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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傳艷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本文數據來源于2011年10月對東莞市農民工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此次調研采取隨機抽樣的原則共發放問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問卷為409份，有效回收率為90.9%。從調查對象戶籍所在地看，覆蓋了全國23個省、直轄市地區。從所屬行業看，調查對象來自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等各個行業。農民工來源的多元化保證了樣本的代表性。

表1給出了農民工的基本情況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以年輕一代的新生代農民工為主力軍；絕大部分農民工擁有高中或中專以上學歷；多數人是從學校畢業后直接進城務工，對農業生產不熟悉，沒有自己名下的責任田，與農業相脫離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它們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行業、在外務工時間長、工作流動性大、大部分農民工對工資收入不太滿意。可見，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在諸多指標上表現了較高的趨同性。

（二）變量設定

1.因變量。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意愿可分為“有需求意愿”和“無需求意愿”兩種情況。本文以“農民工是否愿意參加學歷教育或培訓學習”為因變量，即0-1型因變量（有意愿，定義為Y=1；沒有意愿，定義為Y=0）。設Y=1的概率為P，Y的分布函數為：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將因變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圍內，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計法對其回歸系數進行估計。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其中，pi是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意愿的概率，i為農民工編號，βj為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j為影響因素編號，m為影響因素的個數，xij是第i個樣本的第j種影響因素，a為截距項，μ為誤差項。

2.自變量及研究假設。農民工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主要是指戶籍仍在農村，進城務工從事非農業產業的勞動者（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2006）。

依據農民工的定義，本文通過農業背景、務工背景等指標來衡量農民工群體身份特征。農民工個體特征包括人口學特征及社會特征。納入解釋變量的因素有：

人口學個體特征。包括實際年齡、初次外出務工年齡、性別等指標。（1）實際年齡。根據人力資本投資生命周期理論，年齡的增加意味著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回收時間的減少，所以隨著勞動者的年齡增加，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投資需求將下降。因而假定，年齡越大的農民工參與教育培訓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務工年齡。初次外出務工年齡越大，意味著個體走進社會時較為成熟，更加愿意通過教育培訓提高自身素質，對教育培訓的需求更為強烈。（3）性別。一般來講，女性較少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更傾向追求文職等穩定工作。研究假設認為，女性的教育投資意愿更強烈一些。社會學個體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資水平、工資滿意度等指標。（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農民工競爭力也高，研究假設認為，為提高勞動力市場競爭力，受教育水平低的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強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臨更多的家庭壓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強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狀況。農民工擁有較多的物質資本，為教育投資提供了必備的條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對工資滿意度越高的農民工對教育培訓的需求就越高。農業背景。包括是否擁有自己名下的責任田、對農業勞動的熟悉程度等指標。（7）是否擁有自己名下的責任田。在某種程度上，是否擁有自己名下的責任田決定了處于邊緣地位、具有雙重身份的農民工是回歸農村還是脫離農村成為市民。研究假設認為，沒有自己名下農業田的農民工對教育培訓的需求更強烈。（8）對農業勞動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設認為，從未從事過農業勞動的農民工更易脫離農村，為適應外界生活對新知識的渴求會更強烈。務工背景。包括行業、務工年限、換工作次數等指標。（9）行業。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對農民工的素質要求相應較高。本文假定，高技術含量行業的農民工參與教育培訓的意愿更強烈一些。（10）務工年限。進城務工年限長的農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較多，會更加重視教育。研究假設認為，進城務工年限越長的農民工對教育培訓的需求也越大。（11）換工作次數。一般來說，換工作次數越多意味著工作越不穩定，會給農民工接受教育帶來負面影響。因而假定，換工作次數越多的農民工對教育培訓需求越低。

實證結果分析

（一）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描述信息

從教育培訓需求意愿看，89.3%的農民工認為需要接受學歷教育或培訓，10.7%的農民工認為不需要。從支付意愿看，8.6%的農民工表示不會投資，18.7%的農民工表示愿意每年投資1000元以下，23.9%的農民工表示每年愿意投資1000-2000元，48.8%的農民工每年愿意投資2000元以上。可見，絕大多數農民工認為有必要參加教育培訓且愿意投資教育。

從實際參與情況看，51.5%的農民工務工前參加過學歷教育或培訓，58.3%的農民工已經參加過企業單位組織的培訓，45.4%的農民工參加過高校或培訓機構組織的學歷教育或培訓，14.5%的農民工參加過政府部門組織的培訓。由此可以看出，半數左右的農民工已付出實際行動參與各類機構組織的學歷教育或培訓項目。在這種背景下，探求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的影響因素對有關部門順利開展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響因素的Logistic模型結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2。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各因素對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的影響呈現明顯差異：

第一，年齡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需求具有復雜影響。17-21歲年齡段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了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處于17-21歲年齡段的90后農民工群體對教育培訓的需求更加強烈。17-21歲年齡段的教育培訓需求發生比率為12.833，表明90后農民工群體教育培訓需求的發生比率比老一代農民工上升了約11倍。處于22-31歲年齡段的80后農民工群體與老一代農民工之間并不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與前面的研究假設基本一致，但年齡與教育培訓需求之間并不是呈線性關系。

第二，初次外出務工的年齡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需求具有顯著作用。初次外出務工年齡的統計檢驗結果在0.05的水平顯著，回歸系數為0.390，說明初次外出年齡越大的農民工對教育培訓的需求就越強烈。結合第一點的分析可以看出，對教育培訓具有強烈需求意愿的農民工主要是實際年齡小而初次外出務工年齡大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

第三，性別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需求的影響顯著。性別的顯著性水平為0.012，回歸系數為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教育培訓需求更強烈，這與研究假設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訓需求發生比率為3.673，意味著女性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需求發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2.67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需求沒有顯著影響。相對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專學歷的顯著性水平為0.990，大專及以上學歷的顯著性水平為0.967，這表明了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對參與教育培訓的意愿并沒有顯著性影響。這與前文的研究假設不一致。一個合理的解釋是，所調查的農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專學歷為主，所占比例高達70.2%，表現了較高的同質性，可見，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意愿并沒有明顯的學歷差異。

第五，婚姻狀況對教育培訓需求的影響比較復雜。統計結果顯示，未婚的農民工與已婚的農民工之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但離異或再婚的農民工與已婚的農民工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0.001），回歸系數為負值，這表明離異或再婚的農民工接受教育培訓的意愿較低，婚姻上的挫折對農民工參與教育培訓具有負面影響。

第六，農業背景對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沒有顯著影響。統計結果顯示，是否擁有責任田及對農業勞動的熟悉程度等指標均沒有顯著性影響。這與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務工背景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需求沒有顯著影響。務工背景包括“外出務工年限”、“換工作次數”、“行業”等指標。統計結果顯示，這三個指標對農民工的教育培訓意愿均沒有顯著影響。這與研究假設不一致。從前文農民工的特點可以看出，農民工在外務工時間較長，換工作頻率較高，所從事的工作一般屬于低端行業，這說明了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幾乎處于同等地位，務工背景極為相似。

因此，農民工是否參與教育培訓并沒有顯著的務工背景差異。第八，收入狀況顯著影響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需求。從月收入水平看，處于2001-3000元、3000元的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5和0.027，回歸系數分別為2.275和2.144，這說明了收入對農民工參與教育培訓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月收入處于2001-3000元之間的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的發生率為9.725，表明這個收入段的農民工其教育培訓需求發生率比月收入處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農民工提高了約8倍。月收入處于3000元以上的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發生率為8.530，表明這個收入段的農民工其教育需求發生率比月收入為1000-1500元收入段的農民工發生率提高了7.5倍。

從工資滿意度看，對工資滿意的顯著性水平為0.029，回歸系數為1.504，這表明對工資滿意的農民工與對工資很不滿意的農民工之間的教育培訓需求存在顯著差異，對工資滿意的農民工參與教育培訓的意愿更強烈。對工資滿意的農民工教育需求發生率為4.499，表明對工資滿意的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發生率比對工資很不滿意的農民工提高了約3.5倍。可見，收入因素是影響農民工是否參與教育培訓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民工收入的增長對提高農民工教育培訓參與率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結論與討論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結論是：實際年齡、初次外出務工的年齡、性別、婚姻、收入狀況等因素對農民工是否產生教育培訓需求具有顯著影響，受教育程度、是否擁有自己名下的農田、對農業的熟悉程度、務工年限、換工作次數、所處行業等因素沒有顯著性影響。不難看出，影響農民工參與教育培訓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個體異質特征因素，而農民工身份識別特征及個體同質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對是否接受教育的行為沒有產生顯著差異，這表明固有的群體結構特征對教育行為的選擇產生了高度的趨同性。本文在對農民工群體特征和個體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礎上得出的兩類不同特征的差異影響，這一結論是較之已有研究的新穎之處。

同質群體（homogeneousgroup）是由特點相似的個體組成的群體，這種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職業、價值觀念、種族傳統、行為習慣等內容。群體的同質化會影響組織的行為，Schneider等人通過對美國142個組織的13000個對象的經驗研究證明了這種現象在組織內普遍存在。群體成員在共同經歷中形成的習慣、慣例、規范和路徑依賴等行為在時間上和彼此間具有穩定性和規律性，前者指個體行為在時間上的可預測性，后者指不同個體的行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預測性和相似性。如前文分析，我國農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現了較高的同質性。

農民工作為一個高同質性群體的產生，并不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合乎一種邏輯的社會結果，是我國城鄉二元社會經濟體制的產物。人力資本在城市體制與農村人口的社會流動之間擔當著重要的中介作用，但農民工是否愿意參與教育培訓受到現行體制的制約。在共同的環境下，農民工群體的教育選擇行為具有高度的趨同性。因此，群體身份特征對農民工的教育意愿沒有明顯的差異。然而，無論從短期改善農民工生存條件的角度看，還是從長期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角度看，提高農民工文化素質都是有必要的。這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積極采取措施提高農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農民工收入的增加對教育培訓需求的增加具有較高的乘數效應，因此，只有不斷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才能使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首先，建立健全的工資支付、增長、公決和保障機制，規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強對農民工工資的監察力度。其次，擴大農民工參保面，實現社保關系的跨區域轉移和接續，使農民工真正受惠。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觀上也等于增加了農民工收入。再次，為農民工提供就業信息及政策咨詢等信息服務，建立勞務輸出地和輸入地用工協調機制，幫助農民工順利就業。

（二）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教育培訓體系

在某種程度上，知識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進勞動者內部分化和多樣化，使各個行業、社區成員的同質性逐漸消失，使社會的流動成為一種正常現象。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農民工教育培訓體系。在管理體制上，應由專門部門統籌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將農民工教育培訓納入常態管理，推動長效機制的建立。在學習內容上，注重教育培訓內容的層級性和多樣化，以滿足農民工對高層次知識的需求。在教育機構上，應積極推進成人教育院校和職業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為農民工接受高質量教育的主場所。同時，建立規范的準入和考評機制，規范培訓機構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采取開放性、分散性的形式，以適應農民工的特殊需要。

（三）進一步消除城鄉分割的體制性障礙

政府組織農民工培訓工程，本意是為弱勢群體提供幫扶，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差距，但從現有地方政府有關農民工培訓的政策文本看，本地戶口仍是不少地方政府提供培訓服務和補貼的先決性條件。在這種體制下，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需求必然受到壓制，也必然不能得到有效滿足。因此，必須深化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社會體制改革，讓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享受一樣的就業、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待遇，為農民工順利融入城市消除制度性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