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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舞蹈根據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把外來舞蹈元素進行改造，這也使中日舞蹈形態美感的差異性受到影響。第一，日本舞蹈注重造型美，但不注重動作之間的銜接。而中國舞蹈對這一點十分重視，講究的是舞蹈的延伸、流暢與連貫的美感。而日本舞蹈的動作為上下運動，一般表現為身體的屈直或者踩腳的步伐，它注重對舞蹈造型的排列和定型，卻缺乏動作與動作間的延續性。第二，日本舞蹈以“穩”為核心，注重動作的平穩性，并且節奏緩慢。而中國舞蹈則以變化為主，尤其體現在舞蹈的輕盈飄逸。這與日本的文化特征密切相關，跪坐和榻榻米更直觀的反應了日本人的社會生活習慣。第三，對面部表情的要求不同。中國舞蹈直到現在都非常重視面部的表情，其中突出表現在對眼神交流的要求。而日本舞蹈與中國舞蹈在這一點上是截然不同的。日本的舞蹈面部表情很少，有的舞蹈甚至以濃妝和面具淡化面部表情。

意識美感，是人在內在精神活動上對美的主觀反應和評價中國傳統的意識美感包括和諧、內斂、超逸。日本的傳統意識美感則包括物哀、和諧、天然。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于“和諧。”但由于兩國的自然環境、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的差異，在意識美感上的差異性也尤為突出：第一，自然環境影響下生成的不同意識美感。日本位于中國大陸東側，孤懸海外，且自古以來受地理條件影響長期受臺風、地震等自然災害影響。因而對大自然生成了一種莫名的敬畏感“，物哀”的審美意識也逐漸形成。而中國地大物博，自然環境優越，反而不太可能形成這樣的審美意識。第二，對“真善”產生“美”的文化的不同吸收。日本崇尚自然、簡樸的審美風格，從傳統文化角度看屬于“真”；而中國則以“至善”作為行為規范和準則。第三，中國的意識美感是內斂與超逸的統一，而日本則表現為以閑寂為主的“靜”。中國舞蹈的氣質以內斂為主，但開合之間包含著靈動超脫的元素。而日本的島國根性使其國人擁有著一份民族自卑感和隱忍的氣質。

中國舞蹈發展史上，唐代可以說是一個高峰。舞蹈作為文化藝術中多彩的一部分，廣納國內外各族樂舞開創了一段唐舞新風。輕盈柔媚逐漸被矯捷奔放所取代，日本在對健舞和軟舞的吸收中是否也和中國一樣發生了這種轉變呢？唐代舞蹈豐富多彩，繁花似錦。按舞蹈風格特點可分為“健舞”和“軟舞”兩個部分。健舞和軟舞是唐代廣泛流行于宮廷、貴族士大夫家宴及民間的小型表演性舞蹈，多為獨舞或雙人舞。前者風格大多剛健矯捷，后者風格大多優美婉轉。其藝術技巧很高，后成為教坊傳教授業的主要內容。唐代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高峰，此時的日本正處于飛鳥時代后期、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前期。舞蹈作為文化藝術的一個領域在當時的中日交流中并沒有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對其的分析，可通過唐代日本遣唐使從中國帶回的音樂中尋找舞蹈交流的足跡。以遣唐使為中心的中日音樂交流活動的開展，為中日文化的交流寫下了嶄新的一頁。早在中國隋代，日本已經派遣遣隋使到中國學習文化，繼遣隋使之后，日本于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8月第一次派遣唐使團，期間經歷長達264年的歷史，正式到達唐國土的一共有十三次，到達人員包含了以學習唐樂為首要任務的聲音長和聲音生。他們所帶回的唐樂中包含了唐代各種舞蹈。那么，在這些東傳日本的舞蹈中，日本是怎么進行吸收和擯棄的呢？日本的審美意識對其的作用和影響是怎樣的呢？據崔令欽的《教坊記》和段安節的《樂府雜錄》記載，當時的“健舞”有《阿遼》、《柘枝》、《黃獐》、《拂菻》、《大渭州》、《達摩支》、《棱大》、《阿連》、《劍器》、《胡旋》、《胡騰》，共12種。軟舞也是由民間樂舞改編而成，多用于宴享。這種舞蹈姿態柔婉，舞步輕盈，音樂伴奏舒緩平和，表演時感情較為細膩。見于記載的舞蹈有《垂手羅》、《春鶯囀》、《烏夜啼》、《半社》、《回波樂》、《渠件席》、《蘭陵王》、《涼州》、《屈柘枝》、《團圓旋》、《綠腰》、《蘇合香》、《甘州》共13種。

日本對其的吸收和擯棄，從當時傳入日本的唐樂曲目中，我們可以初見端倪。朱雀天皇承平年間，日本最初的分類形式漢和辭書《倭名類聚抄》中，就記錄有塘區132曲。其中包含有軟舞的有《團圓旋》、《春鶯囀》、《蘭陵王》、《甘州》、《蘇合香》、《涼州》，包含健舞的有《劍氣渾脫》。此記載后來被日本唐樂研究家岸邊成雄根據中國古代文獻整理證明，上述曲目雖不完全肯定是唐樂曲目，但至少和隋唐燕樂有著莫大的淵源。為什么在健舞和軟舞中，只有上述舞蹈被吸收呢？一方面，部分曲目和舞蹈可能在東傳日本的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而消失，不存于史料。另一方面，日本的審美意識可能對其產生了作用和影響。日本是流傳和吸收較多的是軟舞。軟舞優美柔婉，符合日本舞蹈形態美感的柔和要求。而健舞剛健矯捷，則不太符合日本形態美感的嫻靜要求。因此絕大多數健舞沒有被日本所選擇。雖然健舞中仍有一支《劍氣渾脫》（又名《劍器渾脫》）被吸收，但此劍舞原為男性舞蹈，經長期流傳，逐漸演變成為一種緩慢、典雅的女性舞蹈。

限于手中的史料匱乏，已經無法考證清楚其中的一些舞蹈與日本審美意識之間的具體關聯，但從上訴材料分析不難看出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是存在的。當然，日本對唐傳舞蹈的取舍不會僅僅只因為審美意識的原因，這也為我們今后的研究留下了更多的線索和課題。現在“宮內廳式部職樂部”設在日本皇居中仍有《雅樂》的演出，如《蘭陵王》等，這些活化石見證著中日樂舞交流史，也為殘存的唐代樂舞留下了一聲嘆息。（本文作者：楊秋單位：浙江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