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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生。1865年(同治四年)，薛福成上書曾國藩獲得賞識，被延入幕府，成為“曾門四弟子”之一。1875年(光緒元年)，薛福成上《應詔陳言疏》，提出“治平六冊”與“海防密議十條”，震動朝野。同年應直隸總督李鴻章之邀入幕，入參機要，兼理文案。1879年(光緒五年)撰《籌洋芻議》，對清廷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多方謀劃。1884年(光緒十年)授浙江寧紹臺道，在任期間，由于措置有方，謀略得當，多次擊退法軍入侵，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對外少有的軍事勝利。1888年(光緒十四年)擢湖南按察史，未及上任，翌年受命為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欽差大臣。《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和《出使日記續刻》作于中日甲午戰爭前，此時國內維新運動仍在醞釀，西化大潮尚未掀起，作者對中西文化仍能展開從容不迫的觀察和探索。面對這“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大清國的使臣和經世主義者，薛福成在強敵環伺的形式下為中國尋找出路，通過對西方近距離的觀察，也對西方社會、經濟、文化方面也有一個更直觀具體的印象，其主要表現在對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認同，主要在科技、經濟、政治制度等方面，在精神情仰方面，則從傳統文化出發，力揭西方文明之短。

一、西方的啟發與思想的深化

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廷派陳蘭彬為留學生監督，攜幼童赴美薛福成撰《贈陳主事序》一文，其中說：先生所攜皆童子，童子志識未定，去中國禮儀之鄉，遠適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歲月漸漬，將與俱化。歸而挾其所有以夸耀中國，則弊博而用鮮。為之傅者，其必有逆睹其弊而善為防閑者邪。然則先生此行，務畢究洋人之所長，更善察洋人之所短可也。清廷后來將幼童悉數撤回，起于留學生監督吳子登天于幼童“放蕩淫佚”、“效尤美人”，難于管理而應予招回的吁請，時任駐美公使的陳蘭彬則是支持他的。由容閹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世人皆以陳蘭彬為保守，卻很少有人知道，薛福成當時對西方的看法，還不及陳蘭彬開通。但是，到歐洲不久，薛福成很快糾正了自己的認識：昔郭筠仙侍郎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至為清議之士所說詆排，余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以詢之陳荔秋中丞、黎純齋觀察，皆謂其說不誣。此次來游歐洲，由巴黎至倫敦，始信侍郎之說，當于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微之。薛福成出國前對西方有負面看法，并不意味著他對西方文化的全盤否定。對西方的科技和工商業，他從一開始就是接受的。在這些方面，薛福成出國前后的思想變化，并非轉折，而是深化，具有一貫性和連續性。

1.對西方科技的認識在傳統的士大夫心目中，科技是西洋人的學問，出身正途的人學習科技，“以夷為師”，是可恥的事，萬不可行。如何克服這一思想障礙呢？薛福成出國前就找到了一個有效的邏輯。他說，科技是宇宙間的公理，“乃造化日辟之靈機，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因此西人可以鉆研，中國人也可以講求。出國后，這一思想得到進一步深化，在《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中，薛福成寫道：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不精；而皆導其源于汽學、光學、電學、化學，以得御水御火御電之法。中國綴學之士，聰明才力豈遜西人？特無如少年精力，多靡于時文試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億兆人之奮其智慧，各以攻其專家之學，遂能直造精微。斯固毋庸自諱，亦何必自畫也？生理學方面，薛福成最感興趣的是心與腦的功能問題。中國傳統上認為，心主靈明，思慮記憶皆在于心；近代科學則認為，心是向周身提供血液和營養的器官，思慮記憶皆在于腦。對這兩種對立的觀點，薛福成一開始時也很困惑，難于取舍，后來通過問讀西方醫書，更多了解了人體解剖學之后，基本上接受了科學的觀點。電學方面，薛福成通過學習，了解了電的發現、電磁原理、放電現象、正電和負電之別。化學方面，薛福成知道了金屬非金屬(“四氣十金”)的區別，大氣的基本構成，主要的金屬元素，化學的基本原理。光學方面，薛福成了解了光的生成、光的反射、光譜，懂得了三棱鏡的原理和“眼腦衣”(視網膜)的作用。以上例子，足以說明薛福成對基礎科學的興趣。在記載這些科學知識的時候，薛福成往往會追溯中國傳統的說法，有時會對某些學說提出修正(如《尚書》的“五行說”)，有時又會為某些學說翻案(如鄒衍的“大九州說”)。總起來說，薛福成對西方科學的學習和思考是獨立的、認真的，其敏于領會、善于聯系、舉一反三之能，是值得肯定的。

2.對西方工商業的認識1875年(光緒元年)，薛福成上“海防密議十條”，提出了“商情宜恤”的觀點，認為西方“以兵船之力衛商船，即以商船之稅養兵船”的方法，值得中國仿效，若廣泛推行，必能“奪洋人之所恃，收中國之利權”。這是薛福成最早提出的“商戰”思想。薛氏認為，國家重視商業，正是西方富強的根源所在。“昔商君之論富強也，以耕戰為務。而西人之謀富強也，以工商為先”，如果商業不旺，國家必然漸漸貧弱，“所以地球各國，居今日而競事通商，亦勢有不得已也”。1890年2月(光緒十六年正月)薛福成出使途中經過香港、新加坡，看到英國人五六十年間，將荒島辟為巨埠，在日記中寫道：蓋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猜，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此其理為從前四海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而外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中國“崇木抑末”之舊說以難之。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商業不受重視，商人沒有地位，既受到“祟本抑末”經濟思想的壓制，也受到“義利之辨”的倫理思想的貶抑。薛福成在鼓吹“商政”時，大膽破除“不言利”(《孟子》)的成說，用“六經注我”的方法，重新解釋儒家經典，把私利與公利區別開來，將發展商業提到“利國利民之術”的高度。

3.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認識薛福成一向關心政治制度問題。出使以后，西方政治引起他的深刻興趣，日記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錄。如光緒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記，就是對英國議會制度的較為詳細的記述，涉及議院的建立、上議院與下議院的不同構成、職能、議事規則等，其中說：西洋各邦立國規模，以議院為最良。然如美國則民權過重，法國則叫囂之氣過重；其斟酌適中者，惟英、德兩國之制頗稱盡善。薛福成認為，英國議院的最大優點，是兩黨輪流執政，互相制約，因此政策制定比較公平穩妥。這里雖未直接說西方議院比清廷優越，但傾向已寓其中。薛福成對民主制和君主制都不滿意，他本人的傾向的是一種君民共主制。光緒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的日記提到：中國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觀于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曰都君。是則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則為諸侯矣；諸侯之尤有德者，則諸侯咸尊之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規模也。殆秦始皇以力征經營而得天下，由是君權益重。秦漢以后，則全乎為君矣。夫君民共主，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薛福成最后的選擇，是“君民共主”，其實就是近代西方的君主立憲制。他將中國堯舜以前，看作是西方的“民主”，將夏、商、周三代，看作是西方的“君民共主”，這樣的看法，某種程度上已經有了“托古改制”的意思。

二、對西方文化的批判

1.對基督教的批評薛福成對西方文化最不能接受的，是基督教。在薛福成看來，基督教有很多問題，第一條是不可信。他在日記中寫到：西人之恪守耶穌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愛人，頗與儒教無甚歧異。然觀教會今所刊新舊約等書，其假托附會，故神其說，雖中國之小說，若《封神演義》、《西游記》等書，尚不至如此淺也。其言之不確，雖三尺童子皆知之。余偶遇西國積學之士，與談耶穌教旨，似皆已覺之而不肯明言；亦競有育一二百年后，西國格致之學日精，必多鄙棄教會諸書者。及論孔子之教，則皆同聲推服，并無異言。雖西人亦雅善酬應，然余察其辭色，似出于中心之誠然。蓋圣人之道，不偏不易，深入人心。以耶穌之說比儒教，不僅如水晶之比玉，雖洋人未嘗不知。第二條，基督教只敬上帝，不信眾神，不顧祖宗。薛福成身兼英、法、義(意)、比四國公使，在意大利時，看到羅馬帝國神廟或任其荒廢，或改為天主教堂，大發感慨：耶穌之徒，又尊耶穌為天主，謂人惟當敬天與天主而已。由是則一切諸神可廢也，由是則祖宗之祭記可輟也，由是則父母之墳墓可棄也，知有耶穌而已矣。第三條，薄待死者。薛福成在意大利時，見到人們將“帝王將相之有功德、素為西人所稱頌者”之骸骨取出，置之博物院中，“以供生人之賞玩”，將墓中器具取出，“備學者之考證”，很不贊成。認為西方博物館的做法，傷于人道。他說：蓋耶穌之學，墨子愛無差等之學也。墨子知養生而不知送死，其論喪葬，以薄為道；耶穌之教，又加甚焉。第四條，輕視子孫。薛福成在國外時看到，一些家資巨萬的富人，往往終生不娶，臨終前將錢財捐給教堂，或分贈友朋了事。而中國文化傳統中講究“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影響的他，自然也很難接受這樣的觀念。

2.對西方倫理的批評除了宗教信仰，薛福成認為西方人在倫理方面也有問題。在《贈陳主事序》中，薛福成曾比較中西文化，認為西方“炮械之精，輪船之捷”，“大非中國所能敵”，而“中國所長，則在秉禮守義，三綱五常，犁然罔欺，西國之不逮亦遠焉。”這一觀點，在出國之后，并無根本的改變。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日記對此有集中的表述：西洋各國經理學堂、醫院、監獄、街道，無不法良意美，綽有三代以前遺風。所設上下議院，亦合古之刑賞與眾共之之意。而數十年前，則此等事尤多，頗如孔子末作《春秋》以前列邦情勢。此其君臣一倫，稍違圣人之道者也。子女年滿二十一歲，即謂有自主之權，婚嫁不請命于父毋。子既娶婦，與父母別居異財，甚者不相聞問。雖較之中國父子賊恩、婦姑勃榖者，轉覺稍愈。然以骨肉至親，不啻推遠之若途人。國家定律，庶民不得相毆。子毆父者，坐獄三月；父毆子者，亦坐獄三月。蓋本乎墨氏愛無等差之義，所以舛戾若此。此其父子一倫，稍違圣人之道者也。西俗貴女賤男。男子在道，遇見婦女則讓之先行。宴會諸禮，皆女先于男。夫有外遇，其妻可鳴官究治，正與古者扶陽抑陰之義相反。女子末嫁，每多男友，甚或生于不以為嫌。所以女子頗多終身不嫁者，惡其受夫之拘束也。此其夫婦一倫，稍違圣人之道者也。夫各國當勃興之際，一切政教均有可觀；獨三綱之訓，究遜于中國。即洋人亦或推中國為教化最先之邦，似未嘗不省悟及此；然一時未能遂改者，蓋因習俗相沿之故。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不信然歟。”傳統倫理排斥個人主義，固然容易忽視個人的權利和個性的價值，但其所強調的群體主義和利他主義，在道德層面，又是崇高的、美好的，是維系一個社會的重要因素。忠孝節義行之不當是迂腐，行之得當則是美德，不能全盤否定。薛福成對傳統道德的美好之處深有體會，不理解也瞧不起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這固然是他的局限，但把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當作最高標準，抹殺傳統道德的意義和價值，同樣是不可取的。

3.其他方面的批評在宗教、倫理之外，薛福成還在生活和其他一些方面指出西方不如中國之處。如說西人以父母之名名其子孫，以君主之名名其狗馬，雖有愛敬之心，“然而近于野矣”。說“西人以新聞紙揩器拭糞，不知惜字”；又說西洋園林花草蒔以人力，缺乏天然可愛等等。余論一百多年以前，像薛福成這樣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他們于國家危難之際，走出國門，對異域的文化進行觀察與評論，正是中國士大夫接受西方文化的一個側面，也是近代中西文化論爭的前奏。總的來說，薛福成對于西方文化的觀察，表現在他本人對西方科技、經濟、政治制度方面的認同，而在精神信仰方面，則從傳統文化出發，力揭西方之短。在薛福成的出使日記當中，有著一種強烈的文化樂觀主義，這樣的文化樂觀主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用夏變夷說；（2）西學中源說；（3）地理人種說。薛福成比較中西文化的短長，其目的，正在于樹立一種面對西方文化的自信。

作者：謝丹 單位：貴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