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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省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重要性

（一）改善農村貧困狀況山西省貧困人口在全國所占比重也是較大的，僅國家級貧困縣就有35個。盡管自然因素是導致山西農村貧困的重要因素，但是自然條件也是一種無法改變的事實。所以，要想改變山西農村社會的貧困狀況，就要重視人文因素的改進，從各級政府合理合法引導和農民本身的組織管理調整兩個方面入手，這樣才是務實之舉。農業保險合作社是一種非盈利的組織。一方面，它有效地調動了政府和農民的積極性，讓政府積極擔保，讓農民積極參保并共負盈虧，有效地為農民抵御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和技術風險，這便變相地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它還克服了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按照自愿原則將農民組織起來，共同承擔風險、分享收益，這更加有利于農村的集體生產和生活。基于此，保險合作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收入，有利于改善農村社會的貧困狀況，最終實現農村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實現農村社會良性自治山西以山地、丘陵居多，除少量的平原外，農村大多分布在山區、丘陵間的平地上，比如呂梁山區，這更加凸顯出了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和自給自足性。除此之外，在中國，村委會屬于基層自治組織，在政治地位上較為尷尬：充分的自治權與小農經濟下權力的畸變。我們曾對山西某縣進行了實地調查，發現因為行政管理監督不力、官本位嚴重以及交通不便導致文化閉塞。山西個別農村社會不僅出現嚴重的村委賄選現象，而且在征地拆遷方面，村委會貪污補償款現象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社會何談良性自治？農民的自治意識和途徑都自覺不自覺的被壓制了。而農業保險合作社體現的是經濟思想和管理思想的辯證統一，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將農民有序的組織起來，即按照自愿原則，認繳一定的股本，加入合作社，實現技術、資源共享，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有組織地實現良性的自我管理，簡單而靈活。倘若管理和監督有序，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各類政策真正的可以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利益，可以克服當前基層腐敗給農民造成的損失，最終實現山西農村社會的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

二、山西省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存在的問題

農業保險合作社的順利發展是以良好的人文條件、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條件為依托的，換句話說，只有具備了“天時、地利、人和”的現實條件，這項制度才會獨立的發展起來。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在山西省農村社會具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但是，山西省農村社會在自然地理條件、農業種植的客觀結構現狀、農民文化觀念、農業政策、政府財政狀況以及政府重視程度等各方面會凸現出較大的地域性、差異性與復雜性，這些都會使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在山西農村社會的建立面臨著考驗，甚至抵制。基于對山西農村社會的調研和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歷史發展經驗，山西省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

（一）地域、人文的分散性與農業風險的同質性農業保險合作社以自然村、鄉、鎮為基礎單位，以農戶為主要的參保主體，對地域、人文的同質性有一定的要求，這有利于克服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和無組織性；同時它對農業風險的異質性也有一定的考量，這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擔農業風險，實現真正的風險分擔。但是，以山西貧困地區而言，“山西省貧困人口基本分布在地域偏遠、交通閉塞、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劣的地方”，［1］這些地方因地域原因較為分散，難以整合；即便聚集在統一地域，而“人文、地域的高度趨同性又會導致合作社成員以及與他們有著密切聯系的農業生產所面臨的風險的高度同質性，如此，合作社成員‘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當然實現了風險共擔、利益共享，但是，這也會使得農業保險所具有的‘保險’功能變得毫無意義”。［2］所以，如何面對地域、人文的分散性與農業風險的同質性，從而發揮農業保險的實際效用，是山西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面臨的首要問題。

（二）文化觀念的限制性正如有學者所言：“由于受經濟、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中國農戶歷來被認為具有善分不善合的傳統，其深層原因是集體理性和個體理性的沖突以及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行為的存在。”［3］山西特殊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造就了山西農村社會特殊的傳統文化和觀念。通過我們對山西農村社會的調研發現，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觀念。一種是經濟發展較好的農村社會的新的“私欲”觀，即伴隨著市場經濟觀念的普及和市場經濟對農村傳統社會結構的侵蝕，農民群體的局限性在新的時代有了新的體現：金錢觀念和攀比觀念較重，參與村公共事務的積極性較低，缺乏公共道德和公共文化的認識。一種是經濟發展落后的農村社會的舊的“封閉”觀，分散性和組織性很低，公共意識缺乏。這種氛圍或者社會風氣，也有可能會為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存在以及功能的發揮帶來阻力：“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優勢雖然會降低道德的逆向風險，但是這僅僅是合作社成立后理想的設計而已，至于農民會不會為了‘共同分擔農業風險’加入合作社，還是個模棱兩可的問題。”

（三）基層腐敗的蔓延在山西農村社會，“基層腐敗滲透到經濟建設、村民自治、社會管理、基本公共服務等各個領域，方法多樣，手段高明，神通廣大，無所不用其極”。［4］一是農村社會家族勢力、權力勢力和黑惡勢力之間存在著非法利益的綁架關系，導致賄選現象嚴重，所以村委會成員無法真正代表農民的切身利益；二是高層腐敗和基層腐敗對農村社會治理的滲透，加劇了農村社會官本位思想，使得攀比之風、為富不仁、金錢觀等不良社會風氣蔓延，并不斷侵蝕著主流農村文化的公共空間。基于此，會給農業保險合作社的管理和組織帶來更大的阻力，家族勢力、權力勢力和黑惡勢力的勾結完全會使得“利益共享”的農業保險合作社存在被少數人控制并支配的風險；基層腐敗的盛行也會導致個別基層政府在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中的引導誤區和腐敗潛質以及執行力度不大。政府的積極引導和良性管理是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典型特征，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建立本該需要政府的積極引導和支持，如果政府支持力度不夠，精力投入不夠，那么，可以說，農業保險合作社在山西是無法取得實效的。

（四）人力資源與技術問題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建立不僅需要投入一定的物力和財力，其對不同層次的人力資源的需求更大。對于山西農村社會而言，農業保險本身就是一個專業性較強的術語，在實際操作中，它必須要涉及到如何確定保險范圍、險種、保險責任和補償標準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必備的知識和技術作指導。而且，農業保險合作社還面臨管理技術上的難題：一是由農民參保組成的農業保險合作社如何實現良性的自治管理的問題，村委會這一基層自治組織如何定位；二是政府如何以百姓可以接受的方式和語言對這些合作社進行引導的問題；三是如何讓政府成為再保險人的問題。這些都需要專業性較強的人力資源和技術的供給。

三、山西省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政策建議

山西省在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方面面臨一些前瞻性的問題，這些問題既有自然方面的，又有人文方面的。針對這些問題，必須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尊重自然規律和歷史規律的基礎上，去發掘符合人民利益、符合老百姓需求的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實現形式。

（一）完善農業保險合作社立法制度無規矩不成方圓。要想真正地實施一項制度，并且使其發揮應有的現實意義，那么，必須要將其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之內，使其有法可依。1．根據《立法法》63條之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而且，依據此法80條之規定“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于本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所以，山西省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應該充分發揮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會這一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的作用，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法規制度，為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建立、實施奠定立法基礎。2．根據《立法法》63條之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不僅擁有制定高于本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的地方性法規的權力，而且這些地方性法規的出臺必須是要結合本行政區域內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所以，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關于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法規時，一方面，必須要做到科學合理的論證，必須要結合山西省歷史的、現實的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制定相關法規。另一方面，必須要具有前瞻性，能夠為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的規章制定提供立法指導。所以，立法前必須做好調研工作。3．依據《立法法》73條之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事項和管理本行政區域的事項，有權制定規章。山西省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不僅需要山西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與之相關的法規，而且還需要省人民政府和山西省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相應的規章，因為如前所述，農業合作社制度的建立與農村社會的地理因素、觀念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息息相關，具有很強的地方性，所以必須依靠地方政府規章將農業保險合作制度細則化、可操作化，這樣才會真正地得到實施，才會為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進一步講，為了保證此項制度的有效實施，不僅要放權，賦予地方政府制定相關的政府規章，還要監督權力，要發揮山西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政府規章的監督審核作用，確保法令的統一性和人民性。4．山西省農業保險合作社法規應該包括以下基本內容：（1）農業保險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和條件。這一項要堅持四個原則：人民利益原則，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原則，農戶參與與政府主導辯證統一原則，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原則。在條件設立上嚴寬相濟，但是有一條必須明確，即各地方政府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必須要進行地域、人文和農業風險的實質性評估，并將評估報告提交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審議，報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備案，通過之后方可進行試點。（2）農業保險合作社的組織機構、管理方式、運行過程。這一項目的在于保證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可操作性，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原則。最大限度的體現農民群體的自治性。（3）合作社成員、合作社組織機構、村委會、鄉（鎮）以上政府在農業保險合作社運行過程中的權利、義務、職責。這一項內容是對上一項內容的延伸與補充。明確權責，不僅符合法律、法規、規章內在的法律邏輯，而且也有力地確保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可操作性。否則，形同虛設。（4）農業保險的險種（法定險種和自愿險種）、保險理賠程序、保險責任、保險爭議處理。這一項內容是對上兩項內容的細化。立法時應當給與原則性的指導，最好以“禁止性條款”的形式存在。各地方、各個農業保險合作社組織可以根據本地區、本鄉鎮、本自然村的地理、人文和農業風險情況自行擬定具體方案，但是不得違反法律、法規、規章禁止性規定。（5）農業保險再保險制度。對于這一項內容，應當積極采納國內外典型案例進行總結歸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責任。（6）法律責任。參與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各個主體，包括政府、公司、企業、農戶、農業保險合作社組織機構等等都要成為法律責任主體。除此之外，還要做好法律宣傳和相關政策工作。老百姓最關心的是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這是人之常情。所以在法律政策宣傳時，首先，最重要的是讓農戶明白農業保險合作社到底能否給他們帶來合法正當利益，且這個利益是多少；二是要加強對農民群眾的法制教育，讓他們明白農村“公共文化”的重要性，為避免道德逆向選擇奠定法律文化基礎。

（二）以鄉（鎮）為基礎單位進行試點，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在一定地域內，山西的農村社會在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方面具有高度的趨同性，這種高度趨同性必然會導致合作社成員以及與他們有著密切聯系的農業生產所面臨的風險的高度同質性，倘若以村為單位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必然會讓此制度失去分擔農業風險的效用。所以，山西省應該以鄉（鎮）為基礎單位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1．按照地緣優勢和經濟優勢，將同一鄉（鎮）的村落進行整合，建立一個統一的農業保險合作總社。而后以村為單位，設立分社，便于內部管理。在推行方面，先進行試點，而后再向其他鄉（鎮）、縣推行。2．在合作社準入條件方面，采取自愿原則。即農戶認繳一定的股本，自愿加入合作社，成為合作社成員。股本的繳納根據鄉（鎮）經濟發展情況、農業收入情況以及農業風險情況自主確定。可以設最低入股數額。3．在組織和管理方面。合作社組織機構應以農業保險公司或其他保險機構為參考，但是切忌完全模仿。組織機構的名稱設置要兼顧農戶的知識儲備、文化觀念、鄉規民約和日常語言，不能為了趕時髦，過分引進一些專業化很強的名詞，使合作社成員和農民群體一時無法理解和把握。總體看來，組織機構必須包括農業保險合作社成員大會、執行機構、監督機構、法律援助機構和理賠機構五個。（1）農業保險合作社成員大會是合作社最高決策機構，由全體合作社成員組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和決策，真正反映民情民意，并根據需要，選舉產生農業保險合作社成員委員會。農業保險合作社成員大會及其委員會的職責是：選舉產生其他各個機構及其管理人員；在遵守山西省法規和規章制度的基礎上，在政府的指導和參與下，制定符合本地方農村社會長遠發展和合作社成員利益的、保證合作社有效運行的重要細則，即《農業保險合作社實施細則》，比如保險險種的種類、保險理賠程序、保險責任、保險爭議處理等；與總合作社和分合作社進行對接，完成政策傳達、匯報、交流等工作。（2）執行、監督、理賠機構、爭議仲裁機構則由農業保險合作社成員大會產生，并對其負責，每年必須按時向農業保險合作社成員大會做述職報告。執行機構具體執行大會產生的決策；監督機構主要執行監督職能，確保決策有效執行；理賠機構則是在保險行為發生之后，按照法律法規和《實施細則》向被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爭議仲裁機構主要處理保險合作社運作過程中，合作社成員之間、合作社成員與執行機構、監督機構和理賠機構之間的爭議，原則上以調解為主，調解不成應該納入司法程序。（3）法律援助機構應該由司法機構指派成立，既要向合作社成員定時宣傳法律知識，又要向合作社成員及其機構在保險理賠時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4．合作社組織機構管理人員皆由合作社全體成員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總社合作社的組織機構和管理者則根據具體情況采取全體成員直接選舉和分社代表成員直接選舉產生，確保農業保險合作社實現農戶自主管理。5．農業保險合作社是農業保險的實現形式和組織，應當遵循成員自治原則。它與村委會是不同的。不過，伴隨著保險合作社的日益成熟，以及農村社會經濟、社會發展的日益成熟，可以參考法國農業保險合作社建立的經驗，拓展中國農業保險合作社的社會功能，比如“互助救濟、金融和生活福利”［5］等。

（三）基層政府的主導作用基層政府必須要在農業合作社的建構方面發揮積極有效的主導作用。一方面，農業保險合作社不以盈利為目的，其目的是實現抗拒農業風險、實現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一公共利益，所以，它能像保險公司那樣自負盈虧，必須要受到政府的扶持，另一方面，農業保險合作社是以農民為主要參保主體的自治組織，雖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允許合作社成員自主管理，但是這種自治性是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政府公共政策基礎上的自治，所以當然需要政府的指導。基層政府的主導作用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加強農民階層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更好地實現農村和農民的文化整合，克服傳統文化觀念對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阻礙；二是為農業保險合作社組織管理提供可靠的技術資源和人力資源幫助，確保合作社制度的可操作性，克服合作社技術管理匱乏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制度上的宣傳。福建西濱鄉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之所以能在農村廣泛推行，和基層官員的大力宣傳有著密切的聯系，西濱鄉政府專門抽調大批干部集體下鄉向農戶宣傳農業保險知識和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優越性，［6］此舉為西濱鄉農業保險合作社的成功奠定了群眾基礎。所以，山西省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必須也要具備雄厚的群眾基礎，而要想獲得民心，必須加強與老百姓最為貼近的基層人民政府的宣傳力度。在宣傳方面，一是要講求宣傳方式，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態度、行為和語言來講解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優越性；二是要講求宣傳內容，力求務實，能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關，不僅要讓老百姓知道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優越性，而且還要積極的向老百姓宣傳和講解農業保險法律知識；三是要政策公開，一定要讓老百姓清楚的明白政府在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方面的具體政策。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重在科學有效的宣傳，宣傳到位，政府才能獲得民心支持；宣傳到位，老百姓才會真正認識和把握合作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與自身切身利益相關，才會作出選擇。2．決策上的指導和監督。包括三點：（1）倘若以鄉（鎮）為基礎單位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那么縣級政府必須要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以及山西省關于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法規規章規定的基礎上，按照經濟因素和地緣因素科學合理地負責村落的整合，這種整合切忌強制性的行政干預，要多聽民意，多了解村落的地理和人文因素。（2）農業保險合作社成立之后，縣級、鄉（鎮）級政府還必須要對合作社的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進行必要的引導和監督，確保合作社的決策及其執行符合農業發展戰略需求、國家法律法規和山西省關于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法規規章的規定，并符合公共利益和老百姓的根本利益。（3）決策上的指導不是強制性的行政干預，要做到上通下達，既要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和農業發展戰略要求，又要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尊重農業保險合作總社和分社的自治。3．技術和人才上的幫扶。農業保險的險種、保險范圍、保險責任以及農業風險、市場風險和技術風險的評估等都具有很強的技術性和專業性，但是，合作社成員主要以農民為主體，后者在知識結構、技術水平等方面都較為欠缺，所以，基層政府必須要為保險合作社提供必要的技術支持和人才配給。一是指導合作社關于技術上的決策；二是宣傳、講解和傳授保險知識，加強對合作社執行機構、監督機構、理賠機構組成人員的培訓；三是在保險責任發生期間，加強技術指導和監督。4．必要的法律援助。一是對合作社全體成員宣傳保險法律知識；二是加強對合作社各個機構管理人員的法律培訓；三是當爭議仲裁機構對一些爭議進行調解時，要派遣法律援助人員進行現場指導和爭議事件跟蹤。

（四）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成立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作為第三方機構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和引導。這就類似于政府績效管理的“第三方評估”機制。“第三方評估是政府績效管理的重要形式。這種評估形式不同于傳統的政府機關的自我考評，在現實中能夠有效克服政府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引發的考評不公，對促進政府部門的作風轉變，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7］農業保險合作社的成立主要是為了實現抵御農業風險、推動農業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一公共利益，它涉及的主體主要包括農民群體、合作社組織、政府機關、市場主體等，在這些主體中，政府機關在信息、技術、權力方面占據優勢地位，但是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建立必須要依靠政府機關進行決策指導和技術幫助，所以，為了更好地監督政府行為，使其能在法律法規規定的軌道上正確地履行職責，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成立“第三方機構”，對其行為進行評估，以起到監督的效果。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的地位和職責應該參考以下四個方面：1．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是依照國家法律和法定程序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其目的和任務在于代表社會公眾和農業保險合作社參保成員（主要是農民群體）監督政府的行為，以保證政府政策的合理合法實施、合作社成員的合法利益以及公共利益。2．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的成員構成應該多樣化，按一定的比例吸收合作社成員代表、不同職業的社會公眾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等群體。合作社聯合會成員雖然在學歷、社會地位、身份、職業、民族方面等各有不同，但是也要把握住基本的準入資格：一是堅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二是熱心社會公益，三是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道德責任感。3．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的主要任務是：（1）定期對政府在建立和實施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方面的行為進行科學和客觀評估，出具評估報告，向社會公開；（2）在科學考察和調研的基礎上，代表農業保險合作社成員或者社會公共利益（農業產業發展、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向政府機關和農業保險合作社自治組織建言獻策，最大限度的健全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3）代表農業保險合作社及其成員參與訴訟。4．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應該以市為單位成立總會，以縣為單位成立分會。當然，在這里，“縣”、“市”僅僅是行政區劃的劃分方便而已，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是非政府組織，不具備行政管理地位。如前所述，山西省應該以鄉（鎮）為基礎單位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那么每一個鄉應該可以成立一個保險合作總社。那么，在此基礎上，每一個市可以成立一個保險合作社聯合會總會，而后以縣為單位成立保險合作社聯合會分會，分別代表不同鄉（鎮）農業保險合作社總社全體成員的合法利益。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總會應該對市級以及市級以下政府的相關行為都要進行評估和監督。

（五）建立健全農業保險合作社再保險制度以鄉（鎮）為基礎單位進行試點，按照地緣因素和經濟因素將幾個村落整合，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還會存在一定的風險。即，因為地緣因素和種植結構的趨同性，農業風險可能還會存在“一損俱損”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采取各國通例，設立再保險制度。對于山西而言，以鄉（鎮）為單位的農業保險合作社總社為投保人，以政府或者政府授權的組織為保險人，保險標的應該根據農業保險合作總社成員共同遭受的農業風險確定具體險種，比如因旱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和市場價格波動等市場風險給全體社員造成的風險，都可以參保。需要強調的是，伴隨著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健全與日趨成熟以及合作社成員法律意識的提高，再保險制度中的保險人可以逐步實現多元化，即不僅僅局限于政府以及政府授權的組織，可以拓展到其他市場主體，比如保險公司，以及符合市場準入資格、與保險合作社有利害關系、且能夠承擔保險責任的其他社會組織等。再者，條件成熟的話，農業保險合作社再保險制度應該納入國家的社會保障的范疇，統一規劃和調整。

（六）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切入點，健全保險合作社制度評估機制在中國，國家的一切權力皆來源于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和國家各項決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基于此，山西省關于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各項具體的政策、法規、規章，到底符不符合山西省農民群體的根本利益，是否可以促進農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些既不是某個官員或政府部門說了算，也不是某個專家學者說了算，而是應該以與其有切身利害關系的人民群眾及其代表為主，并在政府、專家學者、社會公眾等積極參與下共同進行評估，才能得出相對確切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才具有“人民性”。所以，在議行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山西省應該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切入點，通過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健全農業保險合作社的制度評估機制。簡而言之，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要積極吸納那些真正能夠代表山西省各階層人民的代表進入權力機關，參與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立法、政策評估工作，確保人民代表大會的“人民性”，而非“特權性”。二是厘清山西省、各市、各縣、各鄉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層級關系，健全各級代表大會之間的流通機制，保證農業保險合作社各項法規、政策的上通下達。三是明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方面的職責和權限。如前所述，各地方政府建立農業保險合作社必須要進行地域、人文和農業風險的實質性評估，并將評估報告提交同級人民大表大會審議，報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備案，通過之后方可進行試點，那么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如何對評估報告進行審議，都需要予以明確，以免相互推諉，導致政令不行。四是人民代表大會對農業保險合作社各項法規、政策進行評估時，必須要依照國家相關法律召開聽證會，必須要吸納公眾參與，保證政策、法規的公開、公正以及人民性。

四、結語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人定勝天”的古訓。要想解決山西農村社會的貧困問題和發展問題，必須要從人文因素上做文章，科學合理的發揮主觀能動性，通過制度建設來解決這些問題。農業保險合作社就是一個選擇，其在山西省農村社會的確具有很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不過，農業保險合作社制度的建立必須要最大限度的契合山西省農業和農村社會的自然地理概況，并符合山西省農業和農村社會發展戰略以及維護山西省全體農民的合法利益。在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必須要立法先行，加強立法制度的完善；必須要發揮政府的科學主導地位；必須要引導合作社成員進行科學管理；必須要成立農業保險合作社聯合會，作為第三方機構監督政府行為，維護公共利益，維護合作社成員的根本利益；必須要建立再保險制度，解決農業風險后顧之憂；必須要以人民代表大會為切入點，健全相關政策評估機制。這些是保障農業保險合作社能在山西扎根的必備條件。

作者：李娟單位：太原理工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