Grossman. speech at “Newsroom: Technology: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Sep. 15. 1993.

[12] （美）約翰帕夫里克．新媒體技術：文化和商業前景．周勇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13] （英）格雷姆伯頓．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史安斌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14] 李永剛．互聯網絡與民主的前景．網絡傳播與社會發展．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15] （英）尼克斯蒂文森．媒介的轉型——全球化、道德和倫理．顧宜凡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6] （美）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靜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17] 李彬．傳播學引論．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18] 樊浩．電子信息方式下的倫理世界．中國社會科學．2007（2）：78~89．

[19] 黃希庭．心理學導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0] 孫紹誼．市場轉型中的影像重組：新媒體與文化批評．沖突和諧：全球化與亞洲影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21] 王曉明、張宏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

[22] Paul Virilio. The Vision Machine. Indianapoli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 陳思和．關于“人文精神”討論的兩封信——致坂井洋史．人文精神尋思錄．上海：文匯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