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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softPower)是美國學者約瑟夫·奈在20世紀8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概念。他指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包含硬實力(HardPower)和軟實力(softPower)。前者包括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和資源潛力，是可以用指標來衡量的有形“硬資源”；而后者包括導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同化力，即影響其他國家的意愿、政治導向和發展趨勢的能力。這種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與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等無形力量緊密相連。這種軟力量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欲你之所欲，通過吸引、感召人而不是威脅、強迫人來達到目的。由于廣義上的文化包括文化藝術、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社會模式等，因此可以把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稱為“文化軟實力”。

從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來看法國，人們不得不哀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文化軟實力的衰落。法國曾經是17～19世紀的歐洲霸主和世界霸主之一。研究法國歷史文化的法國學者普羅夏松曾這樣描述法國曾經的輝煌，“在19世紀，大家可以不去倫敦，不去維也納、柏林，不去圣彼得堡，也可以不去羅馬，但無論是誰，不管他什么出身，也不管他有什么國籍，他卻不能不去巴黎”，因為當時，“巴黎是世界的神經中樞，正如雅典原先是希臘的思想靈魂一樣”。

然而，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的文化軟實力在逐漸地衰落。2007年12月首期歐洲版的美國《時代》周刊以封面專題《法國文化已死》一文，報道了法國文化軟實力衰落的現狀。文章稱：這個曾經誕生過無數大師級人物、使得舉世稱羨的國度，如今其文化影響力正日漸式微。文章引用法國評論家阿蘭·哥曼(AlainQuemin)的話稱：“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毫無疑問是世界藝術之都，那些渴望出人頭地的藝術青年全都慕名而來，而如今，他們紛紛涌向了紐約。”文章認為，“法國文化墻內開花、墻外不香的現狀早已是國際文化舞臺上心照不宣的共識”。

法國文化軟實力的衰落也表現在法語的衰落上。從17世紀末開始，法語就取代拉丁語成為國際上的外交語言。時至今日，法語仍然是國際通用語言，法語文本在重要的國際談判中必不可少。盡管如此，隨著美國的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全世界學英語的人越來越多，法語的使用率在不斷下降，就連在法國舉行的國際會議，使用英語的次數也比法語多。在目前全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中，法語僅排第13位。當今互聯網上流傳的信息80％是用英語寫的，在剩下的20％當中，法語只占大約5％。

不但別國觀察到了法國文化軟實力的衰落，法國人自己也同樣覺察到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認為強大的法國在逐漸走向衰落的法國的“衰落學家”們開始零零星星地出現。1997年，法國歷史學家、“衰落論”的“鼻祖”尼古拉·巴維萊茲(NicolasBaverez)出版了《可憐的30年》一書，稱1997年前的30年見證了“沒落歐洲內的病態法國”的出現過程。這本書在法國學術界引起了較大反響。2003年，尼古拉·巴維萊茲出版了《法國在跌倒》一書，進一步指出法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危機。這本書在法國讀者中引起了極大反響，長期占據法國暢銷書排行榜的“冠軍”位置。從此以后，“衰落論”在法國一發而不可收。《法國的不幸》《告別離去的法國》《高盧的幻想》等持有相同論調的新書爭相問世，法國上下一片嘩然。2004年夏，《費加羅報》發起了一場題為“成為法國人意味著什么”的大討論，共有40多位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等加入討論。當時，哲學家尚達爾·德爾索(Chan—talDelsol)的一段經典評論成為眾多媒體轉載的對象：“一個如此輝煌的民族怎么會變得如此平庸、如此沉悶、如此禁錮于自己的偏見……今天，作為法國人的意義就是悼念我們不再擁有的品質。”而參加討論的語言學家克羅德·海格戈(ClaudeHagege)則認為法語正在走向衰落，這與法國民族的衰落是分不開的。討論的發起者、《費加羅報》編輯部主任在總結中寫到：過去20年的歐盟計劃被看作是法國走向復興與繁榮的獨特道路，但這一承諾沒有兌現，“2004年的法國是一個處在疑問中的民族”。

到了2005年7月，巴黎申辦2012年奧運會失利后，《世界報》的社論標題讓法國人心顫——確實在衰落!

法國文化軟實力的衰落引起了法國有識之士的深深不安和反思。

現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把法國文化衰落的原因歸結為個人主義取代了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無政府主義、極端自由主義、放任主義、散漫主義、享樂主義泛濫成災，國家的地位和政府的權威受到極大挑戰和嚴重削弱。薩科齊在2007年競選總統演講時就提出：法國1968年5月的學生運動是一場鼓吹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挑戰國家地位和政府權威的運動，這場運動的后果使法國逐步進入個人主義社會，國家和民族的觀念被淡化和虛化，國民普遍喪失了公民責任心和社會責任感，懶惰主義、自私主義、享樂主義滋生蔓延，國家經濟發展陷入困難，民族文化事業步入衰退，整個社會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他決心當選總統后，要通過改革，使法國社會與這一停滯階段徹底決裂，重新塑造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法國，恢復法國昔日的偉大和光榮，使每一個法國人重新感覺到作為法國人的自豪。薩科齊認為自己繼承了戴高樂的執政思想和路線，因此曾經稱自己是戴高樂的繼承人。

薩科齊獲選上臺后，決心復興法國文化，恢復法國的文化大國地位。為此他提出了新穎的“文化政治觀”，可概括為：在國民中培養符合時代潮流發展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重新樹立愛國主義思想和公民責任意識，重新確立民族身份，大力發展民族文化事業，通過國民觀念的更新、文化素質的提高、文化事業的發展，來推動民族經濟的發展和民族科研事業的進步，促進綜合國力的提高，力圖使法國在歐盟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恢復法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和文化影響力。他提出的政策措施包括：大造輿論，使他的競選總統的口號“工作更多，掙得更多”深入人心，打破35小時工作制，對增加的工作時間實行免稅，努力改變國民懶惰悠閑、貪圖享受的習慣，促使國民樹立勤勞致富、開拓進取的思想觀念；改革法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模式，適當削減社會福利，改變國民對政府“等、靠、要”的依賴思想，促使國民樹立自立自強的意識；在學校中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和公民責任感教育；在學校中引入藝術教育，開設藝術課，提高學生的文化藝術修養；進一步保護、開發和利用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好法蘭西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把文化藝術引入街區，促進群眾與藝術家、文化機構的交流；利用信息技術，促進法國文化與全球文化的交流和法國藝術品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進一步扶持各項文化事業，增加文化領域的就業崗位，給予藝術家們減稅、提供生活補助和廉租房等優惠措施；增加科研和教育經費，進一步提高科研水平，推進高等教育改革，努力在法國打造幾所世界一流的大學。為在資金上保證各項文化發展措施的落實，薩科齊執政后為文化部增加了3.2％的預算，令其總預算達到110億美元。

與薩科齊不謀而合，法國當代哲學家、社會學家馬歇爾·郭雪(MarehelGauehet)也認為1968年的法國學生運動把法國推入了個人主義社會。他深入反思民主制度，認為當代法國民主以尊重和保障個人的“人權”(即個人的基本權利)作為民主的一個重要基礎，然而對“人權”的過度重視和強調，反而促使個人對“人權”過于貪婪，永遠得不到滿足，最終使得民主制度陷于癱瘓，運轉不靈。他把這種狀況概括為“民主反對民主自身”。他指出，這種怪狀導致個人主義否定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集體、社會和國家變成了空殼，政府的權威不復存在，社會凝聚力消失，社會各項事業難以發展。他宣稱，進入2000年以來，他看到了“人權”在法國社會的全面勝利，而與此同時，集體的地位、政府的權威如同日食，在慢慢被吞噬、消失。他認為當代法國民主“病”得很重，病根在于個人主義的泛濫。至于當代法國民主能否解決個人主義泛濫成災的危機，他表示不樂觀，至少在短時期內他看不到解決的辦法。

法國當代哲學家吉爾·利伯維茨基(GillesLi-povetsky)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后，法國進入了一個“空的時代”，即一個個人主義橫掃一切，集體、社會和國家的意義被掏空，以往的社會模式、社會規范被蝕空，而新的具有生機和活力的社會模式和社會規范又尚未建立起來的時代。他還認為，在“空的時代”，法國社會進入了“超現代階段”，這一階段具有三個特征：一是超級流動，即社會非常自由，非常靈活，變動不居，與以前的現代社會的穩定的結構原則有了很大的不同；二是超級消費，即消費活動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整個社會帶著一股濃濃的商業氣息，消費和享受成為個人生活的主題；三是超級自戀，即超現代人極端地自我關注，自我愛惜，自我欣賞，以自我為中心，而對別人、對社會漠不關心，喪失了公民責任心和社會責任感。利伯維茨基不否定個人主義，但他強調應把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權利與公民責任心、社會責任感結合起來，呼吁推行負責任的個人主義，重建公民的社會責任感。

法國當代哲學家阿蘭·雷諾(MainRenaut)認為，在個人主義的不斷沖刷和侵襲下，當代法國已經進入一個權威基本消失的社會：公民面前的政府、孩子面前的父母、學生面前的教師、病人面前的醫生都幾乎喪失了權威。他認為這是民主進程的必然結果：民主社會不再需要強制性的、不平等的權威，而需要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平等對話和說服。

法國當代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皮埃爾·荷讓瓦隆(PierreRosanvallon)認為，法國的民主至今并沒有真正地完成，存在著種種障礙，其中一個障礙就是個人主義的過于泛濫，導致個人喪失了公民責任心和社會責任感，而喪失公民責任心和社會責任感的個人是組成不了人民的，法國的“人民”消失了，有的只是松散的民眾。

法國當代哲學家、社會學家阿蘭·凡齊埃爾克霍(MainFinkielkraut)認為，消費型、功利性的當代法國社會使個人沉湎于物質的享受和物質的追求，而逐漸放棄了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的提高。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個人被“物化”和“異化”了。“物化”的個人的心靈非常空虛，缺乏文化的熏陶和靈魂的寄托，失去了“精神家園”。這種異化現象實質上是一種“文明的野蠻”、“個人主義的野蠻”。

當代法國學者羅伯特·羅斯弗特(RobertRochefort)認為，在“光榮的三十年(LesTrenteGlo—rieuses)”(1945—1975)，法國出現了一個消費型的社會，自從70年代中期以后，個人主義社會開始在法國形成。個人不再以社會為中心，而以自我為中心，沉湎于消費和享受中，喪失了公民責任心和社會責任感。法國社會在逐漸非政治化。如今的法國人是一個“好的消費者”、“糟糕的公民”。

法國總統和法國學者對法國文化軟實力衰落的反思，促使法國人關注法國的命運和前途，思考如何復興法國文化，重新找到身為法國人的光榮與自豪；同時也促使其他國家的人們關注本國的命運和前途，探討如何吸取法國的經驗與教訓，更好地建構本國的文化軟實力，走出一條文化大國之路。

[摘要]法國曾經是17—19世紀的歐洲霸主和世界霸主之一。直至20世紀四五十年代，法國仍是世界文化藝術中心之一。然而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的文化軟實力在逐漸地衰落。該文分析法國文化軟實力衰落的種種表現，綜述法國現總統薩科齊和法國學者們對這一衰落現象的原因及對策的思考。

[關鍵詞]法國；文化軟實力；衰落；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