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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史及應用范圍

據Wagner考證[4],同伴教育的歷史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歷史上眾多的同伴教育事例中,值得一提的有:18世紀初在倫敦由Lancaster創立的“班長制度”[5]:老師先教育“班長”,然后由“班長”教育其他學生;1957年美國Nebraska大學學生流感免疫的教學[6]。后來,它被應用于減少青少年吸煙和藥物濫用的健康項目。1988年,澳大利亞生殖健康專家Short教授首先將其應用于醫學生安全性行為的教育[1]。現在,它已被廣泛應用于HIV預防和性健康教育領域[7]。WHO已經確認它是改變人們行為特別是青少年行為的有效方式,是全世界預防HIV/AIDS的主要措施之一。1991年,WHO啟動了一項全球預防HIV同伴教育的評價工作。1998年在第12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上,澳大利亞、美國等國介紹了同伴教育在預防艾滋病方面的研究經驗[1]。

應用依據

同伴教育得到普遍應用的依據[7]如下:①比其他方法成本低,效果更好;②同伴是信息的可靠來源;③能使受教育者獲得進步;④它應用人們習以為常的分享知識和技能的方法,非常自然;⑤同伴在傳授信息方面比專業人員更有優勢,因為人們更認同他們的同伴;⑥同伴能充當正確行為的典范,影響受教育者;⑦也會使同伴教育者自身受益;⑧能實現其他一些教育方法難以被接受的教育;⑨用來教育那些運用傳統教育方法難以接近的人群;⑩同伴與受教育者的持續接觸能強化對受教育者的影響。

支持理論

同伴教育較為普遍利用的理論有社會學習理論、亞文化理論和革新溝通理論等。1•社會學習理論(SocialLearningTheory)社會學習理論[8]認為示范是學習效果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主體親身觀察到示范的行為后,就會效仿;但要成功地效仿,學習主體還必須有機會去實踐這種行為,而且得到正強化。示范影響個體學習效果的程度依賴于模范和學習者的特征以及學習者能體察到的模仿行為的后果,包括模范的可信度和行為的強化。該理論與上述同伴教育應用依據中的第2、3、6、10項相關:同伴必須可信,這樣才能有影響力;受教育者學習示范者-同伴有益健康的行為,然后需要一定的訓練,即行為的正強化;受教育者成功地運用學到的行為技能的過程也是他們獲得進步的過程。2•亞文化理論(SubcultureTheory)Cohen[8]認為世俗的反叛者沿襲著一套反映自己價值觀和行為的亞文化;特定的群體會擁有特殊的亞文化。因此,某些健康促進項目可以在某些亞文化圈內開展,應用其獨特的人際網絡和信息傳播途徑,例如在同性戀群體中開展的HIV預防項目[9]。該理論與上述同伴教育應用依據中的第2、4、8、9項有關。3•革新溝通理論(CommunicationofInnovationsTheory)該理論認為團體革新的關鍵力量是團體中思想觀點的主導者,團體的革新需要通過他們與團體一般成員的交流而更好地實現;這些主導者通常與團體一般成員有相似的特征,但也有不同之處,如地位較高、教育程度較好、性格寬宏大量、更富于創造精神。團體成員之所以承認他們并受他們影響,是因為覺得他們更具競爭力、影響力、更可信。革新溝通理論由Tones和Til-ford[10]引入健康促進領域。King[9]通過研究同性戀群體中的同伴教育過程,證明了這一理論所闡述的團體革新的方式。

應用環境

同伴教育可應用于各種環境,包括中小學、大學、青年活動中心、社區等。應用環境的選擇依賴于特定的教育對象。中小學、大學、青年活動中心適合于青少年的教育;而社區則適合教育某些危險人群,例如,在男同性戀者集聚的酒吧進行男同性戀者預防HIV的教育。國內的同伴教育項目大多在學校內開展,但有少數在某些特殊場所開展,如在建筑工地對流動人口和在娛樂場所對服務小姐的艾滋病預防教育。

同伴教育的形式

同伴教育的形式多樣,常見的有[1]:①從某一群體中選擇一部分人加以培養,然后回到目標人群中進行教育,國內外多采取這種形式,因其能保證同伴教育者的培訓;②目標人群自由討論信息和觀念;③兩人或多人間交流信息、觀念和技能。一些項目采取正規教學的方式,例如面向全班同學講授或進行小組討論;另一些則在非正規的環境里采取非正規的教學方式,如一對一的討論和咨詢。同伴教育形式的選擇取決于項目的目的,即它是要傳授知識、提高技能還是改變行為,同時也呈現出與受教育人群的生活與文化背景相適應的特點。一些同伴教育項目同時采用多種形式,而有一些則只采用一種形式:如云南省減少需求和預防HIV/AIDS的同伴教育,利用了小組討論、游戲、角色扮演、辯論、示教等多種形式;上海市閔行區青少年性同伴教育采用了“主題班會”形式;王克利、王作振等人在上海市徐匯區初中生性教育中采取了小組活動的形式。

與其他教育方式的結合

很多健康教育項目中的同伴教育都與其他教育方式相結合,如對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的同伴教育大多與HIV檢測與咨詢、妥善的病例管理、關懷與支持等干預措施結合[11]。云南省減少需求和預防HIV/AIDS的同伴教育項目、1996年的北京大學生預防艾滋病同伴教育項目和1999年在廣東省的服務小姐中開展艾滋病預防干預試點研究不僅包括同伴教育,也伴有其他教育或咨詢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