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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是權利法，物權是具體的民事權利，權利的本質是有法律效力的意志。權利的邏輯結果是主體的意思表示產生法律上的效果。以此為基點可以推知民事法律體系是以保護民事主體的意志自由為根本目的和最終價值的規范體系，在具體民事制度的設計中，當具體法律關系之主體的利益發生對立和沖突之時，應當結合目的考量決定具體制度的價值取向和功能定位。又因為制度設計不能也不可以以體系違反為代價，所以公示制度設計的效果不得違反法律的目的及相應的體系安排，而應在此前提下對對立的利益給最大可能的衡平保護。

關鍵詞:

物權;公示制度;價值取向

當人類社會產生法律制度，在各自所有的物之上建立權利之后，對物之價值支配、利用資格的移轉便可以不再以物本身的移轉為必要，而是以抽象的物權移轉為已足。抽象的物權存在于觀念上，因而物權的移轉也可以在觀念上進行。而觀念上的物權移轉僅憑意思表示即可達成，物上權利制度正是物權變動意思主義模式的前提。抽象的權利為意思變動物權提供了可能，也為物權人的物權保護主張提供了最少的構成要件。這固然極大地簡化了物權人取得物權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可以對物權人提供強有力的保護，對物權人至為有利。然而現實生活中的物權關系是涉及物權人即物之所有權人，第二人(常常表現為他物權人)即不享有所有權但實際對物進行占有利用的人，第三人即與第二人就物權進行交易的人。他們三人總是基于同一標的物上的權利發生相互交錯且相互沖突的利害關系。物權制度正是對這種關系進行裁剪、設計、調整、規范，進而給予保護的制度工具，而作為權利之不可缺少的構成要件的公示的價值取向則自然是物權變動制度的靈魂。它決定著物權變動制度的構成內容，法律效果和制度價值。從宏觀上看，公示的制度價值是法的價值的具體表現，為人類文明所肯定的一切價值都必然具有共同的屬性。“‘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盡管對于“價值”的理解有“主觀價值說”、“客觀價值說”和“主體—客體關系說”等多種觀點，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公示制度價值的理解，因為公示制度本身就是主體意志的法律體現。“它一方面體現了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法之間需要和滿足的對應關系，即法律價值關系;另一方面，它又體現了法所具有的、對主體有意義的、可以滿足主體需要的功能和屬性［2］。”公示制度服務于主體所制定的價值目標，并與法律的一般價值本質保持一致。從微觀上看，我們認為公示的制度價值就是使存在于觀念上的抽象權利外觀化，并且以此為基礎設計兼顧公平和效率的法律機制。公示制度滿足主體需要的功能和屬性可以從制度經濟功能層面加以認識和概括，即其減少了建立物權歸屬和物權變動制度的社會總成本。

物權制度大致由物權歸屬和物權變動制度兩部分內容構成，前者重在物權的靜態安全，后者重在物權的動態安全。交易通常是物權人與受讓人之間的關系，一旦第三人涉入物權關系之中，則往往意味著利益沖突的開始。物權變動制度的著力點正是調整物權人與第三人的關系問題，至于物權人與第二人的關系合同完全可以調整。在這種利益背景下，靜態安全和動態安全兩種利益之間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正確處理和設計二者的關系將決定制度是否經濟以及社會為此付出的制度成本。二者的對立，表現在強調靜態安全將犧牲動態安全，選擇動態安全將破毀靜態安全。因為二者的當事人基于爭奪同一個標的之權利而產生了矛盾的利益關系。但是二者在制度設計層面又是可以統一的，可以設計一種既提升靜態安全又保障動態安全的制度。這樣，一個制度兼顧二種安全，二種安全統一于一個制度之中。如果偏重二者之一，使之處于矛盾對立的狀態時，制度的社會總成本增加。如果強調靜態安全，則凡是有損物權靜態安全的物權變動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否定評價。這就迫使物權的受讓人在交易前投入調查成本，以明確物權之真正的所有權人。而這種調查實際上是其所無法勝任，首先，調查的鏈條可能延伸到久遠的時空，為其力所難及。社會將為此付出巨大的調查成本和應有的流通得不到充分進行所造成的損失;其次，受讓人進行力所能及的調查之后進行的交易，也難保準確無誤，一旦真正的權利人出現，已經穩定的交易關系將被打破。其結果是物權人先向第二人訴請返還物權，最后向第三人返還物權，第三人不得不返還物權然后再向第二人主張損失賠償，造成了巨大的連環訴訟成本。影響并未到此結束，由于無權處分的第二人往往缺乏足夠的資信，因而，第三人的損失常常無法足額賠償。其結果造成第三人對交易的怵惕之心，阻礙交易的正常進行。為了補救，法律制度將不得不多出一些補丁式規定，而這又影響了法律制度的健全和體系完整。

交易需要當事人之間有必要的信任，信任靠著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一種行為期待，以內心保證的安全代替信息匱乏。［3］而物權與物權人分離的現實又威脅著這種必要的信任的可靠性。公示制度在明確物權歸屬的同時，在交易當事人之間建立了由法律制度支持的信任，為當事人預測交易后果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增加了當事人對交易活動的信心。以公示為支撐，建立了衡平保護動態安全與靜態安全的法律機制，指引著當事人在交易活動中各盡其善，對他人權利給予應有的注意，避免了對動態安全或者靜態安全畸輕畸所可能造成的社會成本。不難理解，如果一味偏袒動態安全，則一切基于意思表示的物權變動行為都可以獲得法律的肯定。其結果必然是對故意或過失損害他人利益的惡意行為也給予保護，造成物權人的物權朝不夕保，物權人人人自危，非將物權客體牢牢持住則無安全之感，物權秩序將蕩然無存。物權特有的靈動性和追及力也將被窒息，抽象的物權將被具體化為對物的直接持有。理性的權利觀念將被感性的支配表象所替代。由此造成的制度不經濟的后果有三:一是物不能暢其流;二是物不能盡其用;三是他物權的價值將被消減殆盡。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消減他物權的價值將從根本上動搖現行物權制度的價值基礎。表面上，偏重物權動態安全的初衷是為了盡可能消除物之所有權流轉中的障礙，確保物權流轉過程的順暢和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實際上，這只是注意到了事情的一方面，物權變動包括所有權變動和他物權變動。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他物權的需求將大大高于所有權。取得他物權，利用他物權從他物權中取得收益或者處分他物權將是人們的物權生活的主要內容。雖然對于所有權的移轉而言，在所有權處分的情況下，動態安全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甚至可以規定物權的移轉僅依意思表示完成。然而在無權處分無法杜絕的情況下，過分強調動態安全將直接危及他物權正常流轉。如果立法者不給所有權人對他物權人與第三人惡意的無權處分行為行使否決權留有余地，他們便不得不將出讓他物權的相對方局限為自認為可以確信的當事人，從而在根本上限制他物權的流轉。而他物權流轉受到限制的邏輯結果是物不能盡其用。他物權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的主要法律手段。我國現在民商法制建設的焦點問題是進一步完善他物權制度，充分發揮他物權制度保障社會資源高效利用的獨特功能。無原則無節制地強調物權的動態安全，是不理性的。一旦理性的當事人為了避免無權處分造成的損害而放棄他物權制度的利用價值，其后果將是從根本上消減或者制約他物權的制度價值。實際生活中這種結果與初衷適得其反的例子提醒立法者的在制度建設中要刻注意目的考量。

綜上所述，公示是權利的天性。所應注意的是不同的公示方法具有不同的公示效果，無法公示的權利是不存在的，就物權而言，最早的公示方法應當是占有，當法律肯定契據等憑證也可以作為物權的證據并事實上起到公示作用之后，物權人為權利進一步以占有或其它更加有效的方式而公示的義務和積極性趨于停止。憑據不易察知的隱蔽性事實上使交易第三人查明物權歸屬的義務，這給第三人帶來了既不公平也無法完成的負擔。因此，法律應當改進公示方式，以平衡物權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選擇何種方式公示和何種標準選擇公示方式與以何種標準決定公示的應有效果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即公示的價值取向。這就決定了公示制度設計不是事實判斷而是價值判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充滿著對對立各方利益的衡量及其與法律目的的。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頁．

［2］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192．

［3］鄭也夫著．《信任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103．

作者：高杰 單位：天津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