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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經濟法學研究的方法梳理

經濟法學方法論是研究經濟法學各種方法的綜合，是關于經濟法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論，其核心就是經濟法學研究方法，而經濟法學研究方法是一個提出、確立、成熟的過程。由于經濟法學與民商法、行政法及社會法學的內在關聯性，所以經濟法學的研究需要以既有的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為基礎。張守文曾指出：“要創立和發展經濟法學的方法論，首先需要明確經濟法學可以適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礎上，才能解釋各類基本研究方法之間的聯系，說明各類研究方法的價值。”因此，經濟法方法論、方法的選擇及方法的類型化的梳理是對經濟法研究方法體系化研究的基礎。

（一）經濟法學方法論的研究

從方法論資源的角度講，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資源包括法學和非法學兩個方面。兩種方法論資源的選擇需要適用不同的方法，對于法學方法論，要根據經濟法學科的特殊性選擇相關的方法，而對于非法學方法論，則要根據學科自身和處理問題的特點，選擇聯系最緊密的方法。從研究方法層次和體系的角度講，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層次分為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學方法為基礎來構建經濟法學特有的方法論體系。經濟法學方法論的研究應該分為總論和分論，總論主要研究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形成、體系與構成、邏輯關系、基本原則等，分論主要研究經濟法學研究方法解決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問題。從研究方法的本質、功能、層次等角度論證經濟法的方法論問題，從本質上講，經濟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觀性、主觀性、時代性和多樣復雜性的特征；從功能上講，方法具有規范思維方向、正確把握客觀現實的能力；經濟法學研究方法應當包括哲學抽象方法、借鑒其他學科方法和經濟法學科研究方法三類。方法是方法論的重要構成要素，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層次包括哲學意義上的一般方法和反應經濟法本質和特征的具體方法，他以人們對社會關系認識上的制約因素為基礎，論證了經濟法學所具有的兩個基本方法論，即整體主義方法論與和諧辯證方法論。從方法論體系構成的角度分析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分類，“經濟法學的研究也可以從三個層次予以展開，一是應然法層次，討論經濟法應當是什么，采用價值評判的方法；二是實然法層次，討論經濟法實際是什么，關注經濟法規和立法技術，采用邏輯分析和語義分析法；三是社會事實，即經濟法對社會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會實證分析法學。”從經濟法學方法論中不同研究方法關系對比的角度對經濟法學的研究做出闡述，“經濟法學作為新興的法學學科，需要重視傳統法學方法的運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優化組合：形而下層次與形而中、形而上層次相結合，側重形而下層次；立法研究與執法研究相結合，側重執法研究；定性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側重實證研究，尤其是執法實證和案例實證研究；‘主義’研究與‘問題’研究相結合，側重‘問題’研究。”

（二）我國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選擇

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選擇問題主要是由經濟法學研究中的“獨立性”引起的，具體涉及經濟法學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體系如何構建，經濟法學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論、法學方法論及相關學科方法論為基礎構建自己的方法論體系。經濟法學未來發展的關鍵在于如何選擇和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經濟法學在處理和選擇相關學科研究方法時應當注意以下問題：概念與含義，含義更重要；觀點與論證，論證更重要；定性與設計，設計更重要；分化與綜合，綜合更重要；總體與結構，結構更重要；個體與整體，整體更重要；平面與立體，立體更重要；法律與經濟，經濟更重要；當代與后代，后代更重要；傳統與現代，現代更重要；借鑒與原創，原創更重要；靜態與動態，動態更重要。經濟法學研究方法是整體方法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體系，不僅需要明確是否應該創立符合自身特質的方法論體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論資源的問題，而且還應針對具體情況，對不同的方法作出適當的選擇，具體包括共通方法的選擇（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經驗方法、橫斷學科方法）及專門學科方法的選擇（經濟分析方法、社會分析方法等）。從法律關系中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體對研究方法的選擇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方法選擇要符合主體目的性；二是方法選擇要滿足客體適應性，方法并不是純主觀的，體現了客體的某種需求。

（三）我國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類型化

有些學者曾提出經濟法學應當側重發展的研究方法，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比較研究的方法和經濟法基本理論與專業經濟法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法學研究方法、遵循適合性與移植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廣泛采用實證性和假設性結合的研究方法”，“比較法律法、法的經濟分析法、關注國際經濟法”。

這些學者都是從經濟法學科特殊性的角度，論證了經濟法學研究應當側重適用的工具和選擇方法的路徑，而這些方法大都可以歸類到法哲學研究方法、法律史學方法、實證研究方法等具體方法論體系內。

1．法哲學研究方法。法哲學在經濟法學研究方法中的應用主要體現為價值分析的方法，通過法哲學的研究方法，能夠論證經濟法的基本價值范疇，即包括公平、正義、秩序、自由和競爭，這些都是經濟法最“原始”的理論基石，經濟法學制度和體系的構建、規則的制定和闡釋都需要以它們為基礎。經濟法學價值的基本范疇是經濟法理論大廈的基石，經濟法所有的制度構建、原則確立、規則內容設計都要以它們來判定和闡釋。同時，法律的理論和價值是內在的也是互動的，通過經濟法學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反饋法哲學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對法理學理論貢獻的大小是部門法成熟程度的標志之一，目前經濟法對法理學的理論貢獻不太多，影響了經濟法學科與其他法學學科之間的交流，影響了經濟法學學科在法學界的學科評價和學科地位。”從本質上講，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的學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疇是其成熟的標志。范疇作為一個學科的基石，為學科的存在和發展提供系統化、科學化的理論框架。經濟法的最基本范疇包括經濟社會的發展、整體社會經濟利益的協調和國家的經濟安全，即發展權、分配權（公平權）與安全權三位一體，同時可持續發展理念也應融入到經濟法的內涵中，經濟法追求整體利益發展的理念，經濟法要實現機會公平與分配公平、代際公平與代內公平的目標等。

2．法史學分析法。從一般意義上來講，歷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門學科所最常用的學科分析工具。對經濟法學史的研究能夠揭示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規律、能夠確保沿著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學觀點把握現代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軌跡以及尋求外國經濟法制度與中國法律文化的結合點。史學研究運用到經濟法學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學史的研究方法。從學術史的角度講，展開中國的經濟法學學術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發掘積淀、揭示脈絡和提升規范，能夠以此梳理學科的知識體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疇），能夠剖析觀點、理論和學說的成因與流變，總結學科發展的成就與經驗、教訓，促進中國經濟法學的發展和成熟。17開展和加強經濟法學說，尤其中國經濟法學說史的研究，能夠對中國經濟法學的成就及其貢獻做出恰當的評估，對中國經濟法學的發展趨勢做出科學的預測。

3．經濟學分析方法。經濟法學中的經濟學支點包括成本效益理論、供給需求理論、博弈理論、交易費用理論、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等等。經濟法學者運用經濟分析的方法，主張運用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和評價經濟因素影響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實現法律的經濟效益目標。從經濟法產生上來講，無論是在西方國家，還是在我們中國，經濟法本身就具有“經濟性”。因為，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經濟政策”和所依賴的“經濟形態”。“經濟政策”反應了統治階級對經濟的態度，如戰時經濟法的產生；“經濟形態”則影響“經濟政策”的產生，如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人們信奉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國家干預思想對經濟法的參與降到最低。因此，將經濟分析的方法運用到經濟法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經濟法和經濟政策構成了制度的正式規則的一部分，制度規則同時也包含著大量的非正式規則，對于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變遷的速度是不同的。……國家對經濟生活的政策調整和立法變化往往形成對制度變遷的推動。”同時，“經濟分析”是一種工具，波斯納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中指出：法律的經濟分析的實證作用在于解釋法律規則和結果現狀而非改變法律規則和結果。

4．比較分析方法。比較法學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門法之間研究方法的互動和借鑒。有學者認為，經濟法學研究應當注重不同國家或地區商品經濟關系及其法律秩序的異同，對此進行充分的比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雖然國家的性質不同，但對經濟發展的需求相同，都向著高級經濟模式發展，但是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路徑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經濟發展路徑，有的是計劃基礎上的經濟發展路徑，所以要對比不同國家間的社會經濟條件，這種經濟基礎上的差異必然產生個體個性。第二，經濟運行中的基本規律是經濟法規范的客觀內涵。比較經濟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會制度國家經濟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經濟秩序的差異性，并給出科學闡釋，才能夠構成具有普適意義的比較經濟法學。

5．社會學法學研究方法。經濟法的社會性是以“社會本位”為基礎的，社會本位體現的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法律本位思想。從社會利益的角度講，經濟法價值的具體表現，“社會利益本位是經濟法價值的實質，經濟安全、經濟秩序、社會正義、整體利益、經濟民主、經濟自由等經濟法價值是利益的具體表現。”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社會分工更加多元化，社會主體之間的依賴性更強，社會公共物品供給成為社會主體普遍關注的問題，權利保護從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社會中間層主體”的迅速發展，經濟法的社會基礎更加復雜，這使得經濟法學研究應當注重社會學法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應用與發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經濟法學的研究方法還包括系統分析與整體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結構功能方法、語義分析法等等。

二、我國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發展的過程都需要不斷的反思，以求創新。經濟法學作為“年輕”的部門法，更需要對自身的理論發展進行反思，在這其中研究方法“首當其沖”。經濟法作為克服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一種制度，既要解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實際問題，又要兼顧國際社會的影響，這要求經濟法學研究方法具創新性、開闊性和綜合性。

（一）基于“問題導向”進行經濟法學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經濟法學研究方法中的“問題主導性”。經濟法學理論的研究一定要注意“問題意識”和“問題背景”的結合，從大量豐富的實踐問題出發，進行深入細致的全面研究，這是經濟法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研究某一問題時會發現，當問題的研究出現若干子問題的影響因素時，就會產生“問題主導性”。經濟法學研究中的“問題主導性”是指，當研究某一經濟法學問題時既存在國內因素的影響又存在國際因素的影響時，應當先考慮和解決哪個因素。民法和經濟法區別的關鍵在于受國際因素的影響不同。民法多為屬地管轄，域外影響有限；而經濟危機的影響的是全球性導致經濟法學的研究當然受國際因素的影響。其時，在研究經濟法學時，本國經濟因素的影響常常處于“被動地位”（這要與“主要地位”相區別，國內經濟法學的研究歸根結底要以本國因素為主），而“國際因素”經常處于“主動地位”，如經濟周期發展是不分國界的；再如，中國加入WTO后，為了證明自己具備WTO成員資格的充分性、為了證明自己具備市場經濟國家的條件，不斷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壟斷法、涉外知識產權的保護、涉外經濟貿易立法等等。正確認識“問題主導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時關注世界經濟政治關系對經濟法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及時的完善本國的經濟法律體系。“經濟法應當正視理論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論的成果基礎上，結合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進行自主創新，實現經濟法研究范式的轉型和研究成果的創新，構建一套科學的經濟法理論范式和有效的經濟法具體制度，使之成為最具有知識產權的法律部門。”中國經濟法學研究要堅持“批判與反思”的的研究態度，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研究的構建要協調，要時刻保持理論指導實踐應用的先進性。應當從兩個方面進行反思：一是經濟發展史的要求，不能類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過總結學科的價值理念、知識結構、邏輯體系來分析經濟法學的特有問題。對于為什么要研究經濟法學的特有問題，以經濟法與民法的區別為例，從產生和發展歷史兩個角度分析兩者研究問題的差別。從兩者的產生上看，民法是確權的基本制度，是一種制度創造，而經濟法制度是政府干預市場活動之法，是對已有法律狀態的調整；從歷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長期的、規律性的社會發展進化過程中形成的，而經濟法則是一種矯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時候是“危機應對法”，是對民法所確認和保障的權利及其運行結果在特定情況下的一種矯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對市場的干預或調整。兩者在完整性和嚴密性方面存在差異的重要原因。這些決定了經濟法與作為市場經濟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問題上的差別性。二是經濟法學研究的經濟性要求經濟法學的研究必須關注時代特征，如當前的金融法研究應當立足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過既有的經濟法學研究體系和研究方法提煉出“經濟法問題”，再針對“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最后總結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基礎。2．經濟法學研究中“中國問題”的特殊性。經濟法的任務就是解決“兩個失靈”，經濟社會轉型期經濟法學研究問題的特殊性主要體現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特殊性。而經濟社會轉型涉及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這就要求市場調節方式的轉型、國家干預方式的轉型，這是獨立主權國家角度的轉型；從世界范圍來講，由于全球化的影響，他國經濟社會轉型對本國經濟社會轉型也有重要影響，這種“外來因素”是轉型期經濟法學研究必須考慮的因素。轉型期經濟法學研究“問題”的特殊性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從經濟法產生、發展的路徑上分析，“兩個失靈”所依托的“載體”的形成路徑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的路徑是由經濟自由放任到國家強制干預、調節，由單一民商法到經濟法的產生；而中國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的產生由國家全部計劃到部分放開、再到引入市場因素、轉變政府職能，經濟法的產生由黨政領導、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經濟法逐漸同世界經濟法總體發展相趨同。

其次，“市場失靈”的前提不同。從市場經濟體制形成路徑上講，資本主義國家遵循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路徑；而中國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主要不是由于生產力逐步發展、不完全是社會經濟矛盾自身運動的產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導致的，充分體現了國家全盤主導、完全計劃。這就導致兩種經濟法學研究中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的調制基礎的差異性，即“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特征不同。因此，雖然目前各國經濟法學研究較為“趨同”，但基于上訴經濟法產生、發展路徑的差異。中國經濟法學的研究方法、路徑依賴也有其特殊性。轉型時期經濟法學研究必須立足于本國不同時期經濟社會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經濟全球化和經濟法趨同，不同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的歷史考察也是必要的。中國經濟法學的研究要把“中國性”①和“開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為同意中國市場“特殊性”是在承認當今世界市場的普遍性基礎上的。因為市場有其自身的價值和選擇規律，“市場經濟具有自由的載荷，計劃經濟理性具有專制和集權思維載荷，……。市場不是可以隨意替換的‘范式’，而是一種自由關聯”。

所以，因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產生的“市場失靈”理論仍然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主要方法，但要對解決問題的基礎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轉型期中國經濟法學研究的重點應當放在“研究方法的轉型”上。具體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較研究；學科的產生、發展路徑不同；跨學科研究在經濟法學研究中的特殊性；對傳統多元法學研究方法的“側重”性研究等。經濟社會轉型主要包括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的轉型和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型。前者涉及政府職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預權的范疇。如何使政府職能的轉變體現在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實際操作中是經濟法學研究的重點。經濟法學研究要求能夠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具體“問題”，同時要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具有系統性，能夠積淀理論基礎。因此，經濟社會轉型期經濟法學的研究要對經濟社會的制度背景有系統的考察，包括同一國家不同經濟社會時期的研究及不同國家同一時期制度比較的研究。其中對經濟法學研究有核心影響的是不同經濟社會時期經濟史學研究方法的歸納、總結和利用，對不同經濟社會時期的國際關系理論方法要有互動研究，即不同時期經濟社會制度背景的研究與跨學科的歷史范疇研究是經濟社會轉型期經濟法研究的重點。

（二）我國經濟法學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

1．比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關于比較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有學者認為，一是比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學者在進行比較時，一方面對外國某項法律制度的產生背景、適用狀況、實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對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實施狀況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斷優劣的標準不科學。不少學者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作為判斷優劣的標準，把外國的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當作定理來衡量中國的法律制度；當發達國家之間存在不一致時，就以我們“似乎了解”的那個國家作為標準。三是比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為了批判我國的相關制度。與此同時，實證方法在我國法學界卻被忽視。多數學者習慣于埋頭做案頭研究而缺少實證研究，沒有實證資料將可能使我們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們所推崇的外國、又不了解我們想要改造的中國的情況的基礎之上。目前經濟法學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為比較的場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陳甦的觀點，在我國立法實踐中，既然我國社會實際生活中還沒有出現或沒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情形，立法者假設將要發生此種社會情形并進行預設立法。如在論證我國金融立法的完善時，美國1929年的經濟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社會背景與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賴的政治基礎與權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須考慮的事實。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別是金融監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沒有分析、挖掘“中國特有金融監管問題”的基礎上，借用域外社會場景來進行預設立法，這種比較一方面有可能解決不了中國金融發展中將會出現的實際問題，也可能喪失中國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

2．歷史學研究方法內容單一。經濟法學研究中的歷史研究方法的運用較為單一，主要是運用傳統法學研究中的法律史與法學史分析方法。同時，對經濟法學史學研究方法不夠重視，從學術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國經濟法學史研究》。經濟法學以解決經濟社會中具體問題為核心，所以要對經濟法學不同分學科的發展史和學術史進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領域缺乏世界貨幣史的深入分析；反壟斷法領域缺乏“壟斷”、“競爭行為”等與市場規制有關的市場經濟發展史的研究。

3．缺少跨學科的綜合分析方法。有跨學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統、準確的跨學科研究，存在誤將其他學科理論“方法化”的情形。經濟社會的轉型不僅要考慮國內因素，還應當充分認識國際因素的影響。因為全球化時代，存在更豐富的政治經濟關系需要相互依賴、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協調需要在經濟立法上得以體現。而目前的國內經濟法的研究，無論從范圍上、還是從研究方法的角度講都缺少“跨學科研究意識”。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創新監管規則的缺失和金融監管權的錯配，而造成“缺失”和“錯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產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這正是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統的跨學科知識構建的結果。

三、基于中國問題的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重構

（一）比較研究方法的科學化

比較研究方法的科學化主要體現為立足于中國問題，選取正確全面的比較素材。選擇正確的方法發現中國法治進程中的實際問題，圍繞問題先進行本國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選取代表性的國家或地區的制度進行比較，對采取的措施進行社會適應性比較。以金融法為例，在銀行破產立法中，很多學者呼吁盡快出臺銀行破產條例，原因是金融危機后不具有系統風險性的銀行出現“破產情形”時，應該及時退市，應該適應國際上銀行破產法的發展需求，但是中國的銀行業是否具備了破產的能力，是否具備破產的社會基礎還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其必要性，單存的做“危機假設”和“域外立法倡導”就急需進行銀行破產立法，那么社會普通民眾可能會很“驚訝”，商業銀行在我國破產的也只有1998年破產的海發行，且后續的清算處理遲遲不能解決。因此，比較研究方法科學化的關鍵在于中國特有問題的發現、中國問題社會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國問題發展的合理預設。有學者指出，“比較法研究應認清中國法律現代化的特定時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協調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維與中外之維。在承認和推進普適法律價值的同時，堅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從研究方法層面，任何特殊性問題的提出和處理均建立在對特定社會和制度實踐進行體察的基礎上。在這種意義上，提出特殊問題的前提在于對特定社會和制度實踐的基本方面有整體性了解，同時在這一層面展開某種基礎性的比較，至少對所比較的不同法域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和歷史文化傳統有基本認知。”

（二）史學研究方法多樣化

法學學說是中國法學發展的知識背景，通過研究法學學說史，有助于尋求法學的思想性與本土性；法學學說史是法學研究者追求學術理想的內在動力，也是倡導學術自由，形成不同學術特色與學派的基本出發點；中國的法學學說史是法學研究和發展的理論依據；中國法學要想獲得真正的發展與轉型，就必須要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要面向中國的法制實踐，倡導“以問題為導向的”的研究方法。多元的史學研究方法能夠為經濟法解決復雜的經濟社會問題提供有效的方法論基礎。歷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體經濟制度史的研究和相關經濟理論發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難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貨幣史；要研究財稅法就必須了解公共財政理論；要研究反壟斷法就要深入研究“壟斷”、“競爭行為”等與市場規制有關的市場經濟發展史，也即從簡單的商品交換到一定規模的商品經濟再到發達的商品經濟等不同階段的市場主體行為變化的歷史分析。經濟法學研究的基礎是兩個“發現”：即經濟問題的發現和法律問題的發現。同時，兩個“發現”又是互為基礎的，經濟法問題的發現有賴于經濟問題的提煉和反饋。因為經濟法是“國家干預”之法，它不會像民商法那樣預先給權利主體設定一個合理的“權利框架”和“合法行為模式”，經濟法學的研究模式是通過對經濟現象的分析，提煉出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然后國家在設計一定的法律框架對“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國家干預，以更好的維護市場秩序、應對經濟危機。

（三）強化跨學科式的綜合分析方法

經濟法的特征包括綜合性，綜合性體現為公法與私法因素的綜合、法律調整手段的綜合、調整內容的綜合等。因此，多學科研究方法的綜合是調整經濟法律關系的必要途徑。例如，我國經濟法學的研究缺少“現代國際關系”與國內經濟法的互動，劉志云指出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關性，不同學科是從不同方面進行考察。二是學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學科的知識具有互通性。三是學術研究者對同一問題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過“國際關系與國際法的跨學科研究”，闡述了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義，而源于經濟法學學科復雜性和學科交叉范圍廣的特點，經濟法學的研究也應當重視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動。在經濟社會轉型期，促使經濟法學跨學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經濟關系的相互依賴性、市場經濟全球化下經濟法問題的國際化、經濟法問題解決的多元合作。①經濟法學的跨學科研究能夠為經濟法學研究提供以下幫助：能夠提供宏觀的政治經濟背景、為更好的了解國際經濟最新發展動態提供制度基礎；在微觀上能夠了解各國的經濟政策的理論方法、經濟立法動態，及時借鑒可以適用的優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實現都需要跨學科（如國際關系）的理論和方法。經濟法以多元主體結構為框架解決經濟和社會問題，這使經濟法學研究范疇的綜合性和跨學科性，需要把主體行為的研究與相關學科已有研究成果納入到同一個研究范疇進行比較研究，綜合考慮各相關主體的利益、制度背景、傳統習慣、心理變化等因素。所以，我們應該把經濟法學的研究置于經濟社會的整體背景下，充分考慮經濟社會的制度背景與制度歷史，充分運用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國際關系等學科的方法和工具，對經濟法制度進行跨學科、多視角的研究使經濟法學的發展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的需要。

四、結論

中國法學研究轉型中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發展，為經濟法學研究方法的轉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方法應當以中國特有的問題為立足點，在遵循法學方法論的最新研究范式的基礎上，開展中國問題模式的比較方法研究、強化并豐富歷史學研究方法、拓展跨學科式的綜合研究。無論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應當堅持問題導向，選擇適當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經濟法面臨的實際問題。

作者：郭金良單位：遼寧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