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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山西省119個縣(區、市)2010－2012年的數據為基礎，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構建了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以縣域自我發展能力為目標層，包含3個系統層以及8個指標層，共26個基礎指標。結果表明:山西省內部各個縣域之間自我發展能力相差較為懸殊，山西省自我發展能力排名前十的縣(區、市)大部分集中在太原市和主要的資源型地區，而自我發展能力排名靠后的縣(區、市)大部分是地理位置遠離中心城市、缺乏資源的、主要以農業為主的縣(區、市)。

關鍵詞:

山西省縣域;自我發展能力;因子分析

一、引言

在我國，縣域是社會經濟功能的基本單位，是較為完善和相對獨立的系統。如何全面、準確地評價縣域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縣域經濟的自我發展能力對于促進我國縣域經濟，以及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源于對區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研究，國外對區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研究較早，而在國內，首先研究區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是學者林毅夫。林毅夫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他認為自身能力是在競爭性的市場條件中，如果企業在沒有外部力量介入和扶持的情況下可以獲得該行業的預期利潤，則該產業或者企業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同時，林毅夫也指出在競爭性的市場結構中，自身能力對于行業或者企業至關重要，一個行業或者企業缺乏自身能力則是由于要素稟賦或者結構不合理造成的［1］。此后，國內學者對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研究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是從理論上探討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厲以寧認為縣域經濟作為區域經濟的一部分，同時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作為區域自我發展能力的重要內容是我國區域經濟的基本支柱和協調城鄉關系的重要環節，對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2］。李建波認為縣域作為基本單位，我國中部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很大部分源于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上的差異，因此，他認為中部地區縣域經濟，尤其是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較弱是中部地區落后東部地區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崛起的主要障礙因素，因此應該大力發展中部地區的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實現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3］。二是對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的實證研究。楊香合等為了分析和評價縣域經濟的綜合競爭力，設置了25個基礎指標，包括綜合經濟實力、自然優勢與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競爭力等方面［4］。劉潔等設計了29個具體指標定量分析和評價了縣域經濟的綜合競爭能力［5］。此外，長德［6］，李曉紅、郭蓉［7］，李豫新、張爭妍［8］等都從各個角度對縣域經濟的概念、意義以及評價指標體系做了詳細的研究。本文以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為例，運用山西省相關統計數據，建立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指標評價體系，并對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進行定量分析。

二、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評價方法

分析、評價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基本前提是構建一套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由于內容豐富，包含的要素眾多，使得設計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較為復雜，本文試圖在前文理論分析基礎上構建一套能夠合理、準確反映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并對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進行分析和評價，以利于進一步的政策分析。

(一)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原則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具有內涵豐富、因素眾多、動態性強等特點，因此構建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測指標體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從不同領域和不同維度出發，綜合考慮影響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社會、經濟等多方面因素。鑒于以上原因，構建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需要遵循以下幾個原則:1.科學性原則科學性指的是在構建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中要進行嚴謹的理論分析和研究，深刻理解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內涵及其外延，使得所設計出來的綜合評價指標對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內部結構、特征以及動態演化趨勢等有客觀、全面、準確的反映，進而準確把握縣域經濟的核心特征、內在規律以及演變路徑。2.完備性原則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不僅內涵復雜豐富，而且其內在因素之間也相互影響，具有顯著相關性。因此，在設計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時需要系統地、全面地考慮影響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各種要素之間的關系，盡可能使用較少的、又能充分體現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指標對其進行完整、全面的度量。3.可行性原則在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過程中，需要注意到可計量性和可操作性，這是可行性的兩個重要方面。其中，可計量性主要體現在選取的指標是否可以進行定量描述，即選取的指標是否可以進行定量分析，并最終對綜合評價指標進行定量分析;可操作性則主要體現在選取指標時不僅僅要考慮到該指標是否可以充分反映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和是否可以進行定量描述，同時還要考慮到現實情況，即所選取的指標是否可以通過統計年鑒、政府報告以及統計公報等獲取。4.動態性原則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是一個動態過程，不僅僅涉及到縣域層面過去和現在的經濟情況，更重要的還涉及到縣域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因此，在選擇反映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指標時要考慮影響縣域經濟過去和現在的指標，即現實指標，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到影響縣域經濟未來、可持續性發展的指標，即潛在指標。5.可比性原則可比性，即所構建的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不能僅僅對某個縣域的自我發展能力進行分析和評價，還必須可以與其他縣域進行比較。因此，在縣域層面經濟綜合評價指標的選取過程中要考慮指標的統計口徑是否一致等，從而保證綜合評價指標可以進行橫向和縱向比較，以便了解和把握不同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實際水平和變化趨勢。

(二)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總體框架根據大量學者對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研究，一個縣域經濟的自我發展能力表現在4個方面:創新能力、對各種資源的集聚能力和利用能力，以及發展的協調能力。按照科學性、完備性、可行性、動態性和可比性原則，本文在借鑒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基于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實際情況和數據是否可得，構建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指數，建立一套四級指標構成的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1.一級指標一級指標即總指標層或者目標性指標層，是衡量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最終指標或者目標，是對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最終總結，全面反映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基本狀況。2.二級指標為了評價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水平，本文根據相關研究成果和數據可得性，從資源的利用能力、要素的集聚能力以及發展的協調能力三個方面設置了二級指標，從而組成了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主體框架。3.三級指標由于二級指標過于寬泛，無法進行更為深入和細致的分析，因此，需要設立若干個可進行操作的三級指標，本文根據山西省縣域經濟自身的實際情況設置了9個三級指標(見表1)。4.四級指標構建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過程中僅僅有一級指標、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是不夠的，在三級指標層下還必須設置能夠反映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基礎性指標，即四級指標。本文在參考相關文獻基礎上設置了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其中:目標層，即一級指標1個，為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指數;系統層，即二級指標3個，分別為資源利用能力、要素集聚能力和協調發展能力;指標層，即三級指標9個;基礎指標層，即四級指標26個。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三)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的選擇說明與解釋1.資源利用能力依據資源利用能力的基本內涵，我們知道一個地區的資源利用表現在效率水平和產出水平兩個方面，這里的效率水平不僅指生產效率，也指資本和資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在資源利用能力的二級指標下面設立效率水平和產出水平2個三級指標。對于效率水平和產出水平指標，采用勞動生產率、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4個基礎性指標來表示山西省各縣域在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效率實現能力;采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第一產業生產總值、第二產業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生產總值4個基礎性指標來表示山西省縣域的產出能力。勞動生產率指勞動者在一定時間內創造出來的勞動成果與其相適應的勞動消耗量的比值。本文中勞動生產率水平用同一勞動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數量表示。計算公式為:勞動生產率=地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全部從業人員平均人數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地區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地區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地區第二產業生產總值/地區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地區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地區第三產業就業人數2.要素集聚能力本文在要素集聚能力二級指標下設置了資本集聚度、人口集聚度、資源集聚度和經濟集聚度4個三級指標。其中，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全省占比、鄉鎮企業總產值全省占比和農業機械總動力全省占比3個基礎性指標表示山西省縣域的資本要素集聚能力;用縣域人口密度來表示山西省縣域對人口的集聚能力;用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全省占比來表示山西省縣域在資源方面的集聚能力;用經濟密度這一基礎性指標來表示山西省縣域經濟集聚度。計算公式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全省占比=縣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總額/全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總額×100%農業機械總動力全省占比=縣域農業機械總動力/全省農業機械總動力×100%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全省占比=縣域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全省農作物總播種面積×100%經濟密度=縣域生產總值/縣域轄區面積3.協調發展能力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能力不僅包括經濟發展，還包括社會和諧發展水平，因此我們從“三化”水平、政府職能和社會管理三方面來衡量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能力。“三化”指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村現代化。經濟實踐和學者們也都證實了城鎮化和工業化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兩大引擎，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以人為本是核心，提升城鎮化和工業化質量是關鍵。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再一次強化了“四化”同步發展對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同理，“四化”同步對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能力也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縣域信息化數據不可得，因此本文僅用“三化”水平代表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能力。其中，城鎮化采用城鎮化率和農村就業人數中工業就業人數比重衡量，工業化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和鄉鎮企業年末職工人數占從業人數比重衡量。農業基礎設施是否完備，即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程度是農業是否完成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因此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機械化水平和技術水平決定了農業是否能夠走向產業化、市場化和組織化。基于數據的可得性，農村現代化使用農村用電量、農用化肥施用量折純量和農林牧漁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代表。其中農林牧漁服務業指對農林牧漁業生產活動進行的各種支持性服務活動，但不包括各種農業科學技術和專業技術服務活動。政府職能用人均財政支出和財政自給率來衡量。財政自給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個地區的財政支出能力。計算公式為:財政自給率=地區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額/地區財政一般預算支出額社會管理采用農村從業人員占農村人口比重、城鄉收入比以及女性占總人口比重衡量。地區城鄉收入比的計算公式為:地區城鄉收入比=地區城鎮可支配收入/地區農村純收入(四)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方法特爾斐法、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以及因子分析法是綜合評價指標體系使用的主要定量方法。其中特爾斐法和層次分析法較為主觀，其評價結果是否可靠、合理主要依賴于對模型設計是否可靠、合理以及打分過程中打分人的主觀以及專業水平。而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其評價結果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則依賴于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可以看出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較為客觀。因此，本文主要使用因子分析法來構建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指標體系。1.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是通過研究眾多變量的內在關系，找出其中內在關聯，使用降維手段，在眾多變量中找出包含信息最多的綜合指標來代表原始數據結構的多元統計方法。因子分析方法的目的是簡化數據。這些被選擇出來的少數幾個綜合指標又稱為公因子，反映了大部分和主要的原始數據信息和結構。在區域經濟研究中，描述一個地區綜合特征的統計指標很多，而且這些綜合統計指標之間往往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從而使研究工作復雜化。運用因子分析方法，可以從綜合指標中提取幾個主要的公因子，不僅可以分析出不可觀測的主要影響因素，還減少了信息含量少的數據，剔除了無關緊要的信息，簡化了數據結構，并基于公因子給出了綜合評價模型的權重，為得到可靠、合理和可信的評價指標值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聚類分析法聚類分析法又稱為集群分析法，是根據“物以類聚”原則分類事物的一種多元統計分析方法，根據樣本的多個指標和數據，定量地找到指標與數據之間的相似性或者相關性，從而將指標和樣本歸類為大小類群。聚類方法不需要指定分類的標準，也不需要把指定數據分成幾類，而是較為客觀地從數據自身出發進行分類。

三、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測評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處理根據數據可獲得性，本文選擇山西省119個縣(區、市)2010－2012年的橫截面數據。本文中對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水平測算時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山西統計年鑒(2011)》、《山西統計年鑒(2012)》和《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13)》。同時，由于城鄉收入比為逆指標，與自我發展能力方向相反，為了所有指標對區域發展能力綜合指標的作用方向趨同，本文對各個縣域的城鄉收入比指標采取倒數形式。另外，由于單位和量綱不同會給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本文采用極差標準化方法，利用下式對原數據進行數據預處理，以消除不同單位和量綱對結果造成的影響。

(二)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的評價分析從眾多的要素中提取、綜合出具有代表性的少數公因子，達到簡化問題是因子分析方法的最主要目的。而在使用因子分析方法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原有變量之間是否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只有當原有變量之間具有明顯和較強的相關性時才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因此，在運用因子分析方法構建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前需要先對指標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檢驗。本文使用巴特利特球度檢驗方法和KMO檢驗方法對山西省119個縣(區、市)的26個評價指標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巴特利特球度檢驗統計量的觀測值相應的概率p值為0.002，從而拒絕相關系數矩陣是單位矩陣的原假設，說明相關系數矩陣與單位矩陣有顯著差異，原變量適合做因子分析，同時，KMO檢驗結果均值為0.769，說明原變量相關性較強，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根據主成分荷載結果進一步對山西省各縣域對應的主成分進行打分，同時，為了更好地反映山西省各縣域經濟的自我發展能力對各因子進行了加權求和，得到山西省各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總分，按得分高低排序，即對各縣域經濟的自我發展能力進行排名(見表2)。鑒于篇幅，本文給出2012年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前10位和后10位排名。從表2我們可以看出，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排名前10位的縣(區、市)大部分集中在太原和主要的資源型地區，而排名后10位的縣(區、市)大部分是地理位置遠離中心城市、缺乏資源的、主要以農業為主的縣(區、市)。山西省內部各個縣域之間自我發展能力相差較為懸殊，總體來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包括小店區、萬柏林區、孝義市、杏花嶺區、尖草坪區、平魯區、襄垣縣、堯都區、柳林縣、朔城區、堯都區、河津市等，這些縣域在要素集聚能力、資源利用能力、協調能力以及綜合指標地區自我發展能力指標評價中表現良好。第二個層次包括太谷縣、曲沃縣、汾陽市、古縣、永濟市、左云縣、蒲縣、祁縣、侯馬市、交城縣、應縣、交城縣、聞喜縣、平遙縣、稷山縣、交口縣、古交市、萬榮縣、榆社縣、文水縣、和順縣等，這些縣域的自我發展能力指數雖然小于1，但均大于0，說明這些縣域具有一定的自我發展能力，但是發展后勁不足，仍然需要進一步提高自我發展能力。處于第二個層次的縣域大部分要素集聚能力指標較高，但是協調發展能力指標并不高。因此，處于第二個層次的縣域雖然自我發展能力高于第三個層次的地區，但是也需要進一步提升自我發展能力。處于第二個層次的縣域一部分為資源型縣域，即以某種資源為主導型的地區，資源型地區由于有資源的支撐得到了較好的發展，這些地區的要素集聚能力一般較強，但是資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對環境的破壞使得資源型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資源依賴性，自我發展能力受限;另一部分為無煤或者煤炭產量較小的縣域，但是這些縣域依托自然資源或者文化資源而得到了較好的發展，這些縣域的要素集聚能力比資源型縣域差，但是比處于第三層次的縣域好。對于資源型縣域而言，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并不等于擁有良好的后續發展能力，產業結構的單一性、資源的不可再生性、生態破壞嚴重等都會對資源性縣域自我發展能力產生較大負面影響。對于初始條件相似的資源型縣域，需要采取不同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盡快完成外生比較優勢向內生比較優勢的轉型，促進縣域“三化”的發展與縣域產業結構的合理優化，加強縣域的協調發展能力，從而擺脫“資源詛咒”。而對于無煤或者煤炭產量較小的縣域，則需進一步加強對外生比較優勢的挖掘和利用，加強縣域的要素集聚能力和協調發展能力。第三個層次是自我發展能力水平較差的縣域，包括永和縣、大寧縣、石樓縣、隰縣、岢嵐縣、神池縣、陽高縣、臨縣、天鎮縣、嵐縣等，這些縣域的自我發展能力指數為負值，并且資源利用能力、要素集聚能力以及協調發展能力等指標都非常低，這些縣域急需制定和實施自我發展戰略，逐步培育和提升自我發展能力。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本文以山西省119個縣(區、市)2010－2012年的數據為基礎，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構建了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并對山西省縣域經濟自我發展能力做了分析和評價，結果表明:山西省內部各個縣域之間自我發展能力相差較為懸殊，從總體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處于第一個層次的縣域主要有小店區、萬柏林區、孝義市、杏花嶺區、尖草坪區、平魯區、襄垣縣、堯都區、柳林縣、朔城區、堯都區、河津市等;處于第二個層次的縣域主要有太谷縣、曲沃縣、汾陽市、古縣、永濟市、左云縣、蒲縣、祁縣、侯馬市、交城縣、應縣、交城縣、聞喜縣、平遙縣、稷山縣、交口縣、古交市、萬榮縣、榆社縣、文水縣、和順縣等;處于第三個層次的縣域主要有永和縣、大寧縣、石樓縣、隰縣、岢嵐縣、神池縣、陽高縣、臨縣、天鎮縣、嵐縣等。

(二)政策建議第一，立足山西省各縣域的具體實際狀況，根據不同縣域的資源稟賦條件選擇適合自己的主導產業，通過主導產業在縣域層面的集聚形成增長點，從而有力帶動縣域經濟增長，同時通過主導產業的選擇，合理優化縣域產業結構，最終實現縣域經濟的自我發展。第二，積極吸引各方面的資金，加快發展各縣域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資本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產業的發展和升級需要資金支持。山西省各縣域應充分依托資本市場的載體作用，快速實現資本的流通和聚集，使資本積聚在主導產業和優勢產業上，形成自己獨特的產業體系和產業競爭優勢。第三，加快服務型地方政府建設，打破舊有的、單一的管理體制，有效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充分釋放制度紅利，合理引導民間資本、社會資本進入，加強市場在資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山西省各縣域的自我發展能力。第四，進一步推動山西省縣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山西省各縣域應該在國家和山西省產業政策的支持和引導下，依托資源要素稟賦和工業、農業發展情況，努力提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使外生比較優勢向內生比較優勢轉化，真正形成自我發展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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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明 高宇璇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 統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