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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域文化對兩漢文學的影響是因時、因人而異的，主要通過作者、地域環境和讀者三個方面實現。兩漢作者對地域文化的認知和利用，有助于增加自身作品的感染力和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地域環境作為兩漢作者所處的外部環境，關系著兩漢文學的發展和新變，在其作為描寫對象被作品吸納后，還具有烘托作品宗旨和氛圍的作用。兩漢讀者對作品的理解和選擇往往以自身的地域文化情結為依據，并最終影響到兩漢作者的創作活動和文學作品在兩漢時代的傳播。

關鍵詞：地域文化；兩漢文學；作者；地域環境；讀者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地域范圍內形成并為人們所認同的，由歷史、地理、風俗、心理、價值觀等文化要素組成的，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體系。地域文化對兩漢文學的影響主要通過如下三個方面實現：一是作為創作主體的作者；二是具體的創作環境；三是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在兩漢文學創作和鑒賞的過程中，上述三方面所承載的地域文化信息會相互交匯、碰撞和融合，并最終對文學作品的主題、風格、藝術水準和傳播等產生深遠影響。

一、作者的地域文化認同與兩漢文學創作

“地氣風土異宜，人性亦因而迥異”[1]，不同地域的自然風物、民俗傳統往往會塑造兩漢作者別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心理。此種心理首先表現為對家鄉的認同和依戀。韋孟《在鄒詩》說：“嗟我小子，豈不懷土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2]2683—2684直白地表達自身對故土的戀念與稱美。揚雄《蜀都賦》則通過“蜀都之地郁乎青蔥，沃壄千里”[3]之類的內容隱性地抒發班固口中“矜夸館室，保界河山”[4]的鄉邦自豪感。時至東漢末年，上述情結更是得到自覺而深廣地發抒。“建安七子”中的徐干作有《齊都賦》，劉楨則作有《魯都賦》，各自謳歌自己熟識的鄉土。《古詩十九首•去者日以疏》也將人生失意與鄉思結合起來，寫得感人至深。王粲《登樓賦》所表現出的萬千愁緒，固然與國家喪亂、壯志難酬有關，但由其“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人情同于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5]的表述可知，作者還有著濃郁的鄉邦之思。可以說沒有作者濃郁的戀鄉情結，便不會有上述諸作的真摯動人。有時候，此種情結甚至會成為兩漢文人進行創作的動力來源。東漢《越絕書》得以撰寫的重要原因即是創作者“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6]，因而有為鄉邦文化正名之意。當然，創作者戀鄉情結的生成又是因人、因情況而異的。《后漢書•梁統列傳》記載梁竦被漢明帝詔令歸還原籍一事說：“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7]927可見在自幼生長于洛陽的情況下，梁竦已將原籍視為異域，更勿論對其眷戀和頌揚了。賈誼《新書•保傅》說：“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于齊之不能不齊言也。”[8]187兩漢學者已經認識到長期生活于同一區域的人群往往有著某些相同的價值觀和風習，而這些價值觀與風習一旦被他們在創作中加以利用，便可能對其作品的藝術水準產生影響。《史記》之所以成為不朽經典，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司馬遷對不同地域民俗的準確把握，從而成功塑造出眾多鮮活的人物形象。以《史記•陳丞相世家》為例，其開篇說：“陳丞相平者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9]1825陽武屬河南郡，為魏國故地。司馬遷此段描寫可能參考了魏地“重厚多君子，好稼穡”的風習[9]2830。陳平由于背離當地“好稼穡”的傳統，所以遭到鄉人和嫂子的譏諷，而其兄縱其游學等行為則反映當地民眾“重厚多君子”的一面。與之相反，那些未能體察各地風俗民情的作家作品，則往往有著人物形象失真與模式化的問題。廣泛存在于先秦諸子典籍中的愚蠢宋人形象即是時人不認同宋國文化的產物，兩漢部分文人也繼承“愚宋”這一傳統。《淮南子•氾論》即以宋人教唆女兒偷竊夫家財物的故事作為思考問題本末倒置的典型。應劭《奏上刪定律令》也引用《闞子》中的典故說：“宋愚夫亦寶燕石睹之者掩口盧胡而笑。”[10]339實則宋地民眾并非真的愚蠢，班固稱贊他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2]1484。但由于兩漢部分文人對先秦作品中相關地域文化信息的機械接受和利用，遂使得愚蠢宋人的模式化形象繼續留在兩漢文學作品之中。

二、地域環境對兩漢文學創作的影響

地域環境包括特定地域范圍內的自然環境和由人物、風俗、傳統等因素構成的人文環境。它對兩漢文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成為作品內容和影響作者兩個方面。當地域環境作為兩漢作者的描寫對象時，其主要作用在于烘托作品的主旨和氛圍，使讀者能夠較輕易地進入特定的情境中，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寫作意圖。司馬相如《上林賦》在描述上林苑景色時說：“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11]就意在通過羅列和夸張上林苑南、北自然環境的不同，引領讀者感知其宏大規模。班固《兩都賦》則是通過對長安和洛陽兩城不同人文景觀的對比描述，向讀者展示和頌揚東漢統治者的帝德。蔡琰《悲憤詩》說：“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7]2251又是將充滿地域特色的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結合在一起，渲染自身客居地的惡劣條件與內心的悲苦情調，使讀者很容易領悟到該詩控訴苦難制造者的主旨。在兩漢作者將地域環境作為描寫對象的過程中，一些景觀便會因其所具有的某種特殊意義而被屢屢提及。例如秦人建立的函谷關，不僅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軍事要塞，還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兩漢作者用作界分秦地與山東六國，關東與關西等歷史文化區域的地標。再如渤海和泰山，自《尚書•禹貢》說“海岱惟青州”[12]，“海、岱之間”便常被包括兩漢作者在內的人們用來指稱齊地。兩漢文學作品通過對上述景觀的吸納，不僅提升自身的歷史文化厚度，還可借助其蘊含的歷史文化意義來抒發作者的思想情感。蔡邕的《述行賦》即很好地運用自己在奔赴洛陽途中所經各地的景觀及其蘊含的歷史文化意義，借古諷今，為該作品斥責統治者昏惡，抒發自身悲憤的宗旨提供了有力支撐。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作者所處的特定地域環境對其創作活動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研究者將早期刺激和活動給兒童留下的身心感受和情緒體驗稱為早期經驗，并認為早期經驗對文學家個性的生成和發展具有奠基性的影響，這種影響產生于人的語言與思維已經開始的時候[13]。以此推論，地域環境對兩漢作者的影響也應從其牙牙學語時開始。對此，兩漢時人已有認知。賈誼說：“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8]436換句話說，只有當兩漢作者可以能動地感知外部世界時，地域環境才可能對其產生影響。兩漢作者的文學修養首先得益于故鄉的文化氛圍，因為不同的地域文化氛圍往往孕育出不同風貌的地域文學。班固《漢書•地理志》在談及楚辭的發展歷程時說：“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2]1487由此可見，楚辭的產生和傳播過程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漢代以前，楚辭的創作和傳播中心在楚地。漢朝建立后，有賴于劉濞、劉安等諸侯王對當地文化環境的刻意營造，以及枚乘、莊忌、莊助、朱買臣等吳地文人的榜樣作用，楚辭的創作和傳播中心又轉移到吳地。班固在總結巴蜀地區文風鼎盛的原因時也說：“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2]1470以此看來，由地域統治者和鄉賢共同營造的地域文化環境對兩漢文學的繼承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地域風俗對兩漢作者創作的影響同樣不可小視，雖然這種影響會因人、因時而異。明人丁養浩說：“生其時，處其地，囿其風氣，習俗之不齊，則文章之美惡亦因之。”[14]兩漢文學創作作為一種體現時人審美意識和思想情感的社會行為，自然難以擺脫地域風俗的拘囿。從某種意義上說，司馬遷家鄉“玩巧而事末”[9]2826的風俗便與《史記》“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7]1047的表現不無關系，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司馬遷追求富貴、崇尚名利的風習性文化意識。齊地文人作為活躍于西漢政壇的一股中堅力量，其文學作品的地域特色也較為鮮明。尤其在西漢宣帝以前，考察鄒陽、東方朔、主父偃等人的文章及其寫作背景，即足見“多辯知”“詼諧”等齊俗傳統對其文風的深刻影響[15]。對兩漢作者而言，地域環境的變遷也經常發生，這種變遷可分為歷時性和共時性兩種。從歷時性來講，即使是同一地域，其環境也會因自然災害、治亂興衰、社會思潮等方面的變化而產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兩漢文學也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于希賢《地理環境變遷與文學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晉南北朝文風演變與地理環境關系》一文較詳細地探討各地自然環境變化與兩漢文風更迭的緊密關系[16]，此不贅述。在人文環境方面，地域政治和文化氛圍的變化也足以導致兩漢文學宗尚的新變。據《漢書•地理志》可知，西漢大賦風潮的興起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翁、司馬相如等人對蜀郡文化氛圍的改造[2]1470。從共時性來看，地域環境的變化則主要表現為作者的地域遷移。清人宋琬在評價王追騏詩作時說：“今雪洲則渡錢江，窺禹穴，東臨吳會，問闔閭、季札之遺跡縱目騁懷，當有得于江山之助者。”[17]伴隨著所處地域環境的轉變，作者的心理也往往會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到自身乃至兩漢的文學創作。賈誼自長安謫居長沙國，“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9]2192。長沙國的自然氣候與賈誼生活的長安、洛陽等北方城市差別較大，而湘水則為屈原自沉之處，上述地域遷移顯然促成了賈誼《吊屈原賦》的創作。劉勰說：“賈生浮湘，發憤吊屈，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詰。然影附賈氏，難為并驅耳。”[18]由此可見，賈誼在異域環境感召下創作的《吊屈原賦》不僅在文風上與其此前篤實峻拔的散文有所差異，還著實引領了兩漢吊文的寫作潮流。

三、讀者的地域文化心理與兩漢文學批評

作品的價值和影響力的最終實現，還有賴于讀者的介入。由于兩漢讀者自身也是某種地域文化的承載者，所以他們所具有的地域文化心理和地域文化知識也往往會成為其評價和選擇文學作品的依據。揚雄早年對鄉賢司馬相如的作品十分崇拜，“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后來發現“屈原文過相如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2]3025。可見正是由于揚雄認為“屈原文過相如”，其水平超越了自己家鄉文學所能達到的高度，才轉而接受和學習屈原的《離騷》等作品。而代表楊雄家鄉文學高度的司馬相如賦，在此過程中則自覺充當揚雄比較和選擇文學作品的標尺。當然，揚雄能否將司馬相如賦視為家鄉文學的代表，也取決于他當時的地域文化知識積累。一般而言，文學作品攜帶的地域文化因素與兩漢讀者自身所擁有的同質性越高，便越容易被讀者理解和接受。長安人杜篤作《論都賦》盛夸長安形勝，客居洛陽的長安士人讀后“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7]1980。顯然正是杜篤賦中盛贊的長安風物激發了他們情感上的共鳴，進而喚起他們的思鄉之情。與東漢其他地域的文人相比，楚人王逸對《楚辭》的理解和接受程度顯然更高。他不僅批評班固、賈逵等人典校的《楚辭》“義多乖異，事不要括”[10]584，還注重結合楚地風俗解釋《楚辭》的相關內容，故而他的一些立論至今仍受到學界的重視。產生于漢代，以“矜其鄉賢，美其邦族”為宗旨的郡書之所以“施于本國，頗得流行；置于他方，罕聞愛異”[19]，也是兩漢讀者濃重的地域文化情結作祟。有基于此，兩漢讀者還往往容易對鄉賢作品做出偏袒性的闡釋和評價。王逸對《離騷》有諸多附會經學、政治的主觀闡釋，如認為“《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10]584等，目的無非在于維護屈原作品于其時的正統地位。此外，當作品攜帶的地域文化因素對兩漢讀者而言是異質的，新奇的，卻又被作者描述得極富魅力時，也十分容易受到讀者的推崇。《山海經》一書在西漢時之所以被士人“皆讀學以為奇”，便因其有助于士人“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20]。兩漢讀者對其他地域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也會反過來影響兩漢文學的創作。正因為有漢武帝對西域各國情況的探求，才有張騫《具言西域地形》《言通大夏宜從蜀》等文的誕生。從東漢楊孚《交州異物志》的現存內容來看，其宗旨即在于介紹交州的“異物”以迎合時人好奇求異的心理[21]。這應當也是異物志類作品在漢末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綜上所述，地域文化對兩漢文學的影響主要通過作者、地域環境和讀者三方面實現。兩漢作者對自身地域文化情結的發抒以及對地域文化傳統的認知和利用，既推動相關主題的文學創作，又影響自身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地域環境作為兩漢作者創作時的外部環境，關系著兩漢文學風貌的發展和新變。在其作為描寫對象被兩漢文學作品吸納后，還起著烘托作品氛圍和主旨的作用。兩漢讀者的地域文化心理和相關知識結構往往成為其接受和評價文學作品的依據，這不僅影響文學作品在兩漢時代的傳播和接受，還反過來影響兩漢作者的文學創作。兩漢文學作為大一統封建王朝的精神產物，其內部發展卻是多維度和不平衡的。探析地域文化對兩漢文學的影響，無疑有利于加深對兩漢文學產生和發展規律的認識。

作者：宮偉偉 單位：滁州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