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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害犯罪因果關系認定的困境：以污染環境罪的立法演變為例

因果關系理論，由1805年德國的天才刑法學家斯特貝爾（Stubel）所首倡[3]，發展至今已經走過了二百多年。雖然內部爭議不斷，但是隨著近代刑法罪責自負原則早已深入人心，每一個人只為自身的過錯行為負責，在一切的犯罪②中，因果關系的證明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入罪方面：入罪時因果關系難以證明導致很少的案件進入刑事司法領域，反而以行政案件加以處理

以重特大的環境污染事故為例，總體來看，從1998年到2002年僅僅五年的時間，我國就發生了387起，可僅僅只有25起被追究了刑事責任。而從2003年到2007年這段時間內，單純有詳細報道的就有90多起，而被刑事追究的只有12起⑤。分年來看，單單就2004年而言，環保部親自處理的就高達14起，可僅僅只有1起案件被追究刑事責任；2006年能查到被追究的只有3起；2008年也不過5起，2009年更是只有2起。而我國環境污染行政處罰的案件每年卻高達10萬起⑥。雖然這每年10萬起的環境污染行政處罰案件絕大多數是環境違法問題，可是在我國違法與犯罪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重要的是量的區別，環境污染達到刑法量的規定就構成犯罪。而據中國政法大學“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統計，該中心成立15年只有近200起案子立案開庭[4]。由此可知，我國的環境污染案件中刑事追究率到底有多低。2011年，我國對刑法338條進行修改，降低了該罪的入罪門檻，把“其他危險物質”改為“其他有害物質”，同時刪除掉該條原先對造成財產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規定，試圖加大對環境污染犯罪的打擊力度。可是從結果犯到危險犯的轉變，對法益的前置性保護的確符合刑法學的發展趨勢，但并沒有解決因果關系認定的司法難題。雖然目前對污染環境罪的性質（參見圖表）依然面臨爭議，可不管是結果犯還是危險犯，在入罪標準方面因果關系的證明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量刑方面：由于因果關系難以證明導致量刑情節的無法適用，量刑畸輕，違法成本極低

不管是之前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還是現在的污染環境罪，都有兩檔量刑幅度，包括基本的量刑幅度和加重情形的量刑幅度。可第二檔量刑幅度（雖也僅僅3到7年）往往也因為加重結果的因果關系難以認定，基本處在被擱置的狀態。這就造成一些企業為了追逐經濟利益，肆意破壞環境，以行政處罰結案，犯罪成本卻極低；甚至造成有的企業專門等著行政機關開罰單，以逃避企業最基本的環境保護義務。2009年發生的鹽城特大水污染事件中，法官為了適用重刑轉而適用“投放危險物質罪”[5]，這不得不說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極大諷刺。雖然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對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污染環境罪進行了修改，具有較大的彰顯意義，可仍未解決公害犯罪領域因果關系難以認定的實質問題。生產銷售假藥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從具體危險犯到抽象犯的立法轉變，的確可以解決入罪方面因果關系難以認定的問題，可是適用加重情形量刑幅度的因果關系認定的問題依然存在，更何況這幾個罪名的修改只是公害犯罪領域的一角。

二、問題的實質：公害犯罪案件自身的特殊性和傳統因果關系理論的困境

在司法實踐中，公害犯罪的因果關系之所以難以認定，一方面是由于公害犯罪案件自身的特殊性，但更為重要的是，司法人員固守在傳統因果關系理論的堡壘之中。

（一）公害犯罪案件自身的特殊性

1.后果的隱蔽性和長期性

在公害犯罪中，特別是污染環境案件中，其造成的后果大多并非當時就明確顯現。尤其是污染企業對周邊群眾人身健康的損害，更多的是在幾年甚至十幾年以后才被發現[6]。以2006年甘肅徽縣的兒童群體血鉛中毒案件為例，該案污染企業建于上世紀90年代左右，而大范圍的血鉛中毒直到2006年的一次意外檢查中才被發現[7]。危害后果的長期性和潛伏性，使得證明原先的危害行為和當前的危害后果具有因果關系頗為困難。再加上該案直到現在仍未立案，很多重要的證據遭到破壞和毀滅，使得因果關系的論證更為被動。

2.多因性和不確定性

在普通的犯罪中，因果關系的判斷較為容易。如甲對乙的故意傷害，依照一般人的經驗常識就可以做出準確的判斷。而在公害犯罪中則不然，公害犯罪案件的發生往往涉及多個原因，而且到底是哪個原因或者多個原因一起造成了結果的發生，根本難以說清。在污染環境案件為例，涉嫌的企業牽涉多個主體，特別是在一些大型的工業園區內。這些污染物在大氣、水源中相互匯集而發生各種化學變化，通過間接的作用危害于人體。在實際查證中，到底是那種物質造成了危害結果的發生，往往難以定論[8]。而刑法基本的謙抑性和刑訴法所要求的無罪推定，使得這些難以查明的案件往往以民事案件或者行政處罰草草收場了事。

3.公害犯罪案件因果關系難以認定的實質：嚴重受制于技術的發展

在藥品、食品和環境因果關系中，多個危害行為往往相互交織，使得這些因果關系的認定極為復雜，即使是專業人士有時也難以應對。而以當前的科學技術水平，用人類掌握的科學法則去認定基本是不可能的[9]。加之在公害犯罪中，加害方大多為相對強勢的企業等，往往會使得這種因果關系的論證陷入費時且無力解決的自然科學的紛爭。

（二）司法人員固守在傳統因果關系的堡壘之中：建立在科學法則上傳統因果關系理論難以適用

以震驚全國的三鹿奶粉案件為例，被告人之一耿金平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處死刑⑦。一個首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證明耿金平添加“蛋白質”（三聚氰胺）的行為與致人死亡或者重大健康損害有因果關系。而以當前的科學水平，三聚氰胺到底會對人體哪些部位產生危害，如何產生危害根本說不清。再加上生產奶粉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流程，三聚氰胺到底和其他物質是否會起反應，而后又如何間接地作用于人體，亦難以下定論[10]。而之前的因果關系理論，不管是大陸法系的條件說、相當因果關系說還是英美法的雙層因果關系說，都是建立在當前科學法則能夠加以判斷的基礎之上的。從危害行為到犯罪結果，其證明需遵循嚴密的邏輯規則。而這些，以當前的技術發展，根本不可行。倘若依然固守在傳統因果關系理論的堡壘之中，必然會導致在公害犯罪領域刑法懲罰的無力和衰竭[11]。

三、公害犯罪因果關系認定難的破解思路：因果關系的刑事推定

社會的快速發展，總會出現一些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料的新的情形。特別是現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期，刑法的穩定性和滯后性決定了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解決思路寄希望于新的刑事立法。在現實生活中，過度的刑法膨脹也必然“以有害的方式減少了刑罰的分量（貶值）”。[12]而且在我國，因果關系的認定始終是一個理論問題，這種通過立法加以修正⑧的方法短期內也不可行。再加上受刑事立法的時間和程序的限制，在當前情形下，直接更新我國刑事司法中公害犯罪因果關系的認定方法，對其進行有效的制裁，無疑是一種既高效又經濟的路徑。

（一）公害犯罪因果關系推定理論

關于公害犯罪的因果判斷在理論上主要有以下兩種，分別是疫學因果關系理論和間接反證理論，至于所謂的第三種因果關系推定理論，不過是兩者的總結和變形而已[10]。

1.疫學因果關系理論

疫學因果關系理論，也有學者稱為傳染病學、流行病學因果關系理論[13]，由日本富山骨案首開因果關系認定之先河[14]。判斷加害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時，并不需要從醫學、藥理上加以科學上的絕對邏輯證明，僅需根據最基本的科學法則加以觀測，運用統計學的方法能夠認定兩者之間有極大的可能性時，即可認定因果關系的成立[15]。在眾多因子中并不需要絕對證明是某一種因子對危害結果起了作用，只需證明其可能性遠大于其他因子即可。在具體的司法運用中，我國學者將其大致分為以下兩類：一是當被害人為不特定的多數時，采用疫學四因子的方式加以認定，強調疫學因果關系的時許性、強度、一致性和合理性；二是當被害人特定時，由于難以采用統計學的方法，推薦采用“密室犯罪原理”加以認定[16]。

2.間接反證理論

間接反證理論也是一種認定公害犯罪的因果關系理論，由日本的好美清光和竹下守夫教授所倡導[17]。主張控方只需證明基礎事實的存在，而被告方（一般為強勢的企業）承擔證明因果關系不存在的責任。一旦其不能證明沒有因果關系（提出不存在或者使因果關系存疑的證據），就認定為因果關系的成立[18]。間接反正理論和疫學因果關系理論雖有所差別，但二者實質相通，都是因果關系推定的一種。

（二）公害犯罪因果關系的刑事推定在我國刑事司法中的實際運用

不管是疫學因果關系理論還是間接發證理論，其核心都是刑事推定在因果關系中的應用，目的不過是解決因果關系在公害犯罪中難以認定的問題。其實，運用刑事推定來解決因果關系的難題在我國刑事司法中早有嘗試。在2001年，我國就頒布了《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偽劣商品解釋》）來應對生產、銷售假藥罪因果關系難以認定的問題，其第3條⑨就是明證。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檢察官不需直接證明生產、銷售劣藥的行為和危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只需證明一下基礎事實即可：（1）犯罪嫌疑人、被告生產、銷售行為的基本事實；（2）所生產、銷售的劣藥具有上述四種情形之一。只要有司法解釋中所明文列舉的四種情形之一，再加上基礎事實，就可以推定因果關系成立。這種繞開了涉藥犯罪因果關系認定的難題，轉而注重藥品的內在品，適用基礎事實的證明，雖對其對因果關系的推定并不徹底，但大大緩解了證明的難度，有效地打擊了涉藥犯罪。無獨有偶，在2009年我國通過的《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假藥、劣藥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假藥、劣藥解釋》）對這種因果關系的推定再次加以適用⑩。對具有該司法解釋所列的五種情形之一的，只需證明基礎事實的存在，亦可推定因果關系的成立。兩者的區別在于：（1）2001《偽劣商品解釋》中因果關系的推定并沒有改變該罪危險犯的性質，而2009年的《假藥、劣藥解釋》刑法解釋是對危險犯對因果關系的刑事推定已經把該罪無限抽象危險犯化了，雖然該罪在2011年的確被修改為抽象危險犯，但在之前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轉變是否合理則有待商榷；（2）2009《假藥、劣藥解釋》中的因果關系刑事推定不僅像2001年《偽劣商品解釋》關注藥理、藥性，而且開始關注適用的特定人群[19]。

（三）對公害犯罪因果關系推定理論的必要限制

“決策者或制度設計者，也必須揚棄純科技主義或純法律主義式的思維，從全盤環境問題的面向作動態的制度設計。”[20]我國目前并沒有像日本公害犯罪因果關系推定的直接立法，雖然在司法實務中已有采用，但其濃厚的有罪推定色彩，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加以限制或者尋求更合理的原則加以適用，這樣才能在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之間取得最佳的平衡。基于本文的篇幅筆者不在這里詳細展開，但指出以下規則作必要性合理的說明：（1）除因果關系以外基礎事實必須由控方加以證明；（2）因果關系的推定必須有其合理性，不能違背常識和基本的科學法則隨意推定，同時允許被告人對此存疑或者加以反證；（3）對因果關系推定的范圍以典型的危險行為為中心，考慮強度規則[21]。

四、結語

正如許迺曼教授在《過失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的捉襟見拙》一文中所闡述的那樣，“如果將現代工業社會創造出因果交錯的危險，所引發新的保護需求納入考量的話，則立法的困難度又會更加升高。”“在許多領域內，最后出現的傷害，例如一個特定地區居民的傷害，是很難以特定的因果相關性去解釋這種傷害是否由特定工業的危險放射物所引起。在現代工業社會，由于多因果的交錯以及這種多因果性是如何交織或者如何相互作用的，即使用今日的自然科學方法與儀器，也無法對每一個細節加以澄清。”[22]對于這些問題的解決，我們不可能全部希冀于刑事立法，不僅是因為其不經濟，而且也不現實。作為守護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刑事司法必須對個案予以權衡。然而當前刑事司法中對傳統因果關系理論的固守，不僅沒有實現對被害人權益的保護，反而對犯罪有推波助瀾之勢，告訴他們：刑法的相關規定只是一紙空文。這與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和社會責任完全相悖。“從刑事司法的角度來看，民意往往關注的是對罪犯的嚴懲，是對判決合乎絕對正義的一種期待。”[23]為此，刑事司法必須加以改變。雖然因果關系的刑事推定和無罪推定原則之間具有一定的緊張的關系，但是我們已經把刑事推定的研究重點放在了規制上[24]。

作者：邢飛龍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刑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