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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獲得快速發展，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列全國第16位上升到第4位，僅次于北京、廣東、山東。從一個落后的農業省跨入了小有名氣的工業省行列。浙江現象和浙江經驗引起國內外學者廣泛關注。浙江奇跡得益于企業家創新、基層政府的主動支持和地方政府的保護性默許(葉航，1999)。浙江模式是一種內生的由民營化和市場化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區域經濟制度變遷和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史晉川，2004)。溫州模式是浙江模式的精髓，浙江模式是溫州模式不斷擴張的市場秩序。市場經濟率先在溫州成長起來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充裕的企業家資源;二是地方政府的保護性默許。但是，當前企業家和政府這兩個因素正在發生一些變化:一方面企業家精神正在消失，表現為大量企業家海外移民、大量人才選擇報考公務員而不選擇創業。另一方面強勢政府正在興起，表現為官僚政治傾向有所明顯。官僚政治的不斷成長將會制約市場經濟的自由選擇，阻礙企業家創新和分工體系演進，使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此外，其他不利因素也凸顯出來，表現為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能源緊缺問題、人格化交易問題、道德缺失問題、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等。這些因素對浙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構成強大阻力。改革與發展，轉型與升級成為當前浙江經濟發展面臨的迫切問題。本文試圖從分工演進的經濟思想中探尋浙江民營企業的創新動力，以推進經濟轉型升級。

一、分工理論的經濟思想述評

分工理論具有豐富的內涵，可從交換、生產和歷史三個視角來進行分析。這三種視角下的分工理論各有特點，交換視角的分工理論側重分工是如何形成、演進，生產視角的分工理論側重于企業內分工如何形成、演進，不足之處是兩者都沒有區分社會分工與企業分工的差別。歷史視角的分工理論用辯證統一的方法分析了社會分工與企業分工的矛盾，深刻剖析分工的演進動力和分工帶來的利弊。以下選取有代表性的分工理論進行簡單述評。(1)斯密。他既是交換視角也是生產視角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勞動創造財富的主要原因在于勞動分工，勞動分工的深化取決于市場范圍的擴大，而市場范圍的擴大又促進了勞動分工，分工的專業化帶來技術變遷、知識積累，進而產生了報酬遞增。(2)楊小凱、貝克爾。交換視角的代表人物。楊曉凱認為分工使收益遞增，但是分工深化使交易成本增加，分工深化受交易成本的制約。貝克爾認為分工擴展受知識積累和協調成本共同作用。協調活動的知識為社會一般知識，主要是合作的知識。貝克爾認為共同知識、利他文化、特定制度、產業集聚、鼓勵企業家創新的制度均能降低協調成本，從而促進分工演進。(3)熊彼特。生產視角的代表人物。熊彼特提出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就是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重新組合(分工)。技術創新是企業獲得內生增長和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4)馬克思。歷史視角的代表人物。用辯證唯物論分析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認為分工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雙重因素影響。把分工分為社會分工與企業分工，認為社會分工與企業分工之間存在相互聯系。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是企業分工不斷演進的動力。眾多代表人物中，只有斯密和馬克思對分工造成不利進行了思考。斯密提到了分工導致的過度專業化使人類的同情共感能力降低，摧毀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理解能力。馬克思明確提出分工使處于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麻木和愚昧，無法擺脫被剝削的命運。

二、浙江經濟分工演進的階段特征、機制

根據工業化進程，可以將改革開放30多年來浙江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依次為鄉鎮經濟時代、縣域經濟時代、區域經濟時代。對比三個時代中產業組織、企業家、政府功能變化，可以歸納出浙江經濟分工演進的三大動力機制:制度演化倒逼機制、工業化動力機制、產業集聚區域空間疊進機制。

(一)鄉鎮經濟時代鄉鎮經濟時代指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此階段企業以個體戶和家庭作坊為主，規模很小。企業家才能表現為個人商業才能。政府功能體現在鄉村干部和鄉政政府這一級別上。私營企業的興起使分工合作得以在企業內部進行。此階段家族企業制度起著重要作用。家族企業內部成員對利益判斷的相對一致性和家長式的決策方式在企業內部較為有效地降低了協調成本，使分工在家族企業內部展開。家族企業制度建立的基礎是人格化交易，人格化交易的優點是降低了交易費用、機會成本，缺點是不利于開展大規模的合作。在企業創業初期，建立在家族企業制度上的人格交易具有很大市場前景。創業初期的企業家不僅是管理者、還是銷售者。由于企業規模小，企業家的主要精力放在市場開發上。溫州商人的足跡遍布全球，正印證了此階段的特征。由于地理和歷史原因，浙江一直處于計劃經濟的外圍，基層政府(鄉村干部和鄉政府)能默許農民從事非農產業以改善生活。此時，增量改革在浙江溫州率先展開。

(二)縣域經濟時代縣域經濟時代指20世紀90年代初到2000年。此階段企業規模開始擴大，向股份制企業轉化，并開始向以產業為中心進行大規模集聚。企業家才能表現為工業家才能。政府功能體現在縣、市級政府。家族企業向股份制企業轉化是一個重要制度變遷，標志著從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轉化，是市場分工體系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此階段，溫州模式的困境已經凸顯出來，主要表現為人格化交易阻擋家族企業向股份制企業轉變，強大的社會關系網阻擋外資進入溫州，溫州模式陷入低端鎖定。2003年溫州人均生產總值已經位列浙江省后列。與溫州不同的是，浙北、浙東是以鄉鎮企業模式進入工業化。鄉鎮企業向股份制企業轉變具有動力機制，股份制企業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管理科學。此階段外資不斷進入浙江市場，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要求企業家才能從市場開發轉向科學管理，通過有效的管理降低管理成本。由于企業規模擴大、專業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為降低交易成本需要進行專業市場建設?？h、市政府積極投入專業市場建設，推進了企業集聚，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塊狀經濟。

(三)區域競爭時代區域競爭時代指2000年以后。此階段企業規模繼續擴大，開始由股份制企業向集團化企業轉變。企業家才能具有更寬泛的意義，不僅包含企業經營，還包含技術、管理創新，以及社會責任。政府功能體現在省級政府。股份制企業開始向企業集團轉化，企業利用生產、營銷等優勢向多元化發展，開始跨出本地向外輻射，尋找更多、更好的合作伙伴。此階段的企業家才能需從專業化管理向多元化管理轉變，要求企業家具有足夠的視野和技術創新能力、管理創新能力以使企業升級到內生成長模式。一旦企業獲得內生成長動力，就可通過持續創新擺脫外在條件的約束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升級。與此相適應，省級政府也應順應企業發展的需求，積極推進企業在更大范圍內建立分工合作體系，整合區域內產業，打造都市圈、城市群，構建區域競爭優勢。

三、浙江民營企業的創新動力

當前，以“民本經濟”為特征的浙江經濟已經發展到了區域競爭時代，轉型升級是這個時代的主要任務。浙江經濟要實現率先轉型升級，必須從體制創新、制度創新、提升人力資本、培育企業家精神這四個方面入手:

(一)體制創新國有企業憑借行政特權控制市場準入，可獲得壟斷利潤。而民營企業卻只能在競爭領域苦苦掙扎。除此之外，不合理稅負、貸款政策歧視、扭曲的行政管理體制都嚴重阻礙民營企業發展。許多民營企業通過花大量精力向政府游說來獲得租金收入。還有不少民營企業將資金投入房地產、股票市場獲取投機收入。要改變這個局面，首先要改革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的產權限制和政策歧視，國有企業要堅決從競爭領域內部分退出。明確政府的職能是向社會提供社會公共產品和服務。其次是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條塊分割、部門本位、地方保護主義等舊行政管理體制的弊端日益突出，嚴重制約區域創新體系的形成。政府應率先打破壟斷、打破地方保護、引導市場向健康方向發展。第三是改革財政體制。政府財政體制應進一步層層細化，應基于現實情況分析，充分調動基層單位的積極性。

(二)制度創新通過制度創新可以推進分工演進，實現經濟增長。首先，制度可以引導資源分配，實現有效率的分工。一個效率較高的制度能夠減少交易成本，減少個人收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差異，激勵個人和組織從事生產性活動，使勞動、資本、技術等因素得以發揮其功能，從而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和實現經濟增長。其次，制度創新可以為分工演進提供激勵機制。制度創新的意義在于通過設定新規則，引導人們向制度設定的方向努力，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還可以把人們從既定財富分配的爭奪轉移到爭相創造財富的有序競爭中來。再次，制度創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分工演進。只有通過制度創新，降低交易成本，才能真正遏制投機行為，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三)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調整滯后性已成為影響浙江經濟結構調整的制約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獲得了快速增長，但是，浙江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卻顯得滯后。人力資本結構不合理主要是通過資產不平衡性影響人力資本總量積累，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人力資本水平的不平衡和其投入的不平衡是互為因果、互相加強的。因此，政府應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入，使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四)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的使命就是創新。熊彼特第一個明確界定企業家職能，他不僅把企業家提高到工業社會的英雄、偉大創新者的高度，而且強調企業家的職能是“創造性破壞”。企業家創新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起著重要推動作用。但是，目前我國民營企業發展勢頭明顯減緩，根源是企業家精神正在衰退，表現為:市場上的過度投機行為影響企業家創新，導致許多企業家把資金投入房地產;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許多企業家致力于尋租行為;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也阻礙了企業家創新前進的道路。只有重振企業家精神，才能推動企業家創新，進而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重振企業家精神具體可以從創新、合作、道德三個維度展開。其中創新是首要維度。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企業要在國際市場上獲得平等合作，需要在管理和技術兩方面積極開展創新。政府應建立起對企業的激勵機制。合作是重要維度。企業家要協調好與供應商、經銷商、發明者、政府官員的合作關系，要把有才能的人組織起來，授予其權力。政府應放松管制，營造寬松的市場環境。道德是必要維度。政府應引導企業建立有道德的企業文化。

四、相關政策建議

浙江政府通過對宏觀經濟領域的有效干預，使經濟獲得了顯著增長。但是，浙江政府的行政權力也向微觀經濟領域擴張，阻礙市場經濟發展、成熟。當前，應對政府功能進行明確界定，防范“政府失靈”。下一階段，要加速浙江經濟發展，必須率先進行政府改革，實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服務型政府不應過多介入微觀經濟領域，而應專注宏觀經濟領域，改革專業市場，合理規劃和整合區域產業，構建具有競爭力的區域創新體系。

(一)打造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是政府發展的高級階段，此階段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服務職能，而不是行政管理職能。公共服務的主要領域是教育、衛生、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公共安全、公共文化。服務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受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管理水平制約。發達的市場經濟是服務型政府的制度基礎，社會結構的多元化是服務型政府的社會基礎，高度法制化是服務型政府的法律保障，理性成熟的公眾是服務型政府的必要條件。具體而言，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主要是圍繞經濟建設這一中心，服務于企業發展的需要，服務于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服務于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其次是逐步明確以下職能:一是承擔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守夜人”職能。二是承擔規范市場經濟的職能。三是在提供公共產品上，集中財力辦大事，增加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四是鼓勵企業自主創新。五是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提升人力資本結構。

(二)治理專業市場頑疾專業市場與產業基地(塊狀經濟)是共生的經濟現象。浙江部分地區專業市場經歷了快速成長、又快速消亡，主要原因是市場交易費用大于遞增的規模報酬，使市場失去擴張的動力。改革專業市場，首先，要使專業市場由簡單的物業管理轉向為中小企業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實現向現代貿易公司轉變。其次，要積極發展電子商務和現代物流配送網絡。

(三)發展新型戰略產業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發展戰略型新興產業。新興產業是知識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發展新興產業對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重要作用。新興產業主要包括節能環保、信息技術、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七大領域。近年來，生產要素價格上升、能源緊張逼迫外向型經濟為主要特征的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發展戰略型新興產業首先要優化產業布局，引導產業集聚，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分工、協作。其次要制定、修改并完善扶持政策，為新興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四)區域創新體系升級區域創新體系本質上是一個社會系統(科研機構、企業、政府)，通過系統內的有效分工合作體系來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學習能力、創新能力(如圖)。根據創新動力可以將區域創新體系分為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政府與市場共同主導型。國外典型的創新體系有美國硅谷、日本筑波科學城、韓國大德科學城。國內比較典型的有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廣州高新區。從實踐來看，我國區域創新體系建設仍存在政策體制和協調機制不通暢的問題，各自為政的行政管理體制阻礙跨地區創新體系形成。浙江區域創新體系具有草根型，浙江企業知識創造能力、創新績效水平、創新環境等與上海、江蘇差距較大。政府科技投入占GDP比重、發明專利、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比重、單位GDP主要環保指標等強度性指標偏低，特別是知識獲取能力顯著落后于上海和江蘇，國內外科技合作不足。為適應經濟轉型的需要，浙江區域創新體系有必要通過加強基礎研究投入、促進產學研合作、高技術產業發展等來實現從基于分析知識的區域創新體系向基于綜合知識的區域創新體系升級。綜上所述，浙江經濟要實現從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向內生增長優勢轉變，必須首先從政府轉型開始，要積極推進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完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其次，必須跳出行政區域的限制，通過構建城市圈、都市圈、大區域圈來建設區域創新體系，不斷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和完善新的分工合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