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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醫療問題一直是網絡輿論的熱點和焦點，醫患雙方在網絡空間上蔓延著一種對抗的情緒，其典型表現就是網絡話語權的博弈，其原因與現象值得關注與思考。醫患關系日益緊張的當下，構建以尊重醫患間角色差異，平衡各種意見表達為目標的和諧網絡醫患話語格局，已成為一項重要和迫切的工作。

關鍵詞:后真相時代;網絡空間;醫患話語權;溝通

在大眾傳媒時代，真實始終被視為新聞的生命，追求真相在新聞業不斷發展過程中逐漸內化為職業理想。伴隨著“指尖操作的信息社會”的到來，以互聯網傳播技術為基礎的后真相時代的新聞傳播中，由于社交媒體的碎片化傳播和民粹主義泛濫，傳統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奉為圭臬的“真相”不斷受到沖擊，真相往往經過話語博弈才展現于公眾。公眾不再以真相作為起點，代之以體驗誠意和狂歡。本文從話語權的視角探討醫患關系緊張這一現象，探析后真相時代下網絡醫患話語權現代博弈的內在邏輯，建構和諧競合網絡醫患話語空間，為緩解當今社會醫患矛盾提供借鑒及參考。

一、傳統媒體環境下醫患話語權傳統博弈

話語權泛指一般人享有的發表意見的權利或在某些方面有發言的權威性。后現代哲學家福柯認為，“話語是一種權力關系。它意味著誰有發言權誰無發言權，一些人得保持沉默，或者他們的話語被認為不值得注意，語言系統在思想和情感層面上產生壓制，盡管他是一種隱蔽的表面上無行為人的控制系統，然而它在社會上是一種真實的權力”［1］。在醫療就診和醫患溝通中，醫務人員普遍文化程度較高，受過專業系統的醫學知識教育和臨床診療技能訓練，又有醫療實踐的經驗，對治愈就診患者疾病和維護其健康具有遠勝非醫務人員的巨大優勢和自信。因此，醫患關系中，醫務人員處于絕對權威。而多數患者對自身身體狀況、對所患疾病的相關知識知之甚少，即使有些人接觸過醫學知識，但也僅僅是淺層的、不系統的，對自身或他人以及關聯全身機體狀況的疾病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在這個過程中，醫生掌握了話語的主動權和解釋權，在這種話語權力的力量較量過程中，“醫強患弱”導致話語權失衡，醫患話語權傳統博弈事實上是資源嚴重不對等的一場博弈。另外，傳統媒體環境下，醫患之間面臨著媒介傳播權、話語權的不平等。話語權跟社會上的政治、社會、經濟權力是緊密相連的，媒介內容都充斥著政府、社會精英的符碼，處于社會邊緣地位的患者群體難以獲得媒介“接近權”和“使用權”，進而表達自己的觀點。在醫患事件的相關報道中，有社會權力和掌握社會資源的醫務人員和機構相對容易接近、使用媒體，成為信息傳播和影響的重要來源。因此，在普通公眾接近使用媒體權利缺失的年代，即便出現一些醫患矛盾等社會敏感問題，在當時輿論空間不平等的環境下，也難以形成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從而使醫患問題的敏感度相對降低了很多。

二、后真相時代下網絡醫患話語權現代博弈的內在邏輯

(一)網絡媒體放大了受眾的情感化宣泄在網絡崛起的后真相時代下，被視為新聞生命的“真實性”被淡化、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宣泄、情感表達至上。李良榮曾提出后真相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情緒在前、真相在后，認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見在前，客觀在后”。后真相時代下網絡媒體影響著醫患話語博弈的指向，尤其以微信群、朋友圈為代表的社群傳播崛起后，放大了患方在輿論場對醫方的情感化宣泄。每當出現醫患事件時，患者及受眾不是就事論事，而僅基于已有的經驗與認知，把之前的情感情緒“代入”其中，進行非理性觀點的肆意宣泄。如陜西榆林產婦墜樓事件中，輿論從產生、發酵到消亡的整個過程，“狂歡”的受眾大量匯聚，圍觀和驚呼，把對醫生群體存在的偏見進行了集中放大，卻鮮有人挖掘新聞事件背后的真相，事件逐漸變成公眾情感消費的對象。

(二)網絡帶來了民間話語的崛起在輿論場中，話語權的爭奪也是此起彼伏。根據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場域是由一系列客觀關系構筑的社會空間，在這一空間里，不同位置上的各種力量為爭奪制度高位或權力資本，不斷地展開彼此的博弈和爭奪”［2］。過去，醫生在醫患溝通中一直掌握著話語主導權，而患者始終處于話語的弱勢地位。新媒體勃興后重新構建了宏觀社會語境，為醫患雙方開辟了新的“場域”，“醫強患弱”的話語格局發生逆轉。互聯網打破了傳統媒體賦權記者的信息傳播機制，賦予了傳統的大眾媒體中“沉默的大多數”進行信息傳播活動的權利，公眾可以直接參與生產傳播內容，話語權主體開始由原來的一元向多元轉變，帶來了民間話語的崛起，使得處于話語弱勢地位的患方獲得充分的言論空間。在多種聲音的交匯中，不對稱的話語格局被更改，傳統的話語權壟斷逐漸消失，同時讓“自我話語權在與醫生話語權的博弈對抗中得到充分維護、強調和提升”［3］。

(三)網絡醫患關系報道框架激化了醫患矛盾在醫患沖突事件中，不但患者可以借助網絡維護自身權利、表達態度及觀點，患方話語也得到媒介話語的支持。當前大多數網絡醫患關系報道的文本采用患方的話語，“批評醫生、同情患者”，框架新聞時“訴諸情感”遠遠超過“訴諸理性”，過分渲染患者可憐與悲情的一面，忽略了產生醫患抗爭與糾紛的本質，出現了媒體話語聯合患者話語對醫方話語施壓的情況，在客觀上激化了醫患矛盾，撕裂了醫患信任。

三、反思:網絡空間和諧醫患話語溝通構建

在疾病面前，醫患雙方是同盟軍和統一戰線。醫患雙方應該是一個利益相關、情感相系的“命運共同體”，盡管雙方存在著話語對立博弈的關系，但更重要的是話語之間構建信任合作的關系。醫患關系日益緊張的當下，構建以尊重醫患間角色差異，平衡各種意見表達為目標的和諧網絡醫患話語格局，已成為一項重要和迫切的工作。

(一)醫方要維護自身網絡話語權，強化危機應對，走出“塔西陀陷阱”醫患雙方在對媒體作用的認知上存有巨大差距，在醫療事件出現后，由于“沉默螺旋”的趨勢，使得醫患雙方輿論往往呈現“馬太效應”態勢，強的更強，弱的更弱。據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醫生形象與聲譽管理研究”課題組的有關調查顯示，僅僅16%的醫務工作者表示愿意接受新聞媒體采訪并澄清事實、表明態度，力爭第一時間的話語權。或許是醫生的崇高感、責任感使然，或許是醫生工作強度大而疲于通過媒體展示自己，在患方熱情高漲地表達話語時，醫方卻在網絡輿論中顯得被動、漠然和消極。這種現象應予以糾正。新媒體環境下的醫療護理形象傳播，需要醫療衛生行業跳出既往“面對面溝通”的狹隘認知，積極維護自身話語權。改善醫療行業在網絡空間中的形象表達，醫方要“放下身段”，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加強與患者之間溝通平臺的建設，強化危機應對意識，要善待媒體、借助媒體消除醫患話語屏障，營造和諧醫患輿論大氛圍。當下一些有威望的醫生及國家、地方衛生機構等已在積極探索網絡空間的對話方式，涌現了一批活躍在微博微信等平臺里的臨床醫生，加強了與患者的互動和交流，其中以“協和章蓉婭”“成都下水道”“急診科女超人于鶯”“醫生哥波子”“張強醫生”等為顯著代表，他們具有一定的粉絲量，其網絡空間話語表達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醫生群體的社會形象，扭轉了公眾對醫生的看法，逐漸讓醫患雙方走出“塔西陀陷阱”。

(二)患方要理性使用網絡話語權在醫療糾紛中，鑒于醫患雙方、鑒定專家以及審判法官等諸多因素，患方本身處于明顯的弱勢。但在網絡空間，患方擁有先天的道德優勢，為了維護和實現自己的權益，患方尋求了網絡平臺這一新制衡點，通過有利于自身的事實及言論來獲得強大的話語權及輿論支持。醫患雙方缺乏信任和理解，患者在維權的過程中，更多地出于自身立場，把新媒體平臺當成訴諸個人利益的武器，甚至帶有極端的負面情緒，進行非理性式、沖動式的表達，如鬧事、傷醫、殺醫等。通過媒體報道的非理性、沖動式的方式，無法避免產生暗示性信息，迅速導致了“示范－模仿”效應，特別是社交應用平臺強大的發力，網絡輿論以強大的生命力演繹了現實生活中的蝴蝶效應，給其他處于相同處境的患者提供了“教科書”。近些年傷醫案、辱醫案的頻發，更多的是媒體過度報道引發的“模仿效應”，使醫患矛盾越來越激化。捍衛自身的權益本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但在互聯網帶來“意見”表達渠道的同時，患方及公眾應該提升自身的科學素養與媒體素養，理性地看待醫患關系，樹立“醫患之間是利益共同體，共同的敵人是疾病”的理念，必須要看到醫患沖突的根本原因是現有制度把醫方和患方放在了利益爭奪的兩極，必須要認識到醫方不是醫患沖突的制造者，而是受害者。面對醫患沖突事件時，患方要轉變心態，理性表達個體訴求，或訴諸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三)媒體應搭建建設性的溝通橋梁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醫患矛盾成為轉型期社會癥結的集中體現，成為一個高度敏感的輿論關切點。在醫患沖突事件的報道中，媒體是一柄雙刃劍，既能化解醫患糾紛，也能激化醫患糾紛。大眾媒體的天然本性就是對非常態、異類的東西感興趣，對醫患關系報道的議程設置更多地著眼于醫患關系間的不和諧議題，如醫院亂收費、藥價貴、醫生拿回扣、服務態度差和醫療糾紛頻發等。事實上和諧的醫患關系是醫療行業常有的狀態，媒體出于吸引受眾眼球等目的，以刻板印象為基礎形成標簽式輿論，將患方的角色固化為弱者，給醫方貼上“強者”標簽，出現大量“偏見性”的報道，導致了社會認知偏離，構建了一個當前醫患關系緊張、醫患互不信任的擬態環境。它有意無意地夸大了現實中醫患關系的緊張程度，導致報道話語的失衡和醫患風險的放大，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對醫患矛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負面作用。在“重情感輕真相”的后真相時代，媒體首先需要堅守新聞專業主義，構建科學專業精神，建立專業化的報道隊伍;在新聞文本上要平衡、多元、客觀。平衡醫患話語，設置多元化議題，從不同的角度去呈現醫患事件;搭建醫患雙方建設性的溝通橋梁，為醫患雙方的話語博弈提供公平、公正的平臺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維護媒體公信力、化解醫患風險，改善醫患關系。其次，傳播主體應該良性互動，通力協作，大眾媒體、網絡意見領袖、醫生群體及不同群體之間由過去的單打獨斗轉變為高效溝通、良性協作、共筑和諧的醫療輿論大環境。最后，政府應積極推進醫療體制的改革。只有讓患者享受到更便捷、優質的醫療服務，讓患者與醫者之間形成“責任加信任”的良性互動，才能使醫患成為真正的“利益共同體”。

參考文獻:

［1］俞歡．新媒體形勢下的輿論場中醫患話語權博弈———“湘潭產婦死亡”事件輿情分析［J］．科技傳播，2016(3)．

［2］吳洪斌．醫患溝通與話語競合:新媒體環境下醫患關系的話語溝通［J］．山東社會科學，2017(12)．

［3］施琳玲，陳霖．網絡空間醫患話語權失衡現象的成因分析［J］．醫學與哲學(A)，2013(6)．

作者：周怡 單位：新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