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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迅速提升了我國在國際出口市場中的份額，同時我國出口貿易的結構也發生了重大改變，這在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真正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的不是出口數量，而是出口質量，即出口貿易的技術結構。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重點已經從出口貿易的總量轉移到了出口貿易的質量上來。本文從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的文獻綜述、出口技術結構的刻畫、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發展現狀三個角度進行述評。

一、關于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的文獻綜述

作為世界商品市場的出口大國，我國出口技術結構對世界出口市場有重大影響。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的發展現狀是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重點，在怎樣度量我國出口技術結構、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的發展變化等方面獲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關于怎樣度量我國出口技術結構，DaniRodrik(2006)基于HS分類的6位碼出口數據，從不同產品技術含量的角度對我國的出口結構進行定量評價，認為我國致力于較高生產率產品的生產，我國的出口結構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國家，而和高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是相同的。Schott(2008)采用出口相似性指數以及美國從世界各國進口的產品數據，比較了我國和非OECD國家與OECD國家(不包括美國)的出口相似性和出口產品單位值，發現我國與OECD國家出口的相似性指數為0.39，遠高于具有相似人均GDP和技術稟賦的其他國家。Jarreau和Poncet(2010)采用Rodrik(2006)的指標度量了跨國的出口復雜度，發現無論是我國內資企業還是非內資企業的出口產品復雜度都要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國家的出口復雜度水平；在1997~2009年間，我國省際出口復雜度存在較大差異，而這種差異能夠顯著地解釋地區增長差距。

在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發展變化方面，Lall等（2006）計算了我國出口貿易的復雜度指數，根據世界排名，沒有發現我國出口品的相對技術復雜度有明顯的提高。魏浩、毛日異、張二震（2005）在對制成品按照技術結構合理分類的基礎上，揭示了1997～2003年我國貿易結構的狀況。樊綱、關志雄、姚枝仲(2006)提出了四種基于貿易品技術分布的結構分析法，即競爭互補指數、競爭壓力指數、技術高度曲線和貿易品技術分類方法，并結合這些方法分析了我國的對外貿易結構，結果發現我國出口結構在不斷優化，尤其表現為中高技術和高技術產品出口份額的增加，中等技術產品占我國目前出口中的最大份額，而進口仍以中高技術產品為主；我國出口品的技術含量和技術高度數值有所提高，但還沒有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齊俊妍（2006，2008，2009）基于產品技術含量和技術附加值分布的視角，總結了我國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的特征，同時發現，對于最能反映一國技術深度的中等技術品和需要自主知識產權、較高研發投入的高技術產品，我國并不具備比較優勢和競爭力。杜修立和王國維(2007)構建了測度出口貿易技術結構的方法，分析我國20多年來出口技術結構的變動，認為我國出口貿易的整體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OECD國家相比仍然偏低，僅表現出微弱的向世界水平收斂的趨勢；我國出口貿易的技術結構高度沒有顯著提高，但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趨勢。姚洋（2008）提出產品國內技術含量概念，基于投入-產出表檢驗全國及江蘇省、廣東省的國內技術含量，通過計算發現全國1997～2002年間技術含量沒有明顯提高，但通過廣東的發展經驗推測我國出口品的國內技術含量水平下降只是暫時現象。蘇振東（2009）基于關志雄（2002）和Lall（2006）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國對東盟各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及變遷，認為我國對東盟10國的貿易結構在惡化，東盟各國的經濟規模對我國出口技術結構有顯著影響。祝樹金（2009）通過計算中印兩國的出口貿易技術復雜度，發現我國貿易技術結構優于印度，兩國之間存在上升的互補趨勢，可以實現共贏局面。許斌(2010)發現我國出口技術復雜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一致，我國的出口技術復雜度并沒有Rodrik(2006)所認為的那么高。

二、出口商品技術結構的測度方法

對于國際貿易產品的技術分類，傳統的方法是參考官方或是相關機構公布的高技術產品目錄，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按照產品的技術含量再進行歸類。主要有以下兩種方式：第一，OECD根據產業研發投入的密集程度分為高技術產業、中高技術產業、中低技術產業和低技術產業四大類；第二，Lall（2000）提出的分類標準，是最早也是目前關于出口產品技術分類的主要方法，本文主要依據該方法進行分析。

根據高技術產品目錄或者產品生產涉及的技術活動以及要素投入，可以對出口產品進行技術分類，進而通過考察一國不同技術分類的產品構成的變化來反映出口技術含量的變遷。簡單地可以將產品區分為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規模密集型以及以差異化為基礎和以科技為基礎的制成品等不同類型(Pavitt，1984；Lall，2000)，這些分類標準并不特別明顯。Lall(2000)綜合考慮不同產品生產的要素投入、技術活動、規模經濟、進入壁壘以及學習效應，對已有分類標準進行了合并和拓展，對應于出口產品的SITCRev.2的三位數分類代碼，建議使用一種出口品的技術分類標準。他將239種產品按照技術構成分成以下五類：初級產品(PP)、資源性產品(RB)、低技術制成品(LT)、中等技術制成品(MT)和高技術制成品(HT)；然后再將四類制成品細分為九類，如表1所示。

這一技術分類方法簡便易操作，只需要知道所比較國家在樣本期間的細分產品數據，就可以根據各國或地區每類產品占比的變化判斷一國或地區出口技術結構的變動。Lall（2000）用這種方法對主要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技術結構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技術結構存在一定的技術依賴，這對經濟增長有一定作用；在世界貿易中低技術產品增長慢，而中高技術產品增長快。

三、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發展現狀

1．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現狀。本文按照Lall（2000）的方法，從聯合國網站上收集整理了我國出口產品的SITCRev.2的三位數分類代碼數據，通過分類整理后得到我國出口技術結構變化走勢圖，如圖2所示。從圖2我們可以看到我國資源型產品出口在制成品出口中占比一直較小，并有繼續下降的趨勢；低技術產品所占比重最大，但下降幅度也是最大的，1992年這一數據為59.62%，到2010年下降為31.22%；中技術產品占比相對穩定，從20%穩步上升到2010年的28.33%；高技術產品占比明顯上升，在2010年達到制成品的1/3。中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可以反映出我國的出口產品中技術含量的水平，2010年中高技術產品出口之和占比達到60.5%，由此可知我國出口產品技術結構從1992年得到明顯的改善。

2.我國出口技術結構的特殊性。作為技術比較落后的國家，我國也出口高端的電子產品等，一些研究也認為我國出口技術水平顯著高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國家，但并不能由此認為我國已經具備生產這些高技術產品的能力。由于產品生產過程分割的細化，全球生產網絡的完善以及全球外包的盛行，跨國公司將高技術產品生產中的低附加值或低技術生產環節轉移到我國，我國進口具有高技術復雜度的中間產品，經過簡單的加工和裝配之后再出口高技術復雜度的最終產品。如果因此將出口產品的全部出口額都計算在我國產生的附加值，那就高估了我國的出口技術結構。

筆者認為在度量出口技術結構時應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剔除掉我國加工貿易的影響以及國外技術貢獻。如圖2所示，2000年以來,我國加工貿易在總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而這大部分是由外資企業來完成的。加工貿易主要包括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其最大特點就是“兩頭在外”。我國部分出口產品所表現出來的高技術水平,就是因為這些產品生產通過進口技術復雜度高的中間產品,在國內經過簡單的裝配和加工之后,再進行出口的結果。

二是要正確反映出口產品的質量。如果以出口產品的單位價格來反映質量,那么長期以來,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都要低于其他國家出口的同類產品(Schott，2008)。Lall(2000)的分類方法、Rodrik(2006)等指標方法均忽略了各國在出口相同產品方面的質量差異,因此可能高估我國出口技術結構。

三是需要考慮到我國收入水平和出口貿易的地區不平衡。我國沿海省份的貿易開放程度遠遠高出內地絕大部分省份,我國出口中的大約90%是由東部沿海地區來完成的,而這些省份的人均收入顯著高于我國平均水平(許斌,2006,2010)。因此,如何考慮我國出口貿易以及經濟發展的這些特征,設計科學合理的綜合指標體系是有效衡量我國出口貿易技術結構的關鍵。