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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藝術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祭祀中的民間舞蹈

王國維云：“歌舞之興，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又云：“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為職，以樂神人者也。”⑦無論這一說法是否正確，但在先民的意識中，舞蹈最重要的功能確實是在祭祀體現出來的。《尚書•伊訓》：“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①《易•系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②《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③都表明了祭祀和舞蹈是有密切聯系的。古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凡天靈、地礻氏、人神，皆能享其祀。祭祀除了繁瑣的儀式外，與儀式相匹配的音樂、舞蹈也成為祭祀的有機組成部分。《史記•孝武本紀》云：“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④可見先秦兩漢之時的民間祭祀也是很盛行的，同樣也伴有音樂、舞蹈。楚國是一個游牧、漁獵為主的民族，產生了眾多豐富多彩的神話傳說，這些神話中的人物往往成為人們精神寄托的需要。屈原《九歌》諸篇乃祭祀楚人之神而作，王逸云：“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⑤《漢書•地理志》也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⑥表明楚國人經常性的奏樂鼓舞，以此來取悅所祭祀的神靈。陳地近楚，也有和楚國相近的風俗。《詩經•陳風•東門之枌》毛《傳》云：“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⑦但《漢書•地理志》云：“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后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⑧鄭玄《詩譜》也說：“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⑨毛《傳》可能是本著諷刺的意旨進行解說的。從詩中“東門之枌，宛丘之栩”來看，子仲顯然是在樹下舞蹈，這與毛《傳》“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不相符合。《說文》引《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⑩古者社必立木，此處的枌、栩實際上都是社木，所以《漢書》、《詩譜》才有陳民好祭祀舞蹈的詮釋。《管子•輕重丁》云：“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歡笑超距，終日不歸。”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云“：超距，《史記•廉頗傳》‘：方投石超距。’《索隱》‘：超距，猶跳躍也。’此處當是指男女舞蹈相互游戲而言。今西南各兄弟民族中尚存此俗。”

文中說到“相睹樹下”，似乎也是就社祭而言。《史記•封禪書》說“越人俗鬼”，可見越人也有祭祀鬼神的習俗。到了漢代，統治者乃是楚人，所以承繼楚之遺風，亦以祭祀鬼神為務。《史記•封禪書》記高祖初定天下，乃在長安置祝官、女巫，攏集了梁、晉、秦、荊等許多地方的巫覡。輱訛輥而《孝武本紀》載：“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民間受此風氣之影響，于鬼神之事亦甚為泛濫，《扁鵲倉公列傳》記載人們生病竟然有“信巫不信醫”的風氣。《潛夫論•浮侈》載“：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表明在漢代，民間習巫之風盛行，普通民眾為了成為巫祝，竟連基本的產業都不顧了。總的來說，在物質生活極為低下的先秦兩漢時期，人們把精神寄托在虛無飄渺的鬼神身上，通過歌曲來表達內心的意愿，通過舞蹈來溝通神靈。巫和舞的緊密聯系，民間祭祀的普遍存在，表現了舞蹈也成為當時民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漢書•哀帝紀》載建平四年春，“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在漢哀帝時期，興起了一股宣揚和祭祀西王母的熱潮，這里說的“聚祠西王母”，從《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的記載來看，在民間的西王母祭祀中，唱歌、跳舞是必備的。遺憾的是，民間祭祀并不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所以文獻中很少有直接的記載，但我們可以通過相關文獻進行大體的推測。以祓禊舞為例，祓禊最早見于《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亦祓除釁浴。”鄭玄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①在祓禊之時，當時的統治階級中的天子諸侯和屬于被統治階級的富商大賈都有觀舞的傳統。張衡《南都賦》載：“于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云。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偠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于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儛，白鶴飛兮繭曳緒。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綿綿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蹩躠蹁躚。”②揚雄《蜀都賦》載：“若其吉日嘉會，期于倍春之陰，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范、畾、楊，置酒乎滎川之閑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厥女作歌，是以其聲，呼吟靖領，激呦喝啾，《戶》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及廟噆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踃馺應聲。其佚則接芬錯芳，襜袩纖延。”③《蜀都賦》沒有直接說是寫祓禊，但從“倍春之陰，迎夏之陽”的日期來看，也應該是寫此事。兩首賦一是寫天子，一是寫民間的富商大賈，他們在祓禊之時，設宴飲酒，起樂觀舞，以此來娛心悅志。相比較于天子諸侯、富商大賈，下層的普通民眾缺乏進行這種娛樂的物質基礎，他們多是聚在一起，自身投入到舞蹈活動中來，藉此進行交流和娛樂。《后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潔。”④劉楨《魯都賦》：“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于水游。”⑤從“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民胥祓禊”來看，當時的普通民眾都參與到三月上巳祓除不祥的節日中來。這些在先秦時就已經有了記載，《詩經•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⑥《后漢書•禮儀志上》引《韓詩》說：“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⑦認為《溱洧》一詩乃記三月上巳祓禊之事。《后漢書•禮儀志上》又引蔡邕說：“《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濱。蓋出于此。”⑧《溱洧》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謔”，⑨《論語》云“風乎舞雩，詠而歸”，男女相謔且有歌詠之內容，不太可能只是單純通過對話或者歌唱，恐會伴有舞蹈以更好地促進交流。

二、舞蹈的娛樂性

舞蹈是普通民眾在勞作之余放松身體的一種手段，也是青年男女相互交際的一種形式。舞蹈不屬于某個階級、某個民族，它是全民性的。《呂氏春秋•先識》載：“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謠如悲。”⑩《史記•貨殖列傳》：“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后宮，遍諸侯。”輯訛輥《鹽鐵論•通有》：“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于路，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此趙、中山之民好舞之證。《通有》又載：“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谷，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民鮆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輱訛輥此荊、揚之民好舞之證。還有上文提到的楚、陳之地祭祀性的舞蹈，實際上可能已經和祭祀的關系逐漸疏離，而成為普通民眾聚會娛樂的一種形式。關于其他地方的民眾也有舞蹈習俗的證據也有很多，舉上之例，可窺全民舞蹈之一斑。《左傳•定公十年》云：“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輲訛輥是說朝廷之祭器，不出宮門；朝廷之雅樂，不能在野外演奏。但顯然這種禮儀并不能有效地約束人們的行為，《墨子•非樂上》引《武觀》云：“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夏啟荒淫無常，在野外宴會，舉行萬舞表演。君主尚且不遵從“嘉樂不野合”的禮儀，更遑論普通民眾了。上文說到普通民眾在社進行舞蹈表演，實際上，作為基層的組織形式，社逐漸脫離了祭祀的性質，成為民眾進行交流的重要場所。《藝文類聚》卷三十九引《淮南子》：“窮鄉之社，扣甕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①普通地方的民眾在各自的社里，敲打著樂器，唱著歌，跳著舞，借此來娛樂身心。《墨子•明鬼下》“：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②加上鄭國的溱洧、陳國的宛丘，這些地方已經成為青年男女進行集會、高歌起舞的大型場所。除了群眾的集體性舞蹈，還有民間的宴會舞蹈。

《詩經•小雅•鹿鳴》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古時宴客主人必備禮樂飲食，以使客人得到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滿足。這一習慣不止是統治階級擁有的，就連普通民眾也會如此。《鹽鐵論•崇禮》記載：“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③這里的家人就是指普通民眾，《漢書•董賢傳》：“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顏師古注“：家人，猶言庶人也。”④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蘇輿注：“所謂家人，即民也。”⑤由此可以看出，在漢代，即使作為普通民眾，在宴請賓客之時也有請“倡優奇變之樂”的傳統，而倡優的表演是伴有舞蹈的。當然，在當時物質生活極為低下的情況下，普通民眾的平常宴客似乎不可能也是如此，或許只有在特殊場合如結婚、生子、喪葬、及冠之時才會有此。而且這也是對生活相對富裕的民眾而言，對于貧者，三餐尚為之憂愁，恐無余資進行大規模的宴樂。《鹽鐵論•散不足》說：“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⑥只言“富者”、“中者”，可見請客宴樂非貧者所能及。主人客人并不是僅僅欣賞舞蹈就滿足了，若飲酒而酣，他們也會離席高歌起舞，即《禮記》所云“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⑦者。例如《左傳•襄公十六年》之“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⑧《史記•項羽本紀》鴻門宴之項莊“拔劍起舞”，⑨《漢書•李陵傳》之李陵在匈奴置酒與蘇武別，“陵起舞”，⑩都說明了這一點。普通民眾是否亦如此，歷考諸書，未曾得見，然《尚書大傳》卷三引《湯誓》：“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輯訛輥則是夏民亦有相聚飲酒之俗，既相和而歌，則或許也伴有舞蹈。《鹽鐵論•散不足》云：“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輰訛輥此云“彈箏鼓缶”，或只云“樂”之一端，而唱歌、跳舞亦皆有之。《藝文類聚》卷七十三引晉人周處《風土記》：“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取太素圜盤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舉。”輱訛輥民俗是一個民族的文明、文化經過歷史的長期積淀而形成的，此書雖然是晉人周處所著，但這種習俗必然產生得更早。同時這則材料說鼓盤成節而舞，也間接證明了上文“彈箏鼓缶”也應是為舞蹈而演奏。

三、民間舞蹈與上層舞蹈的互動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采詩以觀風俗的傳統，認為詩歌客觀地反映了民眾的生活意愿、對國家政策的意見等等，因此統治階級希望通過采詩來反省自己的統治。舞蹈也有這種作用，《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載“：《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輲訛輥這里的陳氏指的是田常，他通過大量的惠民措施使民眾的生活過得富裕，而民眾則通過唱歌和舞蹈來表達對田常政策的歌頌。觀舞以知其德，所以民間舞蹈很早就被統治階級納入朝廷禮制。《周禮•春官•旄人》“：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鄭玄注云：“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疏云：“云‘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為散，故以為野人為樂善者也。云‘若今黃門倡矣’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之內，故舉以為說也。”輳訛輥這里的散樂實際上是指被納入朝廷舞蹈系統的民間舞蹈。例如漢代的《巴渝舞》，《華陽國志•巴志》載漢高祖之時：“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生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之，今所謂‘巴渝舞’也。”輴訛輥漢高祖很喜歡賨民打仗時的舞蹈，所以命令樂人學習，從而成為漢代宮廷舞蹈的一部分。司馬相如《上林賦》有“《巴俞》、《宋》、《蔡》，《淮南》、《干遮》”①之句，李尤《平樂觀賦》有“《巴渝》隈一，逾肩相受”②之句，除了《巴渝舞》，《宋》、《蔡》、《淮南》等可能都是當時的地方舞曲，因受到統治者喜愛而被經常性的表演。又如漢代的靈星舞，《后漢書•祭祀下》載：“祠靈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蕓薅、驅爵、獲刈、春簸之形，象其功也。”③祠靈星的舞蹈是模仿農業的一些列動作，如除草、耕種、驅雀等，這些似乎不可能是統治階級自行創造的，應該是根據普通民眾祈農時的舞蹈改編而來。各個地方的舞蹈具有各地方的特色，而統治階級的需求是不一樣的，因而統治階級廣泛的采取各個地方的舞蹈，以滿足他們娛樂的需求。除了上面提到的《巴渝》、《宋》、《蔡》、《淮南》等舞蹈，還有許多其他地方的舞蹈。據《漢書•禮樂志》的記載，當時朝廷內部有邯鄲鼓員、江南鼓員、淮南鼓員、巴俞鼓員、楚嚴鼓員、梁皇鼓員、臨淮鼓員、沛吹鼓員、陳吹鼓員、商樂鼓員、東海鼓員、秦倡員、秦倡象人員、楚四會員、巴四會員、銚四會員、齊四會員、蔡謳員、齊謳員，④這些地方上的音樂增加了統治者生活的豐富程度，滿足了統治者娛樂的需求。但各地方的音樂是不同的，《禮記•樂記》載子夏對魏文侯語：“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⑤舞蹈的節奏和音樂的緩急是相聯系的，音樂不同，也需要有不同的舞蹈與之配合，而這些舞蹈人員也應是從當地選拔出來的。從《禮樂志》“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⑥的記載來看，統治者不僅搜集各地的音樂人員，同時與各地音樂相配合的舞蹈人員也招入朝廷。漢高祖所幸之定陶戚夫人，漢文帝的寵妃邯鄲慎夫人，漢宣帝母涿郡王翁須，皆是能歌善舞之人。還有漢武帝時中山李延年，其父母兄弟姊妹均為“故倡”。當時各地善于舞蹈的人員被皇帝選中，又因舞蹈而受到皇帝的喜愛。除了搜集各地舞者，也還收集各地舞蹈。《樂府詩集•舞曲歌辭》云：“自漢以后，樂舞寢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雜舞用之宴會。”

⑦又云“：雜舞者，《公莫》、《巴渝》、《盤舞》、《鼙舞》、《鐸舞》、《拂舞》、《白纻》之類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陳于殿庭。蓋自周有縵樂散樂，秦漢因之增廣，宴會所奏，率非雅舞。”⑧《拂舞》、《白纻》是漢以后產生的，暫且不論。《公莫》、《巴渝》、《盤舞》、《鼙舞》、《鐸舞》在漢時是極受統治者歡迎的，畢竟郊廟祭祀之雅舞雍容和緩，過于端莊，不適合統治階級娛樂的需求，更多的是滿足政治的需要。因此，自由散漫，節奏清明歡快的民間舞蹈成為統治者的最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統治者對民間音樂、舞蹈形式的喜愛，當時民間形成了一種學習音樂、舞蹈以求富貴的風氣。《史記•貨殖列傳》云中山之地，男子“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后宮，遍諸侯”⑨。又云：“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⑩中山、趙、鄭等地的民眾拋棄了基本的產業，去學習音樂、舞蹈，以期待能改變貧苦勞累的生活狀態。在當時，甚至出現了專門培養舞蹈人員以牟利的行業，從漢宣帝母親王翁須的事跡可以窺見大概。《漢書•外戚傳上》載：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于史皇孫。……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乃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為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乃始共求媼，媼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后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媼與乃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翁須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媼與乃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媼與翁須共宿。明日，乃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乃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輯訛輥王翁須八九歲的時候，寄居在劉仲卿家。劉仲卿讓她學習歌舞，然后偷偷的賣給邯鄲大賈長兒。后來太子舍人到長安求擅長歌舞的藝人，長兒便將她和其他幾人一起送到太子家。從上引《史記》來看，故事的很多內容很可能是史家的美化之言。但無論如何，王翁須算是個幸運兒。但像王翁須這樣的人畢竟少數，漢樂府《相逢行》：“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①《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云：“自云倡家女，嫁為蕩子婦。”②大多數舞者最終成為娛樂他人的工具，難以擺脫凄慘的命運，就像白居易《琵琶行》中“老大嫁作商人婦”的琵琶女，仍舊過著悲苦的生活。

四、余論

以上是我們對先秦兩漢民間舞蹈的初步探討，顯然還有眾多值得探究的地方。例如是否所有的祭祀都與舞蹈有關？《易林•蒙之否》：“操黍巨鄉畝，祈貸稷黍。”③《說苑•復恩》淳于髡諫齊王語舉例：“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谷百車，蟹堁者宜禾。’”④與政府組織的祠田不同，這種個人帶著菲薄的祭品到田間地頭進行祈禱的活動似乎是不可能有舞蹈的。又如我們談論到舞蹈的祭祀性和娛樂性，但其健身性、兼容性、政教性等均未涉及。以健身性為例，《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說“：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郁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⑤認為在陶唐氏作舞以此來紓解民眾的筋骨，即是說陶唐氏是本著使民強健的目的而作的舞蹈。除了舞蹈的特性，還有舞蹈與其他娛樂方式的關系也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如與戲劇的關系。漢代的歌舞劇《公莫舞》中出現了“轉”、“轉輪”、“弩心”、“推排”等舞蹈動作術語，⑥表明當時的劇本寫作中已經十分重視演出情景和舞蹈動作的關系。以上種種，都說明對于先秦兩漢的民間舞蹈還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必要，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引起人們對它更多的關注。

作者：魏代富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