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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產品創新,大多數人第一反應往往是產品技術革新或功能突破。然而相對于看得見的實體層面,不可見的精神層面亦可以有創新,這其中包含有文化、情感、體驗等內容。文化要嫁接于產品,不能僅以喊口號或激進式的傳遞方式進行,這其中考驗的是設計人的智慧與策略。
1文化創意產品的相關背景
中國歷史久遠、地域廣袤。歷經了千百年的積淀與發展,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地域文化如珍珠般閃耀,這些都已成為中華民族所共有的精神基石和情感基因。文化創意產業是一種“文化+創意=財富”的產業類型,文化在創意產業中處于核心地位[1]。文創產業需要有文創產品作為實體依托。從實現途徑看,文化創意產品可以是源于文化背景的產品設計,也可以是在產品設計中引入文化作為重要考量依據。文創產品以文化為根基,以創意為法則,匯集了設計人的知識、智慧與感悟。在實現手法上,文化創意產品主要透過將文化蘊含的隱性因素轉譯為顯性的設計要素,運用設計為文化因素尋求一種符合現代生活形態的新語言,探求使用產品后對人精神層面的滿足[2]。隨著社會進步、綜合國力快速發展,國家文化軟實力意識日益提高。面對日益豐富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大家對于基于文化背景的產品需求亦將愈發強烈。相關數據表明,我國居民對文化創意產品的總消費在2008年時只占GDP總額的不到4%,依長期走勢看,居民消費的絕對額雖然不斷增長,但文化創意產品消費占居民消費的比重在過去10年間仍徘徊不前[3]。上述情況對設計人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基于文化背景的產品設計及相關研究大有可為。
2文化產品設計策略
2.1以文化促創新文化被大家所熱議。而大眾更熱衷于相對表象且淺顯的表述——流行。流行并不是意味著膚淺,它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流行、趨勢、大趨勢這三者其實并無大的差異。當下大家的簡單關注即是流行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時間變化它持續擴散演變為趨勢,更有甚者進一步變化為大趨勢。大趨勢持續發酵,造成同一時期全世界存在且受到綜合性的影響,這種影響超越一時心血來潮并引發長期性的關注,那即是文化[4]。由此可見,文化具有克服世代差異的連續性,它需要時間沉淀與累積,其內涵亦會隨著社會發展日久彌新。人們日常接觸的生活用品看似平常,若不變革其功能技術,要想取得本質上的創新與飛躍,毫無疑問文化基因的植入尤為關鍵。這里所講的“文化”,是一個特定時空內,一群人過著的一種生活方式[5]。傳統器物與現代產品的差異是由時間和空間位移轉換而形成的,現代人回不到以前是因為時間和空間的情境改變。故不能直接以拿來主義的方式簡單粗暴地表達人們對于文化的態度。在品牌中對于文化理念的闡述通常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回溯,從記憶中延續;另一種是針對當下的需求,來找尋文化的感覺[6]。原本其貌不揚的膠帶紙造價低廉,因印有康熙皇帝的御批手跡“朕知道了”,便在臺北故宮熱賣。2013年7月臺北故宮博物院推出文化創意產品“朕知道了”膠帶,見圖1,截至2013年8月銷售額已近300萬臺幣(約61萬元人民幣)[7]!“朕知道了”實際來源于大清康熙皇帝的御批手跡。按臺北故宮表述,此四個字緣起于“朕安”與“知道了”的合成。文案中“朕知道了”,大意為“你們所奏之事,朕知道了”。創意伊始,“安”字被減弱,也正好是此字去掉,讓整個語意悄然變化。“朕知道了”這樣的語言表述融入了當下生活的禪味,既顯得通俗易懂,又讓大家對帝王高高在上的敬畏之心轉變為一種平易近人之情。“朕知道了”已成為臺北故宮銷售最為火爆的紀念品,前來購買的人群絡繹不絕。如此一來,文化賦予產品的高附加值能讓平庸的膠帶紙頓時煥然一新。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傳統文化與地域文化交融匯織。對于外來文化,人們往往盲目推崇而忽略了對自身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文化嫁接于商品,商家通過提供產品來滿足消費者使用功能需求及高層次精神需求。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一方面創意產業可以吸取傳統及地域文化中的精華;另一方面文化元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得以發揚。如此一來,中國制造可轉變為中國“智”造[8]。技術日益同質化的今天,要想在國際品牌的競爭中拔得頭籌,作為增值手段,在產品設計中傳承傳統文化及地域特色顯得尤為關鍵。對地域及傳統文化的理解和不斷挖掘正是產品設計創新源源不斷的強大動力。
2.2以創新謀策略近些年以來,隨著跨文化、跨領域、跨國界的交往,中國的設計面貌不斷在各個舞臺得以呈現。為彰顯中國設計、傳統文化、地域文化,不少設計師在做產品設計時會有意或無意地“捎上”文化符號或貼以標簽。然而,強扭的瓜不甜,這其實是一種不自信與不確定的表現。“中國風”胡亂刮、“文化符號”隨意用,所謂高大上有內涵的“文化產品”比比皆是。傳統元素及符號亦逐漸成為設計的一種“修辭”表象。對于文化元素植入產品設計,如今相當多的研究仍側重于文化符號引用,而且這種引用是非常直接的。文化元素或符號不能僅作為產品設計的一種“表層皮膚”存在,其在產品設計中需要擔負起除視覺效果之外更有意義的價值及作用[9]。在產品的橫向比對尚不夠緊密、縱向文化研究也欠深刻的前提背景下,對傳統及地域文化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在復制+粘貼的表面功夫上,必須反映出相應的文化內涵和特質。
2.3基于地域和傳統文化的創新手法
2.3.1文化語言的符號化文化命題時常困擾著設計人,它讓人想觸及卻又不易把握。因為這需要設計人自身知識積累、生活歷練與思想修行。文化符號及標簽化的泛濫主要是源于符號標簽表意直截了當,能馬上“看出效果”。時下做產品設計不加思考盜用、濫用文化的情況常有發生。廣州美術學院張劍老師曾說過“:當你還沒能力玩文化時,最好先別碰它。”類似涂抹中國紅、張貼祥云紋一樣,某些設計師的不負責任很容易導致假、大、空偽文化不假思索的傳播。基于文化涵蓋的廣度和深度,在文化創作伊始設計師就需抱以敬畏之心、持審慎之態度,量力為之,切不可粗制濫造。符號化的設計方法大致有以下步驟:(1)細解讀,嘗試用言簡意賅的語言將要抓取的文化歸納總結,用設計師的語言去理解,將其抽象為若干特定關鍵要素;(2)巧定格,嘗試將關鍵要素定格在某個代表性的片段或畫面;(3)找元素,將這種畫面尋找合適的元素或符號;(4)活運用,合理地將元素運用于恰當的產品載體。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設計向大家很好地展示了中國文化。四大發明之一的紙由絲綢之路傳播開來,人類文明亦隨紙的出現得以傳播。火炬設計語言取自傳統中國紙卷軸,不僅傳遞給世人紙是中國人的偉大貢獻,也寓意著紙對文化理念的傳播,同理轉譯到火炬對于運動精神的傳遞與價值。作為裝飾語言的祥云文化在中國歷史久遠,極具藝術觀賞性與文化代表性。從符號語言來看,祥云、紙軸與載體火炬的關聯是恰當的。符號帶有高辨識度的信息,其本身已有寓意,即使設計師不去詮釋,大眾亦會解讀。符號是精神及文化層面最淺顯、最表象的外在形式,因此文化符號化的處理手法是把雙刃劍。用好了效果得體;錯用了即“失真”。
2.3.2文化語意的轉譯不同于現代人的生活環境,文化代表著時間與地點的某一個截面或某個維度。因其表意不同,若直接將傳統文化語意融入現代生活,使其自然而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不那么容易。透過對傳統材料、加工方式研究與理解,文化語意可并將其與現有產品相結合,并用當下人能感知的方式轉譯表述。傳統桿秤用秤星即鑲在秤桿上的金屬小圓點進行計量,是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發明的[10]。相傳十六兩制舊秤的秤星,其中每一顆星都代表一個星宿來標示刻度,用者依據秤砣在秤星的位置來讀取物品的質量參數。隨著社會發展,彈簧秤、電子稱因其可讀性和易用性,使用者愈來愈多。如今會看秤星的人越來越少,使用桿秤則更少之又少。桿秤雖不在,大家對刻度的認知還有,對桿秤的情懷還在。由筆者指導設計的《中木》香座臺見圖2,刻度借助傳統秤桿的刻度來隱喻時間的流逝,雖不夠電子計時精準,但亦在述說“時間在走,時空在變”,此作品獲首屆“中國創意”產品設計大賽金獎。這種方式讓人在細細體會生活的同時也很好地演繹了傳統禪味。
2.3.3舊物的再設計舊物濃縮著人的生活情感。將原有的、日常的產品再升華、再創新,可以使其更好地融入人們的日常起居。材質語言依托形式和造型存在。借助材質這種特有的表情語言可反映產品的特征與情緒。由筆者指導設計的《竹香新語》,見圖3,使用竹篾作為裝飾材料,嘗試浙江地區竹篾手藝人的手法將竹篾用混編的形式包裹素白茶具。材料的結合使用向大家呈現了設計與地區手工藝結合的可能性。在產品的功能實現方面,竹編部分的介入讓冷色調的白色陶瓷有了純樸的溫暖感,非全包裹的風格起到了國畫中留白的意境和效果,同時竹制材料也起到了充當陶瓷緩沖保護的作用。如此一來設計使得原有的、已保留的地域及傳統文化不僅能看,還能使日常生活中的舊物煥然一新,真正走入百姓生活、讓百姓用起來。
2.3.4文化的共生與促進每個區域都飽含地域文化,每個地方都有地方特色。設計人應當充分理解地域文化,洞察當地人們已有生活方式,發現找尋新方向。地域的、傳統的東西(包括實體物件也包含看不見的手藝與文化傳承)不應是老舊、有地域局限的,也不應該靜靜地躺在博物館或美術館里供人念舊欣賞。品物流形基于對制作余杭紙傘的70多道工序進行了拆解,于地域手工藝里,又汲取了可用于當下設計的工藝、材料和靈感。“From余杭”,將余杭地域手工藝與余杭文化重新解構,融入當代設計中[11]。據悉品物流形為了深入了解,考察調研了余杭各大村落,耗時四年多時間,與余杭十多個傳統手工藝師傅展開深度學習、合作,余杭紙的未來展覽見圖4,在米蘭設計周閃亮登場,讓人們深感中國設計的魅力與地域文化再設計理念。PaperChair從余杭紙傘傳統工藝(余杭紙傘的傳統工藝是一種傳統手藝,它需要將皮宣紙先抹上天然膠水,而后將宣紙一層層用心糊在傘骨上)中來,同時回到尋常百姓家生活中去。設計師大膽設想,嘗試用紙傘工藝做椅子,PaperChair既有宣紙韌性與細膩質感,產品又具備溫暖的觸感。看似柔弱的宣紙由于有余杭特有的紙傘工藝給椅凳提供完美的支撐,具備不亞于實木的牢固度。在整個設計實施過程中,安徽涇縣宣紙作坊制作宣紙,糊紙工藝由糊傘師傅與設計師合力完成。“From余杭”將余杭的地域手工藝重新點燃、解構之后,又融入當代設計創作。這種實驗性的嘗試,不止限于傘、燈、家具(點)層面,亦是對相關家居產品(線)乃至對于整個余杭地區傳統文化及手工藝的發展、地域及傳統文化(面)的振興都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該項目是一個很好的理念,呈現了現代設計與地域文化的共生關系。“共生”理念對余杭的文創產業亦是一個啟發。從獨特的文化對象中適當地提取設計元素并巧妙地融入到產品設計中,提高了產品的文化附加值,伴隨著產品的使用,又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傳播這些特有文化,實現了應用與傳承文化的雙重效果[12]。余杭區政府多年來花了很大精力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亦通過各種展會平臺,推廣余杭區域的文創產業,與企業合作嘗試一種城市形象推介新模式,建立起余杭的城市品牌。這種突破不是單一的產品,而是從產品帶動產品線,由產品線拉動產業,再由產業帶動區域文化的整體提升。
3結語
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其璀璨的傳統文明及地域特色值得所有設計師好好珍惜并加以利用。優秀設計總能被賦予文化的烙印,無論是德意志的理性,還是日本和式風格的文藝,歸結起來,設計不是以單一的某件產品存在,而因以整體的面貌彰顯其本民族、地域的文化強音。小到文化產品、產品線,大至衍生行業、整個業態、社會層面,文化在向消費者傳播這種獨特價值的過程中,既滿足了消費者的物質欲望,又豐富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共有的生活形態,相似的生活體驗與共同的文化記憶最易感動人。對于設計與文化的融合,一直是設計師在不斷探索中應該思考的,期盼大家能從中找到好的路徑。
作者:磨煉 單位:廣州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