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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管理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企業并購與并購稅制

①現代產權經濟學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機制和重要組織形式，交易費用是企業和市場分界的唯一變量，要確定配置資源的最佳方式，就必須考慮到交易費用。企業并購在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主要表現為：通過將市場交易內部化，節約市場流通費用，使知識的市場價值在較低成本下得以實現；通過創新組織制度提高組織協調效率，節約管理費用；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及產業的合理布局減少經營不確定性，降低風險成本。企業并購實質上是產權的交易，通過產權交易不僅能夠實現對存量資源的優化重組，而且有利于促進優秀企業的外部快速成長。一般而言，該類交易成交的前提是在不使任何一方的福利或利益減少的條件下，使雙方或至少一方的等量資本能夠為雙方或至少一方帶來更大的收益，也就是說，其中包含著“帕累托改進”的效率實現過程。在投資方式的選擇（將在下文展開分析）中，只要購買現存企業所帶來的收益比直接新建一個企業帶來的收益更大，投資者就會選擇并購現存企業的方式進行投資。從產權所有者來看，在產權去與留的選擇中，只要能夠通過整體產權轉讓獲取更高的收益，實現所有權最大化收益，或者能夠以另一種財產形式實現產權收益率最大化，就會選擇產權的整體出售轉讓，這通常具有長遠發展的戰略性意義；只要通過產權轉讓能夠規避原有的財產形式或產權在繼續保留情形下可能會存在的不斷放大風險，產權所有者就會借助資本市場所提供的風險分散或轉移途徑，選擇資產的剝離轉讓。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并購交易常常是在買賣雙方的效率選擇中得以實現。企業并購交易在促進經濟運行效率的同時，也促進了資本的集中，而資本的過度集中會導致壟斷。

針對并購效率和壟斷的問題，根據美國經濟學家、企業并購效率研究專家哈羅德•德姆塞茨的觀點，優秀企業的良好績效是因為效率而并非源于市場壟斷。在競爭的市場機制下，企業沒有進入與退出的障礙，無論大企業還是小企業，當其生產的產品相同，產品市場價格則相同。此時，成本差異就是各個企業不同利潤的決定因素，有能力獲取超額利潤的優秀企業只能仰仗其成本優勢，這一方面要求該企業能提供滿足市場需求的高質量產品，同時應具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在生產過剩時代，并購是企業實現規模經濟的最佳途徑。也就是說，通過將外部市場交易內部化的并購活動，企業可以實現高效率。高效率的企業可以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同時提高產業集中度，自然也能從高效率、較高的資本集中度中獲得高額利潤。由此看來，如果公共政策從防止資本過度集中角度控制企業并購，該政策或許可能減少市場壟斷，但更可能是對高效率企業的懲罰。

作為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政府課稅不應影響私人部門原有的資源配置狀況，否則，政府課稅就會扭曲市場經濟活動中以獲取最大效用為目的的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或者改變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的的生產者的生產行為，就會影響私人部門應有的資源配置效率，這就是所謂的“稅收中性”。雖然依據稅收中性原則，對企業并購交易產生的所得予以課稅，理論上看似乎毫無疑義（這也是幾乎所有國家的稅收政策理論出發點），但在并購實踐中，多樣性的并購交易方式尤其是交易對價的支付方式使課稅具有現實意義。企業并購交易對價的支付方式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權益性支付方式，其中包括貨幣形式和非貨幣形式，貨幣形式如現金（包括庫存現金、銀行存款和其他貨幣資金）、應收賬款、應收票據、準備持有至到期的債券投資等具有固定貨幣金額的資產；非貨幣形式如存貨、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長期股權投資、不準備持有到期的債券投資等不具有固定貨幣金額的資產。另一類是權益性證券支付方式，其中不只限于并購方企業自己發行的股份，往往也包括并購方企業所持有的母公司股份乃至其他企業股份。如果企業并購選擇的是貨幣性交易，其交易損益的確定性意味著轉讓方企業及其股東從原有的經營中退出，其交易目的是實現即期財產收益，而不是繼續參與原有經營的進一步優化調整。此時，對并購交易所得課稅并不會影響納稅人的決策；但如果企業并購選擇的是非貨幣性交易尤其是以股份作為支付對價的交易，此種情形下，稅收的最佳策略選擇就是對并購實施免稅政策。這不只是因為在當期無法確認交易損益的非貨幣性資產交易會導致征稅的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該類并購交易是以被收購方企業原有經營和原有股東經濟利益得以維繼的方式對存量資產進行優化配置，其效率選擇符合社會經濟運行的需要，如果此時予以課稅，必然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決策，從而會影響企業的效率最大化選擇。現實中，多數國家都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通過規定免稅適用條件等形式對非貨幣性并購交易（主要是以權益性證券作為支付對價的情形）予以免稅對待。

二、課稅對企業并購影響的經濟分析

稅制附屬于國家，以貫徹公共政策為出發點，同時也是與納稅人進行利潤分配的制度。因此，稅制安排不僅宏觀上是影響企業投資并購的外部環境因素，也內在地影響著企業的并購行為。

（一）課稅對投資方式選擇的影響企業投資決策服從于企業發展戰略，企業發展戰略按其實施的領域可劃分內部管理型和外部交易型兩種基本戰略類型。前者屬于基于企業內部經營的產品擴張型戰略，以投資建廠方式進行增量投資是其核心模式；后者屬于基于資本運作的資本擴張型戰略，對外實施企業并購是其核心內容。那么，從發展戰略出發，企業是選擇以新建企業方式進行投資，還是通過并購現存企業方式進行投資，其中不乏稅收因素的指向作用。假設股東個人獲得的股息分配面臨經濟性重復征稅及較資本利得更高的課稅率（這正是大多數國家的現實做法），在此情形下，作為企業所有者，股東的理性選擇應是將股息所得留存于企業使之實現資本化，待出售股權時按資本利得確認并適用較低稅率計稅，即所謂的將“權益”困在企業中（Equiptybecome“strapped”insidethefirm）。關于被困“權益”的實現方式，根據最初的托賓q值②理論，當q比率大于1時，可以發行新股以擴大權益資本比重，這有利于進一步增加企業價值；當q比率小于1時，溢價回購本企業股票更為有利，這不僅可以使部分股東的權益得以變現，而且有助于提升企業的股票市值，提高q比率。但是為避免出現因股份回購而導致股權過于集中所產生的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問題以及借回購逃避股息稅的問題，世界各國大多對股份回購行為施加了嚴格限制或禁止性規定，譬如為限制“選擇”性回購，防范回購后導致股權過于集中的問題，美國稅法規定：回購之后，現存股東所持股份的最大比例不得高于其回購前所持股份的80%。如果股份回購遭致法律的禁止，從稅收角度考慮，企業所有者的理性選擇應是將利潤留存在企業或者用于對外投資。假定股息適用稅率為te，資本利得適用稅率為tg，te大于tg，則當每一美元的企業所得稅后利潤用于分配產生的個人所得稅后所得（1-te）等同于留存企業產生的資本利得稅后所得q（1-tg）時，q=（1-te）（/1-tg）。由此，q值包括三種情況：q大于1；q介于1與（1-te）（/1-tg）之間；q小于（1-te）（/1-tg）。相應地，根據托賓q理論的進一步解釋，均衡狀態的值決定了企業資金的三方面去向：增資擴股及擴大投資；增加企業內部積累或用于利潤再投資；不再計較股息分配適用稅率的高低而發放股息或者轉讓企業。因此，托賓q理論不僅可以用來解釋通過內部擴張所實現的存續企業增長，也可以用來解釋企業誕生與消亡的原因。據上所述，當q大于（1-te）（/1-tg）時，將對企業產生減少股息分配、擴大投資的激勵。那么企業在進行投資時是選擇并購現存企業還是選擇新建一家企業？King通過實踐觀察，發現q值小于1企業的消亡主要緣于被另一企業收購[6]。King在模型中假定并購現存企業存在觀念轉換成本如成本、經理層執行成本等，該類成本的臨界值設為c*。與并購現存企業相比，由于新建一家企業將涉及注冊稅等額外的稅收成本，而且新企業所包含的權益價值只是投資企業利潤q的一部分，其利潤水平低于并購現存企業的利潤水平，因此，觀念轉換成本在臨界值c*之下，投資企業就會選擇并購現存企業，而不會選擇新建一家企業。此時的臨界值可記為q*，即（1-c*）。根據上述分析，可得出的結論是：所得稅是影響企業投資的重要因素，不僅會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對企業擴張的規模和速度也有較大的影響。當企業進行投資決策時，假定Fk代表資本的邊際收益，cA代表并購交易的邊際成本；cl代表新建一家企業的邊際成本，則其投資決策所滿足的均衡條件是：由于對股息所得的經濟性重復征稅，企業的一美元實際值要低于名義值（面值），假定為臨界值q*。當企業選擇新建一家企業時，新建投資的機會成本為所放棄的股息收益q*×［1＋（1-tc）×cl］，應等于邊際投資項目利潤q，即q=q*×［1＋（1-tc）×cl］，其中，tc為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1＋（1-tc）×cl］為每一美元新建投資的付現成本；當企業選擇并購投資（比如采取股權收購方式）時，每一美元并購投資的付現成本為［q＋（1-tc）×cA］，其中包括因納稅扣除而產生的調整成本。當兩類投資的付現成本一致時，則可推導出：只要當購買企業所帶來的收益比直接新建一個企業所帶來的收益更大，企業就會選擇并購的方式。現實中，企業并購投資往往因較低的稅收支付以及較高的利潤水平而優于創建投資。根據King的分析可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可依據3式進行并購決策。如果企業在并購中產生的邊際成本小于cA，則該企業應該選擇通過并購交易實現規模擴張，直到并購交易產生的邊際成本接近cA為止。所得稅稅率對企業并購決策而言至關重要，企業適用的所得稅稅率越高，并購的成本越大，對并購交易的約束也就越大；較低的所得稅率有利于刺激企業并購市場的發展。上述分析將稅收作為影響企業經營決策的一個關鍵因素來考量，其結論也可以從制度經濟學角度進行解釋：通過并購交易，企業得以實現外部交易內部化，這一過程通常被認為是企業替代市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不僅可以節省包括稅收在內的交易費用，而且由于通過企業并購促進了資本一體化的實現，這為企業充分利用差異性的稅收制度及稅收政策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稅收規劃創造良好的機會，從而有利于企業降低稅收負擔，有助于促進企業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的實現。

（二）課稅對并購交易量的影響企業并購作為一種投資行為，其投資規模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包括稅收因素。那么，稅收是如何影響并購交易量的？我們可從稅收對一般投資的影響入手進行分析。假定政府的純策略選擇是采用高稅率th或采用低稅率tl，投資者的純策略選擇是投資或不投資，r代表稅前投資收益率，c代表單位稅收的征稅成本。由“理性經濟人”假設出發，政府對投資行為課稅的高低必將在政府與投資主體之間引發征稅與避開征稅的博弈。不同純策略組合相對應的盈利矩陣見表1.設政府對投資實施高稅率的概率為y，則實施低稅率的概率為（1-y）；設投資者選擇投資的概率為x，則投資者選擇不投資的概率為（1-x）。根據上述模型中的基本假設條件，對政府和企業的混合策略納什均衡求解如下：在th給定情況下，政府對投資實施的稅率越低，th與tl之差就越大，則投資者稅后收益率就越高，投資者投資的概率就越大，即低稅率對吸引投資具有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利于增加政府的稅收收入。反之，隨著投資者稅后收益率的降低，投資者將顯著減少投資量，同時會減少政府的稅收總量。由上述關于稅收對投資行為影響的分析，我們顯然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低稅率對并購活動具有吸引力，有利于促進并購交易的活躍和并購交易量的擴大；高稅率則會抑制并購活動，約束企業并購的活躍程度和減少企業并購交易量。一般而言，鼓勵企業并購活動可以采取免稅和低稅率兩類措施，相比之下，由于免稅的實質是稅收遞延，對目標企業及其股東而言只是減少了現金支付壓力并沒有真正豁免納稅義務，因此，目標企業及其股東可能依然會選擇在低稅率實施的時候實現資本利得，西方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資本利得的“鎖定”效應（Locked-inEffect）。這一方面與政府鼓勵長期投資的政策導向相吻合，同時也說明了具有實質降低稅負作用的低稅率對投資者更具吸引力。

三、企業并購稅制安排所涉及的基本問題

（一）企業并購稅制安排集中表現在所得課稅方面企業并購的實質是相關企業通過產權交易，即通過出售或交換資本項目③而使目標企業控制權實現轉移的過程。這一交易過程往往會引發來自并購方企業、目標企業、目標企業股東及政府等各方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政府在企業并購中的利益表現為稅收。雖然企業并購交易會涉及稅收體系中所得稅、貨物與勞務稅和財產行為稅等各個稅類④，但并購交易過程中的主要稅收問題集中體現在對所得課稅的處理上。這是因為在對企業并購交易進行稅務處理上，所得稅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從產業演進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當企業并購作為產業演進、效率配置，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手段大規模展開的時候，就迫切需要相關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與企業并購相關的具有導向和調節作用的稅收制度應運而生，而且隨著人們對企業并購活動認識的不斷加深，并購稅收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之中。問題是如何運用稅收杠桿對企業并購發揮引導和調節作用，也即是對企業并購是否該征稅、該征什么稅、對并購當事雙方哪一方征稅、采用什么稅率征稅、如何確定稅基等等？由于企業并購交易的實質是產權交易，產權不同于貨物與勞務，往往集貨物、債權、債務及勞動力于一體，通過交易實現的是財產收益或所得，由此，所得稅的作用凸顯。通過對企業并購交易所得的征免稅設定就可以有效發揮稅收的引導和調節作用，充分體現效率與公平兩大稅收基本原則。可資佐證的是，以所得課稅為主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大多都擁有較為完備、詳盡的并購稅制，而以商品課稅為主的國家（包括我國），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國家，由于以商品課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對企業并購交易課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類國家的稅收制度對企業并購的規定及處理大多較為簡單。

（二）免稅并購及免稅并購適用條件的設定由于企業并購有著多種多樣的交易形式，因此，西歐、美國、加拿大、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大多數OECD國家，也包括我國，都從稅收的角度對并購交易進行分類區分，將企業并購劃分為應稅并購與免稅并購。從根本上說，該劃分更多地是出于稅收效率與稅收公平的考慮。基于稅收效率的基本考慮是：對并購交易相關各方的經濟地位或者投資者利益的持續性沒有發生變化的企業并購交易，沒有理由征稅，這首先需要從并購交易的支付形式上進行區分，如果不考慮并購交易形式而對企業并購交易課稅將違背經濟效率原則。從經濟實質上說，對并購交易免稅的目的在于矯正稅收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就交易者整體而言，只是稅款的遞延繳納，并非是徹頭徹尾的免稅。對應稅并購與免稅并購進行劃分的關鍵在于對免稅并購適用條件的設定，如何設定合理有效的免稅并購適用條件事關交易各方的稅收待遇和國家的稅收利益以及并購稅制的價值取向。世界各國通常都從鼓勵并購、防范避稅、保證公平、便于操作的角度對免稅并購適用條件進行設定，其基本考慮是：適用條件不僅應有利于從法制上對復雜的企業并購活動進行規范，而且在實踐中應易于執行運用，能夠成為征稅機關和并購交易當事各方處理并購交易業務的稅收準則。

（三）完善并購稅制的時機選擇企業并購的實質是產權的交易，從稅收角度上看，必然涉及所得稅問題。在并購所得稅制建設方面，大多發達國家都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法律制度。相比較而言，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在設立稅法時，卻常常忽略對企業并購制定針對性的專門規定。究其原因，并非是這些國家缺乏并購交易活動，實際上，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民營化及隨后的企業所有權結構的改變，以及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債券市場的不斷完善，這些國家的并購重組活動將日益活躍，使現存企業能夠正常運營已不是最優化任務，最優化任務是推動現存企業進行強強聯合以及強弱聯合的并購重組，這是使現存企業更具活力、不斷壯大的重要途徑。雖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的企業并購交易在金額方面與發達國家尚無法相比，但從并購交易數量上看，可能并不比發達國家少，對相關稅收政策的需求其實已經非常迫切。這些國家缺乏關于企業并購的稅收政策規定可能是因為這些國家以商品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對企業并購交易的不適應性，以及所得稅制不成熟尤其是缺少對資本利得征稅的系統規定。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不斷提升以及所得稅地位的不斷提升，發展中國家及經濟轉軌國家應如何制定有利于至少不阻礙企業并購重組的稅收政策就顯得十分迫切而且重要，由此，應及時完善稅收政策供給以滿足國內發展需要和適應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格局。對跨國并購投資者而言，當投資者發現本國的稅收制度與他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稅制并無二致時，不僅有助于提高其對投資效果的預見性，同時能夠增強其對跨國投資的信心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作者：金哲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