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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外匯儲備，是指各國貨幣當局持有的以國際貨幣表示的流動資產，在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當代經濟社會，外匯儲備對于一國經濟的穩定發展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連續十多年保持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儲備規模逐步增大。根據央行的報告顯示，2009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達到21316億美元，同比增長17.84%，是全球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日本的兩倍。同時，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加人WTO中國外資政策逐步開放，經濟高速增長，在此期間，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迅速擴大，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1986年流入中國的合同FDI總額僅為33.30億美元，實際FDI總額為22.44億美元。自1992年以來，FDI占全部利用外資的比重就超過了50%，此后該比例逐年增加，中間略有波動。2008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1083.12億美元，較2007年增長29.68%（中國商務部，2009）。FDI已經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

那么中國FDI的大量流入與外匯儲備的巨額增加是否有關呢？影響究竟有多大呢？理論上講，首先，FDI的流入直接增加了中國外匯流入量，使得外匯儲備增加；其次，FDI的流入會帶來出口的增加，但另一方面又會使資本輸入國技術、原材料、設備等的進口增加，而這兩方面必然會影響國際收支的經常賬戶，從而間接影響外匯儲備.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1986-2008年的年度數據，實證檢驗FDI、出口這兩個國際分工主要變量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以探索從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的角度去改善由高額外匯儲備引致的相關問題的有效途徑。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學者的研究

FDI對外匯儲備的影響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重商主義時期，托馬斯·孟（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認為，國際收支順差是一國財富增長的源泉，但只有貿易順差才真正帶來財富增長，而資本的流入則不會。從而使得外資在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不利于一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且對一國外匯儲備起消極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RobertA.Mundell，1957）最早提出投資與貿易的替代模型。他從標準的兩國貿易模型出發得出以下結論：障礙性投資會刺激貿易，障礙性貿易會刺激投資，故兩者是完全替代關系，資本跨境流動會使得一國國際貿易惡化。

H.Chenery和A.MStrout1966年提出“雙缺口”模型，主張外資的流入可以同時彌補發展中國家國內儲蓄不足以及貿易逆差兩個缺口，是平衡國際收支的重要手段。但他只考慮到FDI對國際收支的當期影響，并沒有考慮到FDI流入的長期影響。

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K.Koyimo）教授，對蒙代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他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已不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在此基礎上，投資國可以集中精力創造和開發出新的技術和比較優勢，從而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因此認為國際投資并不是直接替代國際貿易，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進作用。在很多特殊情況下，國際投資可以創造并擴大對外。

（二）國內學者的研究

FDI是中國最主要的外資流入方式，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增加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目前許多學者研究了FDI流入對國內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匯率等多方面的影響。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探討了外匯儲備規模增長的多方面經濟后果。

何青、楊曉光（2003）通過建立一個多元線性方程組，測算FDI對中國外匯儲備的長期影響。他們發現其影響因子為0.63，FDI對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已經接近出口對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并且有逐步增強的趨勢。

姚宏善、楊海叢（2005）運用協整方法分析影響外匯儲備的多種因素，認為FDI、出口和GDP與外匯儲備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些因素共同促進了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

朱金生、楊維梁（2005）運用基于錢納里、斯特勞特的“雙缺口”模型，建立FDI與外匯儲備的關聯模型，發現兩者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

周靖祥、劉渝琳（2007）認為FDI對外匯儲備的貢獻可歸結于貿易順差來源和直接的資本項目來源兩個方面。相對于出口商品貿易，FDI對外匯儲備增長的貢獻更大。

楊記軍、王榮濤、肇啟偉等（2008）對1985－2006年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增長之間關系的檢驗表明，外國直接投資是促進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重要原因。

通過以上文獻簡述可以發現，FDI對中國外匯儲備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關系，但是本文希望通過實證檢驗FDI、出口這兩個國際分工主要變量對外匯儲備的影響，以探索從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的角度去改善由高額外匯儲備引致的相關問題的有效途徑。

我們將在上述文獻基礎上，首先從定義出發建立一個外匯儲備增長與FDI流入的模型，借用協整理論建立FDI與外匯儲備之間的動態方程，然后運用前面建立的方程進一步具體分析FDI對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貢獻，并對中國外資政策提出相應的建議。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選取

（一）模型設定

一國的外匯儲備是本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可以用于平衡國際收支的資產，主要來源于本國國際收支順差。沒有特別說明時，國際收支盈余或者赤字都是指IMF倡導的綜合差額，它通過一國變動官方儲備來彌補國際收支不平衡。一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包括四個方面：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儲備資產、凈誤差與遺漏。而凈誤差與遺漏相對而言數額較小，可以忽略不計。于是我們可以得到如下會計恒等式：△FERt=CAt+KAt。

其中FER表示第t期的外匯儲備量，△FERt則表示了第t期外匯儲備的變動額，CAt表示第t期的經常項目余額，KAt表示第t期的資本與金融項目余額。進一步的我們有：CAt=EXt-IMt，KAt=FDIt+△Dt。其中EXt表示第t期本國產品的出口額IMt表示第t期進口額，FDIt表示第t期外商直接投資額，△Dt表示第t期除FDI外資本與金融賬戶的變動額。

在此，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主要的分析目標，可以對△Dt進行忽略不計：△FERt=Ext-IMt+FDIt。

則上式便大致表現了對外匯儲備增長具有影響的三個經濟變量，可以運用這幾個變量來共同解釋。其中FDI和出口對外匯儲備的影響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二）數據選取

本文采用1986-2008年的年度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直到80年代中期，中國才開始深層次的經濟改革，之后的FDI和FER的數據比較穩定和較能體現他們之間的關系。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歷年實際利用外資額（FDD、產品出口額（EX）、進口額（IM）以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歷年年末外匯儲備額（FER）。為了幫助消除異方差，更好的說明各變量間的關系，提高方程的擬合度，對實際數據時間序列取其對數。

四、模型的檢驗

（一）ADF檢驗

由于經濟變量一般都是非平穩的，具有時間趨勢，如果直接進行回歸，就可能產生偽回歸現象。所以，對非平穩變量間進行回歸分析，首先應該考慮和檢驗變量的平穩性。

單位根檢驗表明，變量INFDI、LNFER、LNEX、LNIM的水平序列不能通過ADF檢驗，即這三個變量是不平穩的，對其進行一階差分仍沒通過ADF統計量的檢驗。通過二階差分后的結果如表1所示，四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的ADF統計量的值均小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因此，變量INFDI、LNFER、LNEX、LNIM都為I（2）平穩序列。

（二）協整檢驗

ADF檢驗變量的平穩性之后，就需要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關于協整關系的檢驗有很多，本文利用Johansen提出的協整似然比檢驗法來判斷多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即驗證四者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到協整檢驗的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3和表2的結果可以得出，協整檢驗的特征根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對應原假設none的檢驗統計量均大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絕無協整關系的假設。說明INFDI，LNFER、LNEX、LNIM四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而且根據atmost1、atmost2、atmost3的統計檢驗量值均大于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這五個變量之間存在不只一個協整關系。現得協整方程如下：LNFER=11.83FDI+9.01LINEX（2.52）（2.08）

根據協整檢驗得知，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出口，進口與外匯儲備存在長期均衡穩定的關系。由協整方程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與我國外匯儲備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從方程的回歸系數情況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的貢獻最大，出口的作用次之。

方程結果表明，我國貿易出口和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這既符合經濟理論又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按照經濟理論，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直接影響外匯儲備，也可以通過間接過程即通過促進出口來影響外匯儲備。通過協整方程，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的作用比較大，一單位對外投資的增加，可以增加11.83單位的外匯儲備。而出口一單位的增加，能使外匯儲備增加9.01個單位。外商直接投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出口對外匯儲備的作用。這似乎不合乎經濟理論。但是，認真分析下我國出口貿易存在的問題，就不難發現其奧秘了。長期以來，我國貿易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其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較大，外商直接投資的間接作用較為明顯。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進一步分析有關的時間序列與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我們進行了格蘭杰因果檢驗。從所得到的結果分析得出（見表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外國直接投資、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和實際匯率都是外匯儲備的格蘭杰原因。

由格蘭杰檢驗結果可知，在5%的顯著水平下，進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是影響外匯儲備的因素，但是外匯儲備的增加不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的的影響是單方面的。

五、實證結果分析與結論

（一）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采用1986-2008年時間序列數據，運用ADF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出口貿易與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FDI流入的確提高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解決了中國長期的資本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FDI可以從增加外匯、影響國際貿易、促進經濟發展、通過匯率機制等多渠道影響一國外匯儲備。其中，出口和經濟增長對外匯儲備具有正向作用。就中國情形而言，我們發現FDI、出口、進口、外匯儲備均為不平穩的Ⅰ（2）過程，但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可以認為，FDI、出口、進口、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長期決定因素。從長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等都對外匯儲備有格蘭杰因果關。

分析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對外匯儲備變動的影響“不能簡單地利用會計平衡方程直接計算”而應該綜合考慮影響外匯儲備變動的諸因素，只有這樣才能比較全面地認識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實際貢獻。我們的研究證明，FDI可以通過各種機制影響外匯儲備的積累，FDI可以直接影響外匯儲備，也可以通過擠出效應，技術外溢和對進出口的影響等多種渠道對外匯儲備造成影響，FDI對外匯儲備的影響還是不可忽略的。國內的許多學者通過誤差修正模型對短期內FDI對外匯儲備的影響做出實證分析，證實在短期FDI對外匯儲備的作用要大于出口對外匯儲備的貢獻。

（二）政策啟示

FDI與外匯儲備之間的相互關系十分復雜，其中涉及國際貿易、國際收支、外資、外匯政策等各個方面。本文運用的模型方法直觀地表現了FDI與外匯儲備兩者之間的一些必然的影響，當然這兩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大量FDI進入中國市場，必然會對外匯儲備施加重大影響。這就需要政府采取合理的外資政策，進行穩妥的宏觀調控、改善投資環境、協調好FDI與外匯儲備之間的關系。

第一，優化外資流入產業結構。一國FDI的引入不應該是盲目的，必須能夠優化產業結構，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效率。中國下一輪吸引外資，需要從可持續發展、產業結構、本地市場需求等方面來考慮，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產業，鼓勵互補性外資流入，限制替代性外資的流入，引進一些高質量的外資，促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

第二，從“激勵型”外資政策向“規則型”外資政策轉變。觀念要從行政引資、追求外資規模，向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引資轉變。通過對外資實施國民待遇營造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減少了“假外資”的流入。要由以往的“規模型”為主的引資政策轉為“效應型”為主的引資政策，增強培養國內企業的競爭力。

第四，區域性外商投資調整。中國可以通過區域性外資優惠政策，引導FDI進入不發達地區，尤其是東北老工業基地和西部地區。這些地區整體上經濟科技落后，投資環境要差于沿海地區，這就更需要FDI的進入帶動不發達地區的發展。

第五，完善中國投資軟環境。中國正在逐步開放資本市場，但股市混亂、信息披露不完善、管理乏力等問題使得部分優質FDI不敢進入。政府應該保持國家整體宏觀政治、經濟環境的穩定；完善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建立公平競爭、統一開放的市場環境；加強股市監管、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和透明度，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