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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述言語和反身語言

邏輯語言方法對真命題或者命題的真值條件的過于關注極大地限制了其研究范圍。由于它把語言僅僅看作由陳述或者真命題構成的關于世界的知識的載體，其興趣幾乎總是局限在對語言的指稱或者描述功能的討論和演算上，而很少探討作為人類活動的話語的各種其他功能。因此，邏輯語言方法無法對轉述言語在社會生活和心理中的功能和重要性上提出自己的見解。文學文體學方法不像邏輯語言學方法那樣關注語句的真值，也不像符號功能方法那樣重視言語交際的必要條件，它所關注的主要是不同的組織結構、言語轉述和話語描述方式的美學價值，注重這些不同方式所能產生的藝術效果或語用效果以及制造這種效果的意圖或目的。例如，“直接言語”（directspeech）和“間接言語”（indirectspeech）作為兩種言語轉述的形式，無論在結構還是在功能上都有很多明顯或不明顯的區別。直接形式是從被轉述者或者原始話語情景的視角來模仿或呈現被轉述的言語事件，而間接形式則是從轉述者或者當下轉述事件的視角來分析或解讀被轉述言語事件。由于直接言語采用的是原話語（即被轉述話語）事件的情景視角框架，它與當下的轉述事件不一定有任何聯系。直接言語明示了要如實呈現該話語事件，因此被轉述的話語在再現原話內容的同時著意凸顯了原話的形式特征。例如，有些話語現象（如不完整的句子、祈使句、感嘆句、稱呼語、屬于不同語言的成分等等）在間接言語里是難以想象的，但卻可以通過直接言語來呈現給當下話語的接受者。與直接言語不同，間接言語采用的是當前話語事件的情景視角框架，被轉述話語與當前的言語事件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因此，間接言語凸顯原話語的相關內容，在形式上與原話語的相似程度可大可小。

除了直接言語和間接言語，還有一些轉述形式介于兩者之間。例如Volosinov（1973:129-159）提出的“準直接話語”（quasi-directdiscourse），也叫“自由間接風格”（freeindirectstyle）或者“被表征的言語和思想”（representedspeechandthought）。請比較：（5）aJohnsaid“Oh,amItired.”（direct）bJohnsaid(that)hewastired（.indirect）cJohnsaid:ohwashetired（.quasi-direct）準直接話語的語序和其中包含的感嘆成分都類似于直接言語，但是其時態和代詞的選擇卻類似于間接言語，在這種意義上，準直接話語往往被視為直接和間接形式的混合。但事情并非如此簡單。例如，這種形式表達的是誰的視角？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上面的第一個例子表達的是John的視角，第二個例子表達的是轉述者的視角，但第三個似乎是John從自己的視角轉述自己的話語，但用的又不是第一人稱，更不是現在時。由此可見，文學文體學方法所關注的主要是轉述言語的直接形式和間接形式是如何交替使用來產生美學效果或語用效果的，尤其是作品的敘事者和作品中人物的視角的輪換交錯所產生的對比效果。巴赫金曾表示，話語的權威性和直接言語或“逐字引用”之間存在著聯系：“他人話語地位越高，越具權威性，其邊界就越清楚，越不容易受到外來的轉述和評論傾向的侵入。”（Volosinov1973：123）這無疑低估了語篇尤其是政治語篇中說話者在轉述權威者話語時的創造力。首先，在具體語境中對他人話語的引用是要制造出具體有效的修辭效果。政治家引用他人話語的目的是要為當下自己的交際目的服務的。其次，使用直接言語而非間接言語，表面看是為了客觀真實或者表示尊重權威者，但其真正用意往往是利用權威者的原話來為自己的話語或思想爭取合法性或權威性。引用諺語、經典等和引用名人或權威者的話語具有異曲同工的作用。

二、轉述言語和新聞語篇

轉述言語在新聞語篇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聞報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記述人們所說的話以及他們是怎樣說這些話的，“新聞的這條基本原則可以表述為‘某件事如此是因為某個人說它如此’。”（Fishman1980:92）在新聞報道中引用誰的話，不引用誰的話，為何引用這些話，采用什么樣的引用方式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西方語言學界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大規模的新聞語篇轉述言語的分析研究，這方面的著述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然而，國內迄今對漢語新聞話語的研究或者依然局限于句法層面或者把重點放在制約新聞生產的社會、文化或意識形態等語境因素上，而語篇層面的語言學和語用學研究卻很少。傳統上，對言語轉述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學語篇，以至于每當提到轉述言語，人們就會想到文體學家對文學語篇中的引語所概括出來的那些形式特征和修辭功能。但是，隨著非敘述性語篇分析的發展，人們認識到轉述言語的性質與功能會因語篇類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在文學語篇中被轉述言語的來源往往是虛構的，而在新聞報道中其來源的真實性則極為重要。雖然巴赫金的主要興趣在文學語篇，但他非常重視研究他所謂的“修辭體裁”（the“rhetoricalgenres”），包括新聞話語、政治話語、宗教語言和法律話語中他人話語的對話性作用。巴赫金認為，文學語篇與這些修辭體裁之間的基本區別在于前者中的轉述言語浸透了作者的意識形態，而后者中的轉述言語因其固定性（fixity）、客觀性和權威性能夠抵制這種操縱并保持自己的相對獨立性（見Volosinov1973:123）。轉述言語在新聞報道中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我們甚至可以此為標準來對新聞語篇進行分類。國內對漢語新聞語篇的分類基本照搬西方的傳統，例如Bel（l1991）區分了四類新聞體裁：（a）硬消息（hardnews），（b）特寫（featurearticles），（c）特殊主題新聞（special-topicnews），（d）標題（headlines）、小標題（crossheadsorsubheadings）、作者姓名（bylines）、圖片解說（photocaptions）；張建（1994）把新聞體裁分為消息、特寫和新聞評論三類，消息又分為單一事件報道、綜合報道、連續報道和深度報道。這種分類最大的問題是分類標準不一致。硬消息是按事件的性質分類的，指比較嚴肅且具有一定時新性的客觀新聞事實，例如事故、沖突、犯罪、通告、發明和發現等；特寫是按采寫方式分類的，它往往只攝取新聞事實中最富有特征和表現力的片斷進行生動地刻畫，使之具有強烈的感染效果；而特殊主題新聞則是按內容分類的,例如體育新聞、商業/金融新聞、藝術新聞等等。張建的四類消息也是按報道方式分類的，它們之間可能會存在很大的重疊性，例如連續報道是對重要事件或人物在一定時期內的追蹤報道，但是其每一次報道的方式與單一事件報道很可能沒有多大區別。另外，從綜合報道和深度報道的區分中我們也很難看出兩者在語言、語篇和體裁上有何明顯的獨特之處。至于Bell的第四種體裁中列舉的例子通常只是一篇報道的構成成分，其中一些（如小標題和作者的名字）從來不會單獨構成一條消息。辛斌（2007）從言語轉述和語篇對話性的角度把消息分為兩類：事件消息（eventnews）和轉述性消息（speech-reportingnews），前者旨在向讀者展示發生于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或現象，后者則旨在“投射”（project）重要人物、權力機構或社會組織的話語。在轉述性消息中，報道者一般盡量避免個人的觀點或評論，以給人以忠實于原話的感覺。其中原因不難理解：這樣的消息所轉述的話語通常都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其中許多有可能在國際和國內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記者在報道時一般都非常嚴肅謹慎，唯恐偏離說話者想要表達的意思。轉述性消息通常有如下特點：（a）轉述形式比較單一，主要以間接言語為主；（b）轉述風格拘謹，報道者態度嚴肅，絕少評論；（c）轉述動詞選擇范圍比較狹窄，含有‘指示’‘、要求’‘、強調’等意思的動詞比較多；（d）每一個轉述詞的管轄范圍明確，邊界清楚。轉述性消息又可按其對話性程度分為獨白式的和對話式的。辛斌（2007）的分析表明，消息因其報道的方式不同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對話性，報道者是否和如何轉述他人的話語對新聞語篇的對話性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不過，對話性和獨白性是兩個相對的概念，是個程度問題，最終取決于發話人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到受話人和其他聲音的存在并把這種考慮在語篇中表現出來。每一種語言都有各種手段供發話人選擇，以表達受話人和其他聲音在語篇中的存在；在新聞語篇中轉述言語便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三、對比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方法

Lucy（1993:28-29）在談到轉述言語研究的發展方向時指出：我們必須對轉述言語做出形式上的描寫；我們必須澄清轉述言語的功能；我們必須探索轉述言語的局限性；我們必須解釋轉述言語的創新性用法。由于我們研究的最終目標是盡量比較全面地反映漢英報紙新聞語篇中轉述言語的異同，因此至少需要關注以下四個方面：（1）漢英轉述言語的分類和在報紙新聞中的分布轉述言語形式多變，功能復雜，對比研究需要首先梳理以往對轉述言語的分類，然后根據自己的研究對象和目的對漢英報紙新聞中的轉述言語做出新的分類。轉述言語的分布、性質與功能會因語篇類型的不同而不同，這不僅表現在作為一個大的語類的新聞語篇與其它語類之間，例如在文學語篇中被轉述的言語的來源往往是虛構的，而在新聞報道中其來源的真實性則極為重要，也表現在新聞語類內各次類之間，例如自由直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經常會出現在新聞特寫中，而很少出現在事件消息中。（2）不同新聞體裁和語境中漢英轉述言語的形式與功能各種轉述言語的形式和功能并非固定，而是會隨報道的內容和目的發生變化。某一轉述形式在特定新聞語篇中的具體效果往往取決于上下文中對其他轉述形式的選擇。例如，在各類軟新聞（softnews）中間接言語往往具有交待故事背景、引入故事情節的鋪墊襯托功能，而直接言語因其真實生動、活靈活現，能使讀者如身臨其境，從而增強語篇的互動感和對話性。再例如，人們通常認為，在間接引語中被轉述言語（即從句）中動詞的時態受轉述語（即主句）中動詞的時態支配。但事實上轉述者往往從自己的視角，以自己的說話時間為參照而違反這一規定，以達到某種特殊的交際效果（見Sakita2002）。（3）漢英轉述言語與漢英新聞語篇的對話性分析Tannen（1986:311）將轉述言語叫作“建構的對話”（constructeddialogue），因為通過對所講故事或會話中的對白話語的考察，許多所謂的轉述言語并不是真正說過的話語，它們就如同劇作家和小說家所創造出來的對話一樣。言語一旦從原有的語境移植到另一個語境，即使完整準確地被引用，也仍然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所以在Tannen看來，被轉述的言語實際上都是對話，確切地說，是被重新建構的對話，是敘述者自己的改造品，因而他或她要負全部的責任和解釋權。轉述言語其實是語篇互文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它在構成語篇對話性上具有重要作用，并且這種作用會隨新聞語篇類型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事件消息和轉述性消息按其對話性程度可分為獨白式和對話式的。消息因其報道的方式不同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對話性，報道者是否和如何轉述他人的話語對新聞語篇的對話性會產生直接的影響。每一種語言都有各種手段供發話人選擇，以表達受話人和其他聲音在語篇中的存在；在新聞語篇中的轉述言語便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4）漢英報紙新聞中轉述言語的社會語用闡釋漢英新聞語篇中轉述言語在形式與功能上表現出來的異同和變化最終需要從各自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目前的國內外形勢上加以解釋。例如“純粹引語”（purequotation）和直接言語在漢語新聞語篇中要比在英語新聞語篇中的出現頻率高，或許一是因為國際新聞報道基本由歐美幾家大報所主導，它們通常構成國內媒體國際新聞報道的主要消息來源；二是國內新聞報道的客觀公正性經常受到西方某些勢力的指責或攻擊，使得國內影響較大品位較高的媒體機構更加謹慎和自律，更加傾向和善于利用直接言語的言據性功能。特定的研究內容和目標需要具體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我們在研究中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既有具體語境下的個案研究，又有基于規模大小不一的語料庫的統計分析，分別從詞匯、句法、語篇和語用多個層面來考察轉述言語在漢英報紙中使用的異同。在新聞語篇分析中語料的多寡從來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主要取決于分析者所要達到的分析目標。vanDijk（1988）分析了選自99個國家138份報紙的700篇新聞報道，他最終總結出的新聞故事的圖式特征（newsschemata）和宏觀結構規則（macrorules）對此后的新聞語篇分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更通常的做法是僅僅分析幾篇、十幾篇或者幾十篇，以說明某個或某幾個具體的問題。我們的對比研究選取中、美、英等國家的十余家報紙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新聞報道為語料來源，考察漢英報紙新聞語篇中轉述言語的語篇及語用功能的共性與個性；這些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新華日報》、《現代快報》、《南京晨報》、《中國日報》（Chi-naDaily）、《環球時報》（GlobalTimes）、《金融時報》（FinancialTimes）、《紐約時報》（NewYorkTimes）、《商業周刊》（BusinessWeek）和《華盛頓郵報》（TheWashingtonPost）。分析著重沿著歷時軸和共時軸同時展開，既分析這些報紙在某一歷史時期中的轉述言語的使用情況，又分析它們就某些特定事件的報道中轉述言語的使用情況。我們在篇章語用學和新聞傳播學的指導下建立了原始語料庫，運用語料庫語言學的方法和工具對語料進行標注，發揮WordSmith這類軟件的語境檢索功能，以各類轉述言語標志詞為檢索對象來統計語料庫中報紙新聞語篇里各類轉述言語的使用情況，以便考察各種形式的轉述言語在這些報紙新聞中的分布與變化，并在此基礎上就漢英報紙新聞中各類轉述言語在語篇/語用功能上的異同和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等問題進行客觀的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我們的分析特別強調轉述言語與轉述語境或轉述者話語之間的動態作用關系，具體為：（a）被轉述話語和轉述者話語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轉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轉述言語的聲音與自己的聲音融為一體或者相互分開；（b）轉述語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或影響對轉述言語的理解；（c）轉述言語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原話的人際功能意義；（d）各種形式和來源的轉述言語如何按照報道的目的來相互搭配、相互作用。我們從詞匯、句法和語篇三個層面考察上述動態關系：詞匯層面重點分析轉述動詞及其修飾語、情態詞等；句法層面重點分析人稱、時態和語態；語篇層面重點分析消息來源、轉述動詞的管轄范圍、各轉述形式的使用比例和分布，以及它們之間動態的相互關系和語篇功能。

四、一些初步的發現

本研究在對轉述言語進行理論界定和分類的基礎上，首先考察了中文報紙新聞標題中轉述言語的形式與功能，認為我們不能拘泥于傳統的定義來理解各種形式的轉述言語，而應該根據原型理論，將其視為各種典型形式；各種形式的核心地帶足夠清晰，但它們之間的邊界十分模糊，在實際的語言運用中各種典型形式會發生變化，轉述者以此來達到各種修辭效果，完成各種交際目的。然后我們分別從轉述方式、轉述動詞和消息來源三個方面對漢英報紙新聞語篇中的轉述言語進行了比較分析，初步獲得了一些較有意義的發現。下面只簡要介紹。中英文報紙新聞中言語轉述的數量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其在英文報紙中的出現頻率遠高于中文報紙。從轉述形式（reportingmode）看，間接言語的出現頻率在中英文報紙中均為最高，其次是直接言語，而“自由直接言語”（freedirectspeech）、“自由間接言語”（freeindirectspeech）和“言語行為的敘述性轉述”（narrativereportofspeechact）都出現得相對較少。中文報紙中間接言語在各種轉述形式中所占的比例遠遠高于其在英文報紙中的比例，而直接言語和自由直接言語在英文報紙中的比例則遠高于中文報紙。英文報紙中的自由直接言語經常出現在段落的結尾部分,而在中文報紙里則往往出現在段首，經常充當主題句。警示引語（scarequotes）在中文報紙中的使用頻率特別高，尤其在新聞標題中，數量遠遠多于英文報紙。我們將轉述動詞（reportingverb）分為三類：言語轉述動詞（speechreportingverbs）、心理/思想轉述動詞（mental/thoughtreportingverbs）和言語行為轉述動詞（speechactreportingverbs）。我們也參照Geis（1987：93）和Lucy（1993），從轉述動詞經常帶有的感情色彩上區分了積極（positive）、消極（negative）和中性（neutral）三類轉述動詞。分析表明，英文報紙新聞語篇中出現的轉述動詞數量遠遠超過中文報紙，前者約為后者的四倍；其中，中性轉述動詞、心理/思想轉述動詞和言語行為轉述動詞在英文報紙新聞中的出現頻率均高于中文報紙。心理/思想轉述動詞在中英文報紙新聞中的出現頻率均最低，這可能是由于這類轉述動詞在意義上帶有強烈的主觀性，與新聞追求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相抵觸。轉述動詞在漢英報紙新聞語篇各部分中的分布也有所不同。雖然英文報紙中轉述動詞的總量遠多于中文報紙，但是后者的新聞標題中轉述動詞的出現頻率卻遠高于英文報紙，其中頻率最高的是“強調”這個詞，數量接近總數的一半。“消息來源”（newssource）是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概念，在本研究中指的是被轉述言語的來源。我們把消息來源分為黨政機關、記者媒體、專家學者、社會團體、公司企業、普通民眾六類。統計數據表明，英文報紙中的消息來源總量大約為中文報紙的四倍，其中政府機關、專家學者、公司企業和普通民眾四類消息來源的數量都明顯超過中文報紙，而記者媒體和社會團體兩類消息來源的數量則大體相當。黨政機關消息來源在漢英報紙新聞中都出現得最為頻繁，在《人民日報》中尤其如此，這是因為政府往往占據著社會信息和傳播的主要渠道，在當今社會，政府各部門的新聞發言人是官方信息的重要途徑。英文報紙中的專家學者消息來源更多，而且對這類消息來源的交代都非常具體明確，包括姓甚名誰、身份、職位、所屬機構、地點等。公司企業在中英文報紙新聞中一般很少作為主要的消息來源使用，但如果它們與政治之間產生了某種聯系，就很容易成為主要的消息來源。我們還區分了具體明確的消息來源（specifiedsource）、非具體明確的消息來源（unspecifiedsource）和不能辨別出處的消息來源（unspecifiablesource）。第一類消息來源在中英文報紙中的使用頻率均最高，第二類次之，頻率最低的是第三類；其實，中西方媒體對于后兩類消息來源的使用都有明確的規定并采取具體的措施加以限制，以體現新聞報道的客觀公正性。

五、余論

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傳統中轉述言語的形式與功能也不相同。例如，與英語不同，日語和俄語的間接言語中的時態可以和直接言語或原話里的時態相同（見Barentsen1996：15；Boogaart1996：215）。再例如，動詞時態在識別印歐語言中自由間接言語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Flowers?Yes,flowers,sincehedidnottrusthistasteingold…”。但是，由于漢語沒有時態，敘事者話語和人物話語的界限遠不如其他語言里那樣明確，因此漢語中自由間接言語的確定在更大程度上要依賴語境（見Hagenaar1996：293-296）。通過研究其他語言或通過不同語言的對比分析來揭示本族語言與其他語言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具有重要的語言學理論價值和跨文化交際的實踐價值。

作者：辛斌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