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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時發覺自己對某一課程感興趣，但已經錯過了選課時限怎么辦?已經畢業的學生在對某一領域的深入研究中，發現需要某種課程的知識，而他又不能脫產學習，可否利用業余時間學習這一門課呢?在美國，網絡公開課程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麻省理工學院從2002年開始在互聯網上公布公開課程，目前已將1900門課程掛網共享，耗資超過數億美金。我國在這方剛剛起步，課程的數量和質量都無法和美國相比。好在一些世界級名師的講演已被配上字幕。

一、與興趣物密切接觸的機會

任何取得成就的名家都會像熱戀般與興趣物接觸。在密切接觸過程中，實現了了解、使用及改造它的目的。這里有三方面的需求:

1．實驗室使用的自由:科學實驗是人們認識自然的重要手段。在美國，本科生可以出入一流的實驗室，同教授、研究員等工作人員進行交流，根據個人的興趣，參與實驗室的研究計劃。美國的一些中學生都可以接觸到前沿科技。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一次創新教育研討會上，伊利諾伊州數理中學的校長談起他那些14歲到18歲的學生如何使用磁性量子細胞自動機取代晶體管、如何建立能源轉換實驗室時，在座的中國教育者們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3］。開放實驗室對創新人才的培養十分重要。我國大學也逐漸與國際接軌，引入實驗室開放的機制，但在投入和學生參與的深度方面還存在著差距。

2．對口的社會實踐機會:美國政府非常重視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多稱為“Servicelearning”，意思是“在(社會)服務中學習”。有的州專門通過法案支持甚至強行規定學生必須參加社會實踐活動才能畢業;1993年3月，克林頓總統簽署為“國家和社會真誠服務行動”提供基金的法律，在聯邦政府的直接推動下，服務在美國得到迅猛發展［4］。很多醫學生通過在醫療機構、養老院的社會實踐，使得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提高了實際工作能力。我國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初。1983年，團中央、全國學聯發出通知，號召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周”，標志著我國高校社會實踐活動走向正規化［5］。雖然，我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在思想和素質教育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對專業知識深化的能力還很不足，而后者恰恰是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因素。

3．跨行業協作的能力: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一個人的知識終究有限。但隨著對興趣物認識的不斷深入，經常需要其他相關專業技術人員的協作。科研和創業都離不開跨行業協作。協作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與人溝通的能力。在美國的大學，超過10%的科研項目是通過與企業溝通獲得贊助的。美國大學注重培養學生的溝通的能力，充分的自我表達、幽默風趣、尊重與贊賞、邏輯性強是創新人才的基本素質。我國傳統文化往往使得大學生過度謙虛謹慎、不善言表，這往往不利于尋求協作。

二、探索與冒險精神

探索與冒險精神是一個民族興旺的推進劑，這種精神的發揚光大需要文化、資金和保障等方面的條件:

1．崇尚探索與冒險的文化:探險家哥倫布、發明家愛迪生、物理學家愛因斯都因不懈的探索與冒險而使社會進步，他們是時代的英雄和社會的楷模。在西方，登山、航海、上天甚至一些無實際意義的冒險與競爭，都得到社會乃至統治者的肯定。諾貝爾獎獲得者，化學家保羅•伯格曾說:“研究工作本身也給了我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歡樂———新的發現、開創新事業和進入無人涉足過的新領域———這些都使我感到無比激動和愉悅。”［6］中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儒家反對競爭，崇尚中庸，反對冒險。正如水利學家潘家諍所說:要探索真理，不可能不冒險、不陷困境、不遠離家國、不毀傷身體乃至犧牲性命。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觀以及“成事在天”、“知足常樂”、“退一步想”、“不求甚解”等消極說教，大大扼殺了中國探索創新的活力［7］。

2．容易獲得科研、風險基金:美國政府、高校和企業設立了大量組織和基金支持學生的創新和創業。有的學校為學生創業小組提供最多3000美元的原始資本創辦并經營新公司，或者專門設置“科研推廣中心”，引導學生參與科研活動。美國各大高校還經常組織創業交流會、創業俱樂部等活動如百森商學院設立“創立人之日”活動，當天把全球有影響力的創業家邀請到學校同學生交流座談，成立了創業家協會［8］。我國在風險投資方面剛剛起步，各種創業大賽和基金逐漸增多，但數量和力度尚無法跟美國相比，有的基金的發放有失公允，某些獎項還存在著工具理性等問題。

綜上所述，醫學創新型人才的培育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它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可喜的是，目前中央已經看到了這些不足，把科技創新提到關乎民族興亡的高度。正如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綱要所指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緊緊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帶動生產力質的飛躍，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了使醫學教育能夠培養出高素質創新型人才，有必要在上述三方面縮小與美國的差距，經過舉國上下的努力，我國自己培養的學者一定能躋身于學術的巔峰，錢老的愿望一定會實現。

作者：陳仲楊劉柱單位：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