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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據來源及樣本基本特征

研究數據來自2010年4月～6月筆者針對陜西眉縣獼猴桃生產農戶開展的實地調研。調查采用判斷抽樣，選取眉縣獼猴桃生產大鎮2個，即金渠鎮、齊鎮，并在上述2鎮中選取5個獼猴桃種植典型村，分別為紅星村、第二坡村、金渠村、關村庵村、雷村等。筆者采用走訪方式，每個典型村隨機選取30～45個農戶，每戶被訪者主要為男性戶主。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筆者采用一對一訪談，共發放問卷215份，剔除漏答、錯填等卷，得到有效問卷206份，

二、研究假設

計劃行為理論（TPB）由Ajzen（1977）提出，旨在解釋個體行為的決策過程，它將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視為決定行為意愿的控制變量，并據此理解和預測人的行為。結合TPB，筆者將影響農戶安全生產意愿的影響因素概括為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等，并作出以下研究假設。假設一：農戶安全生產的行為態度越積極，其安全生產意愿越強烈。行為態度是個體對行動所持的積極或消極的認知，即指個人對特定行動評估后給出的支持或否定的態度。依據TPB，行為態度是決定行為意圖的變量。假設二：農戶感知到的主觀規范越積極，其安全生產意愿越強烈。主觀規范是個體對特定行動作出決策時感知到的外界壓力，與自己有重要關系的人、團體、制度等對個體的行為決策會產生重要影響。依據TPB，主觀規范與行為意向呈正相關。農戶做出安全生產決策時，會受到來自家人的支持或反對、鄰里同行的認同或否定、合作組織和政府的鼓勵或束縛等。假設三：農戶知覺行為控制與其安全生產意愿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知覺行為控制是農戶用來感知并判斷執行特定行為難易程度的信念，主要來源于個體資源稟賦限制和預期障礙。依據TPB，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向呈正相關。農戶增強個體行為控制能力，克服個體在安全生產上的資源瓶頸和障礙，農戶開展獼猴桃安全生產的可能性會增大。

三、模型檢驗和數據分析

（一）信度、效度檢驗

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筆者在分析之前對問卷的信度、效度進行檢驗。Cranach’sAlpha系數作為測量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的重要指標，用來分析問卷中12個觀測變量的信度。各潛在變量的Cranach’sAlpha在0．713～0．845之間波動，問卷整體的Cranach’sAlpha為0．817。因此，本次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非常好，滿足數據分析的基本要求。

（二）結構方程檢驗

模型擬合優度檢驗時，筆者選取絕對擬合指標和增值擬合指標。檢驗結果顯示，絕對擬合指標（RMSEA＝0．098＜0．1、NFI＝0．903＞0．9）和相對擬合指數（AGFI＞0．9）均符合模型建議值，這表明，本處構建的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優度較好，滿足后續分析要求。

（三）結構方程數據分析

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等3個潛在變量對安全生產意愿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563、0．627和0．605，且在顯著水平5％的情況下表現顯著。這表明，各潛在變量與安全生產意愿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所以筆者先前依據計劃行為理論提出的假設成立。X1、X2和X3等變量作為衡量行為態度的工具，與行為態度的標準因子載荷系數分別為0．509、0．523、0．633，且通過顯著水平為5％的顯著性檢驗。筆者發現，農戶安全生產方式的培育源于個體家庭安全生產信息的接受和內化，借助多種渠道獲取的安全生產知識涉及藥劑施用、政府規制和服務等。農戶將信息內化并做出評估，構成了安全生產的行為態度。但是，農戶難以獲取準確的生產知識，加之政府服務的缺位，導致對獼猴桃安全生產的負面評價較多。通常情況下，農戶生產遭遇的規范有鄰里、安全法律法規、道德責任感、社會輿論等外界壓力，它們與潛變量主觀規范之間的標準因子載荷系數均大于0．5，且表現出顯著性，其中鄰里和社會輿論對農戶生產決策行為影響較大，而政府和合作組織的法律法規影響較弱。在微觀方面，政府和農業合作組織對農戶生產并沒有像之前研究認為的那樣顯著，它們傾向于關注產業鏈的經濟效益和銷售渠道，其安全生產法律法規既無法有效落實，也得不到農戶的認可。但是，理性的個體農戶在安全生產決策中，會借助政府的信息平臺、合作社的市場媒介增強自身生產控制能力，挖掘自身資源稟賦，這也驗證了假設3的成立。合作組織和政府的信息平臺豐富了農戶獲取產品信息的渠道，增強了農戶安全生產的決策能力。但是，農戶安全生產的現狀依然不容樂觀，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一是農戶安全生產的道德責任意識淡薄，加之農戶受教育程度的局限，現代化的生產技能未能有效轉化成安全生產；二是合作組織和政府的信息服務在果桃病蟲害防治中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以致降低了組織權威，組織所宣揚的安全生產也遭到質疑。

四、結論和建議

通過對陜西眉縣農戶獼猴桃安全生產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第一，農戶農產品安全生產意愿受其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控制的影響。如果農戶認同農產品安全生產，那么農戶安全生產的可能性會很大；加之外界關于安全生產的壓力和農戶較好的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則農戶安全生產的幾率大大增加。第二，政府的安全規制和信息服務、農業經濟合作社的組織機制等，對增強農戶知覺行為控制能力具有積極意義。基于上述結論，筆者建議：第一，培育農戶安全生產的責任意識，普及積極的道德輿論觀念，豐富輿論傳播渠道，讓農戶意識到農產品安全生產既是實現和擴大農產品生產效益的關鍵手段，也是延長農業產業鏈、增加農戶收入的長久之策。第二，積極開展農戶生產技能培訓和學習，有效推進農產品品種改良、病蟲害防治和藥劑施用，增強農戶安全生產能力。第三，發展農業經濟合作社，延伸農產品加工，加大農產品產業化深度，擴展農產品銷售市場，以期增加農戶農產品安全生產收益。第四，合理發揮政府在農產品安全生產方面的規制和服務功能，既要強化農產品安全生產知識的宣傳，落實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嚴格獎懲，又要聯動農戶、企業、科研機構和農業經濟合作社等利益主體，充分發揮政府農產品信息服務功能，以推動農戶作出安全生產的決策。

作者：杜斌康積萍李松柏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