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晚清時期英語世界漢語教材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五期

明朝中葉以后，隨著地理大發現，西歐同東方以及美洲航海線路的開辟，“反宗教改革”的耶穌會士，搭乘著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的船艦，開始了到中國傳教的旅程。為了打開中國的傳教大門，耶穌會士采用了適應中國的政策，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編寫了雙語詞典、語法書、音韻書，開啟了西方人漢語學習的第一次高潮，漢語也開始了真正的西傳。“就國別而論，明末清初來華的多為葡萄牙人，或附屬于葡萄牙的其他各國（尤其是意大利）的耶穌會會士，這是由于地理大發現以后，葡萄牙壟斷了印度洋航線的緣故。17世紀末葡萄牙的地位受到打擊，法國路易十四開始派遣耶穌會會士及其他教派來華，于是就代替了原來葡萄牙人的地位，所以乾隆時期的傳教士多為法國人”[1]。因此，西方人第一次漢語學習高潮階段，漢語教材多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國人為學習對象，注音、注釋及語言對照也采用以上幾種語言，而針對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的漢語學習資料極為罕見。后來由于“禮儀之爭”，清朝雍正、乾隆實施禁教和“閉關政策”，中斷了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西方人第一次漢語學習高潮也隨之落幕。

18世紀末，歐洲重建和平之后，傳教事業開始復興。一些舊的天主教宗派恢復了活動，新的教派也創辦起來。“在此以前，新教教徒對于到國外傳教大部分都漠不關心。但是英國的福音布道會和美國的大覺傳道會給新教的所有派別注入了新的生氣，無數人士在因改宗而經歷了強烈的感情危機以后，都準備為耶穌基督獻身。福音派新教運動產生了許多新的新教團體，……新教徒的傳教活動大部分來自英國和美國，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這兩個國家。同樣地，也由于工業革命給講英語的世界帶來了空前的財富和人們旺盛的活力。新教在華的事業始于1807年倫敦會的馬禮遜（1782-1834年）之來華”[2]。清朝政府日漸衰落，英國由于工業革命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海外擴張不斷進行。英屬印度的擴張使中國受到了威脅。同時，商業前途強烈地吸引著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直接貿易。“美國商業資本和海外傳教活動起步比歐洲晚。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伴隨著殖民主義的發展，美國的成批船隊駛到了大洋彼岸，商業資本大量向中國滲透。……正是在這種商業資本不斷向中國擴張的背景下，美國的傳教士接踵而至”[3]。就這樣，19世紀伊始，商人們為了謀求經濟利益來到中國，外交官和軍人的目標在于到中國謀求特權和讓步，新教傳教士則帶著宗教的使命來到中國。這三類人為了各自的目的，開始了漢語學習，形成了西方人漢語學習的第二個高潮。同明清之際耶穌會傳教士的漢語學習高潮相比，這次高潮無論是在廣度、深度上，還是在影響上，都大大超越了前者，漢語傳播勢頭也更加強勁。這一時期，來華的西方人以英美人為主，他們的漢語學習起初由于清政府實施禁教和“閉關政策”，一直處于“地下學習”狀態，清政府一方面嚴令禁止中國人教他們學習漢語，另一方面不允許西方人購買漢語書籍，他們的漢語學習可謂舉步維艱，漢語教材也很有限。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給英國，開放了5個通商口岸，并允許外國人在口岸地區居住、活動。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漢語學習有了保障。《望廈條約》第十八款規定曰：“準合眾國官民延請中國各方士民人等教習各方語音，并幫辦文墨事件，不論所延請者系何等樣人，中國地方官民均不得稍有阻撓、陷害等情；并準其采買中國各項書籍。”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不平等條約不僅進一步將通商口岸增至11個，更為重要的是西方人獲得“向京城派駐外交使節”的權利，條約還賦予外國人在內河航行以及在中國城鎮建造住所的權利，中國的內陸地區大大開放。對傳教士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到大清帝國的任何地方自由傳教，他們的漢語學習也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漢語教材的數量和類型不斷增多。19世紀末期，外國人在中國國內的活動達到了高潮，他們的漢語學習也出現繁榮景象，漢語教材的數量出現迅猛增長的態勢，教材類型更加多樣化，教材編寫水平也不斷提高。縱觀整個19世紀及20世紀初100多年的時間中，英語世界的漢語教材，數量繁多，類型豐富，從不同的角度劃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翻譯型教材和自編型教材

這里的翻譯型教材主要指的是西方人用來進行漢語學習的教材，不是個人或集體編寫的，而是對某些現成的材料進行翻譯編輯而成。作為教材，它是建立在他人成果基礎之上的，是和自編型教材相對應的教材類型。翻譯型教材主要集中于19世紀西方人漢語學習的早期，因為在開始階段，漢語學習活動受到各種阻礙，漢語學習教材很有限，漢語學習和教學也處于摸索階段，教和學雙方都缺乏經驗，沒有現成的教材，主要的做法是對某些現成的材料進行翻譯、整理，借用他山之石，然后拿來作為自己的漢語學習材料。這些翻譯型教材主要包括：第一種是對西方作品的翻譯。首先是《圣經》翻譯本或漢外、外漢對照翻譯本。19世紀初被派往中國傳教的新教傳教士，最早是以《圣經》漢外對照譯本為學習材料的。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為了準備來華，在英國圖書館找到《圣經》的漢語對照讀本，就把它拿來學習漢語。來華后，不少傳教士在教材稀缺的情況下，就直接拿以前耶穌會傳教士翻譯的《圣經》章節進行漢語學習。這樣的做法對傳教士的傳教工作有直接的幫助作用。其次，對西方文學作品《伊索寓言》的翻譯。19世紀出現了《伊索寓言》的南京官話、粵語、福建方言、潮州方言譯本，方便了這些區域生活的外國人的漢語學習。通過他們熟知的文學故事的中文翻譯，可以比較輕松地學習漢語，還大大提升了學習的趣味性。再次，前人的漢語教材也是他們重要的借鑒資料。比如，裨治文將頗有影響的馬若瑟的《漢語札記》法文本翻譯成英語；麥都思把《朝鮮偉國字匯》翻譯成英語；《四字文箋注》（ChineseManual）在1854年被從法文版翻譯編輯成英文版；英國領事官L.C.Hopkins還借鑒了日本人的漢語學習教材《官話指南》，并將之譯成英文，并多次再版。C.H.Brewitt-Taylor也將《談論新編》翻譯成英語，編輯成ChatsinChinese。第二種是對中國作品的翻譯。被翻譯的中國作品包括以下幾類：其一為對四書五經等中國經典作品的翻譯。他們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一方面受到索隱派思想的影響，要從中國經典中尋求證據，學會用中國經典中的語句來表達，這樣會使他們的工作更加方便和有效。

另一方面，因為他們要結交上層，而中國上層社會的士人四書五經無不爛熟于胸，四書五經也是中國社會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撐，對四書五經的深入了解不僅可以加深對中國社會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和這些上層人物有更好的溝通，這又會對他們在華的各項工作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此外還有對《圣諭廣訓》的翻譯。米憐將翻譯的《圣諭廣訓》作為漢語教材，讓學習漢語的學生都熟悉這本書。其二是對蒙學讀物《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的翻譯型教材。作為漢語初學者，他們自然要從頭學起，他們也像中國小孩子一樣從零開始，于是，找到這些蒙學讀物并翻譯過來。中國的蒙學讀物也通過這種途徑傳播到海外。如《三字經》被StanislausJulien、翟理斯等翻譯成英語。其三，對中國通俗文學作品的翻譯。這些文學作品以通俗小說為主，主要包括《紅樓夢》、《三國演義》、《好逑傳》、《玉嬌梨》、《西廂記》、《聊齋志異》以及三言二拍等。選擇這些通俗文學作品作為教材或者教材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文學作品的語言接近生活口語，能滿足西方人在中國的生活、工作等日常需求，實用性比較強；另一方面，作為流行于廣大中國人民中間的文學作品，不僅語言上是典范的，而且熟知這些作品能促進西方人對普通中國人的了解，有利于和中國百姓的溝通以及傳教等工作的開展。例如，1852年艾約瑟摘取《琵琶記》和《三國志》的部分材料，編輯成ChineseConversations，幫助對漢語口語有需求的外國人。其四，對官話正音教材的翻譯。因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為了推行官話，清政府在福建等地設立了正音書館。在正音運動的影響下，產生了一批官話正音教材，如《正音咀華》、《正音撮要》等。這些官話正音教材，為西方人學習漢語提供了直接的漢語學習材料，如英國外交官羅伯聃就將《正音撮要》編輯整理成中英對照本，英文書名為TheChineseSpeaker，作為初學者學習漢語的教材。其五，針對西方學習者的弱點，選擇現成的某些中文詞匯集的翻譯。如為了克服成語學習的困難，出現了譯自《成語考》的教材AManualofChineseQuotations。此外，西方人的漢語教材編寫還借鑒了用北京話注釋的滿文教材《清文指要》等，威妥瑪在為《語言自邇集》編寫《談論篇》時，就以《清文指要》為底本，并加上英文對照。

翻譯型教材為西方學習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這些教材畢竟不是量身定做的，就不可避免地在適用性方面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為了切實滿足使用者的需求，自己編寫教材成為必然。為此，來華的西方人根據自身的需要著手編寫了各種漢語教材。英國外交官威妥瑪針對外交官的需要，編寫了《語言自邇集》（AProgressiveCourseDesignedtoAssistanttheStudentofColloquialChinese）、《文件自邇集》（ASeriesofPapersSelectedasSpecimensofDocumentaryChinese）；英國外交官禧在明編寫了《華英文義津逮》（TheChineseLanguageandHowtoLearnIt）；鮑康寧根據傳教士的需求編寫了《英華合璧》（TheMandarinPrimer）；赫德根據海關工作的需求編寫了《新關文件錄》（TextbookofDocumentaryChinese）、《文件字句入門》（NotesontheChineseDocumentaryStyle）以及《文件小字典》（AVocabularyoftheTextbookofDocumentaryChinese）；還有專門為商業人士編寫的《華英通語雜話》（ChineseandEnglishVocabulary）、《英華行篋便覽》（TheTourist’sGuideandMerchant’sManual）；適用于商務、旅行、家庭等使用的《華英通語》（Chi-neseandEnglishPhraseBook）、翟理斯的《漢言無師自通》（ChinesewithoutaTeacher）；針對家庭和學生使用的《英漢字句》（TheHouse-houldCompanionandStudent’sFirstAssitant）；隨著醫館在中國的開設，醫學類的教材《醫學英華字釋》（AMedicalVocabularyinEnglishandChinese）等也應運而生。鑒于很多教材是為身在中國的西方人漢語學習編寫的，為了適合英國本土的學習者的需求，道格拉斯還專門為他們編寫了《華語鑒》（AChineseManual）。更有甚者，ArnoldFoster還專門為有效利用從英國到中國六七個星期航程的時間編寫的ElementaryLessonsinChinese，該書因為考慮到來中國的人可能居住在中國不同的地方，書中沒有任何羅馬注音，因為到不同地方居住的英國人要學習當地的語言，為了不給初學者造成困擾，作者略去了注音部分。T.L.StedmanandK.P.Lee的AChineseandEnglishPhraseBookintheCantonDialect（1888），則是為了在美國居住的中國人以及各種想學習漢語的美國人學習漢語日常對話的教材。當然，還有適應各地生活和工作需要的各種方言教材。這些自編型教材通常針對性比較強。

二、口語教材和書面語教材

從語體色彩來看，19世紀英語世界的漢語教材可以分為口語教材和書面語教材。口語教材的推出，是出于在華西方人日常生活的需求。19世紀最早的口語教材當屬馬禮遜的DialoguesandDetachedSentencesintheChi-neseLanguage，之后有麥都思的ChineseDia-logues,QuestionsandFamiliarSentences，艾約瑟的ChineseConversations和ProgressiveLessonsintheChineseSpokenLanguage，StanislasHernisz的《習漢英合話》（AGuidetoConversationintheEnglishandChineseLan-guagefortheUseofAmericansandChineseinCaliforniaandElsewhere）等等。羅伯聃的《正音撮要》（TheChineseSpeaker）注重語音教學；S.W.Bonney的PhrasesintheCantonColloquialDialect則側重口語詞語和短語教學；口語語法教材則包括艾約瑟的AGrammarofColloquialChinese,asExhibitedintheShanghaiDialect和AGrammaroftheChineseColloquialLan-guage,CommonlyCalledtheMandarinDialect等等。另外還有口語詞典，如衛三畏的《英華分韻撮要》（ATonic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intheCantonDialect），翟理斯的《語學舉隅》（ADictionaryofColloquialIdiomsintheMandarinDialect），Chinese-EnglishDictio-naryoftheVernacularorSpokenLanguageofAmoy，《英粵字典》（AnEnglishandCantonesePocketDictionary）。在口語教材中，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和狄考文的《官話類編》（ACourseofMandarinLessons）影響最大。書面語教材與口語教材在數量上不能相比，這緣于這一時期來華的西方人對漢語書面語的需求遠不如對口語的需求強烈。對書面語的學習多出于工作需求，主要涉及外交工作和海關工作。19世紀后期開始，西方人對書面語的學習有了更多的需求。T.L.Bullock的ProgressiveExercisesintheChineseWrittenLanguage不再限于外交、海關等工作領域，而是針對普遍需求的教材。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也有些教材口語書面語兼顧，如羅存德的GrammaroftheChi-neseLanguage，第一部分為口語語法，第二部分則主要針對書面語進行編寫。

三、綜合類教材和單項知識技能類教材

根據教學內容來劃分，教材可以分為綜合類教材和單項知識技能類教材。綜合類教材注重和漢語學習有關的各種知識的講解，包括語音、漢字、語法等各項內容。如CharlesRudy的《習讀寫說官話》（TheChineseMandarinLan-guage），就是從讀、寫、說三個方面來進行漢語教學的。《英華合璧》、《官話類編》、《華英文義津逮》等教材，將各項語言知識融合于教材之中，成為綜合性教材。與綜合類教材相對應的是單項知識技能教材，包括語法教材、漢字教材、語音教材、詞匯教材、文化教材等等，這些教材主要針對漢語的某一個方面進行教學。最早出現的單項知識技能教材為語法教材。馬士曼的《中國言法》、馬禮遜的《通用漢言之法》、艾約瑟的上海方言語法書和官話語法書（AGrammarofCol-loquialChinese,asExhibitedintheShanghaiDialect和AGrammaroftheChineseColloquialLanguage,CommonlyCalledtheMandarinDi-alect）、羅存德的GrammaroftheChineseLan-guage、高第丕與張儒珍合著的《文學書官話》（MandarinGrammar）以及文璧的GrammaticalStudiesintheColloquialLanguageofNorthernChina等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語法教材，這些語法教材延續拉丁語法書和英語語法書的結構，全書內容通常為：導論（通常包括語音、漢字、漢語特征等內容）、八大詞類和韻律、句法等，可以看出明顯的拉丁語法和英語語法的影響痕跡，只是根據漢語的特點增加了漢字等相關內容。這樣的語法教材在19世紀上半葉較多，隨著時間的推移，在19世紀下半葉數量很少，漢語語法教材逐漸被更為專業、針對性更強的漢語教材所替代。與此不同的是，漢字教材和語音教材則是對漢語認識逐步深入和漢語教學、學習活動漸次發展的結果，這兩種教材的出現主要集中于19世紀后半葉。

漢字對于西方人來說是全新的，也是學起來最為頭疼的。漢字作為與西方字母文字最為迥異的特征，最早被西方學習者認識到并在學習中加以關注，他們編寫了主要針對漢字的認讀和寫作的漢字教材。如丁韙良的《認字新法，常字雙千》（TheAnalyticalReader），艾約瑟的IntroductiontotheStudyoftheChineseCharac-ters，翟理斯的《字學舉隅》（SynopticalStudiesinChineseCharacter），JohnCharlmers的AnAccountoftheStructureofChineseCharacters，J.D.Ball的HowtoWriteChinese和HowtoWritetheRadicals，富善的《官話萃珍》（ACharacterStudyofMandarinColloquial）、《字部新法》（ExplanationoftheUseoftheSub-radi-cal）等。還有為打字員學習準備的SelectedListsofChineseCharacters，該書根據漢字出現的頻率排序，符合打字員實際工作的需求。語音、聲調和語調也是西方人漢語學習的難點，各種教材中都包含語音語調的講解，此外，專門的語音教材有：威妥瑪的《尋津錄》（TheHsinChingLu）和配套教材ThePekingSyllabary及新版《平仄編》；《英語官話合講》（TonesoftheMandarinDialectAreGiveninEnglishandChinese）；另外還有一些針對方言語音的教材，如《漢音集字》（HankowSyl-labary）、TheNingpoSyllabary、J.A.Silbsy的CompleteShanghaiSyllabary、《上海土白字集》（SyllabaryoftheShanghaiVernacular）等等。西方人的詞匯學了以當時的雙語詞典為學習材料，如馬禮遜的詞典、翟理斯的詞典等，還有專門的詞匯教材，這些詞匯教材涉及官話詞匯和方言詞匯。如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匯》、羅伯聃的《華英通語雜話》、SamuelWilliamBonney的AVocabularywithCollo-quialPhrasesoftheCantonDialect、艾約瑟的AVocabularyoftheShanghaiDialect、StentGeorgeCarter的《漢英合璧相連字匯》（AChi-neseandEnglishVocabularyinthePekingeseDialect）、MorrisonWilliamThomas的AnAn-glo-ChineseVocabularyoftheNingpoDialect。此外還有專門編寫的諺語教材、成語教材，因為西方人認為諺語、成語、四字詞語包含豐富的中國文化，容易造成理解的障礙。

這類教材有LionneArtusde的《四字文箋注》、WilliamScarborough的《諺語叢話》（ACollectionofChineseProverbs）、《英華成語合璧字集》、J.H.StewartLockhart對《成語考》的翻譯教材AManualofChineseQuotations。馬禮遜認為：“一個人如果對一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宗教習慣以及當地的風俗和觀點不甚了解，相應地，他很難理解那個國家的語言。同時在應用那個國家的文字和語法時，就會出現錯誤。”[4]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馬禮遜出版了AViewofChinaforPhilologicalPurposes一書，該書內容廣泛，包括中國年表、地理、政府、宗教、節日等內容。不僅馬禮遜認識到語言和文化的密切關系，同時期的其他西方人也主張文化學習對語言學習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裨治文的A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一書中，關于中國及其產品、人民和海關、政府、法律等信息都包含在內，作者認為，這對于普通學者有價值，尤其對學習語言的學生來說是一個方便使用的手冊。這樣的手冊為學生的語言學習提供了大量的文化知識。另外如JohnFryer的ChinaandChinese，也包含了中國的宗教、哲學、語言、文學、歷史和地理等內容。MayersWilliamFred-erick的TheChineseReader’sManual則將中國的傳記、歷史、神話以及普通文學等知識和信息呈現給學習者。所有這類教材內容駁雜，可謂輔助語言學習的文化教材。

四、官話教材和方言教材

從教材使用的語言和針對使用者所在的區域來看，可以分為官話教材和方言教材。這一時期的西方人對官話的普遍認識是，從大范圍來看，官話可分為北方官話、南方官話和西部官話。他們編寫的官話教材即包括以上三種官話的教材，這些官話教材適用面廣，影響比較大。就數量而言，北方官話的教材最多，不僅包括發行量和影響力很大的《語言自邇集》及其配套教材、《英華合璧》、《官話指南》等，還有艾約瑟的ProgressiveLessonsintheChineseSpokenLanguage、《華英通俗編》（IdiomaticDi-aloguesinthePekingColloquial）、《習讀寫說官話》、《官話初階》（AnIntroductiontoMan-darin）、EasyStepsinChineseStudies等等，就筆者所查閱到的文獻來看，約有六七十種之多。西部官話教材則主要有WesternMandarin《西蜀方言》和《英華捷徑》（ShortCuttoWest-ernMandarin）。至于南京官話的教材，數量不多，在艾若瑟的AGrammaroftheChineseCol-loquialLanguage,CommonlyCalledtheMan-darinDialect中則同時包含北方官話和南方官話。狄考文也使他的教材《官話類編》同時適應北方官話和南方官話。因為作者認為，以北京話為主導的北方官話，作為宮廷語言最流行，是整個國家的官員需要達到標準的一種語言，而南方官話的使用卻更加廣泛，比說北方官話的人多。同樣出于擴大使用范圍的目的，《華語鑒》旨在于適用于從廣西到北部大都市，從安徽到西藏邊界大約中國4/5的廣大區域。《習漢英合話》也以針對中國所有地區為目標。方言教材的出現和編寫是與在華西方人的活動范圍密切相關的。早期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裨治文等人來華時，不能進入中國內地，只能進入作為商業貿易中心的廣州。因此，這一時期的方言教材是廣東方言教材。馬禮遜的《廣東土話字匯》（VocabularyoftheCantonDialect）和裨治文的ChineseChrestomathyintheCantonDialect即是這種條件下的產物。兩次鴉片戰爭結束后，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放了五處通商口岸，《天津條約》又增開了天津等11個通商口岸，并準許外國人在這些地方居住、活動。到了19世紀后期，隨著中外交往的擴大，在華外國人的活動范圍也進一步擴大。隨著他們進入中國各地的腳步，出現了諸多方言教材，這些方言教材大約涉及十幾種方言，數量上以廣東方言教材為最，主要有：衛三畏的《拾級大成》、J.D.Ball的CantoneseMadeEasy，HowtoSpeakCantonese，ReadingsinCantoneseColloquial、A.A.Fulton的ProgressiveandIdiomaticSentencesinCantoneseColloquial、《華英通語》（ChineseandEnglishPhraseBook）、《英漢字句》（TheHouseholdCompanionandStudent’sFirstAssistant）等等。其次，上海方言教材和寧波方言教材也較多。前者主要有：《中西譯語妙法》（FirstLessonsinChinese）、艾約瑟的上海語法教材。后者則主要包括：《寧波土話初學》（TheNingpoPrimer），AnAnglo-ChineseVocabularyoftheNingpoDialect、《寧波方言便覽》（NingpoColloquialHandbook）、ElementaryLessonsinNingpoColloquial等。此外，在中國其他廣大的西方人活動區域，還有福州、廈門、汕頭、溫州、潮州、順德、云南、海南、漢口等十幾種方言教材，有的教材還涉及多個方言。這些方言教材有著很強的地域針對性，不過，流傳范圍和影響比較有限。總之，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一百多年間，西方人在漢語學習過程中不斷摸索，使用過各種類型的漢語材料，也編寫過多種漢語教材，以適應不同形勢、不同階段、不同學習者的需求。類型如此豐富、數量如此繁多的漢語教材，是漢語教育史上一筆豐厚的財富，也為我們現今的漢語教學和教材編寫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作者：岳嵐 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